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头顶着各种荣耀的头衔，结交众多的知名文人朋友，谢有顺却说自己并不聪明，只是比一般人懂得坚忍，也更重视“先立其大”，他坚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洗涤人的灵魂，他是一个追风筝的人。
我的梦想没有具体所指，但是梦想的构成应该从个人出发。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我希望有一个缺憾少一些的、完整些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一个家、更好的一个国。这是我对梦想实现的诠释。个体的梦想可以和国家的梦想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充斥着冲突、撕裂和对抗。
现在，我已站在村里我出生的老屋前，童年生活历历在目，突然就想起了马克·吐温的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两天：你来到世界的那天，和你了解为什么你来到世界的那天。”
谢有顺 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文学博士。一级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主任等职。出版有《活在真实中》、《从密室到旷野》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青年领袖”，2010年被世界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
谢有顺的学生们私底下管他叫“谢大神”。他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有一次谢有顺的学生遇到徐敬亚老师，他们俩是中学校友，话题自然特别多，徐老师在应邀题字时，快意用左手写下：“学谢，学有，学顺。”按照徐老师的解释，“学谢”说的是要有感恩之心；“学有”就是要有才华，有自己的才能；“学顺”就是别让自己的生命太坎坷，尽可能顺当些。这也是诗人和前辈评论家徐敬亚对谢有顺的概括。
在各样的奖项中，他曾多次与莫言、贾平凹、刘亮程等国内最受认可的作家同台领奖，与余华、格非、苏童、阿来、于坚、麦家等众多实力诗人、作家有交情，出版作家对谈录两部。他的同行称他“业内学术会议肯说真话，发言踊跃”、“不失见地”。
在大学校园里，他永远被一群粉丝簇拥着。闪着国字脸上一双有精气神儿的大眼，天庭饱满地谈笑。他的课堂—无论是讲当代中国电影还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从来座无虚席，无论教室多大。他的声音润朗，无论是授课、演讲、访谈、主持，他的口头禅总是“对—”，拖个小尾巴，然后，妙语连珠，掌声时起。
这一切，都跟他讲课的方式和内容有关：他讲现代中国的文学转向，从古体诗的话语方式无法进入五四前后的现实；讲到顾炎武、王国维的悲伤不是个体生命的悲伤，而是文化断绝被连根拔起的恐慌；认为五四一代是想用“矫枉过正”的方法扭转文化方向，知识分子怀抱着“再不从血液里质变就来不及了”的内心紧迫感，想要用最迅速的方式改变中国，“掀房顶”的目的是为了“开窗户”；他说文学自由的标志是个人可以被书写，而“明月松间照”的情境是人文关怀，一般老百姓未必在意……观点的锐利和不时的妙语，总能让学生乐在其中。
先有长汀水，再有谢长汀
联系上谢有顺是在清明前夕，他特意把采访时间安排在清明节后，因为要回趟老家。翻看他的微信记录，其实不难发现，谢有顺一年要回好几趟家。他的家乡是福建长汀，“谢长汀”也成了他的自我称谓。
长汀位于福建西部山区，并不富裕。这个山沟走出来的少年天才的名字，在他的故乡人口中传唱。他们不知道他的研究方向，不知道他有多厉害、为什么厉害，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夸赞这个时常回长汀看看，捐赠图书、关注家乡教育、培养文学后进的长汀儿子。
谢有顺的多年好友杨卫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说，“我俩最大的共同点，可能是我们都愿意回到故乡的土地上。”杨卫东告诉记者，谢有顺受其父影响很大。他父亲是个农民，但是一个有文化追求的农民。近日家中翻修老宅子，谢有顺坚持要保留老宅子里的天井。这又是他传统、念旧的地方了，他坚持要留住过去的时光。怀旧是一种追寻，一种守望。他对文学、教育在山区的推广是有很多想法的，他也在做。每次回长汀老家都会尝试去跟当地的负责人沟通。
早在福建师范大学念书时期，谢有顺已经师从孙绍振，以大胆新锐的青年评论家面貌在文坛崭露头角。孙绍振是谁？1980年代的“朦胧诗”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接纳，北岛、顾城、舒婷等当代著名诗人得以走向读者大众，主要推手有三人，孙为其中之一。孙绍振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
多年以后，谢有顺在为青年作家蒋方舟新书写评论时，字里行间都是包容与提携后进的鼓励、赞赏。
谢有顺承继乃师的事业，显然也在把这份薪火传承下去。他的弟子不少，硕士生每年只招一个，博士却每年能招两三个。他们自称“谢门弟子”，很团结，但谢有顺禁止他们这样自称，觉得没必要有这种门派之见。这个学生群体里，已经走出了青年学者周会凌、单昕、刘秀丽，以及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新锐评论家及作家李德南。
李德南一如自己的导师，二十几岁年少成名。谈及谢有顺，他说，“我个人最看重的是谢老师的行动力。知识分子容易眼高手低，说得多，做得少，说得比做得好。但谢老师一直强调，知识人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书写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另外，他重视学术与生命的关联，注重转识成智，化学为悟，让学术研究成为‘生命的学问’，这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另一位谢有顺的博士生苏沙丽则感慨说：“谢老师常会提到文学的常道，认为文学在这个社会仍有不少读者，仍有影响人心的力量。文学于人生于生命的价值是很多文学老师已经不再提起的了，这却是老师影响我最大的地方。”
谢有顺对作家地域特色和乡土关系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在《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一书也能看出。他认同乡土经验可以解放作家的感官世界。90后的研一学生彭璐是“谢门弟子”里年龄最小的。她这样理解导师对作家地域性的重视—“先有长汀水，再有谢长汀。”2013年冬天在导师母校美溪小学支教一周多的经历，让她对此有了更深的感悟，“感觉客家人本身对自己文化就挺重视，村子里很多墙上的标语也都保存尚好。这样一个朴质好客的村子走出了谢老师这样的人。他从乡间来，少年时的他求学路上又多波折与际遇，使他在进行批评创作时，和一般学者态度不同，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生机。”由此，她认为谢有顺的文章特别注意作家的地域性，“他在2013年新出的随笔集《消夏集》里就写到了广东各地的风土和人情的关系，挺有意思。” 文学行走在新闻停止的地方
