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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日益成为当代人消磨时间甚至获取信息的最重要工具。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去年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单日刷110分钟短视频。
这个数字让我感到有点不安，如果一个人把这个时间拿来读书，一年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如果拿来看电影，一年可以看300-400部电影，但真实的结果是，除了一堆碎片化的影像外，他毫无所得。
尼尔·波兹曼一定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进化出了比电视更加娱乐至死的媒介。
尼尔·波兹曼关于媒介对人影响的担忧是当代最知名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上人类对于媒介进化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
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问张大大：如果亚里士多德走进柏拉图的房间，说出那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那么请问房间里有几个人？”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房间里有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他徒弟柏拉图的这句话出现在书本上。
苏格拉底如果来到当代，他可能会对当代的视频和直播技术大加赞赏，作为一个善于辩论的哲学家，他可能会在《奇葩说》大放异彩，并在B站成为一名人气超越罗翔的知识类UP主，但他绝对不会像罗翔那样，在出名后将自己的录制视频集结成书，因为他对这种媒介至始至终抱持着敌意。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一生并没有出书，他的东西都是由弟子柏拉图用文字整理的（苏格拉底在天之灵，一定不会放过柏拉图）。从柏拉图的描述来看，苏格拉底一定是一个思想深邃、逻辑清晰、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苏格拉底喜欢口述而排斥文字，他认为文字“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体现得很充分：“你瞧，斐德罗，书写和绘画有一个奇妙的共性。绘画的产物搁在那里就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人向它们询问什么，它们却保持最庄重的沉默。写下来的字是同样的道理。它们在说话，你会认为它们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就其所说的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它们却始终不增不减，永远都保持其原来的意思。一旦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有关系的人，不加区分。它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一旦它受到指责，受到不公正的攻击，它总是需要它父亲的支持；脱离了其作者，文字既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支持自己。 ”
可見苏格拉底认为文字是沉默的、无法回应的、可能造成误解的、削弱人的记忆的。此外，苏格拉底认为文字还造成了“散播”（传播）的问题，说到散播就应该从communication这个词说起。
communication有两种意义，一是对话，二是散播或传播（所有广告都脱不开这两种意义）。前者的代表是苏格拉底，他认为对话优于宣传，因为它能更准确地传达对话者的意思。而后者的代表是《圣经》，也是苏格拉底所摒弃的书籍、文字。
《斐德罗篇》对比了对话和撒播这两种交流模式，苏格拉底认为对话具有明确的受众，形式上也是双向的，撒播则对受众漠不关心，形式上是单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格拉底如果来到今天可能还会喜欢视频媒介的互动评论。
哈弗洛克认为，苏格拉底时的希腊，正在从口语文明向文字文明过渡，如果对比今天，大概是人类正在从文字性媒介时代走向视频性媒介的转折期。
苏格拉底对于文字的批评显示了他对纸张媒介的不信任，不过这并不是因为纸张的文字会让人变得浅薄，而是因为这种媒介的“不在场”，即上文说的沉默、无法回应、可能造成误解、削弱人的记忆，苏格拉底担心它的负面因素让人类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
在媒介转折期，苏格拉底的反应极其正常，这只是他对于文字这种新型媒介的不适应。如果纸张这种媒介在当时已占据主流，苏格拉底即便不擅长写字，也一定不会拒绝别人将他的口述变成文字。事实上，柏拉图在将他的对话整理成文字后，苏格拉底的思想开始以书籍的形式启迪了更多人。
当我们说到“媒介是人的延伸”时，必然提到麦克卢汉，事实上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赋予这个观点以一种更强的悲剧性色彩。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是为了弥补人的某个不足，都是为了填补存在于我们和神灵之间的鸿沟。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远方亲人的声音，摄影术和留声机技术替代我们的记忆。
麦克卢汉系统性地阐述了这个概念，他写道：“媒介‘内容’就像是窃贼手中鲜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领域看门狗的注意力。”
人类这个物种不可能实现思想的直接交流，它们总要依附于媒介，因此“媒介即信息”，同时代的媒介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比如同样是《流浪地球》，看书的人看它的世界观、情节和文采，看电影的人看它的视觉效果、演员，看《3分钟看完流浪地球》短视频的人，看的是它的简介和结局。
