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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课的前半节，与平时没有任何的两样。
我给学生讲授的内容是《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保护》。多种多样的生物有三大价值：直接价值，间接价值，潜在价值。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我们人类要保护它们。这些内容我已烂熟于心，自然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娓娓而谈。
给学生讲完课，我正要做知识小结，有学生举手了。
“老师，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价值吗？”
“那当然。”我没有犹豫，语气斩钉截铁。
“既然有价值，那么就一定要保护它们？”
“那当然。”我不假思索，语气不容置疑。
“那么，麻雀呢？”提问者显然是有备而来。
“麻雀么？麻雀……”我掉进陷井了？
“麻雀是‘四害’。”
“毛主席老人家也说要消灭麻雀呢！”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这是郭沫若说的。”
在我极力搜索大脑中与麻雀有关的信息时，下面的“炮弹”纷至沓来。
“这些认识……也不一定正确嘛，麻雀……也有好的一面，它至少……可以吃害虫，还是有些生态价值的。”我的话很苍白，大有蒙混过关的嫌疑。
“麻雀吃粮食更厉害呢。”
“吃害虫？吃什么害虫？没有麻雀，别的鸟也可吃虫啊！”
“麻雀吃的一定是害虫吗？益虫也吃吧，它有一双慧眼，能区分害虫和益虫？”
唧唧喳喳，问题太多，我不知该回答哪一个，又不知该如何回答。
……
……
……
“大家的想法很好，我们暂时放下这个问题，下次课，老师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答案。”生物科代表李源救场了，估计他已看到了我额头沁出的那几滴汗珠。
新课小结我是在慌乱中作出的，其实，我也不知这小结作了什么。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今天的这“惑”呢，解了吗？我满脑子里飞的是麻雀，飞得我的脑子一团乱麻。
下课铃响，我逃出教室，一头钻进图书馆。
次日，生物课。我大步迈入教室，将一沓讲义放在讲台上。环视教室一周，很静，眸子很亮。学生似乎在等候着什么。
“同学们，下面我们开始上课了，这节课我们要谈的是……”这是我上新课的惯用语，学生早已谙熟，我拿起一支粉笔，停顿。下面的眸子顿时黯淡了许多，包括李源，或许老师早已忘记了上次课还欠他们“一个完满的答案”呢！
我微微一笑，转身，在黑板正中写下两个大字“麻雀”。
没有欢呼，更静，但我知道，他们的心中已泛起了涟漪。
1955年，毛泽东同14位省委书记商写农业40条，其27条规定：自1956年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要消灭麻雀的起因是农民反应，麻雀吃粮食太厉害了。
1956年，实验生物学家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上发言：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还以普鲁士腓特列大帝为例，说明灭雀的危害。
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鲁迅三弟）发表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周以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还指出，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说“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乱子？”。
1957年10月，第27条规定改为：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未按规定执行，其中上海市进行了二次灭雀大战，在规定的时间内，人们用掏窝、捕打、敲锣打鼓、放鞭炮等方式，轰赶得它们既无处藏身，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最后心脏破裂而死。上海共灭雀60万只，雀卵27万只。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毛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因为这句话，据粗略估算，全国灭雀19亿6千万只。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时候，全国各地虫灾肆虐。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个地解剖其嗉囊和胃，以求得各种食物和容量的数据，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育雏，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麻雀问题要辩证地看，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说：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不同，有些科学家提倡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中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除“四害”口号改为“除掉老鼠、苍蝇、蚊子、臭虫”，至此，给麻雀以这种方式正式“平反”。
2000年，麻雀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一气呵成，倒出我所知道的麻雀知识。
“各位有什么看法吗？可以自由发表。”我自然不想就给学生这些。
沉默。
窃窃私语。
激烈的争论。
