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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邵茜 文：侯雯雯 图：被访者本人提供
台北，远远的树木葱茏;路的两边停着三五车辆，而近处横着白色斑马线——构图很像披头士乐队那张著名的照片。踩着斑马线的，当然不是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是一个个儿高高的男子，着牛仔裤、浅色Tee、深色外套、黄色板鞋，戴眼镜，下巴蓄短须，温文尔雅。
马世芳坐于混音台前，脖上挂着专业级耳机。戴戒指的好看手指，娴熟地在混音台上动作，如花间蝴蝶般轻车熟路，用他好听的声音，闲闲聊起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和当下：流行音乐圈一桩桩掌故、一个个人物。这就是4月初以来在网络上收获好评如潮、深受两岸文艺青年追捧的文化类节目《听说》。
年初，由土豆和出版机构理想国面向年轻人推出了网络节目“看理想”第一季，包括梁文道谈书的《一千零一夜》、陈丹青说画的《局部》，再就是马世芳的《听说》，透过华语流行音乐讲诉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和青年文化的演变。
《听说》热播的同时，理想国趁势推出马世芳的三本书《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耳朵借我》，一时间，“中国台湾地区首席文艺青年”马世芳忽然就从海峡的那边红到了这边。这位传说中除了爱音乐、尤其钟爱给太太做早饭的宅男本人也应邀先后露面广州、重庆、成都方所，与大家聊音乐，场场爆满。
1971年马世芳出生于文化世家，父亲是著名才子中国台湾作家亮轩（马国光），母亲陶晓清作为知名广播人被誉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歌之母”。
马世芳和弟弟马世仪从小在很宽松的环境长大，父亲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却从未逼他们非要看一些什么，其父曾在访谈中谈及自己早年生活的狼狈，对少年时的他而言，家就是地狱，成年后深感庆幸，自己并没有被长辈打成他们想要的孩子。大概正因为此，他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让他们遵循天性和兴趣自由成长。“放任的好处是，自己对自己负责任”，马世芳最感谢父母的，便是在成长过程中给予两兄弟充足的养分。
母亲陶晓清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发起和引领中国台湾地区民歌运动，包括胡德夫、李宗盛、杨祖珺等等出入于他们家客厅，那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弟弟小时候常在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后台游荡。由此，世人大多只看到明星们光耀的一面，而他却得以亲眼看到他们普通人的一面：不上妆的样子、吃盒饭的样子、彷徨青涩或者逗尚且年幼的马家兄弟俩玩笑……这一切赋予马世芳区别于其他乐评人的的视角，让他熟知中国台湾地区音乐圈几十年来的所有轶事、掌故。于是长大后他能抱着一颗平常心，不亢不卑和明星音乐人做访谈。
他说自己非常幸运，没有人用诸如“收听率”一类的商业指标施加压力，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聊音乐、写专栏。一做就是26年。
“摸着良心说，做节目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是不甘不愿地上工，都是很高兴的。有时候真的特别忙、特别累，心情特别坏，进到录音室，CD放进去，PLAY一按，刷子一推，都会让我有释放的感觉。录音的能量是很巨大的，是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说过一个比喻，年轻的时候听随身听，听了什么歌觉得特别好、特别激动，就会把耳机的一边拆下来，强塞给隔壁同学——做广播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把将耳机塞到别人耳朵里这个动作扩大一万倍，还有钱可以赚，虽然不多。不知不觉还弄了个金钟奖……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感激的。”
当初梁文道去台北找到马世芳，邀请他做《听说》的主持，后者受宠若惊。“自由度很大，只用分5%给导演和剪辑。看节目好像我一个人在讲话，但实际上有三台摄影机对着我，一个小房间挤了很多人。我一口气讲很多内容，因为是不念稿子的，录的时间比较长，材料比较充分好让导演可以挑。做广播的时候不会吃螺丝，就算吃了也没关系，可是做视频现场会卡住，导演也会帮忙提词——我从来没有这样挫折的经验，但慢慢就磨合得很顺了。”团队希望能有外景，他也不太过问，让他们自己去拍;但做什么主题放什么歌说什么话，百分之百是他自己决定的。