三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带来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三者的深度和价值自然也不一样。如今看电影的人、看短视频的人、看书的人，是三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和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进步改变了符号环境——即经由社会建构、感官性的意义世界，它能反过来影响人类的认知、经验、态度和行为。
我们反复使用一种媒介，直到它成为我们自身的延展，它就改变了我们。由于每种媒介强调不同的感官，培养不同的习惯，反复使用某一媒介会使我们的感官有条件地只接收某些特定的刺激，而忽略掉其他的刺激。正如盲人会发展出格外灵敏的听觉一样，社会也会因时代中占据主流的媒介而改变。 如果说麦克卢汉认为不同的媒介将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那么尼尔·波兹曼则更加激进地认为，视频化的媒介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电视导致严肃的公共对話缺失，且视频化媒介会让人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他说：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
他以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的辩论为例，说明了文字时代人类的思辨能力巅峰，和在这种思辨能力下获得的价值。
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
简单来说，那时的演讲和辩论是引经据典，非常书面化和严肃的，而听众也必须有充足的知识积淀。一场赏心悦目的演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收获颇丰。
视频化的东西，带来的往往是一时的哈哈哈。前几年，一位偷电动车的“窃格瓦拉”在网上大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视频化媒介：窃·格瓦拉在被捕时轻松的表情，略带魔性的口音，与切格瓦拉同款胡子，再加上他的金句，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网红的大火。
如果将窃·格瓦拉放在纸媒时代，顶多有媒体报道《周某偷电瓶车被捕，声称“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就这样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
如果尼尔·波兹曼活到今天，短视频这个媒介恐怕会让他震惊，它带来的甚于电视的害处恐怕会更让他忧心。在今天，看电视不需要什么费脑子的深度思考，而看短视频则根本不用“带脑子”，长此以往，人们将变得越来越“没脑子”。心灵交流是人类媒介的终结形态吗？
归根结底，媒介是为了将人类的思想以最恰当的方式展现出来，如果人类能够直接靠思想交流，也许媒介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人类脱离媒介进行交流的美梦自古就一直存在。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曾描绘人类抱有“心灵与心灵间直接交流”的美梦，也描绘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交流美梦破灭时堕入的噩梦。
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词语是同时指向外部现实与内部现实的标记，其关键作用是揭示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正如肉体是包裹人的外壳，语词也是包裹思想的外壳。
他对于天使的交流方式倾心不已，天使——其希腊词是angelos，意为“信使”——不受距离的阻碍，不受所谓肉体的羁绊，能够毫不费力地实现精神与肉体的对接。
天使不受外在符号的羁绊，可以只靠内在意义而自由翱翔。奥古斯丁认为，摆脱语词而交流，是人类的合理愿望。
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曾表达过心灵交流的梦想。阿奎那笔下的天使没有肉体，没有需要掩藏的东西，也没有理由掩藏任何东西。一个天使能将其内在性传送给另一个天使。
如此，人的思想将不再能互相隐藏。“一方面，这使正义的人高兴；另一方面它又使邪恶的人恐惧。”
思想的直接交流方式在小说《三体》中的三体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有理由相信，刘慈欣的小说受到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启发。三体人的透明化思维代表了一种高级文明思维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就像天使那样无需肉体媒介，不受距离阻碍，也没有任何掩藏。正因如此，人类才用非透明思维的面壁人对三体形成了制衡。
不谈思维交流的技术实现方式，假如有一天人类实现了思维交流，结果固然可喜，但可能同样令人担忧。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普通人每天会在脑海里闪过1.2万至6万个想法。
如果这些想法不加以加工，直接交流，可能比短视频还碎片化。如果这些想法大部分都是娱乐八卦，少部分是思考和思辨，那么也许人类会更加娱乐至死。如果想法可以直接交流，无需将想法进行归纳和演绎，那么逻辑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弱。
所以，人类对于媒介变化下，人的思维和认知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
1956年，精神病医师米尔卢对电视提出抱怨，他说：“人际交流和讨论具有一种互通性，它能激发自由。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却不能产生这种互通性。对话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
对于对话成为“失落的艺术”的反思，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而今天我们反思的是短视频逐渐让文字成为“失落的艺术”。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曾指出文化的语言结构塑造人们的思考与行为，简言之，语言决定思维。
