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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那条“奉召”
消息是假新闻
关于胡适与蒋介石于何时何地第一次聚首，是有些争议的。
1931年10月，上海的《申报》以《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为题，刊登如下消息：
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云云。
此消息言之凿凿，细节清楚，加上《申报》是一家有信誉的大报，故许多人信以为真，以为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适真的“奉召”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当时，鲁迅就根据此消息写了一篇名为《知难行难》的杂文，暗批胡适等人一面与国民党当局争“人权”，一面又接受独裁者“召见”，要去政府做官。《胡适年谱》的编者引此条为胡适与蒋介石1931年10月在南京见面的史料依据。易竹贤的《胡适传》在引此消息时未细辨清时间，又将见面时间提前了一年，误为1930年10月。然而，《申报》的那条消息应该是假新闻。因为胡适与蒋介石的日记中均没有他们在1931年（或1930年）见面的记载，而胡适1932年底在武汉与蒋见面时，在日记中确切地记下：“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蒋介石也记下“其人（胡适——引者注）似易交也”的评论，“似易交”三字，分明是说初次见面的观感。
《申报》那条新闻，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1931年10月，日本入侵东北加上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之争，蒋介石内外焦头烂额，哪里有时间召见胡适？再提前一年的1930年10月，更不可能，当时中原大战正酣，胡适在北平帮着反蒋派制定“约法草案”呢。1931年初清华大学校长出缺，有人提议胡适继任。蒋介石明确反对说，“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这之后，为了教育部强令免除光华大学罗隆基的教授职务及《新月》杂志被禁之事，胡适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有过书信往来，也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胡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时间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时空倒错，结论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胡适是在1931年10月就“奉召”与蒋介石见面，那鲁迅的批评即能成立，胡适的人格要大打折扣。
三邀胡适晚餐
蒋介石与胡适关系改善的契机出现在1932年。前一年发生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1932年初，蒋介石重新执掌军政大权，他不仅未减锐气，反而增加了进取心与使命感，有意从军事领袖转型为通晓政治、经济与外交的国家领导人。为此，他开始注意对于外交与教育人才的吸纳与网罗。他请各类专家为其授课，虚心学习。据蒋介石日记，他在1932年上半年曾请马寅初、翁文灏等著名学者为其讲授统计学、土地学、国际经济、经济地理等课。蒋介石眼界因此大为开阔，感慨道：“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一个意外的事件，使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迅速缓和。1932年，胡适透过翁文灏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对被捕的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进行司法审判，而不是军法审判。蒋介石同意了这项请求，反过来请翁文灏转达想与胡适见面的意愿：“胡适之先生近日身体如何？可否请其南来一叙？”
据胡适日记，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32年11月28日,地点是武汉。表面上看，这次见面是偶然的邂逅，胡适是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之邀，前往访问并讲学，而蒋介石此时也恰巧在武汉。但如果联系到半个月前蒋介石请翁文灏转邀胡适的那份电报，就会发现见面应该是精心设计的。在胡适方面，一年前《申报》的那则他见蒋介石的假新闻，已经惹出满城风雨，他对于鲁迅的笔伐虽未回应，心存顾忌。见面地点选在武汉，不仅可以避人耳目（果然没有报纸发消息），而且蒋、胡均是人在旅途，没有主、客之分，也就不存在“召见”、“奉召”之类。
胡适在武汉与蒋介石共见过三次，且都是蒋请吃晚餐。1932年11月28日胡适记道：
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从描述中看出，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礼节性，宋美龄的出现，显示见面的规格颇高而又透出一些温情。
次日，蒋再邀胡适前去晚餐。胡适记道：
六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馀（顾孟馀—引者注）、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此次胡适是有所准备的，但苦无谈话机会，只能将预备好的《淮南王书》送给蒋介石。选择送这本书是有用意的，胡适认为，道家的中心思想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淮南王书》集道家思想之大成，他是希望蒋介石不要太自以为是，“太有为能干”，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后来他与蒋介石交往中时常提醒蒋注意的。分手时分，蒋介石约胡适在12月2日再谈一次。
