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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教育投入问题再次成为教育界代表、委员们的焦点议题。在《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列出了明确时间表：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再谈4％，教育界对文本中明确目标时间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另一种则有所担忧。尽管存在分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教育界形成共识：时至今日，这个目标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
教育投入实现4％，业界开始重新期待。
严重缺钱，掣肘教育发展
在《纲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很多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就强烈呼吁将“4％”写入这份划定中国教育未来10年路线图的纲领性文件。
事实上，这个数字无数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无数次被提及、被呼吁，但十多年来，它已然成为一个一延再延、难以兑现的“承诺”。
由于投入不足，这些年教育发展严重受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坦言，“即使是清华大学，也非常缺钱。”面对媒体的质疑与追问，顾秉林大倒苦水，“尽管国家给北大、清华的投入远远大于其他高校，但在清华，这一投入仅占20％，教授到各处申请科研经费占40％，剩下40％有成果转化、继续教育、捐款等。我每年都像丐帮帮主一样去找钱，一年跑3次国外谈募捐的问题。”
许多来自高校的代表、委员也纷纷表示，尽管这些年投入比过去有所增加，但从学校发展来讲，经费不足始终是瓶颈问题之一，不仅高校如此，各级各类教育也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无论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近些年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都留下了大量的欠债，比如，义务教育还有大量‘普九’欠债，高等教育在前些年的规模大发展中也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认为，“下一步，我们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也表示，尽管教育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投入不足。
蒋笃运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GDP总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5位。2009年，GDP已达到1万9千亿。“但可支配的本级财政收入并不高，仅为1千多亿。在河南，教育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0％，比例较大，但生均经费在全国的排名却在倒数后几位。2008年，全国的教育投入已为3.48％，而到2009年，河南的教育投入也仅为3.05％。
就这一情况来看，落实4％，在3年内，提高接近一个百分点，河南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蒋笃运说。
重视不够，并非财力有限
“此前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是因为政府不够重视，在财政预算上没有把教育投入放在第一位，并非财力有限。”有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4％多年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经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表示，“《纲要》首先提出‘优先发展’，我认为就是要优先发展就是要优先保障规划、优先资金投入、优先优势资源的配置，但这三方面又不是教育本身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的支持。”
顾也力说，这些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决心去落实、实施，在于政府要真正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发展”的项目。
很多代表、委员也表示，此次《纲要》重提4％，并设定了实现目标的期限，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国家大力支持教育发展的意志和决心未变，但关键在落实。
蒋笃运认为，“4％，不是钱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GDP增长很快，实现4％不应该成为问题。“希望政府一定要有决心、有措施，保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坚持：“如果没有可靠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纲要》中提出的各项发展目标就很难实现。对于4％，我还是有信心的，关键是政府要下决心，只要政府努力应该没有问题。”
“实现4％的目标，既是政府的决心问题，又是教育的民心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杜玉波用数字佐证：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23.7％，占GDP的比重从2.79％提高到3.48％，年平均提高0.17个百分点。其中，从2005年到2008年，年平均提高0.22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已经达到了GDP的3.48％，距离4％的目标还差0.52个百分点，各方面一致认为2009年的数字肯定高于3.48％。实际上，距离4％的目标相差不到0.5个百分点。
“如此算来，如果到2012年达到4％，年平均增加大约不到0.15个百分点，每年约1000多亿元，均摊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其实财政压力并不是很大。”杜玉波说。
4％，时至今日已不是宏伟目标。落实优先发展，需要成为一种理念、一种共识，更需要政府强化力度抓落实。
那么，2012年，教育投入占GDP4％的“承诺”真能兑现吗?究竟应该如何落实教育经费投入，保证这一目标按期实现?
