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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了13年，我也学会了与死人沟通的方式，比如烧纸。我每次回到乌鲁木齐都喜欢在墓地里转圈，不是为了与死人对话，而是想看看又有谁死了。记得那年我下了飞机，进了家门，发现我童年时就极恋的那个家已经成为灵堂了。灵堂是什么？就是停尸房，今天也许停的是你的尸体，明天也许就是我的。那天停的是我爸爸的。即使爸爸的尸体放在医院，可是那天曾经充满我童年、少年、青年成长气息的家里真的全都是死亡的味道。
爸爸怎么会死呢？这是我当时想不通的事情。父亲的遗像摆在那儿，冲着我笑，母亲瘫倒在床上，哥哥上来紧紧抱着我痛哭。在北京机场时，哥哥还骗我，说父亲还在医院抢救，可能有希望。其实，那时父亲已经死了。天黑了，世界末日到了，我们家从此完了。晚上，我对母亲说，就我们家四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找个地方在一起，最后送别爸爸。我是一个浪漫的人，觉得父亲的死，其实只是我们这四个人的事情。母亲不同意，她说要开一个很大的会，要让很多人知道。而且，要给爸爸身上盖上党旗。看起来，儿子这次要为父亲办丧事了，不管这个儿子曾经是多么不肯负责任，今天他跑不了。要召来父亲生前所有的熟人，朋友、同学、战友，要租火葬场的大房间，要安排很多细节。几乎崩溃的我做这些事情时，是需要耐力的。记得工会主席说最好要个小房间，来不了这么多人，否则下不来台。我竟然生气了，说一定要大房间。谢天谢地，父亲人缘比我强多了，那天真的来了很多人，大房间里都几乎站不下了。花圈很多。
在最后的告别时，由我来讲话，为父亲送终。我专门思考了悼词，用我低沉的声音，带着深刻的表情，诉说着我可怜的父亲。我知道自己是想把来参加葬礼的人说哭，让他们跟我一样难过。许多人真的哭了，我很高兴。我真的像演员，我从小就幻想有一天能成为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让大家都关注我，想不到是以父亲的死为代价的。以后，我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儿子跟我一样，把父亲的死当作自己的舞台，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语言天分呢？直到要把父亲推进去烧掉时，我才忘了一切，痛哭起来。我跟哥哥分别拉着父亲的两只手，不肯让别人把父亲推进去。回想起来，那时我的哭泣是真实的，自己痛哭，周围的一切果然都不存在了。
第一次烧纸是画家孙广新先生陪着我一起去的。他是我从少年时共同成长的最好的朋友。他在大街上看见我戴着孝，立即有几分兴奋地喜悦了一下，然后又掩饰了这种喜悦，装着沉痛地说：你爸爸？我点头，然后，我笑起来，说：笑，笑，你他妈的笑。他也笑了，说：谁他妈的笑了，你他妈的才笑了呢。我们站在乌鲁木齐大街说了半天话，约好他陪着我去燕儿窝烧第一次纸。过去，我哪里懂要烧纸呢？我是一个充满反叛的人，我热爱约翰•列农，却从没有对父亲表白过爱，我认为约翰•列农有信仰，而我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有信仰。可是，今天我要为父亲烧纸。我相信现实中柔情的眼睛，相信秋风抚摸我头发时的呼吸，我真的不信这个，烧纸？有用吗？父亲真的知道吗？那五十亿的钱果然能为父亲买东西吗？我们的身后是树林，那是我童年时最欢乐的地方。我们面前是火焰，是烧的纸钱。孙广新陪着我，我们认真地烧着。我当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对广新说把这件西服也扔进去。那是我最好的西装，我当时嫌热脱在一边。广新一愣，看看那西装，意识到我是在开玩笑之后，他也笑起来。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笑脸，都意识到对方的脸上也写着死亡二字。
儿子迪迪也总是跟着我一起烧纸。每年要烧的时候真多呀。父亲的生日、忌日、清明……我在父亲生前真的给过他多少钱吗？可是现在为什么要烧这么多纸钱呢？儿子跟着我在北京的许多地方为父亲烧过纸。我有些疼他，怕他恐惧，不喜欢他沾染上这种东西。我宁愿他热爱约翰•列农，让他的成长充满快乐。死亡？这是多么不应该老是提醒他的东西。可是，要烧的纸太多了，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像是要听马勒音乐一样平常的事情了。
前几年回去给父亲买了墓地。然后，把他的骨灰盒放在里边。这次是真的埋葬父亲了。儿子埋葬父亲，这是应该做的事吧。父亲刚死时，我以为末日到了。可是，这些年我又经历了很多欢乐，丝毫没有因为父亲的死亡而耽搁什么。我曾经想过要为父亲写篇文章，可是每每看到其他的作家在写自己父亲时的那种表情，我都会恶心。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竟然无法概括自己父亲的一生，甚至总是觉得对于父亲不了解，也经常让我感觉对不起那个生养我的人。我很难梦见父亲，甚至于在这些年里，都没有在梦里与他对过话。
父亲死时，能想到自己愧对于儿子吗？儿子疯狂时，会想着自己对不起父亲吗？这需要多少亲情、自省和忏悔？
2011年6月26日是父亲死去13周年的日子，他那个已经不那么疯狂的儿子闲着无聊，却忘了那个日子。在他正犹豫着是否出门喝酒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是父亲的孙子、儿子的儿子迪迪发来的：
