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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有超过600部电影，有接近美国市场的票房，中国电影有很好的未来；要把电影当做文化和艺术来对待，不要在票房中迷失，这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的电影节存在的意义。”在刚刚落幕的2016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如是说。
电影节上，库斯图里卡带领其他金爵奖评委对14部入围影片进行评审，并参加了“悲伤与理智：如何向世界讲述民族的故事”新浪潮论坛，对新技术、资本热和电影的未来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谈及自己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库斯图里卡表示，其中包含有两个要素，“第一是抗争死亡，第二是表达自由的情怀。必须进行仔细的观察、全面的思考和分析。”
这位来自塞尔维亚的著名导演载誉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其电影作品以强烈的个人风格著称于世。他兴趣广泛、和善风趣，在编、导、演、制等电影工作之外，还玩乐队、做建筑、写小说。不过他坦言，自己“首先是一个导演”。如今，库斯图里卡定居在塞尔维亚一个叫做Drvengrad（木头村）的小村落里，这是他自己设计建造的民族村。热爱电影的他，甚至在村子里举办小型“电影节”，“不过，我们的电影节可没有红毯走。”他笑着跟记者开了个玩笑。
库斯图里卡在新作《银河漫漫路》中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男人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时幸运的送奶工；第二阶段，婚姻出轨爱上情人（莫妮卡·贝鲁奇饰）；第三阶段，出家为僧。对这部作品，他既满怀期待，也面对一定的困境，“《银河漫漫路》与我之前的《生命是个奇迹》在同一水准上，里面的情感包括冲突非常丰富。但在当今的年代，要做好的电影，要保持原来的能量和质量都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此次中国之行，他表示收获很大，“不久的将来，我就会与中国电影人合作。我也很快会再来中国，或许就在明年4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带着自己的新片。”
《综艺报》：如何评价本届金爵奖参赛影片？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这届上海电影节的参评电影水平都很均衡，水准都很高。在这个时代，电影的语言开始发生变化，整个电影业都在适应过程中。在此次参展的电影中，我看到了这些变化。
《综艺报》：对于这几年国际电影的发展，你印象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这些年全球电影在数量上的变化非常明显。我记得，1985年戛纳送去参加评选的电影有800部，现在到了2800部；今年上海电影节的参选影片也达到2471部之多。但是数量上的增长不代表质量上的提高。现在电影的银幕尺寸逐渐缩小，有的可以在网络上看、在手机上看、在眼镜上看，以后甚至有可能植入到脑子中。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这种影响是好是坏，但对我个人而言，电影还应该是在大银幕上呈现的。
《综艺报》：你认为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一部好电影必须能从情感上打动观众，让观众对故事人物产生认同。当然，当今社会一切都在改变，拍电影的方式在改变，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在改变。50年前我们不会说电影是一个产品，但现在电影已经成为了产品。在上世纪40-60年代，电影里充满了理想主义，但现在如果还有人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得到的评价就是“愚蠢”。人们更喜欢讨论票房而放弃讨论意义，但票房不可能（单独）决定一部电影真正的质量。
《综艺报》：电影制作新技术层出不穷，你如何看待技术与电影的关系？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的新作品《银河漫漫路》正在做后期，里面有两场戏是我与蛇的互动，也用到了特效，而且戏份很重。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控制好各种技术，而不是相反。
《综艺报》：对于目前大热的VR技术，你持怎样的态度？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认为 VR包括3D，对于电影来说完全是愚蠢和没有必要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时，就知道电影可以拍成3D的形式，但他们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电影里的真实是什么？是光。光构成了景深，构成了空间，3D实际上是在对真实进行的压缩，这种压缩对于观众来说是强迫性的。如今3D大行其道，背后的原因还是利润驱动，而不是电影本身的需要。
《综艺报》：你如何评价好莱坞盛行的特效大片？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几乎不看好莱坞电影。上世纪50年代，好莱坞是世界的中心，当时好莱坞电影是有理想主义的，但后来好莱坞梦破碎，现在好莱坞电影里只剩下好的音效和视效，只剩下这种侠、那种侠，内容却很扯。
《综艺报》：你如何看待电影审查制度与导演创作间的关系？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自己的作品也曾遇到过审查，当时《生命是个奇迹》在英国上映时，他们就要求里面的一个猫杀死鸽子的镜头必须剪掉。绝对的民主是并不存在的，哪里都有电影审查，我觉得审查制度是让艺术家更有创作力的一种方式，当一条路的这一边被堵住，你总会找到其他的方向。
