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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迅速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3天后，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而“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5月30日，毛泽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盛赞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并指出：它标志着中国境内已出现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运动。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18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会场，并在会后打伤民主同盟主席张澜。9月4日，上海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中共领导的《群众》周刊社，杂志被迫停刊。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先后在西安、北平、天津、广州、昆明等地查封进步报刊265家。国民党特务还在许多城市随意搜查、逮捕所谓“共党嫌疑分子”。国民党统治区成为特务横行的世界，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为了适应扩大内战规模的需求，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猛增，造成整个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危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数额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约14万亿元(法币，下同)，总支出为43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近70％，只得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巨额赤字。国民政府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1946年法币发行量的10倍，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了25倍。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全力赶印仍不敷供应，以至于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已上涨6万倍。上海的米价，1947年6月比1月上涨8.3倍；北平物价在半年之内上涨10倍。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头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的普遍掠夺。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正当国民党陷入军事失败、政治破产、经济崩溃的危机之际，中共中央预见到蒋管区人民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因势利导，抓住时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对党内的指示。他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2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电中指出：“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他指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中共地下党的斗争指明了方向。4月初，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召开学生工作会议，上海、北平等地学委，西南、华中、南京等地的学生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指示，重点是1947年2月28日中央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4月28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向中共中央发出《群众运动复趋高潮》的报告，提出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意见，主要是:一、蒋管区城市的群众运动即将出现“抗暴”以后的第二个高潮，它比“抗暴”有更大的社会基础，更广泛、更坚强，将配合全国军事形势的转变，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高潮。并预见5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二、上海局领导这场斗争要首先从广大群众关心的生活问题着手，职工从解决生活指数入手，学生则从增加公费和教育经费开始。三、斗争的形式将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生活斗争开始，和政治斗争相互协通，待时机成熟，汇合成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不像“抗暴”时带突发性。四、斗争的步骤是从分散的此起彼伏的斗争，集中到全力组织几个中心，作为运动汇合时的主流骨干。报告最后向中央表示，“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
正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估计的那样，从5月初开始，国民党统治区南北各地大学生即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五四运动等活动。5月4日，上海爆发学生反饥饿游行示威。5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提出“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
发轫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五·二○”运动
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1947年4月,南京的物价比1946年12月上涨了4.3倍。政府规定的国立大学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仅够买两根半油条，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于是，一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947年初，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教授阵容之强，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民国30年和32年教育部两次遴选出“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的“部聘教授”45人，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央大学这一所大学的经费就相当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抗战初期开始的全国大学名校“联考”统一招生中，三分之二的考生都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蒋介石于1943—1944年间曾亲自兼任过校长。
国立中央大学反动势力较大，但进步势力也很强。虽尚未建立中共的支部,但有10多名党员，还有1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下简称“新青社”)的成员，其中有很多人活动能力很强，校内还有民盟组织。正是因为如此，“五·二○”运动发轫于国立中央大学就不是偶然的。
1947年5月10日，中央大学饭厅门口贴出学生伙食团桌长会议公告:“每月2.4万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按原标准,吃光再说。”2000多名学生在告示上签名，其中也有“三青团”团员。《文汇报》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吃光运动”。这张布告像一枚火种立即点燃了群众的怒火，要求增加副食费、改善师生待遇的大字报在民主墙、饭厅门口铺天盖地贴出来。有些同学结合所学专业，写出独具匠心的大字报,被许多学校抄录、转贴,甚至被报刊转载，其中理学院的大字报是一道几何求证题:
同学肚子饿，前线炮弹肥！
——请看几何推理
