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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安徽金寨地区有1018座红军空墓，这上千座遗冢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那些没有后人以及后人无力“招魂入墓”的家庭，只得把找不到归乡之路的红军孤魂托付给萋萋荒野。以漆氏为例，当年因革命“绝后”的家庭，占到整个家族的一半以上，没有人记得他们，甚至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某个红军的后人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祖先要干革命？而我们也不禁在思考，那些“仓廪实，知礼节”体面的大家族，究竟为何要甘冒杀头连坐的风险，举家从事当时并不体面的、既危机四伏又背负匪名的逆天之举？
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断地叩问自己。
把历史翻回到1935年，秋阳高照的9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最早诞生于安徽金寨麻埠镇、1932年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离开鄂豫皖苏区，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征程近万余里，历时10个月到达陕北。这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孤军转战，冲杀数百场战斗无往而不胜，率先完成长征的红军部队，也是唯一一支历尽厄境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长征铁流，途中他们还开创出拥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如果说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伟大奇迹的话，那么这支军队就是奇迹中的奇迹。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并获捷，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区。
与此同时，已经跋涉出茫茫草地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甘肃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片红色根据地。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作出长征路上最后一次改变最终落脚点的决定——兵发陕北。10月的黄土高原天高云淡，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据称，毛泽东走进保安县的吴起镇时，看到一所挂着苏维埃政府牌子的房子，立刻操着他那口湘音欣慰而高兴地说，到家喽，就在这儿落脚！
次年10月，分别从湖南、四川出发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终于抵达陕北。到此为止，历时两年，总行程二万五千里，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我们向历史的纵深辽望。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扉页，立刻从那古代、近代分界的缝隙间，穿透过来1840年的疾风流云飞沙走石──这是一个注定要被历史镌刻铭记的年份。
稍微了解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华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同科技知识水平曾经在很多个世纪里遥遥领先于世界，当中国穿行过诸子百家的春秋、雄才大略的秦汉、繁荣昌盛的唐宋元明，傲视八方夷邦时，后来17、18世纪一跃为世界现代文明中心的欧罗巴，还沉睡在中世纪黑暗长夜的梦魇之中。近代史告诉我们，欧洲突飞猛进的改变，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诸城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
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的精神解放的革命，新思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文明的前行而言，思想的革新求变比艺术本身更加重要。“革命”一词被历史的聚光灯照亮了，滥觞于莱茵河下游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又相继在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确立了作为一个阶级的世界统治者地位。而几乎同时期的科技与工业革命，则催化并加深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在工业革命中获得了“蒸汽时代”的强大推动力，船坚炮利的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勃发起环伺世界的足够的欲望和力量。
于是我们看到，“日不落”帝国的皇家舰队绕过大半个地球，驶进太平洋的西岸沿海，冰凉的滑膛炮口瞄准了中国的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很快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是我们签下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这样从不平等条约为起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地陷入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沼泽——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3年，中法《中法新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日、俄、法、德、意、奥、西、荷、比等十一国的《辛丑条约》……每一个条约，都无不是主权丧失民族屈辱的精神枷铐。
深谙世界变化的洋务派领袖、清末重臣李鸿章曾发出痛楚的浩叹，弱国无外交！但问题是，国是如何弱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曾经繁华强盛四海来朝的庞大帝国，遭遇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迅速地衰败到累贫积弱，遍地疮痍，风雨飘摇，任人宰割的地步？这是在那种万马齐喑、僵化停滞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纠结在人们脑后长辫梢上的历史诘问。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识之士和热血猛士，于是就站出来了呼吁挽救危亡的龚自珍，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呐喊图强保种的严复，“戊戍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人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样的名字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而那也只是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普通的小人物和无名者自然更是不计其数。半个多世纪过去，路漫漫兮其修远，虽经无数仁人志士艰难地上下求索，发愤图强浴火抗争，改朝了、换代了、人们脑后的长辫子也剪去了，然而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依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仍是民不聊生，贫苦穷困的百姓照旧贫苦穷困。国，还是那么羸弱，而且越发弱得危如累卵！
浴火却没有重生！那么，希望寄予何方？如何才能拯救中国？出路在哪里？
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忧患重重地寻找着改造旧制度、重建新社会的革新道路。1919年，由知识界发起振聋发聩的救亡与启蒙、反帝与爱国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引爆，迅猛地以燎原之势燃向社会各界及四面八方，中国风云激荡的现代史大幕就此拉开。 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从此儿子再未归。儿子临走时的那句话，母亲一直记到了死。
漆德玮有一匹白马，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能跟着部队转战了，他舍不得这个一同出生入死的伙伴，派人将马送到住在墨园的岳父高鲁钦家去养伤。养了一个多月，形势变得越发的恶化、紧张，周围乡邻都知道老高家有一匹共产党的马，高鲁清不敢再继续养下去，把马杀了，将马腿送到老鸹窝村算是给亲家报个信。漆先涛一见到马腿，整个人就软了，倏然放声大哭，说，马倒了，儿子回不来了……马倒了，儿子一定回不来了……号啕痛哭，泪如雨下。
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是1927年。那一年给我们留下了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以4月12日的上海和7月15日的武汉两个血光凶煞的标记为转折点。手握军队的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权突然动手反共、清共，施行白色恐怖，全面捕杀共产党员和镇压工农运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过一个，全中国的共产党人牺牲了百分之八十，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遭到破坏。
后来的教科书上一般这样表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革命陷入低潮以后，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为了清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国民党政权在各地设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清乡局”等，结合一些卷土而回的外逃地主组建民团、小保队等地方武装，追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上世纪70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有一句台词家喻户晓，大地主胡汉三跟随国民党军队回到村庄，将乡亲们全部赶到打谷场，把憋着一肚子的仇恨都凶狠地嚷了出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们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就是那一段历史镜头的重现。
麻埠、流波疃、燕子河、丁家埠……云阴了，天变了，白色恐怖宛如一股逼人的寒流凛冽地掠过山川原野和人们的心里。
皖西的雨季让人有些杌陧、惊骇，天与山、山与水都仿佛被雨幕缝合成为一体，山洪怒吼着野马般地奔腾，似乎随时可能把阻拦在它前方的一切撞碎、吞没。对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大别山里的那些被时光洗出琥珀色的故事，尤其令人着迷。可是2016年的雨季来得非同寻常，它呼啸滂沱地携来了突破历史极值的降雨量，一度使我们的采访陷入中断。在那些各处紧张于抗洪抢险的日子，我们焦灼不已地继续着对金寨红军史的探访和思考。这时一位朋友的微信推送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们的大爷大奶，他们新婚当天，我大爷奉命出征，激战三天三夜，后牺牲，年仅22岁，而我美丽贤惠的大奶，亲耳听到大爷牺牲，当场喷血而去！年仅19岁，多么美丽的年华，多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每年的正月十五和清明，我们都会怀着无比的思念和敬仰去看望他们，每次，我都泪流……
战争、爱情、人性，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素材。我们当即通过朋友联系到微文的作者周晨女士，进行电话采访。
“我大爷叫张传楷，南溪镇麻河村人。”周晨说，“他老人家是1910年出生，1932年牺牲的。大奶的全名叫余嗣明，1912年生，和大爷同年去世。”
周晨管张传楷和余嗣明叫“大爷”和“大奶”，她的公公张家驹是张传楷和余嗣明的继子。“我公公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大爷，他们原本是叔侄。”周晨解释，“当时大爷和大奶都已经不在了，是大爷的父亲担心他们这一支绝后，才代立了继子。”
在金寨县档案馆出具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上，张传楷烈士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29年3月。1929年，又是那个春雷般爆发的年份，不难想象，在那一年张传楷是如何在赤浪滚滚的暴动中心跨入革命的战壕的。他一定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在禅堂、吴家店、南溪、丁家埠一带与地主武装进行过殊死的混战。他以19岁的热情参与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在多次反“会剿”中把《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响了大别山。1932年，这位红25军73师254团的营长（请注意这里的身份，引自1985年8月金寨县人民政府批准填报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在霍邱县的无阳集（请注意这里的地点，同样引自上述登记表）因战牺牲，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如火如荼的22岁。我们无法查证到张传楷更多的讯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历史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就连由金寨县人民政府替张传楷烈士立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都对历史的精准性显出某种自嘲式的无奈。那块镌有红色五星和金色碑文的墓碑这样写道：“张传楷（1910～1932），男，汉族，中共党员，南溪镇麻河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红25军75师224团第三营营长。在四道河作战牺牲。”
