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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文礼的购物中心，方政反复地挑选着书包。挑来挑去，他决定买下那个蓝色的非常大的挎包。“我实在有太多的书要装，更何况还要带些衣服去有空调的教室上课。”虽然已经成年，但这个小伙子说起话来仍然很腼腆。
方政，男，20岁，河北人，2003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后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中，获得SM3奖学金。12月来到新加坡，现在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国立教育学院读预科。
方政和新加坡有着一种不解的缘分。
“我在高二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就到我们学校去招SM2的学生。我们学校是全省最好的中学，而且我还在实验班，最好的班。我知道来招学生以后就报了名，在学校初选的时候选上了。后来新加坡的官员来复试的时候，家里不让去，我就放弃了。”方政一脸的无奈。在中国，由于大多数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孩子的前途做决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误入歧途，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
方政的父亲当时担心孩子还小，一个人去新加坡以后不能适应，反而耽误了前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成绩很好，在中国考一所著名的大学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我的同学去考的，都考上了，他们很多成绩并没有我好。”方政说起自己时显得很自信。
然而，或许命中注定，方政和新加坡有缘。
“在刚进浙江大学的时候，高考分数比较高的学生可以去参加竺可桢学院的入学考试。我并没有考上，却在考试时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新加坡教育部在大学招收SM3的学生，我就去了，考过几门课和面试之后，我被录取了。”
虽然被录取，但能不能来，还要过父母这一关。或许由于有高中的经历，他的心态很平静。
“其实这次我爸同样不赞成，与上次不同的是态度没有那么坚决，不怎么反对。而妈妈似乎更主张来。她想让我出来见见世面。”
方政还是决定来新加坡。这一来，就是十年。
根据SM3奖学金和新加坡教育部的合约，奖学金获得者将在南大或者国大学习半年英语，通过英语水平考试后，开始攻读学士，毕业之后在新加坡工作6年。总共要在新加坡呆上十年。
“2003年12月20日！”当被问到何时来新加坡的时候，方政不加思考地很快说出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来到新加坡第一天，领到南洋理工大学第8学生宿舍的钥匙，方政打开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面孔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学，方政用中文和他问好，结果对方却用英语告诉他，说他不懂中文，是越南来的留学生。“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才会过意来，开始试着用英语和自己的同屋交流。”虽然在中国，方政已经学了很多年的英语，并且来新加坡之前也接受过考核被认为英语应该没问题，但第一次真刀真枪地用上，总觉得不适应。
现在的方政，每天上着英语课。不知不觉，和越南同屋的交流越来越轻松。
几天后，方政又去文礼的购物中心，这次去是要做一个调查。这是一份作业，主要为了训练他们用英语和人交流的能力。好几次，方政鼓起勇气，走上前去，说了一大堆好话，结果总是被人拒绝。两个小时下来，只完成了两份。他无精打采地低着头。
“压力很大，见到许多优秀的中国师兄，看到他们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很是羡慕。所以自己要努力。”作为出来乍到的学生，方政已经感觉到了一种不易承受的情绪。
来到新加坡之后，方政经常会哼起陈奕迅的《十年》。十年对这个20岁的小伙子似乎很长，要走好，却不是很容易。方政知道，十年的尽头是而立。
“从现在开始，我要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方政说，他还要再去文礼，去完成他的调查作业。
（二）
南洋理工大学一食堂。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一个男孩正卖着各种各样的电话卡。“打中国连通卡、凤凰卡都很好，凤凰卡比较清晰，300分钟，连通卡声音质量稍微差一些，不过一般谈话没有问题。打加拿大拿这种卡比较划算。”他从桌上的盒子里熟练地抽出各种卡，准确地报着各种卡的价钱。虽然这些价目都已经清楚地写在前面的一张纸上面，他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装卡的那张盒子里面，压着各种面值的纸币，而旁边一个小盒子则装着各种各样的硬币。“对不起，我没有2元的，只能这么找您了。”他笑一笑，将几个硬币和卡一起交给顾客。