最后又归于平静。
我几乎成了多余的人。
“虫害的发生，与灭麻雀有关，但不应全归功于麻雀。”
“何以见得？”
“用那种方式灭雀，受害者不仅是麻雀，肯定还有更多更大量的食虫鸟同时遭受灾难，众多的食虫鸟死亡，食物链被破坏，虫害自然就加剧了。”
“麻雀吃虫子，雀鹰吃麻雀，没有了麻雀，这条食物链就断掉了，引发生态危机，这很可怕！”
“据说麻雀是味中药，有人工饲养吗，怎么养？”
“鸟是不是一定要分出益鸟和害鸟呢？我认为这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不能单纯地以人类的思想和立场为标准去判断动物的价值。”
“人类为什么不能慷慨点，给他们一点粮食？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粮食产量太低。粮食生产，任重道远啊。”
“周建人的观点现在还正确吗？大自然的顺民有什么不好，人类总是想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什么就不能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呢？失掉了均衡不会闹乱子吗？”
“麻雀不是四害了，老鼠还是吧，还要消灭他们吗？病毒呢，也要保护？”
“繁殖季节，麻雀吃害虫，应加以保护，而待到秋季它们危害作物时，再进行控制。”
“这个想法当然不坏，但要实行，恐怕要做更进一步的实验。”
……
……
……
哦，这些小脑瓜子里究竟藏着多少的想法，藏有多少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呀！我为什么必须回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呢？老师真的能给学生“一个完满的答案”吗？我们总是在强调“解惑”，某些“惑”，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惑”，眼下解得了吗？既然如此，何尚不能把它作一颗种子播下去呢？我坚信，它总会顽强留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直到寻找到它们发芽的土壤。“麻雀”课收场了，问题多多，我却轻松，且喜悦。
有意无意间，一个个我无法解答的问题被我“不负责任”地抛给学生们，让他们为此兴奋，为此沉迷，为此大伤脑筋，搅得他们睡不着觉。我以此为乐事，每节课，只要有机会。
我还告诉他们，我暂时不要答案，但你们要去找，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有学生笑问：多长时间，一年够吗。我笑答：也许够，也许要长些，比如一辈子。学生们笑得更灿烂，脸上是一幅夸张的表情：哦，一辈子！然后是我们的课堂上升腾起些许的使命感。
学生如云，天空海阔，云卷，云舒。
我如钟摆，三尺讲台，摆上，摆下。
转眼间，五个年头过去了。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系。发件人告诉我，他已通过考试，就要去北大读硕士了，研究方向是动物保护。
发件人署名李源。
我试图回忆李源当年的模样，但我发现是徒劳的。我脑子里“腾”地飞起一群麻雀，就是当年闯入教室的那群麻雀，我很庆幸，我没有板着面孔赶走它们。
我给学生讲授的内容是《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保护》。多种多样的生物有三大价值：直接价值，间接价值，潜在价值。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我们人类要保护它们。这些内容我已烂熟于心，自然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娓娓而谈。
给学生讲完课，我正要做知识小结，有学生举手了。
“老师，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价值吗？”
“那当然。”我没有犹豫，语气斩钉截铁。
“既然有价值，那么就一定要保护它们？”
“那当然。”我不假思索，语气不容置疑。
“那么，麻雀呢？”提问者显然是有备而来。
“麻雀么？麻雀……”我掉进陷井了？
“麻雀是‘四害’。”
“毛主席老人家也说要消灭麻雀呢！”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这是郭沫若说的。”
在我极力搜索大脑中与麻雀有关的信息时，下面的“炮弹”纷至沓来。
“这些认识……也不一定正确嘛，麻雀……也有好的一面，它至少……可以吃害虫，还是有些生态价值的。”我的话很苍白，大有蒙混过关的嫌疑。
“麻雀吃粮食更厉害呢。”
“吃害虫？吃什么害虫？没有麻雀，别的鸟也可吃虫啊！”
“麻雀吃的一定是害虫吗？益虫也吃吧，它有一双慧眼，能区分害虫和益虫？”
唧唧喳喳，问题太多，我不知该回答哪一个，又不知该如何回答。
……
……
……
“大家的想法很好，我们暂时放下这个问题，下次课，老师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答案。”生物科代表李源救场了，估计他已看到了我额头沁出的那几滴汗珠。
新课小结我是在慌乱中作出的，其实，我也不知这小结作了什么。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今天的这“惑”呢，解了吗？我满脑子里飞的是麻雀，飞得我的脑子一团乱麻。
下课铃响，我逃出教室，一头钻进图书馆。
次日，生物课。我大步迈入教室，将一沓讲义放在讲台上。环视教室一周，很静，眸子很亮。学生似乎在等候着什么。
“同学们，下面我们开始上课了，这节课我们要谈的是……”这是我上新课的惯用语，学生早已谙熟，我拿起一支粉笔，停顿。下面的眸子顿时黯淡了许多，包括李源，或许老师早已忘记了上次课还欠他们“一个完满的答案”呢！
我微微一笑，转身，在黑板正中写下两个大字“麻雀”。
没有欢呼，更静，但我知道，他们的心中已泛起了涟漪。
1955年，毛泽东同14位省委书记商写农业40条，其27条规定：自1956年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要消灭麻雀的起因是农民反应，麻雀吃粮食太厉害了。
1956年，实验生物学家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上发言：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还以普鲁士腓特列大帝为例，说明灭雀的危害。