谢有顺自称是“农民的儿子”，在课堂也偶尔说起自己因不喜欢城里而固守乡土的父亲，调侃自己有个和刘发财、张富贵一样标志着农民儿子的名字。他推崇作家独立清洁人格、深广灵魂空间的同时，也时时提醒其要有精细的世俗经验、生活积累。他最爱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或追诉现代人性的失落，或拷问生之终极命题；他推崇的作家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均是声名极盛时仍能坚守在乡间泥土里的当代杰出写作者。
国内外大小型文学活动的丰富阅历，让他总能举重若轻。他主持北岛发起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广州站”，主持余光中、余华、麦家等人的演讲和对话，与著名华人作家严歌苓对谈……这些场合，他再熟悉不过，缓解气氛，把控大局，分寸总是拿捏得刚刚好。
四月初，作家严歌苓在中山大学有场讲座，主持人是谢有顺。讲座开始前，有学生告诉谢老师，中文堂门口提前两个小时就排了很长的队伍了，还有很多人领不到票。“这状况，我也始料不及，文学还这么热么？”
在与严歌苓的对谈“我的一手生活与二手生活”中，谢有顺评价严歌苓在“敏感”、“与人为善”方面与沈从文非常相似。他认为，严歌苓的不自信和惶恐是她的不幸也是幸运的地方，“这一切让她最终只能成为严歌苓，她缺少一个可以让她扎根的写作根据地，这与她个人经历有关。严歌苓的不自信我很认同，再有想象力的作家都不可能完全写好他不了解的生活。文学不仅仅是虚构，文学行走在新闻停止的地方。”
他对当代文学有充沛的信心，对日益小众化的当代诗歌亦然。他常对学生们说，多读读诗，总是好的。最近一两年，他开始呼吁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自古以来塑造中国的主体力量总是与文学、艺术有关。“是文学，而非宗教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在没有自身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代替了宗教的任务，它不仅是人们抵御精神挫折的重要寄托，还是中国人日常生活观念的主要来源。
谢有顺喜欢《追风筝的人》。他说，读这样的小说，总是在提醒我们，灵魂是存在的，而且通过自审与赎罪，灵魂有一种自我清洁的功能。有些东西你无法忘却，只能勇敢地面对。
从乡中来，到乡中去
“什么叫夜幕降临，这就是了。只有在乡村，才能真正了解什么叫黄昏。万物如何在晨曦中一点点显露出来，又如何在暮霭中被一点点吞噬。这种景象，乡村有全程展示。在城市，各种灯光一亮起来，所谓凌晨、黄昏，只能是一种传说了。”谢有顺在自己的微信上写到回家的感受。
对故土的眷恋，在谢有顺心里转化为一种反哺的愿望。去年，谢有顺联合《mangazine|精英》杂志发起了一场到乡村中学讲学的活动“幕天讲坛”，旨在号召都市精英回到乡村，与孩子们分享一些他们的成长感悟。
谢有顺作为“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参加了2013年11月11日在陕西商洛的活动。一个小男孩，问了谢有顺一个也许是他的教师生涯里最意外的问题。“我晚上睡得很早，为什么我白天还总是睡不够？”这与其说是一个提问，不如说是“撒娇”。
谢有顺认为，同儿时的自己相比，现在的乡镇的孩子在物质条件上要好很多。“但是从某个角度看，又要可怜得多。我们那时候校舍破烂，但是亲人是在一起，感受得到家庭的温暖，这正是现在父母在外面打工的孩子所缺乏的。他们对父母亲的思念、爱是飘渺的。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孤独。现在的信息时代，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机会感知外面的世界，在感知到外面世界的样子和自己周遭的比较中，形成的落差，非常强烈。这种影响，会在乡村的孩子们心里埋下种子，谈不上好或坏，我觉得这影响会很驳杂，可能对于少数的孩子，会是激励他奋发的一个契机，多数的孩子会早早的放弃在这样一个地方挣扎。他本来还可以往上走了，他不走了。”
谢有顺正是那种努力要往上走的孩子。尽管他童年的时候因客观原因不得不辍学了一段时间，但最后又回到学校。现在谈起，谢有顺很淡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其实很多都不是个人的选择。你遇到的挫折、事故，有些是很悲凉的。现在回头看，可能也有特殊的意义。你并不想经历那么多，你只不过想要像别的孩子一样，能够正常的升学。所以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更多的是被身世、被命运卷着走。你很难去改变。”
对谢有顺来说，命运的转折点还是上大学，一下子好像天地都宽了。“我本来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我上的中等师范学校，照理，毕业后就去教小学了。但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它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而我学的又是文学，原来那些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可以通过阅读来深化和体悟。发现自己喜欢文学，对文学研究有了兴趣，命运自然就改变了。”
谢有顺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是，因为现状可以改变。“我会为自己设定最低限度的标准。尽可能地做几件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每个人都发声、行动，一点点地克服畏惧去改变，这样的力量都是不能藐视的。”
这个观点，他在珠海给近四百个官员讲解“中国梦”的时候，也表达过。课后，一位他并不认识的领导悄悄对他说，谢教授，习大大如果听了您这么精彩的课，也会喜欢上您的。谢有顺说：“他真幽默。但是我给各级官员讲课，确实一直颇受欢迎。我会去研究他们关心的话题，也了解他们喜欢听什么风格的课，并坦率直言我对社会和官场生态的看法，以尽可能地去影响人，尤其是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因为现状是可以改变的，静默或抱怨于事无补。如果你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
君子之交，果蔬朋友
谢有顺三月底在复旦大学分别参加了两个研讨会。其中一场阎连科本人在场，谢有顺当着他的面说了他小说的一堆不足；而另一场，韩少功不在场，谢有顺却谈了他《日夜书》的三个优点。在谢有顺看来，其实真正的学术会议，是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