今天6月26日，给爷爷买纸了吗？
刚柔相济
王刚王刚差不多应该有一千万个。作家王刚应该最少有一千个，编剧王刚应该最少有一百个。作家编剧王刚可能有十个。而同时获得台湾中国时报小说奖以及台湾金马最佳编剧奖的王刚可能只有一个。我就是最后的这个王刚。
爸爸怎么会死呢？这是我当时想不通的事情。父亲的遗像摆在那儿，冲着我笑，母亲瘫倒在床上，哥哥上来紧紧抱着我痛哭。在北京机场时，哥哥还骗我，说父亲还在医院抢救，可能有希望。其实，那时父亲已经死了。天黑了，世界末日到了，我们家从此完了。晚上，我对母亲说，就我们家四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找个地方在一起，最后送别爸爸。我是一个浪漫的人，觉得父亲的死，其实只是我们这四个人的事情。母亲不同意，她说要开一个很大的会，要让很多人知道。而且，要给爸爸身上盖上党旗。看起来，儿子这次要为父亲办丧事了，不管这个儿子曾经是多么不肯负责任，今天他跑不了。要召来父亲生前所有的熟人，朋友、同学、战友，要租火葬场的大房间，要安排很多细节。几乎崩溃的我做这些事情时，是需要耐力的。记得工会主席说最好要个小房间，来不了这么多人，否则下不来台。我竟然生气了，说一定要大房间。谢天谢地，父亲人缘比我强多了，那天真的来了很多人，大房间里都几乎站不下了。花圈很多。
在最后的告别时，由我来讲话，为父亲送终。我专门思考了悼词，用我低沉的声音，带着深刻的表情，诉说着我可怜的父亲。我知道自己是想把来参加葬礼的人说哭，让他们跟我一样难过。许多人真的哭了，我很高兴。我真的像演员，我从小就幻想有一天能成为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让大家都关注我，想不到是以父亲的死为代价的。以后，我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儿子跟我一样，把父亲的死当作自己的舞台，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语言天分呢？直到要把父亲推进去烧掉时，我才忘了一切，痛哭起来。我跟哥哥分别拉着父亲的两只手，不肯让别人把父亲推进去。回想起来，那时我的哭泣是真实的，自己痛哭，周围的一切果然都不存在了。
第一次烧纸是画家孙广新先生陪着我一起去的。他是我从少年时共同成长的最好的朋友。他在大街上看见我戴着孝，立即有几分兴奋地喜悦了一下，然后又掩饰了这种喜悦，装着沉痛地说：你爸爸？我点头，然后，我笑起来，说：笑，笑，你他妈的笑。他也笑了，说：谁他妈的笑了，你他妈的才笑了呢。我们站在乌鲁木齐大街说了半天话，约好他陪着我去燕儿窝烧第一次纸。过去，我哪里懂要烧纸呢？我是一个充满反叛的人，我热爱约翰•列农，却从没有对父亲表白过爱，我认为约翰•列农有信仰，而我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有信仰。可是，今天我要为父亲烧纸。我相信现实中柔情的眼睛，相信秋风抚摸我头发时的呼吸，我真的不信这个，烧纸？有用吗？父亲真的知道吗？那五十亿的钱果然能为父亲买东西吗？我们的身后是树林，那是我童年时最欢乐的地方。我们面前是火焰，是烧的纸钱。孙广新陪着我，我们认真地烧着。我当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对广新说把这件西服也扔进去。那是我最好的西装，我当时嫌热脱在一边。广新一愣，看看那西装，意识到我是在开玩笑之后，他也笑起来。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笑脸，都意识到对方的脸上也写着死亡二字。
儿子迪迪也总是跟着我一起烧纸。每年要烧的时候真多呀。父亲的生日、忌日、清明……我在父亲生前真的给过他多少钱吗？可是现在为什么要烧这么多纸钱呢？儿子跟着我在北京的许多地方为父亲烧过纸。我有些疼他，怕他恐惧，不喜欢他沾染上这种东西。我宁愿他热爱约翰•列农，让他的成长充满快乐。死亡？这是多么不应该老是提醒他的东西。可是，要烧的纸太多了，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像是要听马勒音乐一样平常的事情了。
前几年回去给父亲买了墓地。然后，把他的骨灰盒放在里边。这次是真的埋葬父亲了。儿子埋葬父亲，这是应该做的事吧。父亲刚死时，我以为末日到了。可是，这些年我又经历了很多欢乐，丝毫没有因为父亲的死亡而耽搁什么。我曾经想过要为父亲写篇文章，可是每每看到其他的作家在写自己父亲时的那种表情，我都会恶心。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竟然无法概括自己父亲的一生，甚至总是觉得对于父亲不了解，也经常让我感觉对不起那个生养我的人。我很难梦见父亲，甚至于在这些年里，都没有在梦里与他对过话。
父亲死时，能想到自己愧对于儿子吗？儿子疯狂时，会想着自己对不起父亲吗？这需要多少亲情、自省和忏悔？
2011年6月26日是父亲死去13周年的日子，他那个已经不那么疯狂的儿子闲着无聊，却忘了那个日子。在他正犹豫着是否出门喝酒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是父亲的孙子、儿子的儿子迪迪发来的：
今天6月26日，给爷爷买纸了吗？
刚柔相济
王刚王刚差不多应该有一千万个。作家王刚应该最少有一千个，编剧王刚应该最少有一百个。作家编剧王刚可能有十个。而同时获得台湾中国时报小说奖以及台湾金马最佳编剧奖的王刚可能只有一个。我就是最后的这个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