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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把中弯钳、8把直钳、7个针持、6把扁桃体钳，小弯钳、蚊弯钳、鼠齿钳、手巾钳、手术剪刀各4把，刮匙、取石钳、短镊、长镊、手术刀各2把，胆道探条2条，海绵钳、短密克斯脱、长密克斯脱、花生米钳、爱迪生镊子各1把，吸引器头、甲状腺拉钩、阑尾拉钩各1个，再加上常用的纱布、缝线、缝针、别针、塑料带等，这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台肝左叶切除手术所需要的全部器具。
这是2014年8月6日，樊嘉每周一天的手术日，接受手术的是一名33岁的男子，术前诊断为原发性肝癌。主刀医生樊嘉是中山医院院长。在这台手术之前，他已经做过将近8000台肝脏手术。
患者在上午8时45分接受麻醉，9时整正式开始手术。10时25分，樊嘉到达手术室，这之前手术的“进腹”工作已经由他的两个助手完成，他穿上手术衣、戴上乳胶手套，走上手术台开始操刀。
上海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摄影/ 龙海
手术室里，监护仪匀速发出“滴、滴”的声音，间或发出的“滋、滋”声来自吸引器，每次发声就意味着手术过程中遇到出血较多的情况，要靠吸引器把渗出的血液吸出手术部位，以方便主刀医生操作。
血液的腥味反倒并不明显，充斥鼻腔的是一种类似“烧烤”的气味，这是医生在使用高频电刀进行切割或凝血。由于电刀的温度较高，接触人体脏器的部位会瞬间呈现焦褐色，产生的味道随着冒出的一缕缕白烟弥散开来。
患者的腹部已经被剖开，用拉钩固定住，以使手术部位充分暴露，就像一个张开的碗口大的鱼嘴。无影灯下，病人的脏器随着呼吸的节奏鼓动着，一翕一合。樊嘉从护士手里不假思索地接过各种不同的器械，轻声地和两位助手交流患者的病情。切割、缝合、结扎，所有的步骤一次到位。
10时42分，樊嘉脱下手术衣和手套，不是一天工作的结束，而是走向另一间手术室。病人的腹腔同样已经由他的助手打开。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针对患者的肿瘤，樊嘉要决定“怎么个切法，切多大范围”，并主刀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事实上，从登上手术台到做出对手术方法的决定，他只有“几十秒，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樊嘉认为，直到2005年前后，他做肝脏手术才开始有了娴熟自如的感觉和快速决断的能力。如果从他获得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1995年算起，到那时候已经有10年的时间；而如果从他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南通医学院的1978年算起，这位医生已经为成为一个肝脏手术的高手做了27年的准备。
学医之前，樊嘉是淮南纺织厂的一名机修工。在工厂，除了锻炼动手能力之外，他遇到机器坏了，就会去钻研机器为什么会坏、原理是什么。这一套面对机器的思维方式，成为后来做好医生所不可或缺的。他把这称为“悟性”。
樊嘉的另一专长是肝移植。在他主刀过的肝移植手术中，有一例移植的肝脏捐赠者是一名因车祸丧生的5岁小孩子，而受捐者是一名年龄22岁、体重55公斤的成年人。肝脏是人类腹腔中最大的器官，成人的肝脏一般重1500克左右。按照技术原则，移植肝与受捐者的体重比应大于0.8%，因此受体需要一枚至少400多克的肝脏。但那位捐赠者的肝脏只有不到200克，悬殊巨大。
但樊嘉最后仍然选择完成这一手术，原因是他考虑到肝脏的再生能力非常强，正常情况下人体肝脏在3天内开始增生，6个月内就可达到原肝重量，而小孩肝脏的再生能力更强，有希望短时间内满足受者的身体需求。正是这一非常大胆的决定，让这名患者一直健康生活到今天。
但樊嘉显然不同意，这样的手术靠的仅仅是“大胆”。虽然探索和创新是医学进步的规律，但是每一次的探索和创新，都建立在对病人病情的精准把握，以及深厚的理论和经验储备的基础上。