“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2012年实现教育投入占GDP的4％这一目标，教育部和财政部基本达成一致，没有大的分歧。
“信心很大，难度不小。”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如此表态。丁学东解释说，“因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既取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这就是反映一个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同时，它也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难点在于，“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这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这也制约了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进一步提高。”
但他明确表示，“财政部将采取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教育投入、大力筹措其他财政性教育资金、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等措施，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标。”
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积极为实现4％的目标建言献策。
蒋笃运建议，“现在可以针对4％进行测算，在20lO年、2011年分别提高多少，以确保2012年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认为，《纲要》文本在提出教育投入时间表的同时，还应当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责任，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应至少不低于20％。
硕也力认为，“要保证这一目标实现，还需要层层政府下达指标。”
除了呼吁加大财政投入，很多代表、委员也建议，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缓解压力，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钟秉林表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单一依靠政府，到现 在的包括学费、社会捐赠、企业赞助等在内的多重渠道筹集资金。我们既要让主渠道发挥充分作用，也要转变办学观念，多种机制筹集办学资金。”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医科大学校长唐建武认为，引导社会力量办学，这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还是有限度的，尚未形成民间投入这样的体制。“尽管之前，几次全国性的会议也曾提出这一问题，但目前缺乏这样的环境。”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牛津、剑桥大学各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捐赠，其他一般大学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比例也达7％。日本公立大学所获得捐赠占到了学校总经费的15％，私立大学更高达50％。但在中国，社会捐赠占高校经费比例不超过3％。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建议，通过政府让税等方式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办学，“从表面上看，教育捐赠免税会减少一部分税收，但政府让税其实是一种转移支付，相当于把这部分收入用于办学，因此应动员、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来办学。”
加强监管，4％要用好
4％真能实现，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笔费用?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如果按GDP年增长率8％估算，2012年全国GDP将达422448亿元。按4％计算，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可能将达16898亿元。
面对这笔巨额资金，有一个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如何用好这笔钱，让资金得到有效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原组长田淑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的教育经费既存在宏观上的整体不足，个别地方也存在效率不高、奢侈浪费的问题，两种现象并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表示，“高校在经费的使用上，要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合理使用资金，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实验室、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等。”
“加大投入，下决心可以实现。但学校要用好钱，一要发挥使用效益，二不要出问题，不要滋生腐败。”钟秉林说。
田淑兰认为，要加强教育经费监管，确保经费用到教育一线，在目前尤为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校长钟志华也认为，“现在国内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都在数亿以上，多的甚至几十亿，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就提高了，必须厘清人、财、物，确定权责，加强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建议，加强学校职工代表大会对学校预算的监督，并加强学校内部审计的力度，对学校预算执行和财务开支的合理性进行监督。
田淑兰介绍，在教育部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不仅要继续“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和“强化经济责任审计”，还将研究制定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方案，并将在高校积极推行总会计师制度。
长期致力于推动政府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建议，要实现对国家教育经费的监督必须信息公开。他说，“长期以来依赖的是政府内部的监管，几十年来证明这个办法不行，一定要靠社会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则认为，必须把各种经费纳入预算支出，制定详细的决算审核，“这些工作应该交给人大，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
教育投入实现4％，业界开始重新期待。
严重缺钱，掣肘教育发展
在《纲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很多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就强烈呼吁将“4％”写入这份划定中国教育未来10年路线图的纲领性文件。
事实上，这个数字无数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无数次被提及、被呼吁，但十多年来，它已然成为一个一延再延、难以兑现的“承诺”。
由于投入不足，这些年教育发展严重受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坦言，“即使是清华大学，也非常缺钱。”面对媒体的质疑与追问，顾秉林大倒苦水，“尽管国家给北大、清华的投入远远大于其他高校，但在清华，这一投入仅占20％，教授到各处申请科研经费占40％，剩下40％有成果转化、继续教育、捐款等。我每年都像丐帮帮主一样去找钱，一年跑3次国外谈募捐的问题。”
许多来自高校的代表、委员也纷纷表示，尽管这些年投入比过去有所增加，但从学校发展来讲，经费不足始终是瓶颈问题之一，不仅高校如此，各级各类教育也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无论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近些年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都留下了大量的欠债，比如，义务教育还有大量‘普九’欠债，高等教育在前些年的规模大发展中也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认为，“下一步，我们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也表示，尽管教育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投入不足。
蒋笃运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GDP总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5位。2009年，GDP已达到1万9千亿。“但可支配的本级财政收入并不高，仅为1千多亿。在河南，教育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0％，比例较大，但生均经费在全国的排名却在倒数后几位。2008年，全国的教育投入已为3.48％，而到2009年，河南的教育投入也仅为3.05％。
就这一情况来看，落实4％，在3年内，提高接近一个百分点，河南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蒋笃运说。
重视不够，并非财力有限
“此前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是因为政府不够重视，在财政预算上没有把教育投入放在第一位，并非财力有限。”有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4％多年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经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表示，“《纲要》首先提出‘优先发展’，我认为就是要优先发展就是要优先保障规划、优先资金投入、优先优势资源的配置，但这三方面又不是教育本身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的支持。”
顾也力说，这些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决心去落实、实施，在于政府要真正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发展”的项目。
很多代表、委员也表示，此次《纲要》重提4％，并设定了实现目标的期限，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国家大力支持教育发展的意志和决心未变，但关键在落实。
蒋笃运认为，“4％，不是钱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GDP增长很快，实现4％不应该成为问题。“希望政府一定要有决心、有措施，保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坚持：“如果没有可靠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纲要》中提出的各项发展目标就很难实现。对于4％，我还是有信心的，关键是政府要下决心，只要政府努力应该没有问题。”
“实现4％的目标，既是政府的决心问题，又是教育的民心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杜玉波用数字佐证：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23.7％，占GDP的比重从2.79％提高到3.48％，年平均提高0.17个百分点。其中，从2005年到2008年，年平均提高0.22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已经达到了GDP的3.48％，距离4％的目标还差0.52个百分点，各方面一致认为2009年的数字肯定高于3.48％。实际上，距离4％的目标相差不到0.5个百分点。
“如此算来，如果到2012年达到4％，年平均增加大约不到0.15个百分点，每年约1000多亿元，均摊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其实财政压力并不是很大。”杜玉波说。
4％，时至今日已不是宏伟目标。落实优先发展，需要成为一种理念、一种共识，更需要政府强化力度抓落实。
那么，2012年，教育投入占GDP4％的“承诺”真能兑现吗?究竟应该如何落实教育经费投入，保证这一目标按期实现?