这个假设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担忧，如果视频化媒介改变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那么长久以后，也许阅读长文、书写长文可能会成为一种罕见的能力，成为一种失落的、古典的艺术。
这个数字让我感到有点不安，如果一个人把这个时间拿来读书，一年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如果拿来看电影，一年可以看300-400部电影，但真实的结果是，除了一堆碎片化的影像外，他毫无所得。
尼尔·波兹曼一定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进化出了比电视更加娱乐至死的媒介。
尼尔·波兹曼关于媒介对人影响的担忧是当代最知名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上人类对于媒介进化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
苏格拉底曾像担忧短视频一样担忧书本
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问张大大：如果亚里士多德走进柏拉图的房间，说出那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那么请问房间里有几个人？”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房间里有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他徒弟柏拉图的这句话出现在书本上。
苏格拉底如果来到当代，他可能会对当代的视频和直播技术大加赞赏，作为一个善于辩论的哲学家，他可能会在《奇葩说》大放异彩，并在B站成为一名人气超越罗翔的知识类UP主，但他绝对不会像罗翔那样，在出名后将自己的录制视频集结成书，因为他对这种媒介至始至终抱持着敌意。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一生并没有出书，他的东西都是由弟子柏拉图用文字整理的（苏格拉底在天之灵，一定不会放过柏拉图）。从柏拉图的描述来看，苏格拉底一定是一个思想深邃、逻辑清晰、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苏格拉底喜欢口述而排斥文字，他认为文字“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体现得很充分：“你瞧，斐德罗，书写和绘画有一个奇妙的共性。绘画的产物搁在那里就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人向它们询问什么，它们却保持最庄重的沉默。写下来的字是同样的道理。它们在说话，你会认为它们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就其所说的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它们却始终不增不减，永远都保持其原来的意思。一旦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有关系的人，不加区分。它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一旦它受到指责，受到不公正的攻击，它总是需要它父亲的支持；脱离了其作者，文字既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支持自己。 ”
可見苏格拉底认为文字是沉默的、无法回应的、可能造成误解的、削弱人的记忆的。此外，苏格拉底认为文字还造成了“散播”（传播）的问题，说到散播就应该从communication这个词说起。
communication有两种意义，一是对话，二是散播或传播（所有广告都脱不开这两种意义）。前者的代表是苏格拉底，他认为对话优于宣传，因为它能更准确地传达对话者的意思。而后者的代表是《圣经》，也是苏格拉底所摒弃的书籍、文字。
《斐德罗篇》对比了对话和撒播这两种交流模式，苏格拉底认为对话具有明确的受众，形式上也是双向的，撒播则对受众漠不关心，形式上是单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格拉底如果来到今天可能还会喜欢视频媒介的互动评论。
哈弗洛克认为，苏格拉底时的希腊，正在从口语文明向文字文明过渡，如果对比今天，大概是人类正在从文字性媒介时代走向视频性媒介的转折期。
苏格拉底对于文字的批评显示了他对纸张媒介的不信任，不过这并不是因为纸张的文字会让人变得浅薄，而是因为这种媒介的“不在场”，即上文说的沉默、无法回应、可能造成误解、削弱人的记忆，苏格拉底担心它的负面因素让人类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
在媒介转折期，苏格拉底的反应极其正常，这只是他对于文字这种新型媒介的不适应。如果纸张这种媒介在当时已占据主流，苏格拉底即便不擅长写字，也一定不会拒绝别人将他的口述变成文字。事实上，柏拉图在将他的对话整理成文字后，苏格拉底的思想开始以书籍的形式启迪了更多人。
娱乐至死，视频化的最大担忧
当我们说到“媒介是人的延伸”时，必然提到麦克卢汉，事实上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赋予这个观点以一种更强的悲剧性色彩。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是为了弥补人的某个不足，都是为了填补存在于我们和神灵之间的鸿沟。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远方亲人的声音，摄影术和留声机技术替代我们的记忆。
麦克卢汉系统性地阐述了这个概念，他写道：“媒介‘内容’就像是窃贼手中鲜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领域看门狗的注意力。”
人类这个物种不可能实现思想的直接交流，它们总要依附于媒介，因此“媒介即信息”，同时代的媒介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比如同样是《流浪地球》，看书的人看它的世界观、情节和文采，看电影的人看它的视觉效果、演员，看《3分钟看完流浪地球》短视频的人，看的是它的简介和结局。
三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带来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三者的深度和价值自然也不一样。如今看电影的人、看短视频的人、看书的人，是三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和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进步改变了符号环境——即经由社会建构、感官性的意义世界，它能反过来影响人类的认知、经验、态度和行为。