[求证]：2分37秒内战费用等于中大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证]：因本年度总预算为20万亿元，实际支出为60万亿元。（按以往经验，实际支出常为预算之三倍）内战费用占百分之八十故为48万亿元，故每月战费为4万亿元，每日战费为1333亿元(强)，每时战费55亿（强），每分战费9100万（强）。
因中大同学每月每人膳费共53000元（米折价29000元、副食费24000元），故2分37秒战费为238500000元（按4500人计），故2分37秒内战费用等于全体中大同学全月膳费。
这张大字报,把学生的伙食费与内战开销联系起来，切中时弊，辛辣尖锐，一针见血，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迅速的传播。
在此之前，中央大学教授会也发表了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和改善教员待遇的宣言。
自13日起，中央大学学生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金陵大学等大专院校立即响应。学生的正当要求被拒绝，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要增加副食费,没钱。”同学们质问:“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打内战?”由于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中央大学学生决定于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
斗争的形势已经成熟。中共中央上海局抓住时机，决定组织一次各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在上海、南京,首先在南京发动,北平、天津积极响应。随后，上海局成员分头发动布置，并派卫永清到南京联系分布在南京5个主要大学的党员和“新青社”的领导人。
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各级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然而，由于当时联络条件的限制，直到“五·二○”游行之前，卫永清和他联系的“新青社”尚未与南京地下市委取得联系。“新青社”的社员们既不知道上海局的决定，更不知道远在延安的党中央2月间的相关指示。但是基层党员有政治敏感性，能根据党已有的原则、方针、政策，按群众的要求，因势利导，主动出击，发挥创造性。据运动亲历者许荏华回忆：“五·二○”运动具体发动的时间、口号、要求等，从我亲身经历及现在掌握的史料看,并不是上级临时布置的，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各地学生又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支援。这些基层党员、“新青社”的社员以及进步学生有智慧、有勇气、有魄力、有韧性,不畏强暴。
广大青年学生的行动与党中央、上海局的决策不谋而合，完全一致，说明党中央的决策符合当时群众斗争的实际。
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
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共南京地下党及时指出:敌人的高压政策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是暴露了它的弱点。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讲究策略，一定会获得胜利。同时决定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按原定计划举行游行。
5月20日，在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在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0多人，这就是“五·二○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6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
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多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5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这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争是第一条战线，这一战线是人民革命力量与蒋介石反动势力较量的主要战线。“五·二○”运动的爆发，标志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即在国统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体，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人民民主运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18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会场，并在会后打伤民主同盟主席张澜。9月4日，上海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中共领导的《群众》周刊社，杂志被迫停刊。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先后在西安、北平、天津、广州、昆明等地查封进步报刊265家。国民党特务还在许多城市随意搜查、逮捕所谓“共党嫌疑分子”。国民党统治区成为特务横行的世界，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为了适应扩大内战规模的需求，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猛增，造成整个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危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数额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约14万亿元(法币，下同)，总支出为43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近70％，只得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巨额赤字。国民政府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1946年法币发行量的10倍，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了25倍。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全力赶印仍不敷供应，以至于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已上涨6万倍。上海的米价，1947年6月比1月上涨8.3倍；北平物价在半年之内上涨10倍。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头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的普遍掠夺。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正当国民党陷入军事失败、政治破产、经济崩溃的危机之际，中共中央预见到蒋管区人民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因势利导，抓住时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对党内的指示。他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2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电中指出：“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他指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中共地下党的斗争指明了方向。4月初，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召开学生工作会议，上海、北平等地学委，西南、华中、南京等地的学生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指示，重点是1947年2月28日中央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4月28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向中共中央发出《群众运动复趋高潮》的报告，提出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意见，主要是:一、蒋管区城市的群众运动即将出现“抗暴”以后的第二个高潮，它比“抗暴”有更大的社会基础，更广泛、更坚强，将配合全国军事形势的转变，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高潮。并预见5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二、上海局领导这场斗争要首先从广大群众关心的生活问题着手，职工从解决生活指数入手，学生则从增加公费和教育经费开始。三、斗争的形式将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生活斗争开始，和政治斗争相互协通，待时机成熟，汇合成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不像“抗暴”时带突发性。四、斗争的步骤是从分散的此起彼伏的斗争，集中到全力组织几个中心，作为运动汇合时的主流骨干。报告最后向中央表示，“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
