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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数千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河，绝大部分是对外开放的历史，只是在后期发生了对外开放的逆转，但这却对中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中国古代后期之所以产生对外开放逆转，原因是多样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关键词：古代社会;对外开放;逆转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很早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度。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就在重视商业的基础上，普遍采取通商惠工、鼓励外来商人到本国经商的政策。如齐国管仲的“悦远来”政策，给外来商人很多优惠政策。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萌芽于商周，兴起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逆转于明清。可见，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对外开放是主流，而闭关自守是支流，它们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对外开放逆转产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逆转
1、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三次高潮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中国古代可以分为远古和近古两个时期，远古从夏朝（甚至更早）开始，经商朝、西周，直至东周结束。近古从秦朝开始，经汉朝、晋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直至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主要出现在近古，大体有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秦汉时期。我国已同许多国家和民族开展了交往与联系，对外开放在空间地理位置上以北部、西部为主线。秦朝奠定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加强了中国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当时曾设置了叫做“典客”的官员，是九卿之一，掌管对外事务，同时大力开发农业与外国通商贸易，开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汉代统治者先后派张骞、班超等人出使西城，既打通了和罗马帝国地中海区域的陆上丝路，也打通了由广东徐闻出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道，确立了汉帝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打开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
第二次高潮是公元2世纪至7世纪的隋唐时期。对外开放在空间地理位置上以南部、东南部为主线。隋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了积极发展西域、东亚和南海诸国关系的方针。唐朝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达两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在陆路贸易继续发展的同时，开辟了海上贸易航线;对外商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贸易”、“常加存问”和“以示接怀”的宽弛政策。如果说，秦汉和罗马是上一个时期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而唐朝则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
第三次高潮是公元8世纪至14世纪的宋元明时期。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更为广阔，在地理位置上不仅北部、西部、南部，而且扩展到东部。宋代无论是在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和制度，还是在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发展上，都超过唐代。元代维续推行唐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海上贸易比宋代又有发展，同时使中断了6个世纪之久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放。明初拓展了招徕贸易，促进了海上贸易，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使明代同亚非30多个国家保持着外交上的关系和贸易上的往来，这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最后一次高潮。
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显著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使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播海外。
2、明朝中期对外开放的逆转
元朝虽有几次“禁商下海”，但时期都很短暂，影响较小。明朝是中国古代对外政策发生转折或对外开放发生逆转的重要时期。
明朝建国初期就开始了“海禁”政策，统治者为防止国内反明势力与海外结合，也为了防止商品经济对封建政权的冲击，采取了“寸板不准下海”的措施，禁止私人出海贸易。1381年明太祖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94年又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1397年再次重申各地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显然，明太祖的海禁就是阻止中国人民与海外世界通商往来。此后，从宣宗到武宗诸帝，都一再严申前禁。
16世纪初，倭寇之患日渐严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者络绎东来，中外局势为之大变。明代中期，以嘉靖皇帝朱厚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面对殖民者的猖狂掠夺与频繁骚扰，重又实行海禁，陆续制定了许多较从前更为严厉的海禁条例。幻想通过割断中外间的联系，弭平海上祸乱，惟恐与民间的交往而破坏了王朝的统治。從而拒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隔绝，最终导致了对外开放的逆转。
3、清朝初期对外开放的逆转
清兵入关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力量，切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政权与内地的联系，首颁禁海令，违者按通敌罪论处。
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巩固其政权的考虑，严厉实行海禁政策，多次宣布“寸板不准下海”。从1655年至1675年清政府先后5次颁布禁海令，严禁官民出海贸易。在这前后清政府还3次下达迁海令，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的“迁海令”就规定，从山东以南至广东，沿海地区人民一律后撤30里至50里，全部迁入内地，界外房屋全部烧毁，城堡全部拆除。内地人民有进入界外者，一律处死，商船民船一律不准下海。将沿海地区变为一片无人区。因此，海禁期间，除小量贡船贸易外，海外贸易几乎完全停止。海禁政策实际上就是严密的封闭政策或闭关自守政策。清统一台湾后，虽有过一段时间的开放，但为时不长，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一直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带进行。
综上，从明朝到清初的对外政策总体呈现时开时闭的状态，但以海禁政策为代表的“闭关”政策一直贯穿其中、影响深广。直至康熙之后的雍正王朝实行完全闭关自守，对外关系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二、中国古代对外开放逆转的原因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之所以发生对外开放逆转，实行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既有其强大的政治原因，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1、封建专制统治力量强大。中国自秦确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至明清达到了高度完备。中国的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必须绝对服从和听命皇帝，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强大的统治权力势必要巩固传统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不允许任何其他经济成分渗透其中。 2、封建经济基础根深蒂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基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且生命力很顽强。在这一制度下，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从而迅速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格局，由于在根本利益上的共同性，使得这些利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结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超强的稳定性，它拒绝任何变革因素的产生。
