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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82年爆发“壬午兵变”是朝鲜历史上一次反对统治集团腐政、反抗日本压迫的起义运动，该运动从兵民反抗政府拨放掺假粮饷行为演化为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日本的暴动。兵变之后，朝鲜开始谋求改革、清政府对朝实行“干涉政策”、日本谋划朝鲜独立，朝鲜在迈开改革步伐的同时被卷入国际复杂浪潮中，成为中、日、俄、英、美、德等国家角逐的战场。
关键词：壬午兵变;日本扩张;中朝“宗藩关系”
学界关于“壬午兵变”的研究成果琳琅满目，研究者认为“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对朝鲜开始实施对朝“干涉政策”，日本也加紧对朝侵略，开始使用武力外交手段等。
一、“壬午兵变”及其结果
1882年7月19日，朝鲜宣惠厅向十三个月未发薪饷的汉城营兵发放掺杂砂石糠粒的粮饷，人不能食，士兵便与发放人员发生了争执，政府逮捕闹事者的行为行为激起士兵们的的 “揭竿而起”，暴动导致官员出逃、政府瘫痪、社会秩序混乱等，后大院君李昰应趁机执政，软禁国王李熙、裁撤别技军，平息暴乱。
“壬午兵变”后，日本当局遂以“赔偿”日本在“壬午兵变”中的“损失”、“保护本国公民”为由，派兵入驻朝鲜;清政府则在出逃的闵妃及天朝鲜官员金允植、鱼允中提出赴朝平叛的请求下，于8月16日派出兵马千余人赴朝鲜平叛，9月2日“保守派”领袖大院君李昰应被逮捕并遭软禁，闵妃一派重新执政。
笔者认为导致朝鲜“壬午兵变”爆发的原因在于朝鲜政府内部——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统治集团腐政、没有坚定的领导集团和领导纲领才是导致朝鲜国家主权受侵害、财政危机爆发、社会矛盾积攒、发生暴动的重要原因。
二、“壬午兵变”的影响
（一）朝鲜谋求改革
首先，“壬午兵变”不仅暴露了朝鲜国内财政贫弱问题，而且揭露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黑暗;其次是对日本剥削、压迫朝鲜国民的行为的顽强反抗;最后，。
“壬午兵变”后，朝鲜由开化派控制政权，开始谋求改革、独立，且出现了以闵台镐、赵宁夏为代表的事大党和以朴永孝、金玉均为代表的亲日派开化党。前者主张维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后者主张向日本学习谋求独立。因高宗受制于闵妃，且依靠清政府做后盾支撑，故而事大党掌控实际政权。但在日本政府的明暗“作用”下，亲日开化党策甲申政变，以期夺权。政变虽以失败告终，但朝鲜逐渐成为中日两国的“战场”。
2.清政府转变对朝政策
“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对朝事务的处理由“以夷制夷”政策开始转向“干涉政策”，具体体现如下：
首先，干涉朝鲜政事和军事。如1882年出兵朝鲜进行“壬午兵变”善后大处理、对李鸿章下达“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任务、指派专门军官帮助朝鲜组训新军;其次，攫取经济利益。如1882年10月《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3 年《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保障清政府在对朝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特权;最后，对朝鲜外交事务的干预。1887年朝鲜决定向欧美派遣驻外使节时，清廷先是迫使朝方按惯例向礼部呈递咨文以征求清廷同意，随后又对朝鲜使节的外事活动作了“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中国钦差（公使）协同赴外部（所在国外交机构）……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等限制。
尽管清政府为遏制日本势力插手朝鲜李昰应事件、派兵驻朝等行为都与朝鲜国王有所沟通，但因干涉朝政，清政府的行为引起了朝鲜内部新的问题，如清政府扶植“事大党”（以金允植为代表的亲清派）引起开化派及民众的不满，使得朝鲜内部逐渐出现摆脱大宗主中国、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声音，中朝宗藩关系越来越紧张。随着清政府统治阶级的衰落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朝宗藩关系逐渐“解体”。
（二）日本谋划朝鲜独立
“壬午兵变”沉重打击了日本在朝势力，而清政府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以及清政府积极介入朝鲜兵变善后处理等行为迫使日本重新审视自身军事实力、思考对朝策略，日本政府“对于该国政府，内则养成实力为我之隐秘辅助;外则以各国确认其独立自主为要”和消极策略即“若无法钳制清政府之干涉，则姑且任其其所为以保持日清两国及东洋之和平”[1]。
日本政府内部密切联系朝鲜金玉均等亲日开化党人，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2]，旨在鼓动改革朝政，谋求独立。因日军不敌驻朝吴兆有军队的反攻而被平定。事后日本政府分别派人前往朝鲜、清廷交涉。12月 21 日，井上馨秉持“与朝鲜缔结媾和条约为要，未敢期望偿金之多寡。虽不欲文辞卑肯，然今回之变乱，惟使之勿云曲在我国即可也”[3]的方针抵达朝鲜，与朝代表金宏集交涉并签订了《汉城条约》。发动政变、促成条约签订，均是日本政府趁清政府忙于中法战争无暇顾及朝鲜诸事之机之举，意在破坏中朝宗藩关系、怂恿朝鲜独立。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被迫将驻朝军队撤回半数，日本政府内部出现“利用此次机会，给朝鲜积极的援助，驱除中国的势力，废除中韩宗藩关系”[4]的主张。1885 年 2 月，伊藤博文奉命前往清廷交涉甲申政变事宜，清廷被迫与日签订《天津条约》。政变的失败、清廷的退让、朝鲜失去中国保护，均强化了日本蚕食朝鲜的野心，开始致力于促使朝鲜摆脱中国、变为“独立国家”、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为其后实施“大陆政策”、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做铺垫。
结语：
“壬午兵变”从爆发到平息，不仅反映了朝鲜内部主权破坏、统治阶级腐政、没有坚定的领导集团等诟病，还对朝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加快了朝鲜国内近代化改革步伐，另一方面也将其推入国际复杂浪潮中，备受世界瞩目，使得朝鲜问题逐渐国际化，朝鲜成为中、日、俄、英、美、德等国家角逐的战场。
参考文献：
[1]井上馨侯伝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伝》第4卷，明治百年史丛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四十三年，第490-493页，转载于张晓刚、国宇：《“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6卷，第100-102页.