马世芳一直身体力行着传播“聆听的教养”，“这个事情急不来，做一点是一点，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慢慢让读者听众知道背后的故事，听众惭惭知道这一行需要技术成分需要才华，是糊弄不了人的，让想要认真当乐迷的听众对这个行业知其所以然。当人们越了解，欣赏的乐趣就会越多。”
著名音乐人侯德健说：“关于过去四十年两岸三地的原创歌曲，很少人比世芳听得多，听得仔细。”李宗盛说：“马世芳这样用心的听者，让华语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有了价值和尊严。”
“所有自称为文艺青年的，一定都是装腔作势的。”而看演出、买唱片、读诗歌、看独立电影，都是文艺青年会做的事，“就是喜欢文学跟艺术的年轻人嘛。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文艺的部分。”
虽然《听说》第一季着眼于中国台湾地区的音乐，但他对内地音乐也相当熟悉，与李志、宋冬野、二手玫瑰、好妹妹乐队都是熟人，哪怕谈及相对冷僻的方言歌手，他也倚马千言滔滔不绝：“我应该是在中国台湾第一个在电台介绍（周云蓬）《四月旧州》的人;也是放最多左小祖咒的人;是中国台湾极少数在同一期节目中从西北放到西南再放到北京的人;是中文世界唯一一个会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25 周年特辑而且做了4小时的人……新的旧的，这边的那边的，有兴趣我都会做。”
马世芳曾说，民谣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土地并不是说要啃窝窝头走机耕道，时代变迁，城市也是土地。只要用作品描述生存状态，就有了不起的感染力。他经常在家穿着衣湿乐队送的写着“仙人板板”的T恤，他喜欢听一些接地气的音乐，如上海的顶楼马戏团有着说不出的趣味;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与民乐放在一起，玩儿得很漂亮很过瘾;崔健用唐山土话图高说唱，破掉普通话四声做句尾的限制……“音乐本身有力量，语言不会是隔阂。我特别不赞成说用母语来创作就会限制传播，说真的我们不会听英文歌的时候一直去查唱的是什么，更不要说法文、韩文，即便翻了字典，可能歌词所唱也是年轻一辈才懂的意思。但大家还是迷得不得，因为音乐有感染力。艺术不是要全部都懂，有时候就是那些不懂的部分特别迷人。放在整个华文圈子里也是一样，越是落地的反而越是世界的;越是想要去取悦更多的人，出来的创作反而越平庸。”
从马世芳的《听说》里，能看到的绝不不仅仅是音乐，随着他对音乐以及历史背景的勾勒，就好像凭空开出了一扇窗，透过这窗，能看到大时代背景下，数代人的心路历程。
台北，远远的树木葱茏;路的两边停着三五车辆，而近处横着白色斑马线——构图很像披头士乐队那张著名的照片。踩着斑马线的，当然不是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是一个个儿高高的男子，着牛仔裤、浅色Tee、深色外套、黄色板鞋，戴眼镜，下巴蓄短须，温文尔雅。
马世芳坐于混音台前，脖上挂着专业级耳机。戴戒指的好看手指，娴熟地在混音台上动作，如花间蝴蝶般轻车熟路，用他好听的声音，闲闲聊起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和当下：流行音乐圈一桩桩掌故、一个个人物。这就是4月初以来在网络上收获好评如潮、深受两岸文艺青年追捧的文化类节目《听说》。
年初，由土豆和出版机构理想国面向年轻人推出了网络节目“看理想”第一季，包括梁文道谈书的《一千零一夜》、陈丹青说画的《局部》，再就是马世芳的《听说》，透过华语流行音乐讲诉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和青年文化的演变。
《听说》热播的同时，理想国趁势推出马世芳的三本书《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耳朵借我》，一时间，“中国台湾地区首席文艺青年”马世芳忽然就从海峡的那边红到了这边。这位传说中除了爱音乐、尤其钟爱给太太做早饭的宅男本人也应邀先后露面广州、重庆、成都方所，与大家聊音乐，场场爆满。
1971年马世芳出生于文化世家，父亲是著名才子中国台湾作家亮轩（马国光），母亲陶晓清作为知名广播人被誉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歌之母”。
马世芳和弟弟马世仪从小在很宽松的环境长大，父亲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却从未逼他们非要看一些什么，其父曾在访谈中谈及自己早年生活的狼狈，对少年时的他而言，家就是地狱，成年后深感庆幸，自己并没有被长辈打成他们想要的孩子。大概正因为此，他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让他们遵循天性和兴趣自由成长。“放任的好处是，自己对自己负责任”，马世芳最感谢父母的，便是在成长过程中给予两兄弟充足的养分。
