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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时代，
寻找文字的砥砺与精神的彼此照耀，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文友”这个称号，在此刻显得异常珍贵。
冯克力 山东画报出版社图书编辑。1996年编辑创办《老照片》，先后任执行主编、主编。十几年里潜心于老照片的征集、出版与研究，被业界誉为“改变了中国人阅读的人”。持续出版的《老照片》丛书曾经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和“共和国六十年六十本书”。著有《感言老照片》、《当历史可以观看》等。
在“朋友”这个称谓泛滥的时代，“文友”的称呼，让人倍感荣耀—遥远而珍贵。
文友，是知识人的精神伙伴。古今中外的文人圈里，许多文友之间的交往在后世传为佳话—相知相惜的卡尔维诺和罗兰·巴特，并肩作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肝胆相照的鲁迅和瞿秋白，亦师亦友的弘一法师和丰子恺
同处一城的冯克利和冯克力，是中国文化圈两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一个是翻译家、学者，另一个是出版人、作者；一个是在公共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人物，另一个则用一幅幅老照片梳理出时代的脉络。
两位“冯先生”，以十几年的君子之交，为“文友”在现代，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两位“冯先生”
“我们三观相近，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体制内的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人要是对了脾气，聊什么都开心。”
这些天，山东济南的舜耕路上有几棵老槐树被“斩首”了。路边一家广告公司，为了让绿荫不遮挡住自己的招牌，于是偷偷砍伐了这些树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十多年树龄的老槐树被砍得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住在这附近的居民都心疼不已。
出版人冯克力就住在这条街上。那些往日里绿意盎然的老槐树，也曾经是他散步时经常路过的风景。这里距离市中心并不太远，交通便利之余，又恰到好处地保留了一份文人喜好的宁静安谧。再加上周围聚集了大量文化单位，很多文化界人士都居住在这一带。
离他家不远，是另一个文化人冯克利的家。一条街上，住了两位姓名谐音的冯先生，确是趣事一桩。由于种种机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两位几乎同名的学者便已相识。
最先认识冯克利的，其实是冯克力的弟弟。1982年，刚刚毕业的弟弟被分配到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上班第一天，他便听见走廊里有人招呼着“冯克力接电话”。弟弟一愣，还以为是哥哥来了。纳闷间，见一个人匆匆从门前跑过，赶着去接电话。向同事一问，才知道原来社科院里还有一个做翻译工作的“冯克利”。回头把这事告诉哥哥，冯克力也觉得又惊讶又有趣。
而真正对“冯克利”这个名字熟悉起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些年，冯克利间或会在《读书》上发表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和学者的随笔，他的学识和文笔，让冯克力心生佩服。“他的那些政治思想随笔，写得委婉而畅达，透着有节制的文采。”冯克力如是说。
两人原本早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相逢，却无奈总是错过。因为和冯克力的弟弟认识了，冯克利还去过冯克力父母家几次（冯克力的弟弟那时与父母同住），甚至还在家里打过一次麻将，可惜冯克力碰巧都不在家，两人阴差阳错没有遇到。
慕名已久的初次见面缘于一次不期而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克利在三联书店分销店的角落里开了家小店，卖正版音乐唱片。冯克力正巧去逛书店，“那天去了以后，别人立刻跟我说，‘那个冯克利也在店里呢’” 。
冯克力买了一张唱片“。一张一百多块呢。当时我心里就想着，这盘卖得可真贵。”冯克力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 没想到 “老板”冯克利记得比他还清楚，“那时候，别人卖135，我才卖120，还算卖得便宜的。”
追忆起来，那次会面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时刻。冯克力买了唱片，站了一会就走了。“这个世界上，有人和你名字读音完全一样。见他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异样的感觉。”冯克利插话笑说，那种感觉背后的潜台词，是“对方可别坏了我的名声”。
随着共同朋友的增加，在很多聚会的场合，两人的碰面也逐渐增多。即使是原本只打算邀约其中一位冯先生的友人，一听彼此相识，也会将两人请到一起。“私下朋友圈子里见面，很多是在酒局上，他酒量比我大。”冯克力向老友穷追猛打：“到底能喝多少？你如实招来。”“半斤白酒，超过半斤了肯定有问题。”冯克利哈哈大笑。
冯克利笑说，还有一种私下的碰面，是一般朋友享受不到的。“比如我领到稿费的汇款单，上面错写成‘冯克力’，我就把他找来，拿过他的身份证，把稿费拿回来。这样就不用退回去重开稿费了，多方便。”
两人同是作者，因文章惹来的误会自然也不少。时至今日，每当冯克利的文章一发表，就有人来恭喜冯克力。一开始，冯克力赶紧否认：“实在不好意思，我写不出这种文章。那个冯克利，不是这个冯克力。”后来误会的人越来越多，他索性“乐”在其中。
去年夏天，冯克力去北京，见到学者熊培云，介绍过后，熊培云便握着冯克力的手说“久仰久仰，我读过你翻译的书”，冯克力张口回道，自己翻译得不好，还请他多多批评。“少来吧你”，一旁的朋友知道他爱拿这个话开玩笑，大家笑成一片。
相较之下，冯克利的处理方式就“老实”多了。他每次都如实汇报，说“此冯克利非彼冯克力”。虽然在翻译圈和学术圈都享誉盛名，但他坦言《老照片》的受众群体比自己翻译的那些书的受众要多得多。三教九流，关心点老事的人，都喜欢看。“所以问我《老照片》的人简直不计其数。这是一个很给生活‘添麻烦’的事。”冯克力则对这种“麻烦”来之不拒，“我听人家说我在《读书》发文章，简直乐不可支！”