也许是这份坦荡为他赢来了不少朋友。谢有顺与许多知名作家交好，甚至有一些作家，没有给他们写过一个字的评论，却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谢有顺的多年好友、作家千夫长这样评价谢有顺：“他是个持重、真诚、善解人意的朋友，是我心里在江湖上少有的大事上值得托付的人。”谢有顺和千夫长是“果蔬朋友”，这其中有个小故事，一次，千夫长临时受邀去谢有顺家里吃饭，他没有准备，见自家小花园里母亲种的荆芥刚长成，正是鲜嫩可口，于是他就割出一袋带去。见了这一小袋子嫩芽菜，谢有顺夫妇很是惊喜。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千夫长表示，谢有顺是我见过最懂小说的文学教授，格局也大。他的个人才华，在我看来是通才。他爱好广泛，我们平时的朋友圈子也不仅仅限于广东作协，还有《花城》的朋友啊、做茶的、作画儿的、写书法的、玩木头的，都有的。你说他和纯学院派学者有点点不一样，我认同，他不拘泥，他有信息，他包容，这包容有个前提，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通’。他是在‘通’的基础上去包容的。”
谢有顺爱分享。有好酒好茶就呼朋唤友来品尝，但同时愿意遵循传统的文人交流方式。谢有顺的另一位老朋友杨卫东说，谢有顺用毛笔写书信、赠送朋友好茶不忘细致地写上说明，有时还加盖印章。他有一副赠给他的手书对联，写的是他自己改写的句子—忆旧如述梦，读书胜还乡。
在杨卫东眼里，谢有顺是性情中人。“对于外界盛名，他会珍惜，但声名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压力。因为他骨子里是纯粹的、淡泊的。贾平凹、莫言是他的好友，我们这些诗友也是，但他的姿态都是平等的，谦逊、随性。这样一个看起来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他发现原来有很多人还是愿意倾听文字、愿意和文学靠近的，他会很激动，他身上有很强烈的文化责任感。”
[对话谢有顺]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记者：老砖、老天井，构成了客家人的老房子记忆，你从前的生活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你的性格？
谢有顺：我老家是一个客家山区，地处偏远，1999年才通电，2005年才通公路。一般人认为，乡村生活贫瘠、简陋、闭塞，这固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乡村也广袤、宽阔、质朴、接地气，它给一个人的心灵成长所提供的滋养可能更全面，也更本真。出生地、成长地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乡村生活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种人伦关系，人如何对待别人，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近在身边和来自远方的人，这些构成了我人生观中很核心的部分。
记者：到了广州之后境遇有了很大的转变，比如从2001年获得冯牧文学奖开始，2004年评为一级作家，2006年34岁就成为了中大的博导等等。路一下子开阔平坦起来，你认为这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谢有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自主择业的现象还很少，所以，我和大家一样，都想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又不想回县城去，这就被迫让自己成了自由职业者。那种生活的动荡，经济的拮据，常让自己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但我对自己的爱好，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一直坚持与之同行，并且从中找到了一种安慰。那段时光，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坚持一种理想的不容易，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最大的原因是我没有放弃。无论我做什么工作，境况如何，无论我的工作离文学是近还是远，我对文学的爱与敬畏没有改变。当然，无论再忙，工作之余，我都勤奋读书、努力写作，一直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一直没有失去写作的乐趣和雄心，这也很重要。概括起来说，就两点：坚持和勤奋。
记者：你成名很早，如何看待自己的天赋？
谢有顺：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得的天赋，比我聪明的人多得是。但比起同龄人来，我比很多人都坚忍，也更重视“先立其大”，从大处着眼来思考问题和规划人生。这使得我不会去计较一时的得与失，而是一直相信现状是可以改变的，理想也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灵魂的，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记者：2003年你同《南方都市报》携手创办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直到今年2014年，这长达十余年的过程中，大奖走到今天，您有什么感悟？在文学并不受重视的今天，你怎么推动这个大奖向前行？
谢有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办了十几年了，已经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和影响力。我的感悟是，实践比空谈更重要。做成一件事情，做好一件事情，都不容易。坐而论道，是知识分子的长项，但空谈多了，最终你就会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多么渺小，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那就干脆不做了吧，顶多发发牢骚，于是，知识分子就开始气馁、放弃，开始退出公共空间，局面就会进一步恶化下去。因此，总要有人发声，有人去实践，总要有人作为目标，被人赞美或咒骂。静默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进步。一旦有了这样一种信念，秉着公心，怀着对文学的爱，推动一个奖往前走，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记者：你作为大学的教授，面对现在的新生代，教授文学，有什么感想吗？现在的大学生，对文学是什么态度？
谢有顺：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至少我是这样和学生讲的，很多学生慢慢的，也认同了这一点。
记者：你如何看待近年一些诸如《小时代》之类的畅销书在年轻人中的热捧？另一知名作家韩寒在拍电影，你会有兴趣看这部电影吗？