这个男孩就是郑世春，20岁，山东日照人，南洋理工大学生物专业一年级学生。2003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同年底被选拔来到新加坡。
在南洋理工大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认得他那张并不是很成熟但充满笑容的脸。从去年暑假开始卖卡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他那里买过卡。
“那时候刚学完英语，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觉得实在是没什么事情可做，当时正好碰到一些已经毕业的师兄，他们找人在南大里面卖电话卡，所以就去做了。”
按照一般的逻辑，像郑世春这样的学生，由新加坡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已经能让他们在新加坡生活得很好，不但衣食无忧，电脑、电话、冰箱等比较昂贵的东西也能买上。实际已经不需要他们出来挣钱了。
“卖卡可以多接触许多人呀！对吗？”郑世春说话总喜欢用对吗来结尾，好像是在征求别人的意见，却也不缺乏对自己判断的自信，“做到后来，发现了更便宜的卡源，突然发现原来每月花不多的时间卖卡的收入可以超过奖学金。”他显得很得意，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收获是明显的。
现在郑世春每周会在一食堂的晚餐卖两次卡、在十四食堂卖一次。“每次我来一食堂，就先绕一圈，问问食堂的阿姨叔叔们要不要买，所以跟他们都熟了。”他笑笑，“然后就买一碗面，一边吃，一边卖。”郑世春的顾客很多，每次吃上一口就有人来，他就停下。每次一碗面要吃一个多钟头。
其实，郑世春的出名不仅仅在于卖卡。“郑世春呀，他很强耶！他在做junior的时候除了给家里打电话，一句中国话都不说！”只要是南洋理工大学的SM3学生都会知道这回事。尽管他们可能还不能把这个人和在一食堂卖电话的那个男孩对上号。
所有从中国来的学生都需要花半年的时间学习英语，这个时期叫junior。在这之后，中国学生就要跟学习了近20年英语的新加坡学生一起用英文上课用英文考试。
“其实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夸张。不知道谁先传的。”郑世春显得很谦虚，他说只是那时候刚来，英语不好，所以要逼自己抓紧学。他先和同是山东来的同屋商量以后在宿舍说英文，后来就传出去说有个中国学生宿舍不说中文，然后他每次见人都叽里呱啦英文，不管别人说什么。“曾有一段时间，我的室友因为跟我说不清楚而减少了和我说话。”在辛苦半年之后，“新加坡同学跟我说，我的口音已经是地道的新加坡英语了，”他至今还有那份成功的喜悦，“虽然新加坡英语不是标准的英语，也没什么关系，入乡随俗，语言本来只是用来交流的。对吧？”
郑世春说他之所以下如此决心，是受一个英语老师的影响。“他从中国来进修英语，在进修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非常努力，进步非常显著，于是一个教授看中了他，让他留下来读PhD，而在他读PhD期间，他发表了好多论文，于是 南大就让他留下来作教授。”郑世春对这个老师充满尊敬，“其实对我们从中国来的学生来讲，新加坡是一个机遇，如果你珍惜了，你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不去努力，你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或许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成为生物专业的学生。“生物专业很难进，要高考成绩比较好才行。我那时候成绩一般，没能申请上，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去了工程学院。我并不甘心，反正那时候刚入学也没什么事情，我就给生物系的系主任、学生办公室和教务办公室写信，告诉他们我想学生物。我就把写信当作练习英语作文，每天写，写得都不一样，最后他们被我烦得没有办法，刚好有新加坡本地的学生转出来，他们就安排我进去了。”郑世春说得很轻松，不过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轻松的背后藏着多少努力。
不过在上生物专业以后，他发现了为什么生物要求成绩特别好的同学，“你看看这书，”他指着一本比牛津字典还要厚还要大的教材，封面上赫然写着The Cell（细胞学），一脸的无奈，“每一科都这么厚，很难学。”郑世春说自己对前一年的成绩并不满意，因为生物系的学生通常都要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功课上，而他却花了很多时间卖卡，还参加了一个标准舞俱乐部。
郑世春说很想用自己挣的钱做一些投资，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实业家。而现在，他每天骑着单车穿梭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为着他的理想按部就班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