2001年，冯克利搬到了位于舜耕路附近的山东省社科院宿舍。三年前，冯克力也搬到了这条路上。两人终于成了街坊邻里。“我们三观相近，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体制内的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人要是对了脾气，聊什么都开心。”
直到去年，冯克力才首次到冯克利的新家做客。原因是一位特殊客人的到访—《炎黄地理》杂志的主编李礼。李礼以前曾与冯克力联络过，但没见过面，后来不慎把手机丢了，从此没了冯克力的电话号码。后来，李礼恰巧出差到山东济南，便想约冯克力聚一聚，问及友人，都以为他要找的人是冯克利，便把其电话告诉了李礼。 接到李礼的电话，听说是北京来的，要到家里拜访，冯克利便答应下来。外地慕名而来的人经常会有，他也没多想。两人一见面，聊起天来牛唇不对马嘴，冯克利这才明白，来人想见的并不是自己。“于是，克利拨通了我的电话。晚上三人一起吃了顿饭，相谈甚欢—李礼此前就曾拜读过冯克利的多部译著，对他一直心存敬佩，今阴差阳错见了真人，也算遂了心愿。”冯克力说。
两人现在的家虽然相距不远，但直到去年12月，相识良久的两人才真正一起单独坐下来喝酒聊天。冯克力还把这次难得的聚会记录在了微博上：“前晚与冯克利在居家对面一海鲜店小酌，此乃相识十多年来首度单独相对畅饮，不觉间，一瓶泸州老窖已然见底。酒后，邀克利至舍中小坐，与克利同居舜耕路，‘也算街坊邻居’（克利语），始得走动，并获赠克利再版之《尤利西斯的自缚》签名本。”
此冯克力
“仅仅靠照片无法构建系统的历史叙事，但照片的介入，却使得传统的历史叙事不能不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
打那以后，门口的那家海鲜店便成了两人此后小酌的聚点。相近的家庭成长环境使二人一见如故，聊得额外投机，“特别对脾气”。至于那次小聚具体都说了些什么话题，用冯克力的话说是“鸡零狗碎”，“都是家里的事、长辈的事，那些我们互相都认识的人，以及老照片的相关情况。”
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记忆，是两人时常念叨的共同话题。而老照片，则是众多话题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冯克力的《老照片》系列，至今仍是出版界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基于对历史、人文的热爱，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冯克力“受命”编辑《老照片》系列。当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它的巨大成功。《老照片》刚出来的时候，正赶上世纪末。有人分析，《老照片》的热销与那个时间段有密切关系，正好迎合了人们世纪末的怀旧的情绪。
“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在于，《老照片》开创了一种图文交融的阅读样式，充分发掘老照片的固有魅力，使之成为收集和呈现民间记忆的鲜活载体，尤其是为普通百姓参与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平台。”冯克力认为，所谓世纪末不仅是怀旧，还有对过去一个世纪的重新审视、反思。“所以我们给老照片的定位是‘观照百多年来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虽然是看上去很轻松的一本书，我们还想赋予其社会历史更深层次的价值。”
最早提出老照片创意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时任总编汪家明，他权衡之后，动员资深编辑冯克力来操作创办。一开始，老照片主要是靠冯克力到各个档案馆、博物馆搜集，后来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投稿。“日常生活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通过《老照片》这个平台让老百姓来参与历史的叙事，使过去的生活场景更有生命的温度。”
“仅仅靠照片无法构建系统的历史叙事，但照片的介入，却使得传统的历史叙事不能不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泛黄的照片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在冯克力眼中，从有摄影技术以后的历史来说，民国社会失落的历史最多。“如果说，这些年这本书起了点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对民国社会影像的挖掘和重现。”
通过搜集老照片，冯克力和收藏家也建立了很多联系。“因为老照片的收藏者和研究者也是我们基本的作者队伍。关键是他手里有货，随时去搜集，随时有新东西。”除了收藏家，老照片也让冯克力交到了不少文人朋友。十年以前，刚回国不久的陈丹青在济南和冯克力初次见面，就向其提及自己买了很多本《老照片》。“他放了很多《老照片》在画室，说画民国人物的相貌、衣着和陈设时可以参考。我认识很多画家都是如此，《老照片》对他们有实用性。”
那次碰面，陈丹青还向他推介了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诠释摄影的著述。这些书给了冯克力很多启发。这几年，两人的碰面少了，联系却没有断过。有一回，听说陈丹青在一家书店开讲座，与自己的朋友邵建谈鲁迅和胡适，出差至北京的冯克力也前去捧场。讲座现场人满为患，冯克力也没怎么与陈丹青交谈，只是简单打过招呼，把自己新书的签名本送他一册。
回到济南后，两人互通邮件时，陈丹青突然提起很喜欢冯克力剃的光头，精神。还说以后自己也要剃一个。“我很纳闷，难道他这些年来剃的不是光头吗？下回见了，我得问问他。”冯克力笑着说。
去年，冯克力推出新作《当历史可以观看》，陈丹青欣然作序，并表示希望《老照片》“一如其旧”，且“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当我说‘廉价’，绝不意指《老照片》粗陋，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这话，说到冯克力心里去了。
彼冯克利
“我有个做人的原则，不花学校的钱，在学校每年的报销是0。”
出人意料的是，当年筹备《老照片》时，很多人对冯克力的这个选题大泼冷水，冯克利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到1996年间，冯克力主动联系冯克利，希望他对《老照片》多提意见和建议。“他是很优秀的学者，就对历史和政治的见解这一块，能与之相比的不多。既然要办好《老照片》，我就千方百计地找各方高手来参与解读。”