谢有顺：我出于好奇，也会去看《小时代》这样的电影，韩寒的电影如果出来，我也会看。但我不会跟风，可能是等这些电影的热潮过去之后再看。我想借此知道，这代人都在想些什么。其实，通过这些个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选择和阅读选择都在发生巨大的分裂，总体性已经消失，不但代与代之间已经很难再有传承，同一代人之间，也分裂成了不同的实体。再用统一的眼光来看待人与世界，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认识这个世界，并了解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差异。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电影助力了文学的传播，很多作家作品，都是通过影视来获得大众知名度的，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电影艺术的成熟，大家越发觉得没有很好的文学基础、没有好的剧本，要想拍出好的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中国电影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导演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普遍自己做编剧，同时又太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忽略了文学之于电影那不可或缺的意义。结果，电影的市场是火了，艺术水准却急剧下降。中国电影要想真正崛起，必须重视文学，重视故事和叙事，重视作家看世界的眼光。 记者：社交网站在今天运用非常广泛，你好像也没有使用微博？
谢有顺：我拒绝了很多网站的邀请，当年没有开微博，仅仅因为开过微博的朋友告诉我，玩微博很耗时间，我就退却了。现在看来，有利有弊。或许，它确实为我节约了一些时间，但同时，也使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介入社会的通道。我个人是敬重那些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的，我觉得微博所传达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也是很重要的。
记者：你跟不少作家都是好友，在做文学评论工作时，如何去平衡这两个关系存在的矛盾，如何保证不将友情带入文学批评中？
谢有顺：人情的作用，在中国，是被夸大了。我不否认有人情，也觉得有时讲点人情是很美好的，有暖意的。但具体到做文学研究，评论一部作品，对我来说，人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一般来说，你喜欢一部作品，才会去解读它，我不像一些人，明明极其不喜欢一部作品，还非要对它品头论足，我没这个兴趣。作品太差，我沉默就好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而你喜欢一部作品，也不等于它没有不足。理性地指出它的不足，探讨它的局限性，据我所知，很多作家也都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喜欢的。庸俗化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只会使文学界的状况变得更糟糕。我个人觉得，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应该坦荡。
记者：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杂志“幕天讲坛”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你有何感想？
谢有顺：我很认同“幕天讲坛”这个活动的宗旨。所谓反哺乡村，对我个人来讲，目标也许大了，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忽视乡村的存在，不应该忽视乡村少年的成长。当下的中国，城市化成了大趋势，教育优质资源也高度集中在城市。乡村，尤其是偏远的乡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个时候，如果有民间力量愿意去关怀乡村、去影响乡村孩子，意义不可估量。我一直记得哲学家牟宗三的一句话，大才都出自乡间。乡村孩子中，成材概率或许比较低，但一旦成材了，就有可能是大才。而且，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向往，往往比城市孩子更强烈，这个时候，有远方的人去走近他们，并愿意弯下腰来倾听他们的心声，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不要奢望一下子改变中国，我们先从改变一个人、再改变一个人这样的小事做起。能做小事，才能成大事；能沉到底层中国去，才能说你真正懂得了中国。
记者：你对你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谢有顺：我并不满意于自己的现状。但我也不苛求自己，我想，只要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做事，现状就会一点点改变的。（实习生陈哲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有顺朋友
谢有顺将采访的地点约在洛溪大桥附近，那是在一个创意园区的书斋，名字叫“闻君阁”。“闻君阁”的牌匾就挂在书斋入口处，题匾人正是：谢有顺。
起初以为除了茂德公草堂的“山远居”，谢有顺在此处还有一个工作室。谢有顺却表示，这是他朋友的，今天借用一下。因为“‘山远居’太远了，你们去也不方便”。
找谢有顺索字的朋友一直不少。据他回忆，2013年题了二三十个招牌，用了的人都观感满意，事业有顺。这名声一传开，索字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朋友问他，2013年写字赚了多少钱？“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多数是送朋友的，只有五幅是收了润笔的。还有一部分为我换来了二十几方端砚、五刀红星宣纸、好酒、花梨木摆件等等。都是求字的人主动送来的，我也不客气就收下了。以物易物，也不失风雅。我虽写着玩，有时也需要鼓励。2014，请继续。”谢有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回复朋友们。
谢有顺喜欢这种“以物识友”的相处之道。在朋友中，他还担当“收藏顾问”的角色。他说，我不收藏，只不过自己喜欢的书籍、红木家具，会买一点。谈不上收藏。他坦言，我缺钱，几乎没收过什么黄花梨的大件，但给朋友看过好的海黄家具。我的原则是，只负责看货、讲价、推荐，从不经手货款。我只做单纯的欣赏者。
经过他手出去的黄花梨家具，现都在朋友手中了。几乎每一件物品，他都有详细的记录：第一张，六角桌，直径一米二乘一米二，越黄，加六条凳，重量近两百斤，精工。前年三四十万买的。现另一朋友出价一百二十万，对方也不卖。谢有顺把这些经手的物品都备忘于微信里，做个纪念，之后他就把它们从手机里删除。他说，“免得见一次遗憾一次。不过想到它们都在朋友家中放着，心里也就宽慰了。”
其实，倘若你也在我们的拍摄现场，你会理解为什么谢有顺能够广结善缘。他可以在任何现场，和任何一个人做朋友。配合摄影师的拍摄，谢有顺主动说，这个可以吗？要不要多来几次？和谢有顺同桌吃饭，每个朋友他都可以照顾到，他甚至会细心到给迟到的朋友的碗里，留上一块即将被消灭掉的菜。