胡适两次见面都未能详谈，故对第三次见面格外慎重，在2日下午特意托王世杰带信给蒋，说自己将会如约前来，蒋介石也回信重申前日之约。见面的结果让胡适相当的失望，他记道：
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因为我下午还托雪艇告知他前日之约我一定能来。他下午也还有信来重申前日之约。
席上他请我研究两个问题：
（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
在日记中，胡适用了“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主要是胡适希望能与蒋介石单独深谈，“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旁边始终有人无法深谈下去。
胡适感慨“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并为此生气，颇有上当的感觉。通常的解读，都认为胡适是抱怨蒋12月2日当天“为什么要我来”。实际上，仔细体味通篇日记，胡适抱怨的是蒋介石为什么要约他到武汉来。因为胡适是有备而来，对见面有相当的期待，所以才在前两次见面只是吃饭之后的第三次相见面格外重视，不料，也未能达到目的，故他生气了。
蒋介石的日记中对他们的见面也有记载，他对11月28日、29日的见面只字未提，12月2日记道：
上午，批阅，办公，会客，见刘廷芳。下午会客，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彼主张持久，以“利不十，不变法”之意言之，余甚以为然。其人似易交也。李与刘皆可用之才也。
比照两人的日记，蒋介石对见面的观感，显然比胡适要好的多，蒋对胡适的话都听进去了，“甚以为然”，他将胡对教育的意见归纳为“主张持久”，“利不十，不变法”等，也挺准确。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颇高，“其人似易交也”，根本没有觉察到胡“很生气”。12月2日下午，他还听李维国讲“德国复兴史”，但对内容未记一字。胡适觉得未能深谈，蒋介石似乎已经达到目的。造成二人感觉错位的原因是：在蒋介石，请胡适谈教育，是他听一系列专家讲课的一部分，他此次只将胡适当成是“教育专家”，听讲是穿插在繁忙的公务之中进行；在胡适，则是精心准备要与蒋单独谈些“根本问题”，且在日程上也留出专门时间。所谓“期望大，失望也大”是也。其实，胡下午六点下山去蒋宅，十点离开，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至少有三个小时以上。蒋介石见客通常都较短，能与人谈三小时的话，并不多见。胡适所记蒋介石请他注意研究的两个问题，并非蒋临时想到的，而是蒋计划向他请教的。
分别时，蒋介石曾约胡适以后再谈哲学问题，并把自己刚出版的《力行丛书》送给胡适，留做未来讨论的蓝本。有人认为蒋、胡在武汉时就谈过哲学问题，这是误读了日记。关于此点，胡适在12月5日离开武汉，转到长沙后才记到的：
附记：蒋介石先生要同我谈谈哲学，他先把他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我看。其中第四册为“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比较最扼要。他想把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P.4）
他解释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服从我孙文），此说似是采用我的解释。
当天，胡适在长沙的中山堂参加湖南全省纪念周，作题为《中国政治的出路》的演讲，倡议要“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指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胡适在日记中用“附记”，来回溯这个话题是在仔细看过蒋的《力行丛书》后，针对孙中山与蒋介石关于“知难行易”的理论有感而发：“日来颇思此理，故今日在中山堂演说，于最末段略述此意”。胡适在日记中对《力行丛书》有如下评论：蒋介石似乎也明白王阳明与孙中山的“知”、“行”思想有根本不同，但“蒋君明知二说不同，偏要用阳明来说中山，大概是他不曾明白懂得二说的真正区别在哪儿”。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简单说来，二说之区别如下：阳明之说是知易行易。中山之说是知难行易。”他在日记中对此有大段的解释。这些自言自语的话，更像是他预备将来与蒋介石谈哲学时的腹稿。
胡适武汉之行的经济收入
12月6日，胡适离开长沙，准备结束南行北返。他在日记中记道：
三点半到车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经农（朱经农——引者注）及刘廷芳代办；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为在车站推来推去不像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
此行翁詠霓君垫了乙百元，我自己带了九十元出门；三次在汉口旅馆，两次是总司令部代付钱的；往长沙的车票是总司令部买的；今天回去的车票是我自己买的；后天北去的车票是我托武汉大学代买的，大概他们不让我出钱。总计还可以余两百多元。
胡适是要核算一下此行的经济收入：出门时带90元，南下10天回去时还可余200多元，净赚100多元。这笔细帐透露了重要信息：钱的来源中翁文灏垫付一部分，在武汉的旅馆费、去长沙的交通费，大部分是总司令部付的。联系胡此次南行见蒋的牵线人就是翁，这也为胡、蒋在武汉的见面是精心安排提供了旁证。如果胡适只是去武汉大学访问时“巧遇”蒋介石，则蒋断不会连续三次邀其晚餐，总司令部也不应该负担其旅费。