《综艺报》：你认为未来电影的形态会是怎样的？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现在电影的生产力非常强大，10年后电影的数量会更大量地增长，像垃圾一样的商业电影会更多，但我坚持崇敬所有在美学上有意义的影片。希望在未来，好的艺术电影不要去跟商业电影竞争，而是以现在类似歌剧那样的形式存在。
电影节上，库斯图里卡带领其他金爵奖评委对14部入围影片进行评审，并参加了“悲伤与理智：如何向世界讲述民族的故事”新浪潮论坛，对新技术、资本热和电影的未来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谈及自己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库斯图里卡表示，其中包含有两个要素，“第一是抗争死亡，第二是表达自由的情怀。必须进行仔细的观察、全面的思考和分析。”
这位来自塞尔维亚的著名导演载誉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其电影作品以强烈的个人风格著称于世。他兴趣广泛、和善风趣，在编、导、演、制等电影工作之外，还玩乐队、做建筑、写小说。不过他坦言，自己“首先是一个导演”。如今，库斯图里卡定居在塞尔维亚一个叫做Drvengrad（木头村）的小村落里，这是他自己设计建造的民族村。热爱电影的他，甚至在村子里举办小型“电影节”，“不过，我们的电影节可没有红毯走。”他笑着跟记者开了个玩笑。
库斯图里卡在新作《银河漫漫路》中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男人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时幸运的送奶工；第二阶段，婚姻出轨爱上情人（莫妮卡·贝鲁奇饰）；第三阶段，出家为僧。对这部作品，他既满怀期待，也面对一定的困境，“《银河漫漫路》与我之前的《生命是个奇迹》在同一水准上，里面的情感包括冲突非常丰富。但在当今的年代，要做好的电影，要保持原来的能量和质量都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此次中国之行，他表示收获很大，“不久的将来，我就会与中国电影人合作。我也很快会再来中国，或许就在明年4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带着自己的新片。”
《综艺报》：如何评价本届金爵奖参赛影片？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这届上海电影节的参评电影水平都很均衡，水准都很高。在这个时代，电影的语言开始发生变化，整个电影业都在适应过程中。在此次参展的电影中，我看到了这些变化。
《综艺报》：对于这几年国际电影的发展，你印象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这些年全球电影在数量上的变化非常明显。我记得，1985年戛纳送去参加评选的电影有800部，现在到了2800部；今年上海电影节的参选影片也达到2471部之多。但是数量上的增长不代表质量上的提高。现在电影的银幕尺寸逐渐缩小，有的可以在网络上看、在手机上看、在眼镜上看，以后甚至有可能植入到脑子中。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这种影响是好是坏，但对我个人而言，电影还应该是在大银幕上呈现的。
《综艺报》：你认为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一部好电影必须能从情感上打动观众，让观众对故事人物产生认同。当然，当今社会一切都在改变，拍电影的方式在改变，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在改变。50年前我们不会说电影是一个产品，但现在电影已经成为了产品。在上世纪40-60年代，电影里充满了理想主义，但现在如果还有人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得到的评价就是“愚蠢”。人们更喜欢讨论票房而放弃讨论意义，但票房不可能（单独）决定一部电影真正的质量。
《综艺报》：电影制作新技术层出不穷，你如何看待技术与电影的关系？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的新作品《银河漫漫路》正在做后期，里面有两场戏是我与蛇的互动，也用到了特效，而且戏份很重。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控制好各种技术，而不是相反。
《综艺报》：对于目前大热的VR技术，你持怎样的态度？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认为 VR包括3D，对于电影来说完全是愚蠢和没有必要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时，就知道电影可以拍成3D的形式，但他们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电影里的真实是什么？是光。光构成了景深，构成了空间，3D实际上是在对真实进行的压缩，这种压缩对于观众来说是强迫性的。如今3D大行其道，背后的原因还是利润驱动，而不是电影本身的需要。
《综艺报》：你如何评价好莱坞盛行的特效大片？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几乎不看好莱坞电影。上世纪50年代，好莱坞是世界的中心，当时好莱坞电影是有理想主义的，但后来好莱坞梦破碎，现在好莱坞电影里只剩下好的音效和视效，只剩下这种侠、那种侠，内容却很扯。
《综艺报》：你如何看待电影审查制度与导演创作间的关系？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自己的作品也曾遇到过审查，当时《生命是个奇迹》在英国上映时，他们就要求里面的一个猫杀死鸽子的镜头必须剪掉。绝对的民主是并不存在的，哪里都有电影审查，我觉得审查制度是让艺术家更有创作力的一种方式，当一条路的这一边被堵住，你总会找到其他的方向。
《综艺报》：你认为未来电影的形态会是怎样的？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现在电影的生产力非常强大，10年后电影的数量会更大量地增长，像垃圾一样的商业电影会更多，但我坚持崇敬所有在美学上有意义的影片。希望在未来，好的艺术电影不要去跟商业电影竞争，而是以现在类似歌剧那样的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