无怪乎，谢有顺的朋友很多。因为他，有顺朋友。
我的梦想没有具体所指，但是梦想的构成应该从个人出发。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我希望有一个缺憾少一些的、完整些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一个家、更好的一个国。这是我对梦想实现的诠释。个体的梦想可以和国家的梦想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充斥着冲突、撕裂和对抗。
现在，我已站在村里我出生的老屋前，童年生活历历在目，突然就想起了马克·吐温的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两天：你来到世界的那天，和你了解为什么你来到世界的那天。”
谢有顺 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文学博士。一级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主任等职。出版有《活在真实中》、《从密室到旷野》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青年领袖”，2010年被世界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
谢有顺的学生们私底下管他叫“谢大神”。他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有一次谢有顺的学生遇到徐敬亚老师，他们俩是中学校友，话题自然特别多，徐老师在应邀题字时，快意用左手写下：“学谢，学有，学顺。”按照徐老师的解释，“学谢”说的是要有感恩之心；“学有”就是要有才华，有自己的才能；“学顺”就是别让自己的生命太坎坷，尽可能顺当些。这也是诗人和前辈评论家徐敬亚对谢有顺的概括。
在各样的奖项中，他曾多次与莫言、贾平凹、刘亮程等国内最受认可的作家同台领奖，与余华、格非、苏童、阿来、于坚、麦家等众多实力诗人、作家有交情，出版作家对谈录两部。他的同行称他“业内学术会议肯说真话，发言踊跃”、“不失见地”。
在大学校园里，他永远被一群粉丝簇拥着。闪着国字脸上一双有精气神儿的大眼，天庭饱满地谈笑。他的课堂—无论是讲当代中国电影还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从来座无虚席，无论教室多大。他的声音润朗，无论是授课、演讲、访谈、主持，他的口头禅总是“对—”，拖个小尾巴，然后，妙语连珠，掌声时起。
这一切，都跟他讲课的方式和内容有关：他讲现代中国的文学转向，从古体诗的话语方式无法进入五四前后的现实；讲到顾炎武、王国维的悲伤不是个体生命的悲伤，而是文化断绝被连根拔起的恐慌；认为五四一代是想用“矫枉过正”的方法扭转文化方向，知识分子怀抱着“再不从血液里质变就来不及了”的内心紧迫感，想要用最迅速的方式改变中国，“掀房顶”的目的是为了“开窗户”；他说文学自由的标志是个人可以被书写，而“明月松间照”的情境是人文关怀，一般老百姓未必在意……观点的锐利和不时的妙语，总能让学生乐在其中。
先有长汀水，再有谢长汀
联系上谢有顺是在清明前夕，他特意把采访时间安排在清明节后，因为要回趟老家。翻看他的微信记录，其实不难发现，谢有顺一年要回好几趟家。他的家乡是福建长汀，“谢长汀”也成了他的自我称谓。
长汀位于福建西部山区，并不富裕。这个山沟走出来的少年天才的名字，在他的故乡人口中传唱。他们不知道他的研究方向，不知道他有多厉害、为什么厉害，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夸赞这个时常回长汀看看，捐赠图书、关注家乡教育、培养文学后进的长汀儿子。
谢有顺的多年好友杨卫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说，“我俩最大的共同点，可能是我们都愿意回到故乡的土地上。”杨卫东告诉记者，谢有顺受其父影响很大。他父亲是个农民，但是一个有文化追求的农民。近日家中翻修老宅子，谢有顺坚持要保留老宅子里的天井。这又是他传统、念旧的地方了，他坚持要留住过去的时光。怀旧是一种追寻，一种守望。他对文学、教育在山区的推广是有很多想法的，他也在做。每次回长汀老家都会尝试去跟当地的负责人沟通。
早在福建师范大学念书时期，谢有顺已经师从孙绍振，以大胆新锐的青年评论家面貌在文坛崭露头角。孙绍振是谁？1980年代的“朦胧诗”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接纳，北岛、顾城、舒婷等当代著名诗人得以走向读者大众，主要推手有三人，孙为其中之一。孙绍振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
多年以后，谢有顺在为青年作家蒋方舟新书写评论时，字里行间都是包容与提携后进的鼓励、赞赏。
谢有顺承继乃师的事业，显然也在把这份薪火传承下去。他的弟子不少，硕士生每年只招一个，博士却每年能招两三个。他们自称“谢门弟子”，很团结，但谢有顺禁止他们这样自称，觉得没必要有这种门派之见。这个学生群体里，已经走出了青年学者周会凌、单昕、刘秀丽，以及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新锐评论家及作家李德南。
李德南一如自己的导师，二十几岁年少成名。谈及谢有顺，他说，“我个人最看重的是谢老师的行动力。知识分子容易眼高手低，说得多，做得少，说得比做得好。但谢老师一直强调，知识人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书写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另外，他重视学术与生命的关联，注重转识成智，化学为悟，让学术研究成为‘生命的学问’，这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另一位谢有顺的博士生苏沙丽则感慨说：“谢老师常会提到文学的常道，认为文学在这个社会仍有不少读者，仍有影响人心的力量。文学于人生于生命的价值是很多文学老师已经不再提起的了，这却是老师影响我最大的地方。”
谢有顺对作家地域特色和乡土关系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在《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一书也能看出。他认同乡土经验可以解放作家的感官世界。90后的研一学生彭璐是“谢门弟子”里年龄最小的。她这样理解导师对作家地域性的重视—“先有长汀水，再有谢长汀。”2013年冬天在导师母校美溪小学支教一周多的经历，让她对此有了更深的感悟，“感觉客家人本身对自己文化就挺重视，村子里很多墙上的标语也都保存尚好。这样一个朴质好客的村子走出了谢老师这样的人。他从乡间来，少年时的他求学路上又多波折与际遇，使他在进行批评创作时，和一般学者态度不同，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生机。”由此，她认为谢有顺的文章特别注意作家的地域性，“他在2013年新出的随笔集《消夏集》里就写到了广东各地的风土和人情的关系，挺有意思。” 文学行走在新闻停止的地方