我们反复使用一种媒介，直到它成为我们自身的延展，它就改变了我们。由于每种媒介强调不同的感官，培养不同的习惯，反复使用某一媒介会使我们的感官有条件地只接收某些特定的刺激，而忽略掉其他的刺激。正如盲人会发展出格外灵敏的听觉一样，社会也会因时代中占据主流的媒介而改变。 如果说麦克卢汉认为不同的媒介将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那么尼尔·波兹曼则更加激进地认为，视频化的媒介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电视导致严肃的公共对話缺失，且视频化媒介会让人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他说：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
他以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的辩论为例，说明了文字时代人类的思辨能力巅峰，和在这种思辨能力下获得的价值。
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
简单来说，那时的演讲和辩论是引经据典，非常书面化和严肃的，而听众也必须有充足的知识积淀。一场赏心悦目的演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收获颇丰。
视频化的东西，带来的往往是一时的哈哈哈。前几年，一位偷电动车的“窃格瓦拉”在网上大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视频化媒介：窃·格瓦拉在被捕时轻松的表情，略带魔性的口音，与切格瓦拉同款胡子，再加上他的金句，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网红的大火。
如果将窃·格瓦拉放在纸媒时代，顶多有媒体报道《周某偷电瓶车被捕，声称“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就这样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
如果尼尔·波兹曼活到今天，短视频这个媒介恐怕会让他震惊，它带来的甚于电视的害处恐怕会更让他忧心。在今天，看电视不需要什么费脑子的深度思考，而看短视频则根本不用“带脑子”，长此以往，人们将变得越来越“没脑子”。心灵交流是人类媒介的终结形态吗？
归根结底，媒介是为了将人类的思想以最恰当的方式展现出来，如果人类能够直接靠思想交流，也许媒介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人类脱离媒介进行交流的美梦自古就一直存在。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曾描绘人类抱有“心灵与心灵间直接交流”的美梦，也描绘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交流美梦破灭时堕入的噩梦。
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词语是同时指向外部现实与内部现实的标记，其关键作用是揭示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正如肉体是包裹人的外壳，语词也是包裹思想的外壳。
他对于天使的交流方式倾心不已，天使——其希腊词是angelos，意为“信使”——不受距离的阻碍，不受所谓肉体的羁绊，能够毫不费力地实现精神与肉体的对接。
天使不受外在符号的羁绊，可以只靠内在意义而自由翱翔。奥古斯丁认为，摆脱语词而交流，是人类的合理愿望。
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曾表达过心灵交流的梦想。阿奎那笔下的天使没有肉体，没有需要掩藏的东西，也没有理由掩藏任何东西。一个天使能将其内在性传送给另一个天使。
如此，人的思想将不再能互相隐藏。“一方面，这使正义的人高兴；另一方面它又使邪恶的人恐惧。”
思想的直接交流方式在小说《三体》中的三体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有理由相信，刘慈欣的小说受到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启发。三体人的透明化思维代表了一种高级文明思维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就像天使那样无需肉体媒介，不受距离阻碍，也没有任何掩藏。正因如此，人类才用非透明思维的面壁人对三体形成了制衡。
不谈思维交流的技术实现方式，假如有一天人类实现了思维交流，结果固然可喜，但可能同样令人担忧。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普通人每天会在脑海里闪过1.2万至6万个想法。
如果这些想法不加以加工，直接交流，可能比短视频还碎片化。如果这些想法大部分都是娱乐八卦，少部分是思考和思辨，那么也许人类会更加娱乐至死。如果想法可以直接交流，无需将想法进行归纳和演绎，那么逻辑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弱。
所以，人类对于媒介变化下，人的思维和认知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
1956年，精神病医师米尔卢对电视提出抱怨，他说：“人际交流和讨论具有一种互通性，它能激发自由。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却不能产生这种互通性。对话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
对于对话成为“失落的艺术”的反思，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而今天我们反思的是短视频逐渐让文字成为“失落的艺术”。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曾指出文化的语言结构塑造人们的思考与行为，简言之，语言决定思维。
这个假设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担忧，如果视频化媒介改变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那么长久以后，也许阅读长文、书写长文可能会成为一种罕见的能力，成为一种失落的、古典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