在冯克力看来，《老照片》是一个通过平民影像叙事的平台，关注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和冯克利研究的政治制度、生态有很大关系。冯克力回忆，自己当时特别希望他能参与进来，为此两人不仅见过多次，他还曾约上冯克利去资料室看画册。聊了半天，感觉冯克利的兴趣和关注点并不在这上面，最后到底还是没有强求。
冯克利则把那段日子形容为“还算因为正事儿的交往”。1996年，出版社开会论证《老照片》项目时，冯克利受邀前往。“现在回想起来很惭愧，当时我是泼冷水的。我看西方大画册比较多，于是从直觉上判断，他们弄这么小的开本，作为一个以照片为主题的连续性出版物，不一定合适。我当时建议说，应该把开本做大，可能市场前景好一点。”
冯克利是个性情中人。不仅对老友当年倾尽全力编辑的《老照片》的担忧直言不讳，他对体制内的许多现象也颇有微词。多年来对政治的研究和观察，让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去年，一部《邓小平时代》，让身为译者的他数度登上国内畅销书榜的名单，同时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止一次听冯克利在公开场合及私下谈及翻译《邓小平时代》的动力。这部大部头译著的方方面面，在2013年成为被热议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早在2010年秋天，傅高义的这部作品还没有最后定稿时，冯克利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
接下这个翻译工作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傅高义作为哈佛大学的名教授，曾写过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接下这个活，也是出于对这位社会学家的尊重。
二是当时冯克利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的冯克利，认为接这个活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
当然还有更私人的理由。“邓小平是和今天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政治领袖，是自己国家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人物，被称为‘总设计师’。而且这也是第一本比较完整、系统反映他执政过程的著作。”冯克利感慨，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人，后半生基本上是在邓小平时代度过的。“我研究政治学，对中国实际的政治发展，不能不有所了解，我得了解一下给自己生活的国家和社会带来重要社会变化的人物，接接地气。”
《邓小平时代》成为去年最受关注的图书之一，冯克利也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意见和反馈，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港版、台湾版和内地版的区别。“至于我的学生，他们没有研究中国政治的，恐怕也就是作为业余读物翻翻。”冯克利说。
因为行五，熟悉的朋友都称他“冯五爷”。春节前，一位好友的书吧新开业，他欣然前往举办了读者见面会。候场时，他和听众们一起坐在后排的角落里，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冬天棉衣。不时有认出他的读者前来打招呼，他一一应答，认认真真地签名。
他很在意生活的品质，却直言自己过着“朴素”生活。这一点从其书房陈设可见一斑。古家具，中式风格，纤尘不染。谈话间，他点燃一支烟，指着书桌上放着的那盒烟说，“一直抽这一种烟，爱抽烟的人管它叫‘紫云’，十块钱一盒。”他还是穿着读者见面会时的那件外套，“冬天就这一件衣服，老穿着”。
生活中最大的花销是买书，“每月会花个四五百块。”他指着书房里那些放得满满当当的书说，“毕竟家里空间有限，这屋子里放的书只是其中一部分，用得不频繁的，都放地下室了。”
“我有个做人的原则，不花学校的钱，在学校每年的报销是0。”淡泊名利，尤其是不向学校申请所谓“科研基金”，有出于原则的考虑，也有经济因素。冯克利笑言，自己的情况有点特殊。
1990年，冯克利对搞学术感到失望，开始经商。三年间，挣了二十多万。原本想把生意一直做下去，有一回和熟悉的客户闲聊，对方突然说，“我看你也不是个愿意做生意的人，我买下你的店好了。”冯克利这才从商海脱了身。“打那以后，就不指望着靠工资生活了。不过，从做生意开始一直到今天，工资以外的收入，始终比工资要高。”
冯克利在学术研究上偏爱西方政治学，在音乐鉴赏上也对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我喜欢莫扎特，还喜欢一些比较偏门的音乐家。比如人们都知道的巴赫，他的唱片我收集并不多，倒是他两个儿子的作品我收集了不少。”他的家里藏有四百多张古典音乐唱片，都是他精挑细选留下的。即使经营古典音乐唱片店的那段岁月已经远去，这些唱片却依然陪伴他直到今天。
花甲之年
“到了六十岁了，人生恐怕就看开、看淡了吧。六十岁了，还是从容一些吧。这个觉悟还是有的。”
如今，冯克利看书，闲书是不太看了，基本只看专业书。“去年读得非常认真的一本书是《论法国革命》，比起《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喜欢。通俗畅销小说从来不读，对纯理论的书又有着本能的反感。”
冯克力的情况则大相径庭。“我是个编辑 ，读书相对杂，比较偏重历史。判断好书的标准，首先得有内容，观点、材料扎实。很重要的取舍因素，就是我能否读得进去，这是很感性的一个判断。我们试图通过《老照片》来反映历史，对摄影理论、摄影文化方面的书也会看，像本雅明、巴特他们对影像的论述。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的书也会阅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了解他们对历史、社会描述的方法论。”
冯克力的书房宽敞明亮，角落里摆着一台多功能跑步机。书橱的其中一格特别显眼，里头整整齐齐的摆着几乎所有能搜集到的冯克利的书，厚厚的一大摞。
不仅买了，还认真读了。“在学术的领域，他研究得很深。我读他的译著和文章有时会感到吃力，毕竟我的关注，和他研究的层面、他在学术上的积累，都还有很大差距。”