谢有顺自称是“农民的儿子”，在课堂也偶尔说起自己因不喜欢城里而固守乡土的父亲，调侃自己有个和刘发财、张富贵一样标志着农民儿子的名字。他推崇作家独立清洁人格、深广灵魂空间的同时，也时时提醒其要有精细的世俗经验、生活积累。他最爱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或追诉现代人性的失落，或拷问生之终极命题；他推崇的作家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均是声名极盛时仍能坚守在乡间泥土里的当代杰出写作者。
国内外大小型文学活动的丰富阅历，让他总能举重若轻。他主持北岛发起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广州站”，主持余光中、余华、麦家等人的演讲和对话，与著名华人作家严歌苓对谈……这些场合，他再熟悉不过，缓解气氛，把控大局，分寸总是拿捏得刚刚好。
四月初，作家严歌苓在中山大学有场讲座，主持人是谢有顺。讲座开始前，有学生告诉谢老师，中文堂门口提前两个小时就排了很长的队伍了，还有很多人领不到票。“这状况，我也始料不及，文学还这么热么？”
在与严歌苓的对谈“我的一手生活与二手生活”中，谢有顺评价严歌苓在“敏感”、“与人为善”方面与沈从文非常相似。他认为，严歌苓的不自信和惶恐是她的不幸也是幸运的地方，“这一切让她最终只能成为严歌苓，她缺少一个可以让她扎根的写作根据地，这与她个人经历有关。严歌苓的不自信我很认同，再有想象力的作家都不可能完全写好他不了解的生活。文学不仅仅是虚构，文学行走在新闻停止的地方。”
他对当代文学有充沛的信心，对日益小众化的当代诗歌亦然。他常对学生们说，多读读诗，总是好的。最近一两年，他开始呼吁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自古以来塑造中国的主体力量总是与文学、艺术有关。“是文学，而非宗教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在没有自身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代替了宗教的任务，它不仅是人们抵御精神挫折的重要寄托，还是中国人日常生活观念的主要来源。
谢有顺喜欢《追风筝的人》。他说，读这样的小说，总是在提醒我们，灵魂是存在的，而且通过自审与赎罪，灵魂有一种自我清洁的功能。有些东西你无法忘却，只能勇敢地面对。
从乡中来，到乡中去
“什么叫夜幕降临，这就是了。只有在乡村，才能真正了解什么叫黄昏。万物如何在晨曦中一点点显露出来，又如何在暮霭中被一点点吞噬。这种景象，乡村有全程展示。在城市，各种灯光一亮起来，所谓凌晨、黄昏，只能是一种传说了。”谢有顺在自己的微信上写到回家的感受。
对故土的眷恋，在谢有顺心里转化为一种反哺的愿望。去年，谢有顺联合《mangazine|精英》杂志发起了一场到乡村中学讲学的活动“幕天讲坛”，旨在号召都市精英回到乡村，与孩子们分享一些他们的成长感悟。
谢有顺作为“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参加了2013年11月11日在陕西商洛的活动。一个小男孩，问了谢有顺一个也许是他的教师生涯里最意外的问题。“我晚上睡得很早，为什么我白天还总是睡不够？”这与其说是一个提问，不如说是“撒娇”。
谢有顺认为，同儿时的自己相比，现在的乡镇的孩子在物质条件上要好很多。“但是从某个角度看，又要可怜得多。我们那时候校舍破烂，但是亲人是在一起，感受得到家庭的温暖，这正是现在父母在外面打工的孩子所缺乏的。他们对父母亲的思念、爱是飘渺的。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孤独。现在的信息时代，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机会感知外面的世界，在感知到外面世界的样子和自己周遭的比较中，形成的落差，非常强烈。这种影响，会在乡村的孩子们心里埋下种子，谈不上好或坏，我觉得这影响会很驳杂，可能对于少数的孩子，会是激励他奋发的一个契机，多数的孩子会早早的放弃在这样一个地方挣扎。他本来还可以往上走了，他不走了。”
谢有顺正是那种努力要往上走的孩子。尽管他童年的时候因客观原因不得不辍学了一段时间，但最后又回到学校。现在谈起，谢有顺很淡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其实很多都不是个人的选择。你遇到的挫折、事故，有些是很悲凉的。现在回头看，可能也有特殊的意义。你并不想经历那么多，你只不过想要像别的孩子一样，能够正常的升学。所以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更多的是被身世、被命运卷着走。你很难去改变。”
对谢有顺来说，命运的转折点还是上大学，一下子好像天地都宽了。“我本来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我上的中等师范学校，照理，毕业后就去教小学了。但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它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而我学的又是文学，原来那些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可以通过阅读来深化和体悟。发现自己喜欢文学，对文学研究有了兴趣，命运自然就改变了。”
谢有顺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是，因为现状可以改变。“我会为自己设定最低限度的标准。尽可能地做几件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每个人都发声、行动，一点点地克服畏惧去改变，这样的力量都是不能藐视的。”
这个观点，他在珠海给近四百个官员讲解“中国梦”的时候，也表达过。课后，一位他并不认识的领导悄悄对他说，谢教授，习大大如果听了您这么精彩的课，也会喜欢上您的。谢有顺说：“他真幽默。但是我给各级官员讲课，确实一直颇受欢迎。我会去研究他们关心的话题，也了解他们喜欢听什么风格的课，并坦率直言我对社会和官场生态的看法，以尽可能地去影响人，尤其是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因为现状是可以改变的，静默或抱怨于事无补。如果你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
君子之交，果蔬朋友
谢有顺三月底在复旦大学分别参加了两个研讨会。其中一场阎连科本人在场，谢有顺当着他的面说了他小说的一堆不足；而另一场，韩少功不在场，谢有顺却谈了他《日夜书》的三个优点。在谢有顺看来，其实真正的学术会议，是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