张传楷、余嗣明夫妇的故事首先打动了我们，让人忍不住就想落笔，但是经过再三考量之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重述这个故事的急切愿望，暂且只把历史引述到这里。我们认为那篇张传楷烈士的孙媳妇周晨女士撰写的微文——由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家族往事，可能更能代表某种历史的真实。
也许这是一个平凡而又老去的故事，但是它凄美，而又伟大。它震颤着我们这群浮躁的心灵！
那么简单的仪式，甚至，英都没有一条新裤子，一双新鞋子，只有一件鲜红的碎花小袄，却衬托出了洋洋喜气。没有新房，没有新床，没有新被子，可是英的心里却是满满的。满满的幸福，满满的渴望！因为今天，她要嫁人了，嫁给那个让她脸红心跳的男人，楷。楷17岁就参军了，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员，营长。他英勇，善战，屡打胜仗，这次好不容易转战回到家乡，父母和部队领导抓紧时间给他们把婚事办了。英和楷的家相距不远，相互认识，也相互喜欢。英是个美人，端庄贤慧。
坐在床沿的英，娇羞地低着头，手指轻轻绕着她那又黑又长的发尾，心中，眼底，全都是楷！能嫁给心心相印的人，是多么的开心，英觉得满满的快乐和幸福都快要挤破她的胸膛冲出来了！
“回来了！”谁喊了一声，英一激灵，从床边站起，带着羞涩和快乐走出房间。是的，回来了。屋外，葱翠的绿树，微风拂面，稻场边的花儿尽情开放，枝头的鸟儿竞相歌唱，浓绿的大树下面，他回来了。 那样雪白雪白的一匹大马，那样英俊伟岸的他，就那么骑在马背上。那浅灰的军装，破旧，但，在他身上，挺拔，半旧的军帽，戴在他头上，俊朗！那样浓的眉毛，那样挺直的鼻梁，那样英气逼人的眼睛正紧紧地看着英！英一阵晕眩，莫名地手足无措，心跳的声音像鼓点在耳边响起，震得英心慌意乱！楷轻盈地跃下马背，径直走向英，伸出那双又粗又大长满枪茧的大手，温柔地牵起英的手，深深地盯着英：“我回来了，进去吧！”英傻傻地转身，跟他进屋。
简单的仪式，但是在楷和英的心中是最隆重的婚礼；简陋的新房，在楷和英的心里是最美的天堂；亲人战友的祝福，是楷和英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楷满足地牵着英坐在床沿，爱怜地看着温柔的英，看着她秀丽的眉眼，红润的脸庞，小巧的嘴儿。他想把她看个够，看进心里，印进脑海里，融入灵魂里！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给她他该给她的一切，他不能陪她太久，也许只有一晚，也许一晚也没有，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革命需要，他随时就要离开她。“嫁给我，会后悔吗？”“不！”英猛地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闪着坚定的光。楷一把拉过英，让她偎进自己温暖的怀里，下巴轻柔地触着英的额头，那双大手轻轻地抚摸着英又黑又长的辫子。幸福像一道光环，紧紧地锁着这对沉醉的新人。多么多么希望，希望时光就此静止……
一声号声，是的，一声集合的号声，穿过葱翠的树梢，穿过小小的稻场，急速地传进楷和英的耳朵。刹那的惊愕之后，楷和英站了起来，英理理楷的军装，正正他的军帽，踮起脚尖，狠狠地亲了一下楷的唇角，拉起他的手，快步走出新房。
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正立在屋前，楷瞬间的不舍，在眼底划过。他快速地跨上战马，回头，帽檐下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流出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他要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亲爱的爱人！转过头去，楷握紧了缰绳，挺起胸膛，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充满了正义与责任！他要上战场了，亲爱的爱人，再见！那匹灵性的大白马，竟然在它飞奔的一瞬，对着英眨眨眼睛，甩甩耳朵，然后载着楷飞奔而去……它也知道向这位新婚的妻子告别！
英呆呆站着，胸前的辫子还在不停地晃动，手上还是楷的体温，脑海里还是楷那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她知道楷不能陪她太久，她早就作好了准备，但是她不知道这么快，楷就奔赴战场了，还没有甜言蜜语，还没有儿女情长，还没有洞房花烛夜，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爱恋倾诉……英雄又奔赴战场了！可是英并不觉得难过，她仍然是满满的幸福着，只是将幸福变成揪心的等待！
英的等待，充满了惊慌，因为外面的枪炮声那样激烈，充满了不安，因为那场战斗是那样的残酷艰难！每一声枪响，每一声炮响都在英的心头炸开！英颤抖地等待着，无助地等待着，撕心裂肺地等待着，祈祷着……等待着枪炮声能停止，等待战斗早点结束，等待新婚的丈夫早点归来……
像是等了几生几世那么长，响了三天三夜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平息了。离家几十里外的泗道河，硝烟染黑了碧蓝的天空，鲜血染红了绿树黄土，血腥改变了空气的味道，那场战斗太残酷太艰难了！战场上下来的战士，让每个人的心都疼到颤抖，他们又胜利了，可是他们付出的代价让人们不忍目睹，心，都疼到无语！
下一场战斗又要打响了，战士们从门前的那条土路过。没有找到楷的英，站在路边，穿着她鲜红的碎花小袄，梳着美丽的大辫子，她要挨个地问遍所有的战士，她的爱人，丈夫，英雄，楷怎么没回来？
先走过的战士告诉她，在后面。英的心像春天的小鸟，欢欣雀跃，激动的小脸通红。后来的战士告诉她，不太清楚，英的心像被千万条锁链锁紧，紧到窒息，呼吸都困难！最后，英看到楷一个营的战士，她兴奋地向他的身后、身边看去！她多么渴望那个身影能够出现，哪怕他受伤了，哪怕他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要他出现，出现在英的眼前！英使劲踮起脚尖，向战士的身后看去，没有！再使劲地揉揉眼睛，再看，还是没有，那个战士的身后已经没有人了！英突然就听见自己的心哗的一声，碎了！无力地抓着那名战士的手，声音轻到自己都听不见：“楷呢？”
战士迟疑却清楚的回答，“营长牺牲了！”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进了英的心脏，轰的一声巨响，英只觉得天旋地转，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了疼的感觉，一股热流，从胸中喷涌而岀……
在那片血海中，英看见楷骑着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向她走来，眼里，是那穿心般的疼爱与温柔……
周晨“大爷”与“大奶”的往事听完了，最后好像还需要补充一句。关于张传楷，对照那份“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和他墓碑上的碑文，倘若不看名字的话，会以为是两位烈士，而如果查看名字的话，又似乎这位烈士在不同的地点牺牲了两次。
这是烈士张传楷在历史中最后的停留。
这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年的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和惨烈。举一个例子，我们曾到斑竹园漆家店村去寻访一座老宅子，在那儿走进了青山环抱里两个相毗连的自然村落。村落不大也不小，当初有一百多户，就出了红军九十多人，几乎家家都闹红，大多数户有烈士。那么下落不明不知所终的有多少呢？陪同我们的人瞅着村口的当家水塘没吱声，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法回答。我们知道金寨县今天在册的革命烈士105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五分之一以上。这不包括很多难以统计的长眠在金寨和全国各地的无名烈士，以及许多个人信息都已无从核对和修正的情况。
无独有偶，在那个谜一般的年代，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与“洞房”有关的故事：
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的廖国清是个性情倔强的姑娘，1929年5月6日那个被红色燃烧的夜晚，在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这个年仅13岁的姑娘并不明白自己屈辱的命运将开始改写，但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懵懂的声音呼唤着她，一路牵引着她走向人潮汹涌的火神庙方向……而在此之前，她还只是个为躲避“圆房”逃往深山的童养媳，夫家正到处搜寻这个忤逆的小媳妇，她在荒山野地里东躲西藏，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为了看清这个“逃婚”的女孩儿，我们把镜头倒回暮春时节的双河镇，那个禁锢了她整整六年的深宅大院。 廖国清有一头瀑布似的黑发，她时常用双手绞着自己的发辫，倚在夫家高高的门槛上，朦胧地寻思未来的出路。娟秀的面庞上是两点星子似的眸，双眸隐忍而屈辱，透出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有的深深忧虑。她是被父亲送到双河来的，家里穷，养不起多余的女孩儿，排行老四的她只好给冯财东的少爷当童养媳。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弟妹，在双河镇教书的父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其实不论更好或更坏的办法都是为了给人找条活路。那年月，粮食就是活命的路，地主家才有余粮，7岁的她换来一家人度荒的口粮，父亲千恩万谢地离去了，把羊羔样可怜的她独个儿留在那个大院子里。六年来，她记不清自己受到过多少打骂，身上留下了多少羞辱的印记，她就像是一棵沉默的小草，在四季的风雨里伏下柔韧的身体，她悄无声息地活着，从来没有想过这里以后就是她的“家”了。
这段日子冯家的老人病重，“冲喜”的事儿似乎再不能耽搁了，举家上下都在忙碌着，为了她和冯少爷“圆房”作准备。廖国清心头波澜起伏，她那时还不理解命运这个词的丰富内涵，她只是感觉那些天咽喉好像总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扼住了，她只是心里实在太不愿意嫁给那个25岁的冯少爷。白天因为抗婚，她被公婆一顿毒打，晚上她睡不着了，疼痛一阵一阵袭来，汹涌地撞击着她破碎的身体。夜深了，喧闹了一天的庄子安静下来，她在黑暗中瞪大愤怒而屈辱的眼睛，夜色如墨不见一丝光亮，她觉得这时候特别期待天上能落下一个惊雷，炸毁自己，还有这个她分外痛恨的宅院。
廖国清叛逆、反抗的性格在这样一个夜晚表现到了极致，她绝不能忍受自己被这样粗暴地对待。已经三更了，没有月，星子也寥落得很，廖国清瞧了一眼黑沉沉的院子，整栋宅子似乎都陷落在疲惫和懈怠里。她猛吸一口气，强抑着咚咚的心跳，蹑手蹑脚地走向前厅。
和白天比起来，夜晚的堂屋显得很冷清，星月无语，八仙桌和太师椅都显出一种黑影幢幢的鬼魅之态。廖国清的肩上斜斜地背着一只粗布包裹，几件换洗衣裳和一点私藏起来的干粮，这是她全部的未来。她不知道自己将去何处，疼痛和愤怒还烧灼着她的身体，她仰起头来，望了一眼中堂上悬挂的朱红纹堂幛，那艳丽的色彩在黑暗中给她以无限的想象，绣满牡丹和凤凰的幛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那是她的喜幛，夫家挂上它，她就算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着走，再也跳不出这个家门了。廖国清的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想想忽然又笑了一下，伸手扯下大红纹堂幛，顺手塞进简陋的包袱。
逃亡开始了，她小心翼翼地拨开门闩，在静悄悄的夜色里疯狂地奔向莽莽郁郁的大山……
在立夏日之前，廖国清已经在深山密林里躲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她过着白毛女一样的日子，干粮吃完了，就捡拾野果蘑菇充饥，无油无盐，无依无靠，以至于原本乌黑的头发开始慢慢变白。遮天蔽日的山林和崎岖坎坷的小路使她一度绝望哭泣，但是那天，山下的人声鼎沸惊动了她孤寂无助的世界。5月6日晚，熊熊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南溪镇，到处是奔走相告的贫苦农民，呼喊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廖国清大着胆子在背人处观望了一阵，终于明白了大家这是在干什么。她的双眼放出光来，兴奋地挤进了人头攒动的彭家祠堂，和狂欢的队伍汇集到一起。那条镇上唯一的南北向的南溪街，在廖国清13岁的记忆里那么炽烈地燃烧成一条贯穿南北大地的巨大火龙。这一晚，她跟着詹谷堂、袁汉铭等共产党员和洪学智、闵鸿友、陈伯禄等两百多名农协会员一起，连夜打了十几户土豪，在不眠的红色之夜里游行数十里地，把农民政权安在了自家的大门口。
一夜之间，廖国清感觉仿佛经历了一辈子，把她这一生想要走的路都看清楚了。她不再是那个忍辱吞声的童养媳，而是吐气扬眉的红军宣传员，跟着这股汹涌的赤潮，她终于找到了新生的自我和坚定的方向。
在以后的岁月里，彭国清加入了共产党，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九死一生，差点儿死于敌人的枪弹和我们自己人的手里。这时，她的名字叫——彭素。
1928年3月，中共豫南特委就曾在商城、固始边区的大荒坡发动过一次武装暴动，由于准备得不充分，党的骨干牺牲了百分之九十。以后金寨地区党组织认为，起义的首要条件是唤起民众，于是决定采取开大会、贴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多方宣传农民协会的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的任务。七月流火，萤火虫儿宛若流火一般飞翔飘舞。那一晚农协在霍邱县的各个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同时动手，忽如一夜间万花竞放，散发、张贴了两万多张油印标语。翌日清晨，白塔畈大地主王子敬打开院门时吓了一大跳，猛然瞪直了眼，他家的门缝里竟然被塞了十几张标语。王子敬惊骇无比，慌张得立马跑到县城告状，不得了，共产党带着那帮农民要暴动了！要求县里赶紧派兵到乡下去镇压。
深秋十月，商城县的地主也到县城去叫苦，他妈的农民都反了，别说租子，连皇粮国税也不交了！商城县政府派了周凤山民团前往南溪、斑竹园一带弹压，恐吓凡不交租、纳税的，一律抓去县里坐牢。中共商南区委立即作出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南溪、李家集、牛食畈、斑竹园、佛堂坳、沙河等地农协联合行动，1500多人扛着土枪、大刀、长矛和铁锹、锄头，群情激昂地汇集南溪，大会后示威游行。周凤山民团见势头不对，当天夜里便撒腿溜回了县城。当时的情势已是遍地干柴，只差一点火星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未敢干涉。