3、“重农抑商”政策由来已久。相比较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彻底战胜地方封建领主;而新的资产阶级则需要王权的保护，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东方则不然，中国封建社会打压工商业，专制主义的中央政府不但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而固守农本经济，摧残工商业。自“商鞅变法”、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策，实行土贡制度、禁榷制度和官工业制度等，“重农抑商”政策必然导致自然经济的固守和封建社会的延续。
4、传统儒家思想教化深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体系。如实行以儒学正统思想为指导的八股取士制度，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屡兴文字狱，摧残文化革新。西方启蒙运动倡导的进取人文精神对我国影响甚微，我国明清早期的启蒙思想也是曲高和寡，资本主义的幼芽缺乏合适的土壤。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郭沫若曾指出：“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再加上明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明代东南沿海一直有倭寇的骚扰，清初台湾郑氏集团是政权巩固的一大隐患，还有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屡屡进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统一和安全，明清统治者彻底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极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中国古代对外开放逆转的教训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对外开放的逆转，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沿海手工业的极度萎缩，海外贸易的极度萧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府财政收支每况愈下。正如蓝鼎元等人所说：“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弊。”它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导致海外贸易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走私贸易。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原来的海上贸易集团“失其生理，转而为寇”，同时还使东南沿海各地的渔民和农民“相率入海为盗”。这些亦商亦盗的“海盗商人”，主体并非是来自日本的“倭”，而是违反海禁与倭勾结的中国人。他们被迫开展走私贸易，集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海上武装集团，其中著名的有以日本为基地的“徽王”汪直以及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往往成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海上割据势力。
2、摧残了中国的造船业和海防力量，削弱了中国抵御外敌的能力。西方各国之所以在16世纪以后迅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的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却坚持以排斥海外贸易为内容的海禁政策，使明朝中叶以后的造船业明显萎缩，基本失去了抵御外敌的能力，同时还窒息了人们的海权观念，使得许多沿海岛屿成为殖民者侵略中国和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导致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的海防力量瞬间瓦解。
3、挫伤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是以世界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如果不进军海外，不借力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无从发展的。18、19世纪之交英国之所以从一个蕞尔岛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明清严格的海禁，不仅使中国商民失去出海贸易机会，导致中国海外贸易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也使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挫伤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势头。
4、阻断了中外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闭关锁国极大妨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将西方思想文化全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将西方科学技术皆看作匪夷所思的奇技淫巧，一律加以排斥，“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亡”。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最宜使“无识愚民，半为煽惑”，认为西方的科学、制度文化“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一味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塑造了一部屈辱的近代史。
纵观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唐宋元统治者因为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从而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由于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管制甚至严禁的政策，一味地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所以日益腐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最终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中国从此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人宰割与瓜分，历史的教训无比惨痛。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也不可能完善得不需要接受任何外部的因素，古代如此，现代更是如此。以古鉴今，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逆转从反面教导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坚决拥护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我们要更加坚定执行“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因为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1956.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中華书局，1965.
[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M].人民出版社，1978
[5]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7.
[6]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7]余鑫炎.《简明中国商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李海松.中国古代对外开放与闭关自守之利弊[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54-57.
[9]任长见.论我国古代的对外开放[J].河南职技师院学报，1995（1）：58-62.
[10]杨莉光.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及启示[J].财经问题研究，1992（11）：39-43.
