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6月18日，上海大场机场，气温逐渐攀升，安静无风的跑道尽头，身披“火凤凰”涂装的ARJ21-700飞机105架机整装待发，齐膝高的草丛中伸出的“长枪短炮”纹丝不动……
同样屏气凝神的，还有驾驶舱内的两位试飞员。
12时30分，副驾驶刘克正在复述塔台准许放飞的指令：“可以起飞，商飞105。”
随即，机长陈志远镇定地刹住车，将发动机转速慢慢推到最大。“轰……”发动机发出强有力的轰鸣声。
105架机各系统状态很好！陈志远的右手离开油门，双手握住操纵杆，准备抬起前轮。
“1、2、3、4……10。”抬前轮时在心里默数10个数字，是陈志远的习惯。只见，前轮首先慢慢离地，数秒后两个后轮也离开地面，105架机轻盈地腾空而起，飞向蓝天。
跑道的起点，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总经理贺东风等领导带头鼓起了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同样的激动和喜悦。
14时38分，在完成了一系列预定试飞检查任务后，105架机穿出云层，稳稳地降落在大场机场。
沸腾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知道，就在几天前，105架机刚刚经历了首次滑行。
打赢攻坚战
“今天滑行并不顺利，同志们有些想法。可是我要说，通过滑行将问题在首次飞行前提前暴露，集中解决，这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我们就是要凭着一条铁律和一颗恒心从首次滑行起打赢105架机攻坚战！”作为中国商飞总飞行师、试飞中心主任，钱进以飞行员特有的冷静，在一次航后讲评会上言辞铿锵。
一席话让许多垂着的头抬了起来。由中国商飞试飞中心第一次独立组织试飞任务、试飞机组头一次亮相、首架交付机的首次飞行……如山的压力让试飞团队多少有些忐忑。
之前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机组的座舱实习认真细致，辅助动力装置启封开车试验、环控试验、气密试验、电源系统机上功能等多项试验也都一一完成，试飞员们虽然对飞机充满信心，但这么多的“第一次”仍然让他们明显感到了压力。
身经百战的“老机长”们深知滑行的重要性一一滑行不仅是试飞员与飞机增强契合度的绝佳机会，更是起飞前的“蓄力过程”。滑行不成功，起飞便无从谈起。
“一定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下一次滑行必须成功！”即将作为105架机首飞观察员的钱进眼神中透露出的是坚毅，更是决心。
来不及换下一身制服，陈志远和刘克掏出随身的飞行记录本，拍着机务小伙子的肩膀，开始细数每一条疑问。
在即将开始功能检查前，屏幕跳出了告警信息，升降舵功能检查工作无法开展。升降舵对于飞行的稳定性意义重大，操纵升降舵是改变飞机俯仰姿态、控制飞机升降的主要手段。
几个小时过去了，故障点被找到了，东方的启明星也渐渐亮起，那是105架机交付试飞中心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11条疑问最终被一一解除。
6月12日，14时30分，发动机再次启动，随着转速的增大，105架机咆哮着冲了出去，漂亮地完成了第一次滑行。
那一刻，试飞员的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丝毫不敢马虎
RVSM（缩小垂直间隔）试飞是国际民航组织在特定飞行高度层上制定的运行规则，其目的是为有效利用空域资源。为什么要规定飞机的飞行间隔呢？这是基于飞行安全考虑的。
飞机在空中也是按照特定的“车道”来飞行，只不过这里的“车道”变成了一个个“垂直高度带”。比如说，在同一航线飞行，一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10000米，另一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11000米，那么无论如何，这两架飞机都不会在空中相撞。而如果两架飞机都在10000米的高度上飞行，就有可能发生相撞。所以，国际民航组织把民用航空器所飞行的空域进行了划分，就像是在马路上标明了车道一般，使飞机可以“按道而飞”。
RVSM试飞是试飞中心首次独立承担的试飞任务，对试飞团队来说又是一次崭新的考验。
在准备RVSM试飞期间，适航规章和试飞手册等资料成为团队成员的枕边书，模拟机成为第二个家。
拖锥塔校试飞、大压力比重量试飞、中小压力比重量试飞……虽然在试飞任务单上，这些科目的风险评估为中等，但试飞机组每次训练都丝毫不敢马虎。试飞机组前期就在模拟机上进行了数百个小时的飞行训练。
辛勤的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38天、20小时34分钟、177个试验点，这份答卷令人满意。RVSM专项试飞全面校验了试飞中心的组织协调和技术保障能力，在科学高效组织飞行试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特殊的队伍
“试飞中心有好几支独具特色的人才队伍，试飞员又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一切资源，培养好他们。”试飞中心党委书记彭俊毅如是说。
目前，试飞中心已经建立了一支由21名试飞员和飞行学员在内的试飞队伍，10名飞行员己取得国际认可的试飞员资质（其中，赖雪春等5名试飞员获得了科研试飞资质，赵广闻等5名飞行员获得了生产试飞资质），5名飞行员正在南非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飞员资质获取培训。
为了发展壮大这支队伍，试飞中心一方面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合作，定向引进成熟飞行教员补充到队伍中；另一方面，实施试飞员内部培养工程，从国内外知名院校航空类专业优秀毕业生及中国商飞公司试飞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具备良好工程理论知识和英语语言能力的人员进行培养。