南溪、汤家汇、银山畈、斑竹园、果子园、沙堰、吴家店、小河等地，农协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别出心裁，把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了住家的墙壁和道路两旁的树干，还发明了一种流动宣传的方法，在木板上写标语，然后刷上桐油放到河里。桃园河、竹根河、小河、白沙河等河流里浩浩荡荡的几千只标语牌顺流而下，下游的霍邱、固始等地的人捡到后直觉得一股新鲜劲儿，争着你传我看的，风声四起，越传越远……
都说，大别山农民暴动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寨已经不可复原，八十多年前的景物随着历经那个时代风云的老人们相继离世，在当地人的记忆里逐渐风化成一座粗粝的雕塑，再无精确的线条和细腻的构图，只能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观摩它大致的轮廓。 陈仁如平素习惯把家里和自己都拾掇得清清亮亮，她还记得当年麻埠街上的繁荣景象，别的不说，单是她们家56间房的茶行“陈复顺”号，就让人遐想万千。“八间门面，七进深，六个天井里都养着金头乌龟。”老太太笑眯眯地向我们介绍，“那时候就靠这些小畜生通下水道，爬来爬去的，下雨天就不会涝。”她的祖父是靠着替人帮工积攒下银钱，一砖一瓦盖起这些房子的。“借钱盖房，还完债，他老人家就去世了。”80岁的陈仁如精神矍铄，提起往事，她思路清晰，与邻居郑祥富一起，为我们勾勒出老麻埠街的风情。他们的老家“小上海”麻埠镇，与素有“小南京”之称的流波镇齐名，其物华天宝、人情风流不必细说。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的水库建设，它会作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新世纪闪耀出夺目的光彩，然而今天，它淹没在响洪甸水库下，只能供后人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中凭吊。
郑祥富小时候和陈仁如一起参加过童子团，他家的“协兴和”号油漆店，当年在麻埠街上也是有点名气的。他向我们细致地描述了当年爷爷熬桐油、兑漆的场面，包括冰片和朱丹在内的几十种药石勾兑熬制的郑氏老漆，在民国时期享誉一方。关于闹红的事儿，他的记忆很模糊，毕竟当时年纪小，只知道母亲上过列宁小学，以及红军银行、被服厂什么的，后来都被淹在水下了。到了此时，我们对当年金寨剧烈演变的阶级矛盾、社会状态和革命形势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陌生。不管是斑竹园、吴家店，还是流波疃、麻埠镇等地方，闹红是当时的历史潮流，像陈仁如和郑祥富这样富有资产的殷实家庭，他们也在这股历史潮流中成为构成苏维埃社会体系的客观存在。当时周围强敌环伺，根据地处境险恶，所有只要在历史现场中不站于革命对立面的人，都是对红色政权的贡献。郑祥富有多年的水墨修为，他还凭借记忆绘制了一幅长达35米的《麻埠闹市图》，精细地摹绘了数百间房屋和2000多个人物，使消失了的麻埠镇当年的盛景得以艺术重现。现在很多老麻埠人看到这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写真民俗画，都会热泪盈眶地在上面寻找自己曾经的家。
——曾经的家。 那一天，漆学文领我们去他们家的老宅子。今年漆学文正好整60岁，他的爷爷漆先治曾任红四军医院政委。漆先治的爷爷就是斑竹园五大富户之首的漆远恒，旗下家族产业“漆三星”号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财团，在本土和武汉拥有钱庄、当铺、医院、商店、铁厂等多个分支。
漆家的老宅子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了，败壁朽梁残破失修，但是高大雄阔的门楼和依着坡度抬高数进纵深的院落格局，仍然凸显出当年首富的宏伟气势。
“我爷爷漆先治是在武汉上大学时就参加革命的。”漆学文的耳朵不太灵光，说话声总是很大。他口中武汉的大学，是指武昌法政讲习所，在那儿念书的爷爷回到家乡闹革命大约是1927年左右。当时高祖漆远恒对满脑子新潮思想的孙子说，你回来闹革命，不是革我们自己的命吗？
孙儿们闹革命之始，老漆家还没有分家，漆远恒膝下有四个儿子、九个孙子，大家都在一起过日子，“漆三星”其实就是漆家的财团组织。漆远恒的另一个孙子漆先济是红32师的军需长，一到革命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代表红军打借条，由“漆三兴”开出去的银票不知道有多少。透支额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外头有了传言，说是老漆家再也支撑不住，一时持票的客商纷纷前来挤兑，漆家的门槛也几乎被踏破。
“说起来‘漆三星’走向破产是很悲壮的。”漆学文的弟弟漆学志用了“悲壮”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家族在革命年代的破产境遇。
面对岌岌可危的态势，漆家老太爷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
“那时候我家的钱柜，一律是上面放钱，下面堆杂物。”漆学志边说边笑，“看上去都是满满的，其实哪里有那么多钱哟！嘿嘿，都是做给人看的。下人、店员、看院子的保镖，一个都不少，还是家大业大的样子。”
这一日，在挤兑的人潮中，多了几个大户，他们是九江商号的大老板，和漆家素有大宗生意往来，因路过此地，风闻漆家大势将去，遂来探个虚实。漆老太爷也不多言，拱手打个千，便叫下人抬钱箱来：“哎呀，近日此地闹共产党，兄台的银票确是及早兑去了好。若再过些日子，恐怕在下的家产都共了去，便是想还也还不上了。”说话间抬上来三四箱银元，打开盖子，让来人清点，只见一片雪花花的耀眼生辉，来人慌忙摆手道：“漆老爷一家都是共产党，共天共地也共不到你家的头上呀！快快收起来才是，咱们还要做生意的。”漆老太爷缓缓点头，声音沉了下来：“如今生意难做，谁的钱也不容易。咱们做买卖全凭一个信字，若信得过，细水长流；若信不过，不如好合好散。漆家的钱柜都敞着呢，今天有来兑银票的，尽管兑去就是。”此话一出，满屋前来挤兑的客商都不免心下打鼓，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这一兑，兑的可是漆家的信用，那就是钱讫货清，从此再无往来的意思。也有不信邪的，当即就要兑票，漆家果然搬出成箱的银元承兑，走人不送。更多的客商则察言观色，审情度势，纷纷向漆老太爷表态，生意还要长长久久地做下去。
这招以退为进，确实唬住了不少心下踌躇的客商。漆学志说，其实那九江商号的人都是老太爷安排的，就连那几个急于兑现的家伙，也是局。抬出去的钱箱，后来又抬了回来。这些贵重的道具，被反复利用，成为“定海神箱”——有人为了刺探漆家的底细，专门派出保镖深夜造访，见账房里摆满了钱箱，便笃定漆家故意隐瞒财力，原先急于挤兑的客户，又把银票揣回了兜里。
“那是第一年，”漆学志若有所思地说，“第二年，我家老太爷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看这样‘革命’下去，迟早要还不上账，就把武汉的铁厂、药铺都卖了，兑成现钱……”漆老太爷的想法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宁愿生意不做了，老漆家也要把欠下的账还上，不然，会祸及子孙……
1931年，“漆三星”正式宣告破产，漆老太爷卖掉了武汉、金寨等地的全部家族产业，兑现了之前为支援红军军需开出的所有银票。与此同时，商南地区的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老漆家是个摆到哪里都十分显眼的家族，漆先治的叔伯、兄弟们基本上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年少多金的漆先治同学，身上也带有当今富二代某些类似的特点，他骑着高头大马，春风得意地顾盼在乡间的小径上，马蹄嘚嘚，节奏感十足地敲击着黄土路面，些微尘土在蹄后扬起，腾起一团轻雾。路边的蒲公英开得娇黄，正是绽放的时候，也许过些日子它会结出深褐的瘦果，顶上白色的绒伞，调皮地飞离地面，像无数离家的游子一样，为了理想飞越万重山水。但此刻，它静静地依偎着土地，梦一般恬静。 近一个世纪前的那天，漆同学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恋爱，剧情浪漫、甜蜜、玫瑰得几如虚构，但是真实地发生了。而用漆学文不加修饰的大白话来说，则是“他爷爷漆先治和他奶奶周百兰的婚姻纯属门当户对——一个大财主的儿子看上了一个大财主的女儿”。
漆家的财产足够青年学生漆先治挥金如土，然而该同学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蓬勃的朝气、优秀的素养使这个年轻人在山乡世界里显得那样的英姿挺拔与卓尔不群。他的马和主人一样俊美不俗，毛色鲜亮光滑，四肢修长有力，训练有素地在草径上轻盈疾走。似乎专门为了等待一段美丽的邂逅，可能连土地爷都没注意到，不知啥时开满蒲公英的小路那头出现了一个娟秀的身影，她低头迈着碎步，身后跟着一个丫鬟，向小径的这一头缓缓走来。近了，更近了，骑马的男子和步行的小姐终于狭路相逢。按照现代交通规则的法理，步行的小姐在这场交通对峙中明显属于弱者，应该予以保护。一般来说弱者往往更敏感，小姐娇俏地立定在那里不动，生气地瞪着对面这个张扬无礼的家伙。没想到陡然被挡了道，马首先唬了一跳，那家伙慌忙勒住缰绳，随手折下一根伸到面前的树枝抛了过去：“哎，我说你怎么不让开？万一被马踩了如何是好。”
“我不告你纵马伤人，你反倒有理了？”小姐真的恼了，脸上泛起一抹红云，眉梢飞出万般不屑，一副不爱搭理你的娇嗔模样。
漆先治不禁呆了。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丘比特之箭射中了漆同学的心脏，轰然一声宛若遭到电击，任督二脉火花直闪，不可救药的一见钟情了。
对于一段爱情的描绘，其他人的转述，总不如当事者的剖白来得更真实与真切。在这里我们不作任何文学写意，索性选用爱情双方的直接对白。在1920年代，中国有文化的人占人口比例极小，而女性在有文化的人中所占比例又更是微乎其微，周百兰碰巧是微乎其微之一。百兰小姐是位有教养有文化的千金，即使恼怒了也不会开口骂人，她的武器是文化，而文化也是有杀伤力的。她当场又回敬了两句：“纵马飞镖惊少女，何处狂男不知羞！”这诗句的力道够重的了。
漆先治已经完全昏头昏脑了，这时回过神来，敢情人家在作诗呢！他忙不迭地翻身下马，努力恢复书生本色，摆出小生这厢有礼状，作揖应和：“策马闲游遇民女，几片绿叶传知音。”直不笼统的就把意思一股脑地杵了过去。
百兰小姐的父亲是果子园乡的举人周老爷，周家在当地也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大家族。漆先治的内弟周醒民曾当过来安县县长，他很欣赏漆先治的儿子、他的外甥漆德善，曾想把外甥弄去给他当秘书，让那小子到外边见见世面。可是1947年这名看出中国大势之趋的国军少将写信回来，叫族人赶紧把田地卖掉，说国民党不行了，叫外甥也不要去了。其实，漆德善自己也不愿意去。这是后话。单说周家女婿漆先治，他的性格很强，在外面闹红闹得轰轰烈烈，但不让妻子周百兰闹，要她在家待着。他最后一次回家时，儿子漆德善刚两岁半，非要玩父亲的怀表，结果淘气地把表砸坏了。周百兰心一惊，一把拉住丈夫问，你们到外面搞革命，如果死了，我们在家里怎么办？
一语成谶，漆先治真的死了，再也没有回来。
漆先治的父亲漆承俊却是死于饥饿。老漆家过去的日子，不说锦衣玉食，肯定不止于丰衣足食。他是个要面子的人，饿死都不会出去赊借，丢不起老漆家的脸。有别人家请，他也非预约而不前往，简单吃几口便貌似随意地放下筷子，摆着个乡间绅士的臭架子，以示他老漆家人依然故我。
漆先治死后，他的马倌漆德基和警卫吴续继就都不干了，双双解甲归田。日子一天天地往下过，两人逢年过节都要来家看看，能帮点儿什么的就搭个手，帮不了的，陪着周百兰说几句话也好。
在往后的岁月中，这一家人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有一年寒冬，到了年关边上，家里却是冷锅冷灶的，眼看着这个年啊真难过得去。大年二十八漆德基来了，送来些吃的，唉，咋也得把年给过掉。日子总算得以慢慢地改善，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家里终于解除了地主成分的管制之后。这时周百兰和漆德善都已经不在世了，漆德善的妻子陈亚云没头没脑地大哭一场，哭过后烧了烈士证，坚决不要那些救济的粮食、衣物等。不要，什么都不要！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在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深受天气条件等自然因素制约的时期，每逢区域性大范围自然灾害的年份，都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1928年豫陕甘大旱，金寨地区庄稼大幅度欠产，农民活命的口粮都要接不上了，可是政府和地主的赋税不减反增，一些地主豪强和官商大贾又趁机囤积居奇，粮价一日三涨。天灾加人祸，这日子快没法子过了。为了解救苦熬度日的饥民，中共党组织决定发动抗租、抗债、抗粮、抗税和抗捐的“五抗”斗争，由农民协会派代表出面与地主交涉，庄稼减收，所欠的租课和旧债今年都不交了。地方上的捐税，也同样遭到农协有组织地抗交。到了次年春天，青黄不接，更为严重的饥荒降临了，很多农民家断了顿，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农民协会成立了纠察队、宣传队和借粮队，宣传一些开明乡绅借粮给断炊农民的典型事例，向地主家借粮。所借粮食统一出据，统一分配。遇有抵制又协商不成的，就破仓分粮；对少数顽固抗拒的劣绅，如西河桥的杨朝圣，他不但抗拒而且准备到商城县请民团来捉拿农会干部，农协当即夜间将其秘密处死。地主阶层受到极大的震慑，纷纷传言黑杀党杀人，有的惊慌得到处跑反，有的主动找农协要求减租减息。“五抗”和借粮斗争，农民协会壮大了声威，为了巩固与保护斗争成果，各地开始组织、扩充农民自卫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1929年的寒春中，金寨的革命者们都急切地期待着这个灾年的春荒尽快过去，收获的秋天尽早到来。1929年的八月十五，这个桂花遍地开出一个馨香烂漫花世界的中秋节，原定是一个暴动的日子。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新呀新世界……”这首脍炙人口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支革命歌曲是借用了民间音乐《八段锦》填词改编而成的。其确切的来源曾一度成为争端，主要说法之一是江西民歌，之二为出自河南商城，之三便是安徽金寨斑竹园。其他还有河南新县说、湖北红安说和安徽六安说等。 《八段锦》的歌词是：“小小鲤鱼压红鳃，上游游到下呀么下游来。头摇尾巴摆呀啊，头摇尾巴摆呀啊，打一把小金钩钓呀么钓上来。小呀郎来呀啊，小呀郎来呀啊，不为冤家不到此处来……”从音乐风格到方言用语，基本上都可确定不会是江西老表唱出来的。根据各种历史残片进行推断，它的雏形大约形成于1929年秋鄂豫边及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民主政权，到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之间，随后伴随着红军的足迹传遍大江南北。