[11]郑学益.中国古代对外开放思想简论[J].江淮论坛，1989（5）：30-37.
[12]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9（1）.
关键词：古代社会;对外开放;逆转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很早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度。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就在重视商业的基础上，普遍采取通商惠工、鼓励外来商人到本国经商的政策。如齐国管仲的“悦远来”政策，给外来商人很多优惠政策。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萌芽于商周，兴起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逆转于明清。可见，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对外开放是主流，而闭关自守是支流，它们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对外开放逆转产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逆转
1、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三次高潮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中国古代可以分为远古和近古两个时期，远古从夏朝（甚至更早）开始，经商朝、西周，直至东周结束。近古从秦朝开始，经汉朝、晋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直至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主要出现在近古，大体有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秦汉时期。我国已同许多国家和民族开展了交往与联系，对外开放在空间地理位置上以北部、西部为主线。秦朝奠定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加强了中国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当时曾设置了叫做“典客”的官员，是九卿之一，掌管对外事务，同时大力开发农业与外国通商贸易，开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汉代统治者先后派张骞、班超等人出使西城，既打通了和罗马帝国地中海区域的陆上丝路，也打通了由广东徐闻出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道，确立了汉帝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打开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
第二次高潮是公元2世纪至7世纪的隋唐时期。对外开放在空间地理位置上以南部、东南部为主线。隋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了积极发展西域、东亚和南海诸国关系的方针。唐朝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达两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在陆路贸易继续发展的同时，开辟了海上贸易航线;对外商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贸易”、“常加存问”和“以示接怀”的宽弛政策。如果说，秦汉和罗马是上一个时期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而唐朝则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
第三次高潮是公元8世纪至14世纪的宋元明时期。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更为广阔，在地理位置上不仅北部、西部、南部，而且扩展到东部。宋代无论是在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和制度，还是在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发展上，都超过唐代。元代维续推行唐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海上贸易比宋代又有发展，同时使中断了6个世纪之久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放。明初拓展了招徕贸易，促进了海上贸易，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使明代同亚非30多个国家保持着外交上的关系和贸易上的往来，这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最后一次高潮。
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显著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使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播海外。
2、明朝中期对外开放的逆转
元朝虽有几次“禁商下海”，但时期都很短暂，影响较小。明朝是中国古代对外政策发生转折或对外开放发生逆转的重要时期。
明朝建国初期就开始了“海禁”政策，统治者为防止国内反明势力与海外结合，也为了防止商品经济对封建政权的冲击，采取了“寸板不准下海”的措施，禁止私人出海贸易。1381年明太祖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94年又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1397年再次重申各地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显然，明太祖的海禁就是阻止中国人民与海外世界通商往来。此后，从宣宗到武宗诸帝，都一再严申前禁。
16世纪初，倭寇之患日渐严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者络绎东来，中外局势为之大变。明代中期，以嘉靖皇帝朱厚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面对殖民者的猖狂掠夺与频繁骚扰，重又实行海禁，陆续制定了许多较从前更为严厉的海禁条例。幻想通过割断中外间的联系，弭平海上祸乱，惟恐与民间的交往而破坏了王朝的统治。從而拒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隔绝，最终导致了对外开放的逆转。
3、清朝初期对外开放的逆转
清兵入关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力量，切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政权与内地的联系，首颁禁海令，违者按通敌罪论处。
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巩固其政权的考虑，严厉实行海禁政策，多次宣布“寸板不准下海”。从1655年至1675年清政府先后5次颁布禁海令，严禁官民出海贸易。在这前后清政府还3次下达迁海令，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的“迁海令”就规定，从山东以南至广东，沿海地区人民一律后撤30里至50里，全部迁入内地，界外房屋全部烧毁，城堡全部拆除。内地人民有进入界外者，一律处死，商船民船一律不准下海。将沿海地区变为一片无人区。因此，海禁期间，除小量贡船贸易外，海外贸易几乎完全停止。海禁政策实际上就是严密的封闭政策或闭关自守政策。清统一台湾后，虽有过一段时间的开放，但为时不长，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一直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带进行。
综上，从明朝到清初的对外政策总体呈现时开时闭的状态，但以海禁政策为代表的“闭关”政策一直贯穿其中、影响深广。直至康熙之后的雍正王朝实行完全闭关自守，对外关系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二、中国古代对外开放逆转的原因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之所以发生对外开放逆转，实行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既有其强大的政治原因，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1、封建专制统治力量强大。中国自秦确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至明清达到了高度完备。中国的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必须绝对服从和听命皇帝，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强大的统治权力势必要巩固传统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不允许任何其他经济成分渗透其中。 2、封建经济基础根深蒂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基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且生命力很顽强。在这一制度下，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从而迅速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格局，由于在根本利益上的共同性，使得这些利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结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超强的稳定性，它拒绝任何变革因素的产生。