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鲁迅三弟）发表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周以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还指出，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说“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乱子？”。
1957年10月，第27条规定改为：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未按规定执行，其中上海市进行了二次灭雀大战，在规定的时间内，人们用掏窝、捕打、敲锣打鼓、放鞭炮等方式，轰赶得它们既无处藏身，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最后心脏破裂而死。上海共灭雀60万只，雀卵27万只。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毛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因为这句话，据粗略估算，全国灭雀19亿6千万只。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时候，全国各地虫灾肆虐。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个地解剖其嗉囊和胃，以求得各种食物和容量的数据，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育雏，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麻雀问题要辩证地看，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说：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不同，有些科学家提倡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中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除“四害”口号改为“除掉老鼠、苍蝇、蚊子、臭虫”，至此，给麻雀以这种方式正式“平反”。
2000年，麻雀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一气呵成，倒出我所知道的麻雀知识。
“各位有什么看法吗？可以自由发表。”我自然不想就给学生这些。
沉默。
窃窃私语。
激烈的争论。
最后又归于平静。
我几乎成了多余的人。
“虫害的发生，与灭麻雀有关，但不应全归功于麻雀。”
“何以见得？”
“用那种方式灭雀，受害者不仅是麻雀，肯定还有更多更大量的食虫鸟同时遭受灾难，众多的食虫鸟死亡，食物链被破坏，虫害自然就加剧了。”
“麻雀吃虫子，雀鹰吃麻雀，没有了麻雀，这条食物链就断掉了，引发生态危机，这很可怕！”
“据说麻雀是味中药，有人工饲养吗，怎么养？”
“鸟是不是一定要分出益鸟和害鸟呢？我认为这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不能单纯地以人类的思想和立场为标准去判断动物的价值。”
“人类为什么不能慷慨点，给他们一点粮食？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粮食产量太低。粮食生产，任重道远啊。”
“周建人的观点现在还正确吗？大自然的顺民有什么不好，人类总是想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什么就不能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呢？失掉了均衡不会闹乱子吗？”
“麻雀不是四害了，老鼠还是吧，还要消灭他们吗？病毒呢，也要保护？”
“繁殖季节，麻雀吃害虫，应加以保护，而待到秋季它们危害作物时，再进行控制。”
“这个想法当然不坏，但要实行，恐怕要做更进一步的实验。”
……
……
……
哦，这些小脑瓜子里究竟藏着多少的想法，藏有多少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呀！我为什么必须回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呢？老师真的能给学生“一个完满的答案”吗？我们总是在强调“解惑”，某些“惑”，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惑”，眼下解得了吗？既然如此，何尚不能把它作一颗种子播下去呢？我坚信，它总会顽强留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直到寻找到它们发芽的土壤。“麻雀”课收场了，问题多多，我却轻松，且喜悦。
有意无意间，一个个我无法解答的问题被我“不负责任”地抛给学生们，让他们为此兴奋，为此沉迷，为此大伤脑筋，搅得他们睡不着觉。我以此为乐事，每节课，只要有机会。
我还告诉他们，我暂时不要答案，但你们要去找，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有学生笑问：多长时间，一年够吗。我笑答：也许够，也许要长些，比如一辈子。学生们笑得更灿烂，脸上是一幅夸张的表情：哦，一辈子！然后是我们的课堂上升腾起些许的使命感。
学生如云，天空海阔，云卷，云舒。
我如钟摆，三尺讲台，摆上，摆下。
转眼间，五个年头过去了。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系。发件人告诉我，他已通过考试，就要去北大读硕士了，研究方向是动物保护。
发件人署名李源。
我试图回忆李源当年的模样，但我发现是徒劳的。我脑子里“腾”地飞起一群麻雀，就是当年闯入教室的那群麻雀，我很庆幸，我没有板着面孔赶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