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八月桂花遍地开》最壮丽的一幕是，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扬将这首大别山民歌改编成合唱曲，用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那段心潮逐浪高的女声合唱。
《八月桂花遍地开》无疑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红色艺术经典，当年它不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且还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它唤醒了多少赤卫队员的激情、唤起了多少红军战士的斗志！在这次采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书面材料：“一转眼，就是桂花开放的季节（指1929年秋）。中共商南县委和红32师在斑竹园花堰长岭岗邓氏祠成立了一区苏维埃政权，县委书记李梯云同志为苏维埃成立写下了一副对联……时任佛堂坳模范小学的校长罗银青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苏维埃成立大会，会上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激发着罗银青，他豪情满怀，心花怒放，触景生情地创作出《庆祝苏维埃》歌词。由于歌词的第一句是‘八月桂花遍地开’，所以人们就习惯叫这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份材料其实是某次党史课讲稿的一部分，与《金寨红军史》上记载的内容大致不差。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罗银青是金寨县斑竹园沙堰村人，幼年读过私塾。1927年春，他考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以后回到家乡，借办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罗银青重伤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气冲云霄的《敢死文》，后被乡亲营救出狱。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撰写了大量革命诗文。
《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在区乡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农民欢欣鼓舞之际，县委书记李梯云、县委委员漆禹源等人在花堰白莲宫研究决定编一首歌唱苏维埃的歌，他们把这个任务通过少共县委书记徐乾，下达给罗银青的。其时正值天高气爽金桂飘香，罗触景生情，创作出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配以《八段锦》曲调交给李梯云审阅。定稿后，罗银青在模范小学以打花棍的形式编舞，表演者每人执一根系有红绸和铜钱的花棍，舞动起来哗哗作响，视听效果生动传神。节目的首次亮相是在斑竹园长岭岗举行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上，由方子翼、方太森、肖大清（女）、刘昔祥、吴文彬、徐诗银（女）、黄祖德等16人组合出场。歌舞演出十分成功，受到热烈欢迎。李梯云当场嘉奖了模范小学，并把教唱这首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罗银青将油印好的歌曲散发给大家，现场进行了教唱，会后少共县委将这支歌曲油印发至各团支部和各乡苏维埃，很快便传唱开来。
相关记载不可谓不明确、不翔实，不一目了然，但是坦率地说，历史的脚步，有时凝重，有时飘忽，我们不可能捕捉到全部的脚印，只能在大体的轨迹上寻找清晰的，同时不放过那些模糊的，而往往那些若隐若现的历史印记，又能给予我们饶有趣味的咀嚼。1982年5月，当年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在新县革命纪念馆回忆说：“记得当时（歌曲）是一个姓王的列宁小学教员写的。听说他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思想进步，喜爱文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是商南或是皖西人。”基于此，河南商城方面便认为，《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商城县城西大街人王霁初所作。
这场“花落谁家”的争夺战很有点儿意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呈现是最大限度的阐释，这是本文的起点，也是最终的落点。这首革命历史歌曲的原创者，到底是罗银青还是另有其人，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视幅之内，不过我们倒也乐意将采访中听说到的王霁初的故事同样奉献出来。
王霁初出生于地主家庭，读过私塾，后来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他从小便欢喜看戏，也算个天赋异禀的人物，婚后开始痴迷起了京剧。
1929年的商南地区，流传过一个“王霁初玩戏卖田”的笑话，说的就是大地主的儿子王霁初为了唱戏，卖田卖地搭办起一个叫作“双河班”的戏班子的事儿。商城人喜欢看戏，双河班一成立，立刻轰动了整个商城县。王霁初的大伯父王理堂是举人出身，曾在辽宁海城当过县令和道尹，王霁初打小就受大伯父的喜爱，被过继给他当了儿子。王理堂在东北听说儿子在家不务正业地玩起了什么戏班子，大为恼怒，咱咋说也是高门大户的堂堂官宦人家，哪容得你个兔崽子操这等下九流的差事！王理堂派人把王霁初叫了去，好一顿训斥，准备给他弄个一官半职，把他那颗唱戏的心拉回来。不料没住几天王霁初便悄悄地溜回到商城，怎么也不肯去做官，死活只愿当戏子。把个王理堂气得发誓一定要施用家法严厉处置。谁知王霁初竟在家里写了一部《艺术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稿子交给城里的“文明石印馆”翻印成书，托人带交给王理堂，一面在朋友间散发，声称“只要此书留世，即令被伯父杀了，也会含笑九泉”。摊上这么个犟种，王理堂傻眼了，真是家门不幸，逆子，逆子啊！
举人大老爷王理堂没有说错，这又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逆子。
1929年12月，红32师攻下商城县城。因为王霁初家庭是地主，其九弟被红军传讯去。王霁初听说后主动去红军司令部，红军领导了解到他有厚实的文艺功底，鼓励他编支歌子唱唱，他回家连夜编了一首歌颂红军打胜仗的歌曲《取商城》……红军领导非常高兴，动员他参加红军搞文艺宣传工作，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里我们却还听到另外一种版本：红32师打下商城后，王霁初作为土豪劣绅被收押入监了。当时师长周维炯和县委书记李梯云正志得意满地规划着赤色商城的美好蓝图，忽然从监房那边传来一阵歌声：
民国十八个春/红军打商城/打得土豪乱纷纷/喜坏了我穷人
二十五清早/红军计划好/手提油条肩挑草/就把那城破了
城里县卫队/亲区红枪会/一见红军火浇水/个个他软了腿 红军砸牢门/救出我穷人/反动分子除干净/不留那害人根
周维炯、李梯云不由对视一眼，二人乐了，眼下就正缺一首便于传唱的好歌呢，那歌曲的调门优美情深，特别是歌词，既新颖又切题，十分恰切地表达了翻身群众此时波澜起伏的豪迈心情。一打听，他们大出意外，这首由《山伯访友调》曲子改编的红军赞歌，竟然是地主羔子王霁初临时起意，在狱中以“脱口秀”的形式放声而作。
《取商城》的问世如此具有戏剧性，令历史这一端的我们会心一笑，个人命运写进历史，多少都有点传奇的性质。现在的所有揣测都替代不了王霁初当时的真实想法，反正，他露的这一手确实立马就把周维炯和李梯云强烈地吸引住了。红军成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尤其缺少宣传鼓动工作方面的文艺人才，乖乖不得了，两位军政首长当即热情地把戏痴王霁初请出监房，希望他能够为歌唱苏维埃献策献力。
唱山歌小调，这可是对了王霁初的心思，他一口气起了几个调，供领导甄选。先是《淮调》，领导的要求高，认为太悲，不合适；后是《砍柴调》，感觉太软，鼓不起士气；再后来《手扶栏杆》，则又嫌太俗，不够昂扬向上；直到王霁初唱出一段《八段锦》，领导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它了！为了让曲调显得更加悠扬欢畅，节奏又被稍稍加快了一点儿。
但令王霁初感到为难的是，他对苏维埃一无所知，甚至不明白“苏维埃”到底是要搞出个什么样的名堂，显然没有办法满足领导“歌唱苏维埃”的要求。后来只好由红32师的《红日报》主编陈世鸿，总结了苏维埃的八大作用，编在九段歌词里，算是完成了“表达广大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悦心情”的政治任务。当时无人识简谱，王霁初也不会，他按宫、商、角、徵、羽五声谱记曲，教给大家演唱，并因此成为红日剧团的团长，开始了他革命的后半生。
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99年前提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的大年轮上，《八月桂花遍地开》诞生与传播的本身，似乎远远重要于歌曲的作者是姓罗还是姓王，曾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回忆的那段内容，对于《八月桂花遍地开》作者的甄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1982年到今天又过去了34年，不知我们还能否寻找到其他的历史实证？
历史沉静地转过身去，留下一个令人面面相觑的背影。我们正是在这种背影里与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阎荣安相见了，关于《八月桂花遍地开》，阎会长认为无疑出于金寨。他多方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其中之一：红32师攻取商城时值寒冬腊月，何以桂花遍地？而金寨斑竹园长岭岗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正是飘香的季节。特别是前些年他曾专门采访过老红军方子翼，作为其时尚存于世的历史亲历者，方子翼回忆了罗银青带领他们在苏维埃成立大会上，以打花棍形式表演《庆祝苏维埃》（即《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热烈场景。
一树桂花迎风绽放，纷纷扬扬落地何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遮蔽”和“祛蔽”几乎总是同时进行的，真正的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我们关注历史的生长性，一如关注人类自身的生长。
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历史碎片的打捞，我们做得太迟、太迟。
1928年2月，中共商城县委书记蒋镜青来到商南，14日在斑竹园老鸹窝村漆德琮家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提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发动农民斗争，由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直至武装起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前提是得把枪弄到手里。
有人已经在抓枪杆子了。受到农民运动威胁的豪绅地主竞相扩充护庄队、民团等武装组织，巩固自己的地盘。光是金寨地区的地主势力，就先后建立起了七个人数不等的民团。麻城县民团郑其玉部趁着乡村地主武装扩张的时机也开进了商南，与当地的民团联手“清党”“清乡”，仅在沙河一带就抓捕了800多农民，杀害了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政府继续加大武装镇压的高压态势，同时又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实行十家联保，每个区都派驻有清乡委员监督、指导“清乡”，搜罗社会闲杂人员充当眼线，军警在路上盘查过往客商。1929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前后一个月零四天时间，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便遭受到三次严重破坏。特委书记余锡珍，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张延桂，商城县委书记李惠民，县委委员马石生、钟启泰等多人被捕、牺牲。
被捕、牺牲——实际上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的厄境。5月初，鄂东北特委派红11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吴光浩率十余人来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可是途中在罗田的滕家堡遭当地民团包围袭击，全部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险情迭出的危局中，指挥立夏节武装暴动的任务，就是这样猝不及防的，只能由徐子清任书记，徐其虚、李梯云、肖方、周维炯、廖炳国等人为委员的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独力承担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党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进行捐款购枪活动，至今金寨还流传着许多相关的有趣故事。
故事之一，家贼——
出生于古碑名门望族的桂杰生，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他毕业于笔架山农校，在桂月峰、桂伯炎等金寨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 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共产党员的儿子桂杰生接管了大财主父亲桂明勋在金寨开设的永源号糖果店。
当年的永源号颇有名声，除了三间销售铺面外，雇有店员和作坊工人十余名，并且在武汉还辟有专做茯苓生意的商行，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当时每支钢枪价值100元银币，桂杰生一拍胸脯，保证捐枪5支。5支枪，就是500块银元。这对于家资雄厚的桂氏家族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拿那么一大笔钱去买枪，老爷桂明勋是绝不会答应的。这个善于投资和经营的精明商人，根本就不允许儿子投资革命，经营理想，那哪里是生意呢？简直是赌命啊！