正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估计的那样，从5月初开始，国民党统治区南北各地大学生即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五四运动等活动。5月4日，上海爆发学生反饥饿游行示威。5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提出“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
发轫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五·二○”运动
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1947年4月,南京的物价比1946年12月上涨了4.3倍。政府规定的国立大学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仅够买两根半油条，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于是，一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947年初，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教授阵容之强，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民国30年和32年教育部两次遴选出“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的“部聘教授”45人，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央大学这一所大学的经费就相当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抗战初期开始的全国大学名校“联考”统一招生中，三分之二的考生都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蒋介石于1943—1944年间曾亲自兼任过校长。
国立中央大学反动势力较大，但进步势力也很强。虽尚未建立中共的支部,但有10多名党员，还有1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下简称“新青社”)的成员，其中有很多人活动能力很强，校内还有民盟组织。正是因为如此，“五·二○”运动发轫于国立中央大学就不是偶然的。
1947年5月10日，中央大学饭厅门口贴出学生伙食团桌长会议公告:“每月2.4万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按原标准,吃光再说。”2000多名学生在告示上签名，其中也有“三青团”团员。《文汇报》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吃光运动”。这张布告像一枚火种立即点燃了群众的怒火，要求增加副食费、改善师生待遇的大字报在民主墙、饭厅门口铺天盖地贴出来。有些同学结合所学专业，写出独具匠心的大字报,被许多学校抄录、转贴,甚至被报刊转载，其中理学院的大字报是一道几何求证题:
同学肚子饿，前线炮弹肥！
——请看几何推理
[求证]：2分37秒内战费用等于中大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证]：因本年度总预算为20万亿元，实际支出为60万亿元。（按以往经验，实际支出常为预算之三倍）内战费用占百分之八十故为48万亿元，故每月战费为4万亿元，每日战费为1333亿元(强)，每时战费55亿（强），每分战费9100万（强）。
因中大同学每月每人膳费共53000元（米折价29000元、副食费24000元），故2分37秒战费为238500000元（按4500人计），故2分37秒内战费用等于全体中大同学全月膳费。
这张大字报,把学生的伙食费与内战开销联系起来，切中时弊，辛辣尖锐，一针见血，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迅速的传播。
在此之前，中央大学教授会也发表了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和改善教员待遇的宣言。
自13日起，中央大学学生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金陵大学等大专院校立即响应。学生的正当要求被拒绝，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要增加副食费,没钱。”同学们质问:“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打内战?”由于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中央大学学生决定于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
斗争的形势已经成熟。中共中央上海局抓住时机，决定组织一次各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在上海、南京,首先在南京发动,北平、天津积极响应。随后，上海局成员分头发动布置，并派卫永清到南京联系分布在南京5个主要大学的党员和“新青社”的领导人。
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各级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然而，由于当时联络条件的限制，直到“五·二○”游行之前，卫永清和他联系的“新青社”尚未与南京地下市委取得联系。“新青社”的社员们既不知道上海局的决定，更不知道远在延安的党中央2月间的相关指示。但是基层党员有政治敏感性，能根据党已有的原则、方针、政策，按群众的要求，因势利导，主动出击，发挥创造性。据运动亲历者许荏华回忆：“五·二○”运动具体发动的时间、口号、要求等，从我亲身经历及现在掌握的史料看,并不是上级临时布置的，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各地学生又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支援。这些基层党员、“新青社”的社员以及进步学生有智慧、有勇气、有魄力、有韧性,不畏强暴。
广大青年学生的行动与党中央、上海局的决策不谋而合，完全一致，说明党中央的决策符合当时群众斗争的实际。
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
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共南京地下党及时指出:敌人的高压政策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是暴露了它的弱点。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讲究策略，一定会获得胜利。同时决定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按原定计划举行游行。
5月20日，在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在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0多人，这就是“五·二○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6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
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多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5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这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争是第一条战线，这一战线是人民革命力量与蒋介石反动势力较量的主要战线。“五·二○”运动的爆发，标志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即在国统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体，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人民民主运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