谈及对方身上最让自己敬佩的，两人异口同声，“没学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两人读书都只读到了中学。此外，两人几乎都没获过奖，都没申请过课题，对体制内的功名利禄还都没有兴趣，因此互相戏称“三无人员”。
“他从来不装，不矫情，很本色。”冯克力这么评价好友冯克利，“他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学者、读书人。当年他知青返城，分配在省图书馆工作，一天走进图书馆外版书的仓库，就想，要是能看懂这些书的话该有多好。从那以后就自己找了《许国璋英语》，从零基础开始学。你说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天赋？”
对于那段学外语的时光，冯克利则表示，从零基础到基本能读懂外文书，自学就花了一年多。“我好看闲书。1985年前，能让人感兴趣的好书太少了，外文书对我的诱惑力可想而知，能读懂它们，就多了一个消磨时间的工具。我抱着很朴素的心情去学英语，后来又学了一些法语。”
说到冯克力，最让自己佩服的是他的敬业。“有位《老照片》的忠实读者，曾来信指出校对、史实等错误，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个人才’，还把人家聘请到出版社工作。他的原则是把事情做好，不会因为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就对这个人产生成见。有多少人是闻过则喜的？这很难得。”
“三无”人员冯克利从山东省社科院被破格调往山东大学担任教授的故事，也与好友冯克力颇有渊源。2006年，冯克力坐车前往青岛，巧遇时任山东大学国政学院副院长的王建民。王建民忽然问冯克力：“有个名字和你一样的，搞翻译的，你熟吗？”他表示想结识冯克利，一起合作课题。大概过了半个月，王建民给冯克力打电话，明确表示想调冯克利来山大工作。 其实，冯克力早就听冯克利提及调任大学的难度。在此之前，山东大学曾两次想把冯克利调任过来，第一次，是时任哲学院院长的傅友德提出的，第二次则是产权经济学的研究专家黄少安，最终未能成行，都是因为没有学历。“调像我这样年龄小五十岁的人，最起码有本科学历，严格按照规定要有博士学历。”
后来，王建民动用了一切力量，找了校领导，还召集全国有影响的学者王学典、陈炎等单独写推荐信，半年内，居然真的做到了。山东大学拿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为了我的调动，学校专门开了一个会，拿着著名学者的推荐信和介绍，还有我的作品成果清单，在专门的校学术委员会上研究论证。当时，我在山东省社科院的职称是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他们又召开了一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议，让我一过来就当上了教授。”冯克利对此非常感激。
这么一个“三无人员”，当上博导的经历更为“巧合”。2009年，冯克利带的硕士生即将毕业，有些学生表示想跟着他继续读博，可他当时还不是博士生导师，没有带博士生的资格。学生们不舍得离开，就“怂恿”冯克利去向校方“争取争取”。冯克利试着给学校打了个报告说明情况，并问能否“给”自己一个博导称号。没想到，学校还真就打破常规，破例让他成为了博士生导师。
“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学生的人。”冯克力接过话头。“有次我们一起出去开会的间隙，冯克利在外面抽烟。碰巧有个学生经过，他立刻告诉我，‘这个学生了不得，将来比我有出息’。他对学生的关注，对好学生的喜爱溢于言表。”
这学期，冯克利给研究生开了门选修课，用十个下午讲哈耶克。开讲以来，冯克力几乎场场不落跟着去听，“名师授课，机会难得，不听白不听。”有时下课到了饭点，两人就在学校附近找一路边店，对酌放言，尽兴而归。
冯克利和学生也是打成一片，一个月至少有一次请学生喝酒吃饭。“吃饭时就随便聊，年轻人之间的事也聊。”
除了同为“三无人员”，两位“冯先生”还同样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时代的记忆，两人自然也有很多相同点。“那个年代的老济南，孩子的吃食是槐花—无论生吃，还是用水焯一焯，做成槐花饼，都清甜可人。”
到了六十岁的当口，回忆起青春期，两人有同样的感受—刚开始能看点书的时候，却没有书可读，精神上的饥饿感和生理上的饥饿感，是同时存在的。
冯克利如今的生活相对简单。没什么应酬的时候，晚上十点就睡了，清晨五点前起床，泡上一杯茶，然后开始看书、写作，持续到十点。“这个时间段脑子比较容易集中。再往后就开始随心所欲了，脑子很难再集中起来考虑问题。”下午，冯克利也要工作，但是看闲书的时间就比较随意了，还可以玩玩微信。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应酬却在减少。“需要出席的应酬，得学会拒绝。什么事都应下来，那应酬太多了。”冯克利说，自己能容忍的应酬次数是一周一次，最理想的状态，是半个月一次。“所以，能推掉的，大部分都推掉了。”
冯克力的作息也非常规律。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办公室处理工作，午饭后呆到三点左右，徒步穿过植物园，抻抻胳膊蹬蹬腿，再坐公交车回家做饭。吃完晚饭，就是冯克力在家看书的时间。和冯克利一样，他也不爱应酬。“能推的尽量推，不大愿意抛头露面。”
在家的时候，冯克力多是读书，很少看电视。“偶尔也看电影，是夫人拽着去影院的。”前段时间，冯克力和妻子到济南省会大剧院看演出。开场前一打开微信，看到朋友圈里冯五爷发的照片，才知道又遇上了冯克利。
谈及站在六十岁的门槛上，两个人有着同样的感慨，“对于人生，已经云淡风轻”。
已过花甲，冯克利对自己的年龄却并不在意。“干我们这行的，有个相同的体会。人文社会科学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六十岁还未必能参透。著名教授庞朴就说过，他觉得六十岁以后才能做学问。这话确实说出了一个道理—人文社科这个领域涉及的知识太复杂，靠看一两本书、掌握一两个理论体系是做不深入的，要有深厚的积累。”
冯克力小啜了一口茶，“到了六十岁了，人生恐怕就看开、看淡了吧。就是我们还没到六十岁的时候，对所谓功名利禄也早没当回事了。六十岁了，还是从容一些吧。这个觉悟还是有的。”
听了好友的话，冯克利笑着点了点头。
冯克利 学者、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学界公认其“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政治的浪漫派》、《宪政经济学》、《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去年，他翻译的《邓小平时代》登上了几乎所有国内主流好书榜。