桂杰生为了这500块大洋绞尽脑汁，甚至一度动了歇业的念头——把生意停下来，就可以抽出资本交给党组织买枪了。无奈父亲每月都要从武汉特地赶回来盘点账务，谙熟生意门道的母亲也常来店内过问收支进出，一时急得桂杰生抓耳挠腮。
序言 英特纳雄耐尔
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断地叩问自己。
把历史翻回到1935年，秋阳高照的9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最早诞生于安徽金寨麻埠镇、1932年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离开鄂豫皖苏区，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征程近万余里，历时10个月到达陕北。这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孤军转战，冲杀数百场战斗无往而不胜，率先完成长征的红军部队，也是唯一一支历尽厄境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长征铁流，途中他们还开创出拥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如果说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伟大奇迹的话，那么这支军队就是奇迹中的奇迹。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并获捷，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区。
与此同时，已经跋涉出茫茫草地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甘肃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片红色根据地。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作出长征路上最后一次改变最终落脚点的决定——兵发陕北。10月的黄土高原天高云淡，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据称，毛泽东走进保安县的吴起镇时，看到一所挂着苏维埃政府牌子的房子，立刻操着他那口湘音欣慰而高兴地说，到家喽，就在这儿落脚！
次年10月，分别从湖南、四川出发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终于抵达陕北。到此为止，历时两年，总行程二万五千里，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我们向历史的纵深辽望。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扉页，立刻从那古代、近代分界的缝隙间，穿透过来1840年的疾风流云飞沙走石──这是一个注定要被历史镌刻铭记的年份。
稍微了解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华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同科技知识水平曾经在很多个世纪里遥遥领先于世界，当中国穿行过诸子百家的春秋、雄才大略的秦汉、繁荣昌盛的唐宋元明，傲视八方夷邦时，后来17、18世纪一跃为世界现代文明中心的欧罗巴，还沉睡在中世纪黑暗长夜的梦魇之中。近代史告诉我们，欧洲突飞猛进的改变，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诸城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
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的精神解放的革命，新思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文明的前行而言，思想的革新求变比艺术本身更加重要。“革命”一词被历史的聚光灯照亮了，滥觞于莱茵河下游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又相继在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确立了作为一个阶级的世界统治者地位。而几乎同时期的科技与工业革命，则催化并加深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在工业革命中获得了“蒸汽时代”的强大推动力，船坚炮利的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勃发起环伺世界的足够的欲望和力量。
于是我们看到，“日不落”帝国的皇家舰队绕过大半个地球，驶进太平洋的西岸沿海，冰凉的滑膛炮口瞄准了中国的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很快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是我们签下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这样从不平等条约为起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地陷入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沼泽——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3年，中法《中法新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日、俄、法、德、意、奥、西、荷、比等十一国的《辛丑条约》……每一个条约，都无不是主权丧失民族屈辱的精神枷铐。
深谙世界变化的洋务派领袖、清末重臣李鸿章曾发出痛楚的浩叹，弱国无外交！但问题是，国是如何弱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曾经繁华强盛四海来朝的庞大帝国，遭遇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迅速地衰败到累贫积弱，遍地疮痍，风雨飘摇，任人宰割的地步？这是在那种万马齐喑、僵化停滞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纠结在人们脑后长辫梢上的历史诘问。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识之士和热血猛士，于是就站出来了呼吁挽救危亡的龚自珍，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呐喊图强保种的严复，“戊戍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人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样的名字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而那也只是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普通的小人物和无名者自然更是不计其数。半个多世纪过去，路漫漫兮其修远，虽经无数仁人志士艰难地上下求索，发愤图强浴火抗争，改朝了、换代了、人们脑后的长辫子也剪去了，然而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依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仍是民不聊生，贫苦穷困的百姓照旧贫苦穷困。国，还是那么羸弱，而且越发弱得危如累卵！
浴火却没有重生！那么，希望寄予何方？如何才能拯救中国？出路在哪里？
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忧患重重地寻找着改造旧制度、重建新社会的革新道路。1919年，由知识界发起振聋发聩的救亡与启蒙、反帝与爱国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引爆，迅猛地以燎原之势燃向社会各界及四面八方，中国风云激荡的现代史大幕就此拉开。 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从此儿子再未归。儿子临走时的那句话，母亲一直记到了死。
漆德玮有一匹白马，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能跟着部队转战了，他舍不得这个一同出生入死的伙伴，派人将马送到住在墨园的岳父高鲁钦家去养伤。养了一个多月，形势变得越发的恶化、紧张，周围乡邻都知道老高家有一匹共产党的马，高鲁清不敢再继续养下去，把马杀了，将马腿送到老鸹窝村算是给亲家报个信。漆先涛一见到马腿，整个人就软了，倏然放声大哭，说，马倒了，儿子回不来了……马倒了，儿子一定回不来了……号啕痛哭，泪如雨下。
二 婚礼与洞房
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是1927年。那一年给我们留下了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以4月12日的上海和7月15日的武汉两个血光凶煞的标记为转折点。手握军队的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权突然动手反共、清共，施行白色恐怖，全面捕杀共产党员和镇压工农运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过一个，全中国的共产党人牺牲了百分之八十，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遭到破坏。
后来的教科书上一般这样表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革命陷入低潮以后，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为了清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国民党政权在各地设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清乡局”等，结合一些卷土而回的外逃地主组建民团、小保队等地方武装，追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上世纪70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有一句台词家喻户晓，大地主胡汉三跟随国民党军队回到村庄，将乡亲们全部赶到打谷场，把憋着一肚子的仇恨都凶狠地嚷了出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们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就是那一段历史镜头的重现。
麻埠、流波疃、燕子河、丁家埠……云阴了，天变了，白色恐怖宛如一股逼人的寒流凛冽地掠过山川原野和人们的心里。
皖西的雨季让人有些杌陧、惊骇，天与山、山与水都仿佛被雨幕缝合成为一体，山洪怒吼着野马般地奔腾，似乎随时可能把阻拦在它前方的一切撞碎、吞没。对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大别山里的那些被时光洗出琥珀色的故事，尤其令人着迷。可是2016年的雨季来得非同寻常，它呼啸滂沱地携来了突破历史极值的降雨量，一度使我们的采访陷入中断。在那些各处紧张于抗洪抢险的日子，我们焦灼不已地继续着对金寨红军史的探访和思考。这时一位朋友的微信推送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们的大爷大奶，他们新婚当天，我大爷奉命出征，激战三天三夜，后牺牲，年仅22岁，而我美丽贤惠的大奶，亲耳听到大爷牺牲，当场喷血而去！年仅19岁，多么美丽的年华，多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每年的正月十五和清明，我们都会怀着无比的思念和敬仰去看望他们，每次，我都泪流……
战争、爱情、人性，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素材。我们当即通过朋友联系到微文的作者周晨女士，进行电话采访。
“我大爷叫张传楷，南溪镇麻河村人。”周晨说，“他老人家是1910年出生，1932年牺牲的。大奶的全名叫余嗣明，1912年生，和大爷同年去世。”
周晨管张传楷和余嗣明叫“大爷”和“大奶”，她的公公张家驹是张传楷和余嗣明的继子。“我公公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大爷，他们原本是叔侄。”周晨解释，“当时大爷和大奶都已经不在了，是大爷的父亲担心他们这一支绝后，才代立了继子。”
在金寨县档案馆出具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上，张传楷烈士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29年3月。1929年，又是那个春雷般爆发的年份，不难想象，在那一年张传楷是如何在赤浪滚滚的暴动中心跨入革命的战壕的。他一定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在禅堂、吴家店、南溪、丁家埠一带与地主武装进行过殊死的混战。他以19岁的热情参与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在多次反“会剿”中把《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响了大别山。1932年，这位红25军73师254团的营长（请注意这里的身份，引自1985年8月金寨县人民政府批准填报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在霍邱县的无阳集（请注意这里的地点，同样引自上述登记表）因战牺牲，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如火如荼的22岁。我们无法查证到张传楷更多的讯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历史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就连由金寨县人民政府替张传楷烈士立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都对历史的精准性显出某种自嘲式的无奈。那块镌有红色五星和金色碑文的墓碑这样写道：“张传楷（1910～1932），男，汉族，中共党员，南溪镇麻河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红25军75师224团第三营营长。在四道河作战牺牲。”