樊嘉说，面对复杂的病情，他在跟病人家属沟通时，会考虑手术的难度，按照50%～60%的口径告知风险程度；但他自己内心如果没有90%的把握，是不会决定开刀的。而手术的成功，则给樊嘉带来持久的职业满足感，无论是他自己的第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还是主刀世界上第一例母女同为受体的劈裂式肝移植，都是这种大胆探索和深厚积累的结合。
很多人都认为，由于经常会在手术台上面对极端情况，大多数外科医生都是控制狂，但樊嘉身上似乎并没有这种迹象。他的平易近人似乎并不是一种修养，而更像是一种天生的禀赋。
8月6日上午，当樊嘉从第一台手术的手术室出来后，旋即开始做第二台。手术刚开始五分钟，樊嘉的左手食指就被操作失误的助手刺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是肝右叶部分切除术，很难说会否有病毒侵入。但樊嘉也只是稍微提高了一下声调，教训了两句“太不小心”，同时马上脱掉橡皮手套，让护士拿来皮肤消毒液冲洗，他并没有发脾气。
和大多数其他医生一样，对樊嘉而言，职业生涯最大的挫败感往往来自病人和家属的一些不合理举动。他提到，有一位家属从七八年前上访一直到现在，一直不接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结果。但他的语气中并没有太多的怨气和委屈，好像是在讲述一件别人的故事一样。
其实，这种素养的养成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先天性格，更多的，是樊嘉在医疗实践中所培养起来的专业主义精神。出生于1958年的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樊嘉觉得“医生要在40多岁以后才开始最好的时期”。经过漫长的磨炼，工作于他而言，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乐趣。
当记者向樊嘉求解医患矛盾的解决之道时，他认为，“秩序”“规矩”，是最终的解决之道。“无论是医生，抑或患者，整个社会，只要各尽其责、各守其分，就能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
采访结束后拍照的过程中，摄影师希望樊嘉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那样可能会显得“霸气”一点。但樊嘉拒绝了，他说平时查房他最讨厌医生的手那么放，或者把手背在身后，那样不像是服务病人的样子。最终，他按照平常的习惯摆了一个“姿势”：双臂自然垂下，两手相叠，放在身前。
这是2014年8月6日，樊嘉每周一天的手术日，接受手术的是一名33岁的男子，术前诊断为原发性肝癌。主刀医生樊嘉是中山医院院长。在这台手术之前，他已经做过将近8000台肝脏手术。
患者在上午8时45分接受麻醉，9时整正式开始手术。10时25分，樊嘉到达手术室，这之前手术的“进腹”工作已经由他的两个助手完成，他穿上手术衣、戴上乳胶手套，走上手术台开始操刀。
手术室里，监护仪匀速发出“滴、滴”的声音，间或发出的“滋、滋”声来自吸引器，每次发声就意味着手术过程中遇到出血较多的情况，要靠吸引器把渗出的血液吸出手术部位，以方便主刀医生操作。
血液的腥味反倒并不明显，充斥鼻腔的是一种类似“烧烤”的气味，这是医生在使用高频电刀进行切割或凝血。由于电刀的温度较高，接触人体脏器的部位会瞬间呈现焦褐色，产生的味道随着冒出的一缕缕白烟弥散开来。
患者的腹部已经被剖开，用拉钩固定住，以使手术部位充分暴露，就像一个张开的碗口大的鱼嘴。无影灯下，病人的脏器随着呼吸的节奏鼓动着，一翕一合。樊嘉从护士手里不假思索地接过各种不同的器械，轻声地和两位助手交流患者的病情。切割、缝合、结扎，所有的步骤一次到位。
10时42分，樊嘉脱下手术衣和手套，不是一天工作的结束，而是走向另一间手术室。病人的腹腔同样已经由他的助手打开。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针对患者的肿瘤，樊嘉要决定“怎么个切法，切多大范围”，并主刀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事实上，从登上手术台到做出对手术方法的决定，他只有“几十秒，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樊嘉认为，直到2005年前后，他做肝脏手术才开始有了娴熟自如的感觉和快速决断的能力。如果从他获得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1995年算起，到那时候已经有10年的时间；而如果从他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南通医学院的1978年算起，这位医生已经为成为一个肝脏手术的高手做了27年的准备。