也许是这份坦荡为他赢来了不少朋友。谢有顺与许多知名作家交好，甚至有一些作家，没有给他们写过一个字的评论，却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谢有顺的多年好友、作家千夫长这样评价谢有顺：“他是个持重、真诚、善解人意的朋友，是我心里在江湖上少有的大事上值得托付的人。”谢有顺和千夫长是“果蔬朋友”，这其中有个小故事，一次，千夫长临时受邀去谢有顺家里吃饭，他没有准备，见自家小花园里母亲种的荆芥刚长成，正是鲜嫩可口，于是他就割出一袋带去。见了这一小袋子嫩芽菜，谢有顺夫妇很是惊喜。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千夫长表示，谢有顺是我见过最懂小说的文学教授，格局也大。他的个人才华，在我看来是通才。他爱好广泛，我们平时的朋友圈子也不仅仅限于广东作协，还有《花城》的朋友啊、做茶的、作画儿的、写书法的、玩木头的，都有的。你说他和纯学院派学者有点点不一样，我认同，他不拘泥，他有信息，他包容，这包容有个前提，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通’。他是在‘通’的基础上去包容的。”
谢有顺爱分享。有好酒好茶就呼朋唤友来品尝，但同时愿意遵循传统的文人交流方式。谢有顺的另一位老朋友杨卫东说，谢有顺用毛笔写书信、赠送朋友好茶不忘细致地写上说明，有时还加盖印章。他有一副赠给他的手书对联，写的是他自己改写的句子—忆旧如述梦，读书胜还乡。
在杨卫东眼里，谢有顺是性情中人。“对于外界盛名，他会珍惜，但声名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压力。因为他骨子里是纯粹的、淡泊的。贾平凹、莫言是他的好友，我们这些诗友也是，但他的姿态都是平等的，谦逊、随性。这样一个看起来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他发现原来有很多人还是愿意倾听文字、愿意和文学靠近的，他会很激动，他身上有很强烈的文化责任感。”
[对话谢有顺]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记者：老砖、老天井，构成了客家人的老房子记忆，你从前的生活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你的性格？
谢有顺：我老家是一个客家山区，地处偏远，1999年才通电，2005年才通公路。一般人认为，乡村生活贫瘠、简陋、闭塞，这固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乡村也广袤、宽阔、质朴、接地气，它给一个人的心灵成长所提供的滋养可能更全面，也更本真。出生地、成长地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乡村生活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种人伦关系，人如何对待别人，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近在身边和来自远方的人，这些构成了我人生观中很核心的部分。
记者：到了广州之后境遇有了很大的转变，比如从2001年获得冯牧文学奖开始，2004年评为一级作家，2006年34岁就成为了中大的博导等等。路一下子开阔平坦起来，你认为这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谢有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自主择业的现象还很少，所以，我和大家一样，都想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又不想回县城去，这就被迫让自己成了自由职业者。那种生活的动荡，经济的拮据，常让自己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但我对自己的爱好，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一直坚持与之同行，并且从中找到了一种安慰。那段时光，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坚持一种理想的不容易，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最大的原因是我没有放弃。无论我做什么工作，境况如何，无论我的工作离文学是近还是远，我对文学的爱与敬畏没有改变。当然，无论再忙，工作之余，我都勤奋读书、努力写作，一直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一直没有失去写作的乐趣和雄心，这也很重要。概括起来说，就两点：坚持和勤奋。
记者：你成名很早，如何看待自己的天赋？
谢有顺：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得的天赋，比我聪明的人多得是。但比起同龄人来，我比很多人都坚忍，也更重视“先立其大”，从大处着眼来思考问题和规划人生。这使得我不会去计较一时的得与失，而是一直相信现状是可以改变的，理想也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灵魂的，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记者：2003年你同《南方都市报》携手创办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直到今年2014年，这长达十余年的过程中，大奖走到今天，您有什么感悟？在文学并不受重视的今天，你怎么推动这个大奖向前行？
谢有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办了十几年了，已经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和影响力。我的感悟是，实践比空谈更重要。做成一件事情，做好一件事情，都不容易。坐而论道，是知识分子的长项，但空谈多了，最终你就会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多么渺小，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那就干脆不做了吧，顶多发发牢骚，于是，知识分子就开始气馁、放弃，开始退出公共空间，局面就会进一步恶化下去。因此，总要有人发声，有人去实践，总要有人作为目标，被人赞美或咒骂。静默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进步。一旦有了这样一种信念，秉着公心，怀着对文学的爱，推动一个奖往前走，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记者：你作为大学的教授，面对现在的新生代，教授文学，有什么感想吗？现在的大学生，对文学是什么态度？
谢有顺：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至少我是这样和学生讲的，很多学生慢慢的，也认同了这一点。
记者：你如何看待近年一些诸如《小时代》之类的畅销书在年轻人中的热捧？另一知名作家韩寒在拍电影，你会有兴趣看这部电影吗？