母亲陶晓清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发起和引领中国台湾地区民歌运动，包括胡德夫、李宗盛、杨祖珺等等出入于他们家客厅，那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弟弟小时候常在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后台游荡。由此，世人大多只看到明星们光耀的一面，而他却得以亲眼看到他们普通人的一面：不上妆的样子、吃盒饭的样子、彷徨青涩或者逗尚且年幼的马家兄弟俩玩笑……这一切赋予马世芳区别于其他乐评人的的视角，让他熟知中国台湾地区音乐圈几十年来的所有轶事、掌故。于是长大后他能抱着一颗平常心，不亢不卑和明星音乐人做访谈。
他说自己非常幸运，没有人用诸如“收听率”一类的商业指标施加压力，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聊音乐、写专栏。一做就是26年。
“摸着良心说，做节目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是不甘不愿地上工，都是很高兴的。有时候真的特别忙、特别累，心情特别坏，进到录音室，CD放进去，PLAY一按，刷子一推，都会让我有释放的感觉。录音的能量是很巨大的，是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说过一个比喻，年轻的时候听随身听，听了什么歌觉得特别好、特别激动，就会把耳机的一边拆下来，强塞给隔壁同学——做广播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把将耳机塞到别人耳朵里这个动作扩大一万倍，还有钱可以赚，虽然不多。不知不觉还弄了个金钟奖……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感激的。”
当初梁文道去台北找到马世芳，邀请他做《听说》的主持，后者受宠若惊。“自由度很大，只用分5%给导演和剪辑。看节目好像我一个人在讲话，但实际上有三台摄影机对着我，一个小房间挤了很多人。我一口气讲很多内容，因为是不念稿子的，录的时间比较长，材料比较充分好让导演可以挑。做广播的时候不会吃螺丝，就算吃了也没关系，可是做视频现场会卡住，导演也会帮忙提词——我从来没有这样挫折的经验，但慢慢就磨合得很顺了。”团队希望能有外景，他也不太过问，让他们自己去拍;但做什么主题放什么歌说什么话，百分之百是他自己决定的。
马世芳一直身体力行着传播“聆听的教养”，“这个事情急不来，做一点是一点，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慢慢让读者听众知道背后的故事，听众惭惭知道这一行需要技术成分需要才华，是糊弄不了人的，让想要认真当乐迷的听众对这个行业知其所以然。当人们越了解，欣赏的乐趣就会越多。”
著名音乐人侯德健说：“关于过去四十年两岸三地的原创歌曲，很少人比世芳听得多，听得仔细。”李宗盛说：“马世芳这样用心的听者，让华语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有了价值和尊严。”
“所有自称为文艺青年的，一定都是装腔作势的。”而看演出、买唱片、读诗歌、看独立电影，都是文艺青年会做的事，“就是喜欢文学跟艺术的年轻人嘛。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文艺的部分。”
虽然《听说》第一季着眼于中国台湾地区的音乐，但他对内地音乐也相当熟悉，与李志、宋冬野、二手玫瑰、好妹妹乐队都是熟人，哪怕谈及相对冷僻的方言歌手，他也倚马千言滔滔不绝：“我应该是在中国台湾第一个在电台介绍（周云蓬）《四月旧州》的人;也是放最多左小祖咒的人;是中国台湾极少数在同一期节目中从西北放到西南再放到北京的人;是中文世界唯一一个会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25 周年特辑而且做了4小时的人……新的旧的，这边的那边的，有兴趣我都会做。”
马世芳曾说，民谣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土地并不是说要啃窝窝头走机耕道，时代变迁，城市也是土地。只要用作品描述生存状态，就有了不起的感染力。他经常在家穿着衣湿乐队送的写着“仙人板板”的T恤，他喜欢听一些接地气的音乐，如上海的顶楼马戏团有着说不出的趣味;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与民乐放在一起，玩儿得很漂亮很过瘾;崔健用唐山土话图高说唱，破掉普通话四声做句尾的限制……“音乐本身有力量，语言不会是隔阂。我特别不赞成说用母语来创作就会限制传播，说真的我们不会听英文歌的时候一直去查唱的是什么，更不要说法文、韩文，即便翻了字典，可能歌词所唱也是年轻一辈才懂的意思。但大家还是迷得不得，因为音乐有感染力。艺术不是要全部都懂，有时候就是那些不懂的部分特别迷人。放在整个华文圈子里也是一样，越是落地的反而越是世界的;越是想要去取悦更多的人，出来的创作反而越平庸。”
从马世芳的《听说》里，能看到的绝不不仅仅是音乐，随着他对音乐以及历史背景的勾勒，就好像凭空开出了一扇窗，透过这窗，能看到大时代背景下，数代人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