张传楷、余嗣明夫妇的故事首先打动了我们，让人忍不住就想落笔，但是经过再三考量之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重述这个故事的急切愿望，暂且只把历史引述到这里。我们认为那篇张传楷烈士的孙媳妇周晨女士撰写的微文——由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家族往事，可能更能代表某种历史的真实。
也许这是一个平凡而又老去的故事，但是它凄美，而又伟大。它震颤着我们这群浮躁的心灵！
那么简单的仪式，甚至，英都没有一条新裤子，一双新鞋子，只有一件鲜红的碎花小袄，却衬托出了洋洋喜气。没有新房，没有新床，没有新被子，可是英的心里却是满满的。满满的幸福，满满的渴望！因为今天，她要嫁人了，嫁给那个让她脸红心跳的男人，楷。楷17岁就参军了，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员，营长。他英勇，善战，屡打胜仗，这次好不容易转战回到家乡，父母和部队领导抓紧时间给他们把婚事办了。英和楷的家相距不远，相互认识，也相互喜欢。英是个美人，端庄贤慧。
坐在床沿的英，娇羞地低着头，手指轻轻绕着她那又黑又长的发尾，心中，眼底，全都是楷！能嫁给心心相印的人，是多么的开心，英觉得满满的快乐和幸福都快要挤破她的胸膛冲出来了！
“回来了！”谁喊了一声，英一激灵，从床边站起，带着羞涩和快乐走出房间。是的，回来了。屋外，葱翠的绿树，微风拂面，稻场边的花儿尽情开放，枝头的鸟儿竞相歌唱，浓绿的大树下面，他回来了。 那样雪白雪白的一匹大马，那样英俊伟岸的他，就那么骑在马背上。那浅灰的军装，破旧，但，在他身上，挺拔，半旧的军帽，戴在他头上，俊朗！那样浓的眉毛，那样挺直的鼻梁，那样英气逼人的眼睛正紧紧地看着英！英一阵晕眩，莫名地手足无措，心跳的声音像鼓点在耳边响起，震得英心慌意乱！楷轻盈地跃下马背，径直走向英，伸出那双又粗又大长满枪茧的大手，温柔地牵起英的手，深深地盯着英：“我回来了，进去吧！”英傻傻地转身，跟他进屋。
简单的仪式，但是在楷和英的心中是最隆重的婚礼；简陋的新房，在楷和英的心里是最美的天堂；亲人战友的祝福，是楷和英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楷满足地牵着英坐在床沿，爱怜地看着温柔的英，看着她秀丽的眉眼，红润的脸庞，小巧的嘴儿。他想把她看个够，看进心里，印进脑海里，融入灵魂里！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给她他该给她的一切，他不能陪她太久，也许只有一晚，也许一晚也没有，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革命需要，他随时就要离开她。“嫁给我，会后悔吗？”“不！”英猛地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闪着坚定的光。楷一把拉过英，让她偎进自己温暖的怀里，下巴轻柔地触着英的额头，那双大手轻轻地抚摸着英又黑又长的辫子。幸福像一道光环，紧紧地锁着这对沉醉的新人。多么多么希望，希望时光就此静止……
一声号声，是的，一声集合的号声，穿过葱翠的树梢，穿过小小的稻场，急速地传进楷和英的耳朵。刹那的惊愕之后，楷和英站了起来，英理理楷的军装，正正他的军帽，踮起脚尖，狠狠地亲了一下楷的唇角，拉起他的手，快步走出新房。
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正立在屋前，楷瞬间的不舍，在眼底划过。他快速地跨上战马，回头，帽檐下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流出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他要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亲爱的爱人！转过头去，楷握紧了缰绳，挺起胸膛，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充满了正义与责任！他要上战场了，亲爱的爱人，再见！那匹灵性的大白马，竟然在它飞奔的一瞬，对着英眨眨眼睛，甩甩耳朵，然后载着楷飞奔而去……它也知道向这位新婚的妻子告别！
英呆呆站着，胸前的辫子还在不停地晃动，手上还是楷的体温，脑海里还是楷那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她知道楷不能陪她太久，她早就作好了准备，但是她不知道这么快，楷就奔赴战场了，还没有甜言蜜语，还没有儿女情长，还没有洞房花烛夜，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爱恋倾诉……英雄又奔赴战场了！可是英并不觉得难过，她仍然是满满的幸福着，只是将幸福变成揪心的等待！
英的等待，充满了惊慌，因为外面的枪炮声那样激烈，充满了不安，因为那场战斗是那样的残酷艰难！每一声枪响，每一声炮响都在英的心头炸开！英颤抖地等待着，无助地等待着，撕心裂肺地等待着，祈祷着……等待着枪炮声能停止，等待战斗早点结束，等待新婚的丈夫早点归来……
像是等了几生几世那么长，响了三天三夜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平息了。离家几十里外的泗道河，硝烟染黑了碧蓝的天空，鲜血染红了绿树黄土，血腥改变了空气的味道，那场战斗太残酷太艰难了！战场上下来的战士，让每个人的心都疼到颤抖，他们又胜利了，可是他们付出的代价让人们不忍目睹，心，都疼到无语！
下一场战斗又要打响了，战士们从门前的那条土路过。没有找到楷的英，站在路边，穿着她鲜红的碎花小袄，梳着美丽的大辫子，她要挨个地问遍所有的战士，她的爱人，丈夫，英雄，楷怎么没回来？
先走过的战士告诉她，在后面。英的心像春天的小鸟，欢欣雀跃，激动的小脸通红。后来的战士告诉她，不太清楚，英的心像被千万条锁链锁紧，紧到窒息，呼吸都困难！最后，英看到楷一个营的战士，她兴奋地向他的身后、身边看去！她多么渴望那个身影能够出现，哪怕他受伤了，哪怕他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要他出现，出现在英的眼前！英使劲踮起脚尖，向战士的身后看去，没有！再使劲地揉揉眼睛，再看，还是没有，那个战士的身后已经没有人了！英突然就听见自己的心哗的一声，碎了！无力地抓着那名战士的手，声音轻到自己都听不见：“楷呢？”
战士迟疑却清楚的回答，“营长牺牲了！”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进了英的心脏，轰的一声巨响，英只觉得天旋地转，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了疼的感觉，一股热流，从胸中喷涌而岀……
在那片血海中，英看见楷骑着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向她走来，眼里，是那穿心般的疼爱与温柔……
周晨“大爷”与“大奶”的往事听完了，最后好像还需要补充一句。关于张传楷，对照那份“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和他墓碑上的碑文，倘若不看名字的话，会以为是两位烈士，而如果查看名字的话，又似乎这位烈士在不同的地点牺牲了两次。
这是烈士张传楷在历史中最后的停留。
这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年的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和惨烈。举一个例子，我们曾到斑竹园漆家店村去寻访一座老宅子，在那儿走进了青山环抱里两个相毗连的自然村落。村落不大也不小，当初有一百多户，就出了红军九十多人，几乎家家都闹红，大多数户有烈士。那么下落不明不知所终的有多少呢？陪同我们的人瞅着村口的当家水塘没吱声，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法回答。我们知道金寨县今天在册的革命烈士105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五分之一以上。这不包括很多难以统计的长眠在金寨和全国各地的无名烈士，以及许多个人信息都已无从核对和修正的情况。
无独有偶，在那个谜一般的年代，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与“洞房”有关的故事：
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的廖国清是个性情倔强的姑娘，1929年5月6日那个被红色燃烧的夜晚，在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这个年仅13岁的姑娘并不明白自己屈辱的命运将开始改写，但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懵懂的声音呼唤着她，一路牵引着她走向人潮汹涌的火神庙方向……而在此之前，她还只是个为躲避“圆房”逃往深山的童养媳，夫家正到处搜寻这个忤逆的小媳妇，她在荒山野地里东躲西藏，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为了看清这个“逃婚”的女孩儿，我们把镜头倒回暮春时节的双河镇，那个禁锢了她整整六年的深宅大院。 廖国清有一头瀑布似的黑发，她时常用双手绞着自己的发辫，倚在夫家高高的门槛上，朦胧地寻思未来的出路。娟秀的面庞上是两点星子似的眸，双眸隐忍而屈辱，透出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有的深深忧虑。她是被父亲送到双河来的，家里穷，养不起多余的女孩儿，排行老四的她只好给冯财东的少爷当童养媳。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弟妹，在双河镇教书的父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其实不论更好或更坏的办法都是为了给人找条活路。那年月，粮食就是活命的路，地主家才有余粮，7岁的她换来一家人度荒的口粮，父亲千恩万谢地离去了，把羊羔样可怜的她独个儿留在那个大院子里。六年来，她记不清自己受到过多少打骂，身上留下了多少羞辱的印记，她就像是一棵沉默的小草，在四季的风雨里伏下柔韧的身体，她悄无声息地活着，从来没有想过这里以后就是她的“家”了。
这段日子冯家的老人病重，“冲喜”的事儿似乎再不能耽搁了，举家上下都在忙碌着，为了她和冯少爷“圆房”作准备。廖国清心头波澜起伏，她那时还不理解命运这个词的丰富内涵，她只是感觉那些天咽喉好像总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扼住了，她只是心里实在太不愿意嫁给那个25岁的冯少爷。白天因为抗婚，她被公婆一顿毒打，晚上她睡不着了，疼痛一阵一阵袭来，汹涌地撞击着她破碎的身体。夜深了，喧闹了一天的庄子安静下来，她在黑暗中瞪大愤怒而屈辱的眼睛，夜色如墨不见一丝光亮，她觉得这时候特别期待天上能落下一个惊雷，炸毁自己，还有这个她分外痛恨的宅院。
廖国清叛逆、反抗的性格在这样一个夜晚表现到了极致，她绝不能忍受自己被这样粗暴地对待。已经三更了，没有月，星子也寥落得很，廖国清瞧了一眼黑沉沉的院子，整栋宅子似乎都陷落在疲惫和懈怠里。她猛吸一口气，强抑着咚咚的心跳，蹑手蹑脚地走向前厅。
和白天比起来，夜晚的堂屋显得很冷清，星月无语，八仙桌和太师椅都显出一种黑影幢幢的鬼魅之态。廖国清的肩上斜斜地背着一只粗布包裹，几件换洗衣裳和一点私藏起来的干粮，这是她全部的未来。她不知道自己将去何处，疼痛和愤怒还烧灼着她的身体，她仰起头来，望了一眼中堂上悬挂的朱红纹堂幛，那艳丽的色彩在黑暗中给她以无限的想象，绣满牡丹和凤凰的幛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那是她的喜幛，夫家挂上它，她就算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着走，再也跳不出这个家门了。廖国清的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想想忽然又笑了一下，伸手扯下大红纹堂幛，顺手塞进简陋的包袱。
逃亡开始了，她小心翼翼地拨开门闩，在静悄悄的夜色里疯狂地奔向莽莽郁郁的大山……
在立夏日之前，廖国清已经在深山密林里躲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她过着白毛女一样的日子，干粮吃完了，就捡拾野果蘑菇充饥，无油无盐，无依无靠，以至于原本乌黑的头发开始慢慢变白。遮天蔽日的山林和崎岖坎坷的小路使她一度绝望哭泣，但是那天，山下的人声鼎沸惊动了她孤寂无助的世界。5月6日晚，熊熊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南溪镇，到处是奔走相告的贫苦农民，呼喊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廖国清大着胆子在背人处观望了一阵，终于明白了大家这是在干什么。她的双眼放出光来，兴奋地挤进了人头攒动的彭家祠堂，和狂欢的队伍汇集到一起。那条镇上唯一的南北向的南溪街，在廖国清13岁的记忆里那么炽烈地燃烧成一条贯穿南北大地的巨大火龙。这一晚，她跟着詹谷堂、袁汉铭等共产党员和洪学智、闵鸿友、陈伯禄等两百多名农协会员一起，连夜打了十几户土豪，在不眠的红色之夜里游行数十里地，把农民政权安在了自家的大门口。
一夜之间，廖国清感觉仿佛经历了一辈子，把她这一生想要走的路都看清楚了。她不再是那个忍辱吞声的童养媳，而是吐气扬眉的红军宣传员，跟着这股汹涌的赤潮，她终于找到了新生的自我和坚定的方向。
在以后的岁月里，彭国清加入了共产党，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九死一生，差点儿死于敌人的枪弹和我们自己人的手里。这时，她的名字叫——彭素。
三 时间在水之下
1928年3月，中共豫南特委就曾在商城、固始边区的大荒坡发动过一次武装暴动，由于准备得不充分，党的骨干牺牲了百分之九十。以后金寨地区党组织认为，起义的首要条件是唤起民众，于是决定采取开大会、贴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多方宣传农民协会的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的任务。七月流火，萤火虫儿宛若流火一般飞翔飘舞。那一晚农协在霍邱县的各个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同时动手，忽如一夜间万花竞放，散发、张贴了两万多张油印标语。翌日清晨，白塔畈大地主王子敬打开院门时吓了一大跳，猛然瞪直了眼，他家的门缝里竟然被塞了十几张标语。王子敬惊骇无比，慌张得立马跑到县城告状，不得了，共产党带着那帮农民要暴动了！要求县里赶紧派兵到乡下去镇压。
深秋十月，商城县的地主也到县城去叫苦，他妈的农民都反了，别说租子，连皇粮国税也不交了！商城县政府派了周凤山民团前往南溪、斑竹园一带弹压，恐吓凡不交租、纳税的，一律抓去县里坐牢。中共商南区委立即作出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南溪、李家集、牛食畈、斑竹园、佛堂坳、沙河等地农协联合行动，1500多人扛着土枪、大刀、长矛和铁锹、锄头，群情激昂地汇集南溪，大会后示威游行。周凤山民团见势头不对，当天夜里便撒腿溜回了县城。当时的情势已是遍地干柴，只差一点火星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未敢干涉。
南溪、汤家汇、银山畈、斑竹园、果子园、沙堰、吴家店、小河等地，农协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别出心裁，把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了住家的墙壁和道路两旁的树干，还发明了一种流动宣传的方法，在木板上写标语，然后刷上桐油放到河里。桃园河、竹根河、小河、白沙河等河流里浩浩荡荡的几千只标语牌顺流而下，下游的霍邱、固始等地的人捡到后直觉得一股新鲜劲儿，争着你传我看的，风声四起，越传越远……