寻找文字的砥砺与精神的彼此照耀，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文友”这个称号，在此刻显得异常珍贵。
冯克力 山东画报出版社图书编辑。1996年编辑创办《老照片》，先后任执行主编、主编。十几年里潜心于老照片的征集、出版与研究，被业界誉为“改变了中国人阅读的人”。持续出版的《老照片》丛书曾经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和“共和国六十年六十本书”。著有《感言老照片》、《当历史可以观看》等。
在“朋友”这个称谓泛滥的时代，“文友”的称呼，让人倍感荣耀—遥远而珍贵。
文友，是知识人的精神伙伴。古今中外的文人圈里，许多文友之间的交往在后世传为佳话—相知相惜的卡尔维诺和罗兰·巴特，并肩作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肝胆相照的鲁迅和瞿秋白，亦师亦友的弘一法师和丰子恺
同处一城的冯克利和冯克力，是中国文化圈两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一个是翻译家、学者，另一个是出版人、作者；一个是在公共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人物，另一个则用一幅幅老照片梳理出时代的脉络。
两位“冯先生”，以十几年的君子之交，为“文友”在现代，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两位“冯先生”
“我们三观相近，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体制内的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人要是对了脾气，聊什么都开心。”
这些天，山东济南的舜耕路上有几棵老槐树被“斩首”了。路边一家广告公司，为了让绿荫不遮挡住自己的招牌，于是偷偷砍伐了这些树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十多年树龄的老槐树被砍得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住在这附近的居民都心疼不已。
出版人冯克力就住在这条街上。那些往日里绿意盎然的老槐树，也曾经是他散步时经常路过的风景。这里距离市中心并不太远，交通便利之余，又恰到好处地保留了一份文人喜好的宁静安谧。再加上周围聚集了大量文化单位，很多文化界人士都居住在这一带。
离他家不远，是另一个文化人冯克利的家。一条街上，住了两位姓名谐音的冯先生，确是趣事一桩。由于种种机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两位几乎同名的学者便已相识。
最先认识冯克利的，其实是冯克力的弟弟。1982年，刚刚毕业的弟弟被分配到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上班第一天，他便听见走廊里有人招呼着“冯克力接电话”。弟弟一愣，还以为是哥哥来了。纳闷间，见一个人匆匆从门前跑过，赶着去接电话。向同事一问，才知道原来社科院里还有一个做翻译工作的“冯克利”。回头把这事告诉哥哥，冯克力也觉得又惊讶又有趣。
而真正对“冯克利”这个名字熟悉起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些年，冯克利间或会在《读书》上发表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和学者的随笔，他的学识和文笔，让冯克力心生佩服。“他的那些政治思想随笔，写得委婉而畅达，透着有节制的文采。”冯克力如是说。
两人原本早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相逢，却无奈总是错过。因为和冯克力的弟弟认识了，冯克利还去过冯克力父母家几次（冯克力的弟弟那时与父母同住），甚至还在家里打过一次麻将，可惜冯克力碰巧都不在家，两人阴差阳错没有遇到。
慕名已久的初次见面缘于一次不期而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克利在三联书店分销店的角落里开了家小店，卖正版音乐唱片。冯克力正巧去逛书店，“那天去了以后，别人立刻跟我说，‘那个冯克利也在店里呢’” 。
冯克力买了一张唱片“。一张一百多块呢。当时我心里就想着，这盘卖得可真贵。”冯克力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 没想到 “老板”冯克利记得比他还清楚，“那时候，别人卖135，我才卖120，还算卖得便宜的。”
追忆起来，那次会面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时刻。冯克力买了唱片，站了一会就走了。“这个世界上，有人和你名字读音完全一样。见他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异样的感觉。”冯克利插话笑说，那种感觉背后的潜台词，是“对方可别坏了我的名声”。
随着共同朋友的增加，在很多聚会的场合，两人的碰面也逐渐增多。即使是原本只打算邀约其中一位冯先生的友人，一听彼此相识，也会将两人请到一起。“私下朋友圈子里见面，很多是在酒局上，他酒量比我大。”冯克力向老友穷追猛打：“到底能喝多少？你如实招来。”“半斤白酒，超过半斤了肯定有问题。”冯克利哈哈大笑。
冯克利笑说，还有一种私下的碰面，是一般朋友享受不到的。“比如我领到稿费的汇款单，上面错写成‘冯克力’，我就把他找来，拿过他的身份证，把稿费拿回来。这样就不用退回去重开稿费了，多方便。”
两人同是作者，因文章惹来的误会自然也不少。时至今日，每当冯克利的文章一发表，就有人来恭喜冯克力。一开始，冯克力赶紧否认：“实在不好意思，我写不出这种文章。那个冯克利，不是这个冯克力。”后来误会的人越来越多，他索性“乐”在其中。
去年夏天，冯克力去北京，见到学者熊培云，介绍过后，熊培云便握着冯克力的手说“久仰久仰，我读过你翻译的书”，冯克力张口回道，自己翻译得不好，还请他多多批评。“少来吧你”，一旁的朋友知道他爱拿这个话开玩笑，大家笑成一片。
相较之下，冯克利的处理方式就“老实”多了。他每次都如实汇报，说“此冯克利非彼冯克力”。虽然在翻译圈和学术圈都享誉盛名，但他坦言《老照片》的受众群体比自己翻译的那些书的受众要多得多。三教九流，关心点老事的人，都喜欢看。“所以问我《老照片》的人简直不计其数。这是一个很给生活‘添麻烦’的事。”冯克力则对这种“麻烦”来之不拒，“我听人家说我在《读书》发文章，简直乐不可支！”