3、“重农抑商”政策由来已久。相比较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彻底战胜地方封建领主;而新的资产阶级则需要王权的保护，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东方则不然，中国封建社会打压工商业，专制主义的中央政府不但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而固守农本经济，摧残工商业。自“商鞅变法”、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策，实行土贡制度、禁榷制度和官工业制度等，“重农抑商”政策必然导致自然经济的固守和封建社会的延续。
4、传统儒家思想教化深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体系。如实行以儒学正统思想为指导的八股取士制度，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屡兴文字狱，摧残文化革新。西方启蒙运动倡导的进取人文精神对我国影响甚微，我国明清早期的启蒙思想也是曲高和寡，资本主义的幼芽缺乏合适的土壤。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郭沫若曾指出：“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再加上明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明代东南沿海一直有倭寇的骚扰，清初台湾郑氏集团是政权巩固的一大隐患，还有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屡屡进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统一和安全，明清统治者彻底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极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中国古代对外开放逆转的教训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对外开放的逆转，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沿海手工业的极度萎缩，海外贸易的极度萧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府财政收支每况愈下。正如蓝鼎元等人所说：“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弊。”它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导致海外贸易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走私贸易。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原来的海上贸易集团“失其生理，转而为寇”，同时还使东南沿海各地的渔民和农民“相率入海为盗”。这些亦商亦盗的“海盗商人”，主体并非是来自日本的“倭”，而是违反海禁与倭勾结的中国人。他们被迫开展走私贸易，集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海上武装集团，其中著名的有以日本为基地的“徽王”汪直以及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往往成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海上割据势力。
2、摧残了中国的造船业和海防力量，削弱了中国抵御外敌的能力。西方各国之所以在16世纪以后迅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的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却坚持以排斥海外贸易为内容的海禁政策，使明朝中叶以后的造船业明显萎缩，基本失去了抵御外敌的能力，同时还窒息了人们的海权观念，使得许多沿海岛屿成为殖民者侵略中国和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导致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的海防力量瞬间瓦解。
3、挫伤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是以世界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如果不进军海外，不借力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无从发展的。18、19世纪之交英国之所以从一个蕞尔岛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明清严格的海禁，不仅使中国商民失去出海贸易机会，导致中国海外贸易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也使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挫伤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势头。
4、阻断了中外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闭关锁国极大妨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将西方思想文化全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将西方科学技术皆看作匪夷所思的奇技淫巧，一律加以排斥，“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亡”。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最宜使“无识愚民，半为煽惑”，认为西方的科学、制度文化“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一味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塑造了一部屈辱的近代史。
纵观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唐宋元统治者因为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从而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由于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管制甚至严禁的政策，一味地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所以日益腐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最终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中国从此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人宰割与瓜分，历史的教训无比惨痛。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也不可能完善得不需要接受任何外部的因素，古代如此，现代更是如此。以古鉴今，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逆转从反面教导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坚决拥护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我们要更加坚定执行“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因为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1956.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中華书局，1965.
[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M].人民出版社，1978
[5]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7.
[6]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7]余鑫炎.《简明中国商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李海松.中国古代对外开放与闭关自守之利弊[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54-57.
[9]任长见.论我国古代的对外开放[J].河南职技师院学报，1995（1）：58-62.
[10]杨莉光.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及启示[J].财经问题研究，1992（11）：39-43.
[11]郑学益.中国古代对外开放思想简论[J].江淮论坛，1989（5）：30-37.
[12]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