都说，大别山农民暴动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寨已经不可复原，八十多年前的景物随着历经那个时代风云的老人们相继离世，在当地人的记忆里逐渐风化成一座粗粝的雕塑，再无精确的线条和细腻的构图，只能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观摩它大致的轮廓。 陈仁如平素习惯把家里和自己都拾掇得清清亮亮，她还记得当年麻埠街上的繁荣景象，别的不说，单是她们家56间房的茶行“陈复顺”号，就让人遐想万千。“八间门面，七进深，六个天井里都养着金头乌龟。”老太太笑眯眯地向我们介绍，“那时候就靠这些小畜生通下水道，爬来爬去的，下雨天就不会涝。”她的祖父是靠着替人帮工积攒下银钱，一砖一瓦盖起这些房子的。“借钱盖房，还完债，他老人家就去世了。”80岁的陈仁如精神矍铄，提起往事，她思路清晰，与邻居郑祥富一起，为我们勾勒出老麻埠街的风情。他们的老家“小上海”麻埠镇，与素有“小南京”之称的流波镇齐名，其物华天宝、人情风流不必细说。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的水库建设，它会作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新世纪闪耀出夺目的光彩，然而今天，它淹没在响洪甸水库下，只能供后人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中凭吊。
郑祥富小时候和陈仁如一起参加过童子团，他家的“协兴和”号油漆店，当年在麻埠街上也是有点名气的。他向我们细致地描述了当年爷爷熬桐油、兑漆的场面，包括冰片和朱丹在内的几十种药石勾兑熬制的郑氏老漆，在民国时期享誉一方。关于闹红的事儿，他的记忆很模糊，毕竟当时年纪小，只知道母亲上过列宁小学，以及红军银行、被服厂什么的，后来都被淹在水下了。到了此时，我们对当年金寨剧烈演变的阶级矛盾、社会状态和革命形势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陌生。不管是斑竹园、吴家店，还是流波疃、麻埠镇等地方，闹红是当时的历史潮流，像陈仁如和郑祥富这样富有资产的殷实家庭，他们也在这股历史潮流中成为构成苏维埃社会体系的客观存在。当时周围强敌环伺，根据地处境险恶，所有只要在历史现场中不站于革命对立面的人，都是对红色政权的贡献。郑祥富有多年的水墨修为，他还凭借记忆绘制了一幅长达35米的《麻埠闹市图》，精细地摹绘了数百间房屋和2000多个人物，使消失了的麻埠镇当年的盛景得以艺术重现。现在很多老麻埠人看到这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写真民俗画，都会热泪盈眶地在上面寻找自己曾经的家。
——曾经的家。 那一天，漆学文领我们去他们家的老宅子。今年漆学文正好整60岁，他的爷爷漆先治曾任红四军医院政委。漆先治的爷爷就是斑竹园五大富户之首的漆远恒，旗下家族产业“漆三星”号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财团，在本土和武汉拥有钱庄、当铺、医院、商店、铁厂等多个分支。
漆家的老宅子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了，败壁朽梁残破失修，但是高大雄阔的门楼和依着坡度抬高数进纵深的院落格局，仍然凸显出当年首富的宏伟气势。
“我爷爷漆先治是在武汉上大学时就参加革命的。”漆学文的耳朵不太灵光，说话声总是很大。他口中武汉的大学，是指武昌法政讲习所，在那儿念书的爷爷回到家乡闹革命大约是1927年左右。当时高祖漆远恒对满脑子新潮思想的孙子说，你回来闹革命，不是革我们自己的命吗？
孙儿们闹革命之始，老漆家还没有分家，漆远恒膝下有四个儿子、九个孙子，大家都在一起过日子，“漆三星”其实就是漆家的财团组织。漆远恒的另一个孙子漆先济是红32师的军需长，一到革命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代表红军打借条，由“漆三兴”开出去的银票不知道有多少。透支额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外头有了传言，说是老漆家再也支撑不住，一时持票的客商纷纷前来挤兑，漆家的门槛也几乎被踏破。
“说起来‘漆三星’走向破产是很悲壮的。”漆学文的弟弟漆学志用了“悲壮”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家族在革命年代的破产境遇。
面对岌岌可危的态势，漆家老太爷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
“那时候我家的钱柜，一律是上面放钱，下面堆杂物。”漆学志边说边笑，“看上去都是满满的，其实哪里有那么多钱哟！嘿嘿，都是做给人看的。下人、店员、看院子的保镖，一个都不少，还是家大业大的样子。”
这一日，在挤兑的人潮中，多了几个大户，他们是九江商号的大老板，和漆家素有大宗生意往来，因路过此地，风闻漆家大势将去，遂来探个虚实。漆老太爷也不多言，拱手打个千，便叫下人抬钱箱来：“哎呀，近日此地闹共产党，兄台的银票确是及早兑去了好。若再过些日子，恐怕在下的家产都共了去，便是想还也还不上了。”说话间抬上来三四箱银元，打开盖子，让来人清点，只见一片雪花花的耀眼生辉，来人慌忙摆手道：“漆老爷一家都是共产党，共天共地也共不到你家的头上呀！快快收起来才是，咱们还要做生意的。”漆老太爷缓缓点头，声音沉了下来：“如今生意难做，谁的钱也不容易。咱们做买卖全凭一个信字，若信得过，细水长流；若信不过，不如好合好散。漆家的钱柜都敞着呢，今天有来兑银票的，尽管兑去就是。”此话一出，满屋前来挤兑的客商都不免心下打鼓，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这一兑，兑的可是漆家的信用，那就是钱讫货清，从此再无往来的意思。也有不信邪的，当即就要兑票，漆家果然搬出成箱的银元承兑，走人不送。更多的客商则察言观色，审情度势，纷纷向漆老太爷表态，生意还要长长久久地做下去。
这招以退为进，确实唬住了不少心下踌躇的客商。漆学志说，其实那九江商号的人都是老太爷安排的，就连那几个急于兑现的家伙，也是局。抬出去的钱箱，后来又抬了回来。这些贵重的道具，被反复利用，成为“定海神箱”——有人为了刺探漆家的底细，专门派出保镖深夜造访，见账房里摆满了钱箱，便笃定漆家故意隐瞒财力，原先急于挤兑的客户，又把银票揣回了兜里。
“那是第一年，”漆学志若有所思地说，“第二年，我家老太爷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看这样‘革命’下去，迟早要还不上账，就把武汉的铁厂、药铺都卖了，兑成现钱……”漆老太爷的想法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宁愿生意不做了，老漆家也要把欠下的账还上，不然，会祸及子孙……
1931年，“漆三星”正式宣告破产，漆老太爷卖掉了武汉、金寨等地的全部家族产业，兑现了之前为支援红军军需开出的所有银票。与此同时，商南地区的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老漆家是个摆到哪里都十分显眼的家族，漆先治的叔伯、兄弟们基本上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年少多金的漆先治同学，身上也带有当今富二代某些类似的特点，他骑着高头大马，春风得意地顾盼在乡间的小径上，马蹄嘚嘚，节奏感十足地敲击着黄土路面，些微尘土在蹄后扬起，腾起一团轻雾。路边的蒲公英开得娇黄，正是绽放的时候，也许过些日子它会结出深褐的瘦果，顶上白色的绒伞，调皮地飞离地面，像无数离家的游子一样，为了理想飞越万重山水。但此刻，它静静地依偎着土地，梦一般恬静。 近一个世纪前的那天，漆同学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恋爱，剧情浪漫、甜蜜、玫瑰得几如虚构，但是真实地发生了。而用漆学文不加修饰的大白话来说，则是“他爷爷漆先治和他奶奶周百兰的婚姻纯属门当户对——一个大财主的儿子看上了一个大财主的女儿”。
漆家的财产足够青年学生漆先治挥金如土，然而该同学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蓬勃的朝气、优秀的素养使这个年轻人在山乡世界里显得那样的英姿挺拔与卓尔不群。他的马和主人一样俊美不俗，毛色鲜亮光滑，四肢修长有力，训练有素地在草径上轻盈疾走。似乎专门为了等待一段美丽的邂逅，可能连土地爷都没注意到，不知啥时开满蒲公英的小路那头出现了一个娟秀的身影，她低头迈着碎步，身后跟着一个丫鬟，向小径的这一头缓缓走来。近了，更近了，骑马的男子和步行的小姐终于狭路相逢。按照现代交通规则的法理，步行的小姐在这场交通对峙中明显属于弱者，应该予以保护。一般来说弱者往往更敏感，小姐娇俏地立定在那里不动，生气地瞪着对面这个张扬无礼的家伙。没想到陡然被挡了道，马首先唬了一跳，那家伙慌忙勒住缰绳，随手折下一根伸到面前的树枝抛了过去：“哎，我说你怎么不让开？万一被马踩了如何是好。”
“我不告你纵马伤人，你反倒有理了？”小姐真的恼了，脸上泛起一抹红云，眉梢飞出万般不屑，一副不爱搭理你的娇嗔模样。
漆先治不禁呆了。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丘比特之箭射中了漆同学的心脏，轰然一声宛若遭到电击，任督二脉火花直闪，不可救药的一见钟情了。
对于一段爱情的描绘，其他人的转述，总不如当事者的剖白来得更真实与真切。在这里我们不作任何文学写意，索性选用爱情双方的直接对白。在1920年代，中国有文化的人占人口比例极小，而女性在有文化的人中所占比例又更是微乎其微，周百兰碰巧是微乎其微之一。百兰小姐是位有教养有文化的千金，即使恼怒了也不会开口骂人，她的武器是文化，而文化也是有杀伤力的。她当场又回敬了两句：“纵马飞镖惊少女，何处狂男不知羞！”这诗句的力道够重的了。
漆先治已经完全昏头昏脑了，这时回过神来，敢情人家在作诗呢！他忙不迭地翻身下马，努力恢复书生本色，摆出小生这厢有礼状，作揖应和：“策马闲游遇民女，几片绿叶传知音。”直不笼统的就把意思一股脑地杵了过去。
百兰小姐的父亲是果子园乡的举人周老爷，周家在当地也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大家族。漆先治的内弟周醒民曾当过来安县县长，他很欣赏漆先治的儿子、他的外甥漆德善，曾想把外甥弄去给他当秘书，让那小子到外边见见世面。可是1947年这名看出中国大势之趋的国军少将写信回来，叫族人赶紧把田地卖掉，说国民党不行了，叫外甥也不要去了。其实，漆德善自己也不愿意去。这是后话。单说周家女婿漆先治，他的性格很强，在外面闹红闹得轰轰烈烈，但不让妻子周百兰闹，要她在家待着。他最后一次回家时，儿子漆德善刚两岁半，非要玩父亲的怀表，结果淘气地把表砸坏了。周百兰心一惊，一把拉住丈夫问，你们到外面搞革命，如果死了，我们在家里怎么办？
一语成谶，漆先治真的死了，再也没有回来。
漆先治的父亲漆承俊却是死于饥饿。老漆家过去的日子，不说锦衣玉食，肯定不止于丰衣足食。他是个要面子的人，饿死都不会出去赊借，丢不起老漆家的脸。有别人家请，他也非预约而不前往，简单吃几口便貌似随意地放下筷子，摆着个乡间绅士的臭架子，以示他老漆家人依然故我。
漆先治死后，他的马倌漆德基和警卫吴续继就都不干了，双双解甲归田。日子一天天地往下过，两人逢年过节都要来家看看，能帮点儿什么的就搭个手，帮不了的，陪着周百兰说几句话也好。
在往后的岁月中，这一家人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有一年寒冬，到了年关边上，家里却是冷锅冷灶的，眼看着这个年啊真难过得去。大年二十八漆德基来了，送来些吃的，唉，咋也得把年给过掉。日子总算得以慢慢地改善，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家里终于解除了地主成分的管制之后。这时周百兰和漆德善都已经不在世了，漆德善的妻子陈亚云没头没脑地大哭一场，哭过后烧了烈士证，坚决不要那些救济的粮食、衣物等。不要，什么都不要！
四 八月桂花遍地开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在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深受天气条件等自然因素制约的时期，每逢区域性大范围自然灾害的年份，都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1928年豫陕甘大旱，金寨地区庄稼大幅度欠产，农民活命的口粮都要接不上了，可是政府和地主的赋税不减反增，一些地主豪强和官商大贾又趁机囤积居奇，粮价一日三涨。天灾加人祸，这日子快没法子过了。为了解救苦熬度日的饥民，中共党组织决定发动抗租、抗债、抗粮、抗税和抗捐的“五抗”斗争，由农民协会派代表出面与地主交涉，庄稼减收，所欠的租课和旧债今年都不交了。地方上的捐税，也同样遭到农协有组织地抗交。到了次年春天，青黄不接，更为严重的饥荒降临了，很多农民家断了顿，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农民协会成立了纠察队、宣传队和借粮队，宣传一些开明乡绅借粮给断炊农民的典型事例，向地主家借粮。所借粮食统一出据，统一分配。遇有抵制又协商不成的，就破仓分粮；对少数顽固抗拒的劣绅，如西河桥的杨朝圣，他不但抗拒而且准备到商城县请民团来捉拿农会干部，农协当即夜间将其秘密处死。地主阶层受到极大的震慑，纷纷传言黑杀党杀人，有的惊慌得到处跑反，有的主动找农协要求减租减息。“五抗”和借粮斗争，农民协会壮大了声威，为了巩固与保护斗争成果，各地开始组织、扩充农民自卫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1929年的寒春中，金寨的革命者们都急切地期待着这个灾年的春荒尽快过去，收获的秋天尽早到来。1929年的八月十五，这个桂花遍地开出一个馨香烂漫花世界的中秋节，原定是一个暴动的日子。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新呀新世界……”这首脍炙人口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支革命歌曲是借用了民间音乐《八段锦》填词改编而成的。其确切的来源曾一度成为争端，主要说法之一是江西民歌，之二为出自河南商城，之三便是安徽金寨斑竹园。其他还有河南新县说、湖北红安说和安徽六安说等。 《八段锦》的歌词是：“小小鲤鱼压红鳃，上游游到下呀么下游来。头摇尾巴摆呀啊，头摇尾巴摆呀啊，打一把小金钩钓呀么钓上来。小呀郎来呀啊，小呀郎来呀啊，不为冤家不到此处来……”从音乐风格到方言用语，基本上都可确定不会是江西老表唱出来的。根据各种历史残片进行推断，它的雏形大约形成于1929年秋鄂豫边及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民主政权，到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之间，随后伴随着红军的足迹传遍大江南北。
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八月桂花遍地开》最壮丽的一幕是，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扬将这首大别山民歌改编成合唱曲，用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那段心潮逐浪高的女声合唱。