谢有顺：我出于好奇，也会去看《小时代》这样的电影，韩寒的电影如果出来，我也会看。但我不会跟风，可能是等这些电影的热潮过去之后再看。我想借此知道，这代人都在想些什么。其实，通过这些个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选择和阅读选择都在发生巨大的分裂，总体性已经消失，不但代与代之间已经很难再有传承，同一代人之间，也分裂成了不同的实体。再用统一的眼光来看待人与世界，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认识这个世界，并了解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差异。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电影助力了文学的传播，很多作家作品，都是通过影视来获得大众知名度的，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电影艺术的成熟，大家越发觉得没有很好的文学基础、没有好的剧本，要想拍出好的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中国电影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导演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普遍自己做编剧，同时又太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忽略了文学之于电影那不可或缺的意义。结果，电影的市场是火了，艺术水准却急剧下降。中国电影要想真正崛起，必须重视文学，重视故事和叙事，重视作家看世界的眼光。 记者：社交网站在今天运用非常广泛，你好像也没有使用微博？
谢有顺：我拒绝了很多网站的邀请，当年没有开微博，仅仅因为开过微博的朋友告诉我，玩微博很耗时间，我就退却了。现在看来，有利有弊。或许，它确实为我节约了一些时间，但同时，也使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介入社会的通道。我个人是敬重那些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的，我觉得微博所传达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也是很重要的。
记者：你跟不少作家都是好友，在做文学评论工作时，如何去平衡这两个关系存在的矛盾，如何保证不将友情带入文学批评中？
谢有顺：人情的作用，在中国，是被夸大了。我不否认有人情，也觉得有时讲点人情是很美好的，有暖意的。但具体到做文学研究，评论一部作品，对我来说，人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一般来说，你喜欢一部作品，才会去解读它，我不像一些人，明明极其不喜欢一部作品，还非要对它品头论足，我没这个兴趣。作品太差，我沉默就好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而你喜欢一部作品，也不等于它没有不足。理性地指出它的不足，探讨它的局限性，据我所知，很多作家也都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喜欢的。庸俗化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只会使文学界的状况变得更糟糕。我个人觉得，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应该坦荡。
记者：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杂志“幕天讲坛”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你有何感想？
谢有顺：我很认同“幕天讲坛”这个活动的宗旨。所谓反哺乡村，对我个人来讲，目标也许大了，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忽视乡村的存在，不应该忽视乡村少年的成长。当下的中国，城市化成了大趋势，教育优质资源也高度集中在城市。乡村，尤其是偏远的乡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个时候，如果有民间力量愿意去关怀乡村、去影响乡村孩子，意义不可估量。我一直记得哲学家牟宗三的一句话，大才都出自乡间。乡村孩子中，成材概率或许比较低，但一旦成材了，就有可能是大才。而且，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向往，往往比城市孩子更强烈，这个时候，有远方的人去走近他们，并愿意弯下腰来倾听他们的心声，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不要奢望一下子改变中国，我们先从改变一个人、再改变一个人这样的小事做起。能做小事，才能成大事；能沉到底层中国去，才能说你真正懂得了中国。
记者：你对你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谢有顺：我并不满意于自己的现状。但我也不苛求自己，我想，只要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做事，现状就会一点点改变的。（实习生陈哲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有顺朋友
谢有顺将采访的地点约在洛溪大桥附近，那是在一个创意园区的书斋，名字叫“闻君阁”。“闻君阁”的牌匾就挂在书斋入口处，题匾人正是：谢有顺。
起初以为除了茂德公草堂的“山远居”，谢有顺在此处还有一个工作室。谢有顺却表示，这是他朋友的，今天借用一下。因为“‘山远居’太远了，你们去也不方便”。
找谢有顺索字的朋友一直不少。据他回忆，2013年题了二三十个招牌，用了的人都观感满意，事业有顺。这名声一传开，索字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朋友问他，2013年写字赚了多少钱？“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多数是送朋友的，只有五幅是收了润笔的。还有一部分为我换来了二十几方端砚、五刀红星宣纸、好酒、花梨木摆件等等。都是求字的人主动送来的，我也不客气就收下了。以物易物，也不失风雅。我虽写着玩，有时也需要鼓励。2014，请继续。”谢有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回复朋友们。
谢有顺喜欢这种“以物识友”的相处之道。在朋友中，他还担当“收藏顾问”的角色。他说，我不收藏，只不过自己喜欢的书籍、红木家具，会买一点。谈不上收藏。他坦言，我缺钱，几乎没收过什么黄花梨的大件，但给朋友看过好的海黄家具。我的原则是，只负责看货、讲价、推荐，从不经手货款。我只做单纯的欣赏者。
经过他手出去的黄花梨家具，现都在朋友手中了。几乎每一件物品，他都有详细的记录：第一张，六角桌，直径一米二乘一米二，越黄，加六条凳，重量近两百斤，精工。前年三四十万买的。现另一朋友出价一百二十万，对方也不卖。谢有顺把这些经手的物品都备忘于微信里，做个纪念，之后他就把它们从手机里删除。他说，“免得见一次遗憾一次。不过想到它们都在朋友家中放着，心里也就宽慰了。”
其实，倘若你也在我们的拍摄现场，你会理解为什么谢有顺能够广结善缘。他可以在任何现场，和任何一个人做朋友。配合摄影师的拍摄，谢有顺主动说，这个可以吗？要不要多来几次？和谢有顺同桌吃饭，每个朋友他都可以照顾到，他甚至会细心到给迟到的朋友的碗里，留上一块即将被消灭掉的菜。
无怪乎，谢有顺的朋友很多。因为他，有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