（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肖阿伍
消息是假新闻
关于胡适与蒋介石于何时何地第一次聚首，是有些争议的。
1931年10月，上海的《申报》以《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为题，刊登如下消息：
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云云。
此消息言之凿凿，细节清楚，加上《申报》是一家有信誉的大报，故许多人信以为真，以为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适真的“奉召”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当时，鲁迅就根据此消息写了一篇名为《知难行难》的杂文，暗批胡适等人一面与国民党当局争“人权”，一面又接受独裁者“召见”，要去政府做官。《胡适年谱》的编者引此条为胡适与蒋介石1931年10月在南京见面的史料依据。易竹贤的《胡适传》在引此消息时未细辨清时间，又将见面时间提前了一年，误为1930年10月。然而，《申报》的那条消息应该是假新闻。因为胡适与蒋介石的日记中均没有他们在1931年（或1930年）见面的记载，而胡适1932年底在武汉与蒋见面时，在日记中确切地记下：“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蒋介石也记下“其人（胡适——引者注）似易交也”的评论，“似易交”三字，分明是说初次见面的观感。
《申报》那条新闻，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1931年10月，日本入侵东北加上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之争，蒋介石内外焦头烂额，哪里有时间召见胡适？再提前一年的1930年10月，更不可能，当时中原大战正酣，胡适在北平帮着反蒋派制定“约法草案”呢。1931年初清华大学校长出缺，有人提议胡适继任。蒋介石明确反对说，“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这之后，为了教育部强令免除光华大学罗隆基的教授职务及《新月》杂志被禁之事，胡适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有过书信往来，也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胡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时间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时空倒错，结论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胡适是在1931年10月就“奉召”与蒋介石见面，那鲁迅的批评即能成立，胡适的人格要大打折扣。
三邀胡适晚餐
蒋介石与胡适关系改善的契机出现在1932年。前一年发生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1932年初，蒋介石重新执掌军政大权，他不仅未减锐气，反而增加了进取心与使命感，有意从军事领袖转型为通晓政治、经济与外交的国家领导人。为此，他开始注意对于外交与教育人才的吸纳与网罗。他请各类专家为其授课，虚心学习。据蒋介石日记，他在1932年上半年曾请马寅初、翁文灏等著名学者为其讲授统计学、土地学、国际经济、经济地理等课。蒋介石眼界因此大为开阔，感慨道：“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一个意外的事件，使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迅速缓和。1932年，胡适透过翁文灏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对被捕的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进行司法审判，而不是军法审判。蒋介石同意了这项请求，反过来请翁文灏转达想与胡适见面的意愿：“胡适之先生近日身体如何？可否请其南来一叙？”
据胡适日记，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32年11月28日,地点是武汉。表面上看，这次见面是偶然的邂逅，胡适是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之邀，前往访问并讲学，而蒋介石此时也恰巧在武汉。但如果联系到半个月前蒋介石请翁文灏转邀胡适的那份电报，就会发现见面应该是精心设计的。在胡适方面，一年前《申报》的那则他见蒋介石的假新闻，已经惹出满城风雨，他对于鲁迅的笔伐虽未回应，心存顾忌。见面地点选在武汉，不仅可以避人耳目（果然没有报纸发消息），而且蒋、胡均是人在旅途，没有主、客之分，也就不存在“召见”、“奉召”之类。
胡适在武汉与蒋介石共见过三次，且都是蒋请吃晚餐。1932年11月28日胡适记道：
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从描述中看出，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礼节性，宋美龄的出现，显示见面的规格颇高而又透出一些温情。
次日，蒋再邀胡适前去晚餐。胡适记道：
六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馀（顾孟馀—引者注）、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此次胡适是有所准备的，但苦无谈话机会，只能将预备好的《淮南王书》送给蒋介石。选择送这本书是有用意的，胡适认为，道家的中心思想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淮南王书》集道家思想之大成，他是希望蒋介石不要太自以为是，“太有为能干”，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后来他与蒋介石交往中时常提醒蒋注意的。分手时分，蒋介石约胡适在12月2日再谈一次。