值得一提的是，女试飞工程师李楠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受培训，她经历了系统、完整的国际试飞工程师专业理论与实践培训并取得了相应资质，同时参与了ARJ21-700飞机试飞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果顺利，她或将成为国内第一名民用飞机女试飞员。
很有成就感
“在珠海航展驾驶106架机进行展示飞行期间，感觉人很累，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比我正常驾驶飞机连续开8个小时还累。”这是朱伟文的感慨。
从事飞行28年，尽管已经累计安全飞行一万八千多个小时，朱伟文依旧谨慎对待每一次飞行。
客机的飞行表演虽没有战斗机精彩，但对飞行员来说，挑战也很大。在做低空通场动作时，ARJ21-700飞机距地面仅约100米，只能靠目视来飞行，具有一定风险。朱伟文在完成8字盘旋动作时，为了让客机像战斗机一样灵活转向，他必须用很大的劲拨动操纵杆，这对体能消耗极大。
“压力很大，也很有成就感。”朱伟文和试飞机组不仅让ARJ21-700飞机完美亮相珠海航展，还成功完成了一位特殊乘客一一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的体验飞行。
人们的目光常常聚焦在某个试飞员身上，但试飞任务的成功完成还是要靠整个团队的相互协作，特别是试飞员团队与试飞工程师团队的默契配合。
早在2013年秋天，为了做好C919大型客机的试飞准备，郭云杰就同试飞工程师一起远赴荷兰，协力开展了侧滑角校准试飞专项技术攻关。
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机长，一个是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一个月时间，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下，他们摸索出的试验方法得到了局方认可，填补了国内民机试飞领域的又一项技术空白。
目前，国际成熟试飞机构普遍采用联合工作团队的模式使用和管理试飞员、试飞工程师。可以说，联合工作团队是适用于高强度试飞、工作效率最优化的一种项目管理模式。
2014年9月，试飞中心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试飞运行部，通过调拨一定数量的试飞员、试飞工程师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和管理人员，建立联合工作团队，并以此为单位进行统一管理。
面对这样的改变，担任试飞运行部副部长一职的朱伟文充满期待，不仅因为这样的改变带来了积极效果，更因为C919大型客机的试飞，让他和试飞员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期待。
同样屏气凝神的，还有驾驶舱内的两位试飞员。
12时30分，副驾驶刘克正在复述塔台准许放飞的指令：“可以起飞，商飞105。”
随即，机长陈志远镇定地刹住车，将发动机转速慢慢推到最大。“轰……”发动机发出强有力的轰鸣声。
105架机各系统状态很好！陈志远的右手离开油门，双手握住操纵杆，准备抬起前轮。
“1、2、3、4……10。”抬前轮时在心里默数10个数字，是陈志远的习惯。只见，前轮首先慢慢离地，数秒后两个后轮也离开地面，105架机轻盈地腾空而起，飞向蓝天。
跑道的起点，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总经理贺东风等领导带头鼓起了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同样的激动和喜悦。
14时38分，在完成了一系列预定试飞检查任务后，105架机穿出云层，稳稳地降落在大场机场。
沸腾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知道，就在几天前，105架机刚刚经历了首次滑行。
打赢攻坚战
“今天滑行并不顺利，同志们有些想法。可是我要说，通过滑行将问题在首次飞行前提前暴露，集中解决，这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我们就是要凭着一条铁律和一颗恒心从首次滑行起打赢105架机攻坚战！”作为中国商飞总飞行师、试飞中心主任，钱进以飞行员特有的冷静，在一次航后讲评会上言辞铿锵。
一席话让许多垂着的头抬了起来。由中国商飞试飞中心第一次独立组织试飞任务、试飞机组头一次亮相、首架交付机的首次飞行……如山的压力让试飞团队多少有些忐忑。
之前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机组的座舱实习认真细致，辅助动力装置启封开车试验、环控试验、气密试验、电源系统机上功能等多项试验也都一一完成，试飞员们虽然对飞机充满信心，但这么多的“第一次”仍然让他们明显感到了压力。
身经百战的“老机长”们深知滑行的重要性一一滑行不仅是试飞员与飞机增强契合度的绝佳机会，更是起飞前的“蓄力过程”。滑行不成功，起飞便无从谈起。
“一定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下一次滑行必须成功！”即将作为105架机首飞观察员的钱进眼神中透露出的是坚毅，更是决心。
来不及换下一身制服，陈志远和刘克掏出随身的飞行记录本，拍着机务小伙子的肩膀，开始细数每一条疑问。
在即将开始功能检查前，屏幕跳出了告警信息，升降舵功能检查工作无法开展。升降舵对于飞行的稳定性意义重大，操纵升降舵是改变飞机俯仰姿态、控制飞机升降的主要手段。
几个小时过去了，故障点被找到了，东方的启明星也渐渐亮起，那是105架机交付试飞中心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11条疑问最终被一一解除。