2001年，冯克利搬到了位于舜耕路附近的山东省社科院宿舍。三年前，冯克力也搬到了这条路上。两人终于成了街坊邻里。“我们三观相近，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体制内的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人要是对了脾气，聊什么都开心。”
直到去年，冯克力才首次到冯克利的新家做客。原因是一位特殊客人的到访—《炎黄地理》杂志的主编李礼。李礼以前曾与冯克力联络过，但没见过面，后来不慎把手机丢了，从此没了冯克力的电话号码。后来，李礼恰巧出差到山东济南，便想约冯克力聚一聚，问及友人，都以为他要找的人是冯克利，便把其电话告诉了李礼。 接到李礼的电话，听说是北京来的，要到家里拜访，冯克利便答应下来。外地慕名而来的人经常会有，他也没多想。两人一见面，聊起天来牛唇不对马嘴，冯克利这才明白，来人想见的并不是自己。“于是，克利拨通了我的电话。晚上三人一起吃了顿饭，相谈甚欢—李礼此前就曾拜读过冯克利的多部译著，对他一直心存敬佩，今阴差阳错见了真人，也算遂了心愿。”冯克力说。
两人现在的家虽然相距不远，但直到去年12月，相识良久的两人才真正一起单独坐下来喝酒聊天。冯克力还把这次难得的聚会记录在了微博上：“前晚与冯克利在居家对面一海鲜店小酌，此乃相识十多年来首度单独相对畅饮，不觉间，一瓶泸州老窖已然见底。酒后，邀克利至舍中小坐，与克利同居舜耕路，‘也算街坊邻居’（克利语），始得走动，并获赠克利再版之《尤利西斯的自缚》签名本。”
此冯克力
“仅仅靠照片无法构建系统的历史叙事，但照片的介入，却使得传统的历史叙事不能不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
打那以后，门口的那家海鲜店便成了两人此后小酌的聚点。相近的家庭成长环境使二人一见如故，聊得额外投机，“特别对脾气”。至于那次小聚具体都说了些什么话题，用冯克力的话说是“鸡零狗碎”，“都是家里的事、长辈的事，那些我们互相都认识的人，以及老照片的相关情况。”
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记忆，是两人时常念叨的共同话题。而老照片，则是众多话题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冯克力的《老照片》系列，至今仍是出版界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基于对历史、人文的热爱，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冯克力“受命”编辑《老照片》系列。当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它的巨大成功。《老照片》刚出来的时候，正赶上世纪末。有人分析，《老照片》的热销与那个时间段有密切关系，正好迎合了人们世纪末的怀旧的情绪。
“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在于，《老照片》开创了一种图文交融的阅读样式，充分发掘老照片的固有魅力，使之成为收集和呈现民间记忆的鲜活载体，尤其是为普通百姓参与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平台。”冯克力认为，所谓世纪末不仅是怀旧，还有对过去一个世纪的重新审视、反思。“所以我们给老照片的定位是‘观照百多年来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虽然是看上去很轻松的一本书，我们还想赋予其社会历史更深层次的价值。”
最早提出老照片创意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时任总编汪家明，他权衡之后，动员资深编辑冯克力来操作创办。一开始，老照片主要是靠冯克力到各个档案馆、博物馆搜集，后来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投稿。“日常生活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通过《老照片》这个平台让老百姓来参与历史的叙事，使过去的生活场景更有生命的温度。”
“仅仅靠照片无法构建系统的历史叙事，但照片的介入，却使得传统的历史叙事不能不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泛黄的照片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在冯克力眼中，从有摄影技术以后的历史来说，民国社会失落的历史最多。“如果说，这些年这本书起了点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对民国社会影像的挖掘和重现。”
通过搜集老照片，冯克力和收藏家也建立了很多联系。“因为老照片的收藏者和研究者也是我们基本的作者队伍。关键是他手里有货，随时去搜集，随时有新东西。”除了收藏家，老照片也让冯克力交到了不少文人朋友。十年以前，刚回国不久的陈丹青在济南和冯克力初次见面，就向其提及自己买了很多本《老照片》。“他放了很多《老照片》在画室，说画民国人物的相貌、衣着和陈设时可以参考。我认识很多画家都是如此，《老照片》对他们有实用性。”
那次碰面，陈丹青还向他推介了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诠释摄影的著述。这些书给了冯克力很多启发。这几年，两人的碰面少了，联系却没有断过。有一回，听说陈丹青在一家书店开讲座，与自己的朋友邵建谈鲁迅和胡适，出差至北京的冯克力也前去捧场。讲座现场人满为患，冯克力也没怎么与陈丹青交谈，只是简单打过招呼，把自己新书的签名本送他一册。
回到济南后，两人互通邮件时，陈丹青突然提起很喜欢冯克力剃的光头，精神。还说以后自己也要剃一个。“我很纳闷，难道他这些年来剃的不是光头吗？下回见了，我得问问他。”冯克力笑着说。
去年，冯克力推出新作《当历史可以观看》，陈丹青欣然作序，并表示希望《老照片》“一如其旧”，且“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当我说‘廉价’，绝不意指《老照片》粗陋，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这话，说到冯克力心里去了。
彼冯克利
“我有个做人的原则，不花学校的钱，在学校每年的报销是0。”
出人意料的是，当年筹备《老照片》时，很多人对冯克力的这个选题大泼冷水，冯克利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到1996年间，冯克力主动联系冯克利，希望他对《老照片》多提意见和建议。“他是很优秀的学者，就对历史和政治的见解这一块，能与之相比的不多。既然要办好《老照片》，我就千方百计地找各方高手来参与解读。”