胡适两次见面都未能详谈，故对第三次见面格外慎重，在2日下午特意托王世杰带信给蒋，说自己将会如约前来，蒋介石也回信重申前日之约。见面的结果让胡适相当的失望，他记道：
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因为我下午还托雪艇告知他前日之约我一定能来。他下午也还有信来重申前日之约。
席上他请我研究两个问题：
（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
在日记中，胡适用了“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主要是胡适希望能与蒋介石单独深谈，“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旁边始终有人无法深谈下去。
胡适感慨“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并为此生气，颇有上当的感觉。通常的解读，都认为胡适是抱怨蒋12月2日当天“为什么要我来”。实际上，仔细体味通篇日记，胡适抱怨的是蒋介石为什么要约他到武汉来。因为胡适是有备而来，对见面有相当的期待，所以才在前两次见面只是吃饭之后的第三次相见面格外重视，不料，也未能达到目的，故他生气了。
蒋介石的日记中对他们的见面也有记载，他对11月28日、29日的见面只字未提，12月2日记道：
上午，批阅，办公，会客，见刘廷芳。下午会客，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彼主张持久，以“利不十，不变法”之意言之，余甚以为然。其人似易交也。李与刘皆可用之才也。
比照两人的日记，蒋介石对见面的观感，显然比胡适要好的多，蒋对胡适的话都听进去了，“甚以为然”，他将胡对教育的意见归纳为“主张持久”，“利不十，不变法”等，也挺准确。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颇高，“其人似易交也”，根本没有觉察到胡“很生气”。12月2日下午，他还听李维国讲“德国复兴史”，但对内容未记一字。胡适觉得未能深谈，蒋介石似乎已经达到目的。造成二人感觉错位的原因是：在蒋介石，请胡适谈教育，是他听一系列专家讲课的一部分，他此次只将胡适当成是“教育专家”，听讲是穿插在繁忙的公务之中进行；在胡适，则是精心准备要与蒋单独谈些“根本问题”，且在日程上也留出专门时间。所谓“期望大，失望也大”是也。其实，胡下午六点下山去蒋宅，十点离开，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至少有三个小时以上。蒋介石见客通常都较短，能与人谈三小时的话，并不多见。胡适所记蒋介石请他注意研究的两个问题，并非蒋临时想到的，而是蒋计划向他请教的。
分别时，蒋介石曾约胡适以后再谈哲学问题，并把自己刚出版的《力行丛书》送给胡适，留做未来讨论的蓝本。有人认为蒋、胡在武汉时就谈过哲学问题，这是误读了日记。关于此点，胡适在12月5日离开武汉，转到长沙后才记到的：
附记：蒋介石先生要同我谈谈哲学，他先把他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我看。其中第四册为“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比较最扼要。他想把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P.4）
他解释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服从我孙文），此说似是采用我的解释。
当天，胡适在长沙的中山堂参加湖南全省纪念周，作题为《中国政治的出路》的演讲，倡议要“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指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胡适在日记中用“附记”，来回溯这个话题是在仔细看过蒋的《力行丛书》后，针对孙中山与蒋介石关于“知难行易”的理论有感而发：“日来颇思此理，故今日在中山堂演说，于最末段略述此意”。胡适在日记中对《力行丛书》有如下评论：蒋介石似乎也明白王阳明与孙中山的“知”、“行”思想有根本不同，但“蒋君明知二说不同，偏要用阳明来说中山，大概是他不曾明白懂得二说的真正区别在哪儿”。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简单说来，二说之区别如下：阳明之说是知易行易。中山之说是知难行易。”他在日记中对此有大段的解释。这些自言自语的话，更像是他预备将来与蒋介石谈哲学时的腹稿。
胡适武汉之行的经济收入
12月6日，胡适离开长沙，准备结束南行北返。他在日记中记道：
三点半到车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经农（朱经农——引者注）及刘廷芳代办；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为在车站推来推去不像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
此行翁詠霓君垫了乙百元，我自己带了九十元出门；三次在汉口旅馆，两次是总司令部代付钱的；往长沙的车票是总司令部买的；今天回去的车票是我自己买的；后天北去的车票是我托武汉大学代买的，大概他们不让我出钱。总计还可以余两百多元。
胡适是要核算一下此行的经济收入：出门时带90元，南下10天回去时还可余200多元，净赚100多元。这笔细帐透露了重要信息：钱的来源中翁文灏垫付一部分，在武汉的旅馆费、去长沙的交通费，大部分是总司令部付的。联系胡此次南行见蒋的牵线人就是翁，这也为胡、蒋在武汉的见面是精心安排提供了旁证。如果胡适只是去武汉大学访问时“巧遇”蒋介石，则蒋断不会连续三次邀其晚餐，总司令部也不应该负担其旅费。
（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