《八月桂花遍地开》无疑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红色艺术经典，当年它不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且还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它唤醒了多少赤卫队员的激情、唤起了多少红军战士的斗志！在这次采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书面材料：“一转眼，就是桂花开放的季节（指1929年秋）。中共商南县委和红32师在斑竹园花堰长岭岗邓氏祠成立了一区苏维埃政权，县委书记李梯云同志为苏维埃成立写下了一副对联……时任佛堂坳模范小学的校长罗银青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苏维埃成立大会，会上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激发着罗银青，他豪情满怀，心花怒放，触景生情地创作出《庆祝苏维埃》歌词。由于歌词的第一句是‘八月桂花遍地开’，所以人们就习惯叫这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份材料其实是某次党史课讲稿的一部分，与《金寨红军史》上记载的内容大致不差。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罗银青是金寨县斑竹园沙堰村人，幼年读过私塾。1927年春，他考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以后回到家乡，借办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罗银青重伤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气冲云霄的《敢死文》，后被乡亲营救出狱。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撰写了大量革命诗文。
《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在区乡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农民欢欣鼓舞之际，县委书记李梯云、县委委员漆禹源等人在花堰白莲宫研究决定编一首歌唱苏维埃的歌，他们把这个任务通过少共县委书记徐乾，下达给罗银青的。其时正值天高气爽金桂飘香，罗触景生情，创作出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配以《八段锦》曲调交给李梯云审阅。定稿后，罗银青在模范小学以打花棍的形式编舞，表演者每人执一根系有红绸和铜钱的花棍，舞动起来哗哗作响，视听效果生动传神。节目的首次亮相是在斑竹园长岭岗举行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上，由方子翼、方太森、肖大清（女）、刘昔祥、吴文彬、徐诗银（女）、黄祖德等16人组合出场。歌舞演出十分成功，受到热烈欢迎。李梯云当场嘉奖了模范小学，并把教唱这首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罗银青将油印好的歌曲散发给大家，现场进行了教唱，会后少共县委将这支歌曲油印发至各团支部和各乡苏维埃，很快便传唱开来。
相关记载不可谓不明确、不翔实，不一目了然，但是坦率地说，历史的脚步，有时凝重，有时飘忽，我们不可能捕捉到全部的脚印，只能在大体的轨迹上寻找清晰的，同时不放过那些模糊的，而往往那些若隐若现的历史印记，又能给予我们饶有趣味的咀嚼。1982年5月，当年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在新县革命纪念馆回忆说：“记得当时（歌曲）是一个姓王的列宁小学教员写的。听说他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思想进步，喜爱文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是商南或是皖西人。”基于此，河南商城方面便认为，《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商城县城西大街人王霁初所作。
这场“花落谁家”的争夺战很有点儿意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呈现是最大限度的阐释，这是本文的起点，也是最终的落点。这首革命历史歌曲的原创者，到底是罗银青还是另有其人，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视幅之内，不过我们倒也乐意将采访中听说到的王霁初的故事同样奉献出来。
王霁初出生于地主家庭，读过私塾，后来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他从小便欢喜看戏，也算个天赋异禀的人物，婚后开始痴迷起了京剧。
1929年的商南地区，流传过一个“王霁初玩戏卖田”的笑话，说的就是大地主的儿子王霁初为了唱戏，卖田卖地搭办起一个叫作“双河班”的戏班子的事儿。商城人喜欢看戏，双河班一成立，立刻轰动了整个商城县。王霁初的大伯父王理堂是举人出身，曾在辽宁海城当过县令和道尹，王霁初打小就受大伯父的喜爱，被过继给他当了儿子。王理堂在东北听说儿子在家不务正业地玩起了什么戏班子，大为恼怒，咱咋说也是高门大户的堂堂官宦人家，哪容得你个兔崽子操这等下九流的差事！王理堂派人把王霁初叫了去，好一顿训斥，准备给他弄个一官半职，把他那颗唱戏的心拉回来。不料没住几天王霁初便悄悄地溜回到商城，怎么也不肯去做官，死活只愿当戏子。把个王理堂气得发誓一定要施用家法严厉处置。谁知王霁初竟在家里写了一部《艺术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稿子交给城里的“文明石印馆”翻印成书，托人带交给王理堂，一面在朋友间散发，声称“只要此书留世，即令被伯父杀了，也会含笑九泉”。摊上这么个犟种，王理堂傻眼了，真是家门不幸，逆子，逆子啊！
举人大老爷王理堂没有说错，这又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逆子。
1929年12月，红32师攻下商城县城。因为王霁初家庭是地主，其九弟被红军传讯去。王霁初听说后主动去红军司令部，红军领导了解到他有厚实的文艺功底，鼓励他编支歌子唱唱，他回家连夜编了一首歌颂红军打胜仗的歌曲《取商城》……红军领导非常高兴，动员他参加红军搞文艺宣传工作，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里我们却还听到另外一种版本：红32师打下商城后，王霁初作为土豪劣绅被收押入监了。当时师长周维炯和县委书记李梯云正志得意满地规划着赤色商城的美好蓝图，忽然从监房那边传来一阵歌声：
民国十八个春/红军打商城/打得土豪乱纷纷/喜坏了我穷人
二十五清早/红军计划好/手提油条肩挑草/就把那城破了
城里县卫队/亲区红枪会/一见红军火浇水/个个他软了腿 红军砸牢门/救出我穷人/反动分子除干净/不留那害人根
周维炯、李梯云不由对视一眼，二人乐了，眼下就正缺一首便于传唱的好歌呢，那歌曲的调门优美情深，特别是歌词，既新颖又切题，十分恰切地表达了翻身群众此时波澜起伏的豪迈心情。一打听，他们大出意外，这首由《山伯访友调》曲子改编的红军赞歌，竟然是地主羔子王霁初临时起意，在狱中以“脱口秀”的形式放声而作。
《取商城》的问世如此具有戏剧性，令历史这一端的我们会心一笑，个人命运写进历史，多少都有点传奇的性质。现在的所有揣测都替代不了王霁初当时的真实想法，反正，他露的这一手确实立马就把周维炯和李梯云强烈地吸引住了。红军成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尤其缺少宣传鼓动工作方面的文艺人才，乖乖不得了，两位军政首长当即热情地把戏痴王霁初请出监房，希望他能够为歌唱苏维埃献策献力。
唱山歌小调，这可是对了王霁初的心思，他一口气起了几个调，供领导甄选。先是《淮调》，领导的要求高，认为太悲，不合适；后是《砍柴调》，感觉太软，鼓不起士气；再后来《手扶栏杆》，则又嫌太俗，不够昂扬向上；直到王霁初唱出一段《八段锦》，领导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它了！为了让曲调显得更加悠扬欢畅，节奏又被稍稍加快了一点儿。
但令王霁初感到为难的是，他对苏维埃一无所知，甚至不明白“苏维埃”到底是要搞出个什么样的名堂，显然没有办法满足领导“歌唱苏维埃”的要求。后来只好由红32师的《红日报》主编陈世鸿，总结了苏维埃的八大作用，编在九段歌词里，算是完成了“表达广大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悦心情”的政治任务。当时无人识简谱，王霁初也不会，他按宫、商、角、徵、羽五声谱记曲，教给大家演唱，并因此成为红日剧团的团长，开始了他革命的后半生。
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99年前提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的大年轮上，《八月桂花遍地开》诞生与传播的本身，似乎远远重要于歌曲的作者是姓罗还是姓王，曾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回忆的那段内容，对于《八月桂花遍地开》作者的甄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1982年到今天又过去了34年，不知我们还能否寻找到其他的历史实证？
历史沉静地转过身去，留下一个令人面面相觑的背影。我们正是在这种背影里与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阎荣安相见了，关于《八月桂花遍地开》，阎会长认为无疑出于金寨。他多方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其中之一：红32师攻取商城时值寒冬腊月，何以桂花遍地？而金寨斑竹园长岭岗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正是飘香的季节。特别是前些年他曾专门采访过老红军方子翼，作为其时尚存于世的历史亲历者，方子翼回忆了罗银青带领他们在苏维埃成立大会上，以打花棍形式表演《庆祝苏维埃》（即《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热烈场景。
一树桂花迎风绽放，纷纷扬扬落地何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遮蔽”和“祛蔽”几乎总是同时进行的，真正的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我们关注历史的生长性，一如关注人类自身的生长。
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历史碎片的打捞，我们做得太迟、太迟。
五 抓住枪杆子
1928年2月，中共商城县委书记蒋镜青来到商南，14日在斑竹园老鸹窝村漆德琮家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提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发动农民斗争，由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直至武装起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前提是得把枪弄到手里。
有人已经在抓枪杆子了。受到农民运动威胁的豪绅地主竞相扩充护庄队、民团等武装组织，巩固自己的地盘。光是金寨地区的地主势力，就先后建立起了七个人数不等的民团。麻城县民团郑其玉部趁着乡村地主武装扩张的时机也开进了商南，与当地的民团联手“清党”“清乡”，仅在沙河一带就抓捕了800多农民，杀害了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政府继续加大武装镇压的高压态势，同时又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实行十家联保，每个区都派驻有清乡委员监督、指导“清乡”，搜罗社会闲杂人员充当眼线，军警在路上盘查过往客商。1929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前后一个月零四天时间，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便遭受到三次严重破坏。特委书记余锡珍，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张延桂，商城县委书记李惠民，县委委员马石生、钟启泰等多人被捕、牺牲。
被捕、牺牲——实际上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的厄境。5月初，鄂东北特委派红11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吴光浩率十余人来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可是途中在罗田的滕家堡遭当地民团包围袭击，全部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险情迭出的危局中，指挥立夏节武装暴动的任务，就是这样猝不及防的，只能由徐子清任书记，徐其虚、李梯云、肖方、周维炯、廖炳国等人为委员的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独力承担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党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进行捐款购枪活动，至今金寨还流传着许多相关的有趣故事。
故事之一，家贼——
出生于古碑名门望族的桂杰生，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他毕业于笔架山农校，在桂月峰、桂伯炎等金寨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 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共产党员的儿子桂杰生接管了大财主父亲桂明勋在金寨开设的永源号糖果店。
当年的永源号颇有名声，除了三间销售铺面外，雇有店员和作坊工人十余名，并且在武汉还辟有专做茯苓生意的商行，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当时每支钢枪价值100元银币，桂杰生一拍胸脯，保证捐枪5支。5支枪，就是500块银元。这对于家资雄厚的桂氏家族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拿那么一大笔钱去买枪，老爷桂明勋是绝不会答应的。这个善于投资和经营的精明商人，根本就不允许儿子投资革命，经营理想，那哪里是生意呢？简直是赌命啊！
桂杰生为了这500块大洋绞尽脑汁，甚至一度动了歇业的念头——把生意停下来，就可以抽出资本交给党组织买枪了。无奈父亲每月都要从武汉特地赶回来盘点账务，谙熟生意门道的母亲也常来店内过问收支进出，一时急得桂杰生抓耳挠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