6月12日，14时30分，发动机再次启动，随着转速的增大，105架机咆哮着冲了出去，漂亮地完成了第一次滑行。
那一刻，试飞员的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丝毫不敢马虎
RVSM（缩小垂直间隔）试飞是国际民航组织在特定飞行高度层上制定的运行规则，其目的是为有效利用空域资源。为什么要规定飞机的飞行间隔呢？这是基于飞行安全考虑的。
飞机在空中也是按照特定的“车道”来飞行，只不过这里的“车道”变成了一个个“垂直高度带”。比如说，在同一航线飞行，一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10000米，另一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11000米，那么无论如何，这两架飞机都不会在空中相撞。而如果两架飞机都在10000米的高度上飞行，就有可能发生相撞。所以，国际民航组织把民用航空器所飞行的空域进行了划分，就像是在马路上标明了车道一般，使飞机可以“按道而飞”。
RVSM试飞是试飞中心首次独立承担的试飞任务，对试飞团队来说又是一次崭新的考验。
在准备RVSM试飞期间，适航规章和试飞手册等资料成为团队成员的枕边书，模拟机成为第二个家。
拖锥塔校试飞、大压力比重量试飞、中小压力比重量试飞……虽然在试飞任务单上，这些科目的风险评估为中等，但试飞机组每次训练都丝毫不敢马虎。试飞机组前期就在模拟机上进行了数百个小时的飞行训练。
辛勤的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38天、20小时34分钟、177个试验点，这份答卷令人满意。RVSM专项试飞全面校验了试飞中心的组织协调和技术保障能力，在科学高效组织飞行试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特殊的队伍
“试飞中心有好几支独具特色的人才队伍，试飞员又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一切资源，培养好他们。”试飞中心党委书记彭俊毅如是说。
目前，试飞中心已经建立了一支由21名试飞员和飞行学员在内的试飞队伍，10名飞行员己取得国际认可的试飞员资质（其中，赖雪春等5名试飞员获得了科研试飞资质，赵广闻等5名飞行员获得了生产试飞资质），5名飞行员正在南非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飞员资质获取培训。
为了发展壮大这支队伍，试飞中心一方面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合作，定向引进成熟飞行教员补充到队伍中；另一方面，实施试飞员内部培养工程，从国内外知名院校航空类专业优秀毕业生及中国商飞公司试飞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具备良好工程理论知识和英语语言能力的人员进行培养。
值得一提的是，女试飞工程师李楠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受培训，她经历了系统、完整的国际试飞工程师专业理论与实践培训并取得了相应资质，同时参与了ARJ21-700飞机试飞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果顺利，她或将成为国内第一名民用飞机女试飞员。
很有成就感
“在珠海航展驾驶106架机进行展示飞行期间，感觉人很累，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比我正常驾驶飞机连续开8个小时还累。”这是朱伟文的感慨。
从事飞行28年，尽管已经累计安全飞行一万八千多个小时，朱伟文依旧谨慎对待每一次飞行。
客机的飞行表演虽没有战斗机精彩，但对飞行员来说，挑战也很大。在做低空通场动作时，ARJ21-700飞机距地面仅约100米，只能靠目视来飞行，具有一定风险。朱伟文在完成8字盘旋动作时，为了让客机像战斗机一样灵活转向，他必须用很大的劲拨动操纵杆，这对体能消耗极大。
“压力很大，也很有成就感。”朱伟文和试飞机组不仅让ARJ21-700飞机完美亮相珠海航展，还成功完成了一位特殊乘客一一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的体验飞行。
人们的目光常常聚焦在某个试飞员身上，但试飞任务的成功完成还是要靠整个团队的相互协作，特别是试飞员团队与试飞工程师团队的默契配合。
早在2013年秋天，为了做好C919大型客机的试飞准备，郭云杰就同试飞工程师一起远赴荷兰，协力开展了侧滑角校准试飞专项技术攻关。
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机长，一个是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一个月时间，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下，他们摸索出的试验方法得到了局方认可，填补了国内民机试飞领域的又一项技术空白。
目前，国际成熟试飞机构普遍采用联合工作团队的模式使用和管理试飞员、试飞工程师。可以说，联合工作团队是适用于高强度试飞、工作效率最优化的一种项目管理模式。
2014年9月，试飞中心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试飞运行部，通过调拨一定数量的试飞员、试飞工程师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和管理人员，建立联合工作团队，并以此为单位进行统一管理。
面对这样的改变，担任试飞运行部副部长一职的朱伟文充满期待，不仅因为这样的改变带来了积极效果，更因为C919大型客机的试飞，让他和试飞员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