学医之前，樊嘉是淮南纺织厂的一名机修工。在工厂，除了锻炼动手能力之外，他遇到机器坏了，就会去钻研机器为什么会坏、原理是什么。这一套面对机器的思维方式，成为后来做好医生所不可或缺的。他把这称为“悟性”。
樊嘉的另一专长是肝移植。在他主刀过的肝移植手术中，有一例移植的肝脏捐赠者是一名因车祸丧生的5岁小孩子，而受捐者是一名年龄22岁、体重55公斤的成年人。肝脏是人类腹腔中最大的器官，成人的肝脏一般重1500克左右。按照技术原则，移植肝与受捐者的体重比应大于0.8%，因此受体需要一枚至少400多克的肝脏。但那位捐赠者的肝脏只有不到200克，悬殊巨大。
但樊嘉最后仍然选择完成这一手术，原因是他考虑到肝脏的再生能力非常强，正常情况下人体肝脏在3天内开始增生，6个月内就可达到原肝重量，而小孩肝脏的再生能力更强，有希望短时间内满足受者的身体需求。正是这一非常大胆的决定，让这名患者一直健康生活到今天。
但樊嘉显然不同意，这样的手术靠的仅仅是“大胆”。虽然探索和创新是医学进步的规律，但是每一次的探索和创新，都建立在对病人病情的精准把握，以及深厚的理论和经验储备的基础上。
樊嘉说，面对复杂的病情，他在跟病人家属沟通时，会考虑手术的难度，按照50%～60%的口径告知风险程度；但他自己内心如果没有90%的把握，是不会决定开刀的。而手术的成功，则给樊嘉带来持久的职业满足感，无论是他自己的第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还是主刀世界上第一例母女同为受体的劈裂式肝移植，都是这种大胆探索和深厚积累的结合。
很多人都认为，由于经常会在手术台上面对极端情况，大多数外科医生都是控制狂，但樊嘉身上似乎并没有这种迹象。他的平易近人似乎并不是一种修养，而更像是一种天生的禀赋。
8月6日上午，当樊嘉从第一台手术的手术室出来后，旋即开始做第二台。手术刚开始五分钟，樊嘉的左手食指就被操作失误的助手刺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是肝右叶部分切除术，很难说会否有病毒侵入。但樊嘉也只是稍微提高了一下声调，教训了两句“太不小心”，同时马上脱掉橡皮手套，让护士拿来皮肤消毒液冲洗，他并没有发脾气。
和大多数其他医生一样，对樊嘉而言，职业生涯最大的挫败感往往来自病人和家属的一些不合理举动。他提到，有一位家属从七八年前上访一直到现在，一直不接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结果。但他的语气中并没有太多的怨气和委屈，好像是在讲述一件别人的故事一样。
其实，这种素养的养成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先天性格，更多的，是樊嘉在医疗实践中所培养起来的专业主义精神。出生于1958年的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樊嘉觉得“医生要在40多岁以后才开始最好的时期”。经过漫长的磨炼，工作于他而言，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乐趣。
当记者向樊嘉求解医患矛盾的解决之道时，他认为，“秩序”“规矩”，是最终的解决之道。“无论是医生，抑或患者，整个社会，只要各尽其责、各守其分，就能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
采访结束后拍照的过程中，摄影师希望樊嘉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那样可能会显得“霸气”一点。但樊嘉拒绝了，他说平时查房他最讨厌医生的手那么放，或者把手背在身后，那样不像是服务病人的样子。最终，他按照平常的习惯摆了一个“姿势”：双臂自然垂下，两手相叠，放在身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