在冯克力看来，《老照片》是一个通过平民影像叙事的平台，关注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和冯克利研究的政治制度、生态有很大关系。冯克力回忆，自己当时特别希望他能参与进来，为此两人不仅见过多次，他还曾约上冯克利去资料室看画册。聊了半天，感觉冯克利的兴趣和关注点并不在这上面，最后到底还是没有强求。
冯克利则把那段日子形容为“还算因为正事儿的交往”。1996年，出版社开会论证《老照片》项目时，冯克利受邀前往。“现在回想起来很惭愧，当时我是泼冷水的。我看西方大画册比较多，于是从直觉上判断，他们弄这么小的开本，作为一个以照片为主题的连续性出版物，不一定合适。我当时建议说，应该把开本做大，可能市场前景好一点。”
冯克利是个性情中人。不仅对老友当年倾尽全力编辑的《老照片》的担忧直言不讳，他对体制内的许多现象也颇有微词。多年来对政治的研究和观察，让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去年，一部《邓小平时代》，让身为译者的他数度登上国内畅销书榜的名单，同时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止一次听冯克利在公开场合及私下谈及翻译《邓小平时代》的动力。这部大部头译著的方方面面，在2013年成为被热议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早在2010年秋天，傅高义的这部作品还没有最后定稿时，冯克利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
接下这个翻译工作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傅高义作为哈佛大学的名教授，曾写过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接下这个活，也是出于对这位社会学家的尊重。
二是当时冯克利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的冯克利，认为接这个活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
当然还有更私人的理由。“邓小平是和今天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政治领袖，是自己国家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人物，被称为‘总设计师’。而且这也是第一本比较完整、系统反映他执政过程的著作。”冯克利感慨，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人，后半生基本上是在邓小平时代度过的。“我研究政治学，对中国实际的政治发展，不能不有所了解，我得了解一下给自己生活的国家和社会带来重要社会变化的人物，接接地气。”
《邓小平时代》成为去年最受关注的图书之一，冯克利也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意见和反馈，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港版、台湾版和内地版的区别。“至于我的学生，他们没有研究中国政治的，恐怕也就是作为业余读物翻翻。”冯克利说。
因为行五，熟悉的朋友都称他“冯五爷”。春节前，一位好友的书吧新开业，他欣然前往举办了读者见面会。候场时，他和听众们一起坐在后排的角落里，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冬天棉衣。不时有认出他的读者前来打招呼，他一一应答，认认真真地签名。
他很在意生活的品质，却直言自己过着“朴素”生活。这一点从其书房陈设可见一斑。古家具，中式风格，纤尘不染。谈话间，他点燃一支烟，指着书桌上放着的那盒烟说，“一直抽这一种烟，爱抽烟的人管它叫‘紫云’，十块钱一盒。”他还是穿着读者见面会时的那件外套，“冬天就这一件衣服，老穿着”。
生活中最大的花销是买书，“每月会花个四五百块。”他指着书房里那些放得满满当当的书说，“毕竟家里空间有限，这屋子里放的书只是其中一部分，用得不频繁的，都放地下室了。”
“我有个做人的原则，不花学校的钱，在学校每年的报销是0。”淡泊名利，尤其是不向学校申请所谓“科研基金”，有出于原则的考虑，也有经济因素。冯克利笑言，自己的情况有点特殊。
1990年，冯克利对搞学术感到失望，开始经商。三年间，挣了二十多万。原本想把生意一直做下去，有一回和熟悉的客户闲聊，对方突然说，“我看你也不是个愿意做生意的人，我买下你的店好了。”冯克利这才从商海脱了身。“打那以后，就不指望着靠工资生活了。不过，从做生意开始一直到今天，工资以外的收入，始终比工资要高。”
冯克利在学术研究上偏爱西方政治学，在音乐鉴赏上也对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我喜欢莫扎特，还喜欢一些比较偏门的音乐家。比如人们都知道的巴赫，他的唱片我收集并不多，倒是他两个儿子的作品我收集了不少。”他的家里藏有四百多张古典音乐唱片，都是他精挑细选留下的。即使经营古典音乐唱片店的那段岁月已经远去，这些唱片却依然陪伴他直到今天。
花甲之年
“到了六十岁了，人生恐怕就看开、看淡了吧。六十岁了，还是从容一些吧。这个觉悟还是有的。”
如今，冯克利看书，闲书是不太看了，基本只看专业书。“去年读得非常认真的一本书是《论法国革命》，比起《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喜欢。通俗畅销小说从来不读，对纯理论的书又有着本能的反感。”
冯克力的情况则大相径庭。“我是个编辑 ，读书相对杂，比较偏重历史。判断好书的标准，首先得有内容，观点、材料扎实。很重要的取舍因素，就是我能否读得进去，这是很感性的一个判断。我们试图通过《老照片》来反映历史，对摄影理论、摄影文化方面的书也会看，像本雅明、巴特他们对影像的论述。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的书也会阅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了解他们对历史、社会描述的方法论。”
冯克力的书房宽敞明亮，角落里摆着一台多功能跑步机。书橱的其中一格特别显眼，里头整整齐齐的摆着几乎所有能搜集到的冯克利的书，厚厚的一大摞。
不仅买了，还认真读了。“在学术的领域，他研究得很深。我读他的译著和文章有时会感到吃力，毕竟我的关注，和他研究的层面、他在学术上的积累，都还有很大差距。”
谈及对方身上最让自己敬佩的，两人异口同声，“没学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两人读书都只读到了中学。此外，两人几乎都没获过奖，都没申请过课题，对体制内的功名利禄还都没有兴趣，因此互相戏称“三无人员”。