“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2012年实现教育投入占GDP的4％这一目标，教育部和财政部基本达成一致，没有大的分歧。
“信心很大，难度不小。”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如此表态。丁学东解释说，“因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既取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这就是反映一个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同时，它也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难点在于，“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这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这也制约了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进一步提高。”
但他明确表示，“财政部将采取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教育投入、大力筹措其他财政性教育资金、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等措施，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标。”
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积极为实现4％的目标建言献策。
蒋笃运建议，“现在可以针对4％进行测算，在20lO年、2011年分别提高多少，以确保2012年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认为，《纲要》文本在提出教育投入时间表的同时，还应当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责任，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应至少不低于20％。
硕也力认为，“要保证这一目标实现，还需要层层政府下达指标。”
除了呼吁加大财政投入，很多代表、委员也建议，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缓解压力，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钟秉林表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单一依靠政府，到现 在的包括学费、社会捐赠、企业赞助等在内的多重渠道筹集资金。我们既要让主渠道发挥充分作用，也要转变办学观念，多种机制筹集办学资金。”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医科大学校长唐建武认为，引导社会力量办学，这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还是有限度的，尚未形成民间投入这样的体制。“尽管之前，几次全国性的会议也曾提出这一问题，但目前缺乏这样的环境。”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牛津、剑桥大学各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捐赠，其他一般大学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比例也达7％。日本公立大学所获得捐赠占到了学校总经费的15％，私立大学更高达50％。但在中国，社会捐赠占高校经费比例不超过3％。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建议，通过政府让税等方式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办学，“从表面上看，教育捐赠免税会减少一部分税收，但政府让税其实是一种转移支付，相当于把这部分收入用于办学，因此应动员、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来办学。”
加强监管，4％要用好
4％真能实现，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笔费用?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如果按GDP年增长率8％估算，2012年全国GDP将达422448亿元。按4％计算，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可能将达16898亿元。
面对这笔巨额资金，有一个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如何用好这笔钱，让资金得到有效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原组长田淑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的教育经费既存在宏观上的整体不足，个别地方也存在效率不高、奢侈浪费的问题，两种现象并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表示，“高校在经费的使用上，要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合理使用资金，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实验室、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等。”
“加大投入，下决心可以实现。但学校要用好钱，一要发挥使用效益，二不要出问题，不要滋生腐败。”钟秉林说。
田淑兰认为，要加强教育经费监管，确保经费用到教育一线，在目前尤为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校长钟志华也认为，“现在国内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都在数亿以上，多的甚至几十亿，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就提高了，必须厘清人、财、物，确定权责，加强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建议，加强学校职工代表大会对学校预算的监督，并加强学校内部审计的力度，对学校预算执行和财务开支的合理性进行监督。
田淑兰介绍，在教育部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不仅要继续“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和“强化经济责任审计”，还将研究制定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方案，并将在高校积极推行总会计师制度。
长期致力于推动政府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建议，要实现对国家教育经费的监督必须信息公开。他说，“长期以来依赖的是政府内部的监管，几十年来证明这个办法不行，一定要靠社会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则认为，必须把各种经费纳入预算支出，制定详细的决算审核，“这些工作应该交给人大，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