“他从来不装，不矫情，很本色。”冯克力这么评价好友冯克利，“他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学者、读书人。当年他知青返城，分配在省图书馆工作，一天走进图书馆外版书的仓库，就想，要是能看懂这些书的话该有多好。从那以后就自己找了《许国璋英语》，从零基础开始学。你说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天赋？”
对于那段学外语的时光，冯克利则表示，从零基础到基本能读懂外文书，自学就花了一年多。“我好看闲书。1985年前，能让人感兴趣的好书太少了，外文书对我的诱惑力可想而知，能读懂它们，就多了一个消磨时间的工具。我抱着很朴素的心情去学英语，后来又学了一些法语。”
说到冯克力，最让自己佩服的是他的敬业。“有位《老照片》的忠实读者，曾来信指出校对、史实等错误，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个人才’，还把人家聘请到出版社工作。他的原则是把事情做好，不会因为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就对这个人产生成见。有多少人是闻过则喜的？这很难得。”
“三无”人员冯克利从山东省社科院被破格调往山东大学担任教授的故事，也与好友冯克力颇有渊源。2006年，冯克力坐车前往青岛，巧遇时任山东大学国政学院副院长的王建民。王建民忽然问冯克力：“有个名字和你一样的，搞翻译的，你熟吗？”他表示想结识冯克利，一起合作课题。大概过了半个月，王建民给冯克力打电话，明确表示想调冯克利来山大工作。 其实，冯克力早就听冯克利提及调任大学的难度。在此之前，山东大学曾两次想把冯克利调任过来，第一次，是时任哲学院院长的傅友德提出的，第二次则是产权经济学的研究专家黄少安，最终未能成行，都是因为没有学历。“调像我这样年龄小五十岁的人，最起码有本科学历，严格按照规定要有博士学历。”
后来，王建民动用了一切力量，找了校领导，还召集全国有影响的学者王学典、陈炎等单独写推荐信，半年内，居然真的做到了。山东大学拿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为了我的调动，学校专门开了一个会，拿着著名学者的推荐信和介绍，还有我的作品成果清单，在专门的校学术委员会上研究论证。当时，我在山东省社科院的职称是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他们又召开了一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议，让我一过来就当上了教授。”冯克利对此非常感激。
这么一个“三无人员”，当上博导的经历更为“巧合”。2009年，冯克利带的硕士生即将毕业，有些学生表示想跟着他继续读博，可他当时还不是博士生导师，没有带博士生的资格。学生们不舍得离开，就“怂恿”冯克利去向校方“争取争取”。冯克利试着给学校打了个报告说明情况，并问能否“给”自己一个博导称号。没想到，学校还真就打破常规，破例让他成为了博士生导师。
“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学生的人。”冯克力接过话头。“有次我们一起出去开会的间隙，冯克利在外面抽烟。碰巧有个学生经过，他立刻告诉我，‘这个学生了不得，将来比我有出息’。他对学生的关注，对好学生的喜爱溢于言表。”
这学期，冯克利给研究生开了门选修课，用十个下午讲哈耶克。开讲以来，冯克力几乎场场不落跟着去听，“名师授课，机会难得，不听白不听。”有时下课到了饭点，两人就在学校附近找一路边店，对酌放言，尽兴而归。
冯克利和学生也是打成一片，一个月至少有一次请学生喝酒吃饭。“吃饭时就随便聊，年轻人之间的事也聊。”
除了同为“三无人员”，两位“冯先生”还同样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时代的记忆，两人自然也有很多相同点。“那个年代的老济南，孩子的吃食是槐花—无论生吃，还是用水焯一焯，做成槐花饼，都清甜可人。”
到了六十岁的当口，回忆起青春期，两人有同样的感受—刚开始能看点书的时候，却没有书可读，精神上的饥饿感和生理上的饥饿感，是同时存在的。
冯克利如今的生活相对简单。没什么应酬的时候，晚上十点就睡了，清晨五点前起床，泡上一杯茶，然后开始看书、写作，持续到十点。“这个时间段脑子比较容易集中。再往后就开始随心所欲了，脑子很难再集中起来考虑问题。”下午，冯克利也要工作，但是看闲书的时间就比较随意了，还可以玩玩微信。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应酬却在减少。“需要出席的应酬，得学会拒绝。什么事都应下来，那应酬太多了。”冯克利说，自己能容忍的应酬次数是一周一次，最理想的状态，是半个月一次。“所以，能推掉的，大部分都推掉了。”
冯克力的作息也非常规律。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办公室处理工作，午饭后呆到三点左右，徒步穿过植物园，抻抻胳膊蹬蹬腿，再坐公交车回家做饭。吃完晚饭，就是冯克力在家看书的时间。和冯克利一样，他也不爱应酬。“能推的尽量推，不大愿意抛头露面。”
在家的时候，冯克力多是读书，很少看电视。“偶尔也看电影，是夫人拽着去影院的。”前段时间，冯克力和妻子到济南省会大剧院看演出。开场前一打开微信，看到朋友圈里冯五爷发的照片，才知道又遇上了冯克利。
谈及站在六十岁的门槛上，两个人有着同样的感慨，“对于人生，已经云淡风轻”。
已过花甲，冯克利对自己的年龄却并不在意。“干我们这行的，有个相同的体会。人文社会科学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六十岁还未必能参透。著名教授庞朴就说过，他觉得六十岁以后才能做学问。这话确实说出了一个道理—人文社科这个领域涉及的知识太复杂，靠看一两本书、掌握一两个理论体系是做不深入的，要有深厚的积累。”
冯克力小啜了一口茶，“到了六十岁了，人生恐怕就看开、看淡了吧。就是我们还没到六十岁的时候，对所谓功名利禄也早没当回事了。六十岁了，还是从容一些吧。这个觉悟还是有的。”
听了好友的话，冯克利笑着点了点头。
冯克利 学者、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学界公认其“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政治的浪漫派》、《宪政经济学》、《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去年，他翻译的《邓小平时代》登上了几乎所有国内主流好书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