[2]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間的中朝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6页.
[3]井上馨侯伝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伝》第4卷，明治百年史丛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四十三年，第506-507页。
[4]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42页.
关键词：壬午兵变;日本扩张;中朝“宗藩关系”
学界关于“壬午兵变”的研究成果琳琅满目，研究者认为“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对朝鲜开始实施对朝“干涉政策”，日本也加紧对朝侵略，开始使用武力外交手段等。
一、“壬午兵变”及其结果
1882年7月19日，朝鲜宣惠厅向十三个月未发薪饷的汉城营兵发放掺杂砂石糠粒的粮饷，人不能食，士兵便与发放人员发生了争执，政府逮捕闹事者的行为行为激起士兵们的的 “揭竿而起”，暴动导致官员出逃、政府瘫痪、社会秩序混乱等，后大院君李昰应趁机执政，软禁国王李熙、裁撤别技军，平息暴乱。
“壬午兵变”后，日本当局遂以“赔偿”日本在“壬午兵变”中的“损失”、“保护本国公民”为由，派兵入驻朝鲜;清政府则在出逃的闵妃及天朝鲜官员金允植、鱼允中提出赴朝平叛的请求下，于8月16日派出兵马千余人赴朝鲜平叛，9月2日“保守派”领袖大院君李昰应被逮捕并遭软禁，闵妃一派重新执政。
笔者认为导致朝鲜“壬午兵变”爆发的原因在于朝鲜政府内部——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统治集团腐政、没有坚定的领导集团和领导纲领才是导致朝鲜国家主权受侵害、财政危机爆发、社会矛盾积攒、发生暴动的重要原因。
二、“壬午兵变”的影响
（一）朝鲜谋求改革
首先，“壬午兵变”不仅暴露了朝鲜国内财政贫弱问题，而且揭露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黑暗;其次是对日本剥削、压迫朝鲜国民的行为的顽强反抗;最后，。
“壬午兵变”后，朝鲜由开化派控制政权，开始谋求改革、独立，且出现了以闵台镐、赵宁夏为代表的事大党和以朴永孝、金玉均为代表的亲日派开化党。前者主张维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后者主张向日本学习谋求独立。因高宗受制于闵妃，且依靠清政府做后盾支撑，故而事大党掌控实际政权。但在日本政府的明暗“作用”下，亲日开化党策甲申政变，以期夺权。政变虽以失败告终，但朝鲜逐渐成为中日两国的“战场”。
2.清政府转变对朝政策
“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对朝事务的处理由“以夷制夷”政策开始转向“干涉政策”，具体体现如下：
首先，干涉朝鲜政事和军事。如1882年出兵朝鲜进行“壬午兵变”善后大处理、对李鸿章下达“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任务、指派专门军官帮助朝鲜组训新军;其次，攫取经济利益。如1882年10月《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3 年《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保障清政府在对朝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特权;最后，对朝鲜外交事务的干预。1887年朝鲜决定向欧美派遣驻外使节时，清廷先是迫使朝方按惯例向礼部呈递咨文以征求清廷同意，随后又对朝鲜使节的外事活动作了“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中国钦差（公使）协同赴外部（所在国外交机构）……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等限制。
尽管清政府为遏制日本势力插手朝鲜李昰应事件、派兵驻朝等行为都与朝鲜国王有所沟通，但因干涉朝政，清政府的行为引起了朝鲜内部新的问题，如清政府扶植“事大党”（以金允植为代表的亲清派）引起开化派及民众的不满，使得朝鲜内部逐渐出现摆脱大宗主中国、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声音，中朝宗藩关系越来越紧张。随着清政府统治阶级的衰落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朝宗藩关系逐渐“解体”。
（二）日本谋划朝鲜独立
“壬午兵变”沉重打击了日本在朝势力，而清政府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以及清政府积极介入朝鲜兵变善后处理等行为迫使日本重新审视自身军事实力、思考对朝策略，日本政府“对于该国政府，内则养成实力为我之隐秘辅助;外则以各国确认其独立自主为要”和消极策略即“若无法钳制清政府之干涉，则姑且任其其所为以保持日清两国及东洋之和平”[1]。
日本政府内部密切联系朝鲜金玉均等亲日开化党人，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2]，旨在鼓动改革朝政，谋求独立。因日军不敌驻朝吴兆有军队的反攻而被平定。事后日本政府分别派人前往朝鲜、清廷交涉。12月 21 日，井上馨秉持“与朝鲜缔结媾和条约为要，未敢期望偿金之多寡。虽不欲文辞卑肯，然今回之变乱，惟使之勿云曲在我国即可也”[3]的方针抵达朝鲜，与朝代表金宏集交涉并签订了《汉城条约》。发动政变、促成条约签订，均是日本政府趁清政府忙于中法战争无暇顾及朝鲜诸事之机之举，意在破坏中朝宗藩关系、怂恿朝鲜独立。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被迫将驻朝军队撤回半数，日本政府内部出现“利用此次机会，给朝鲜积极的援助，驱除中国的势力，废除中韩宗藩关系”[4]的主张。1885 年 2 月，伊藤博文奉命前往清廷交涉甲申政变事宜，清廷被迫与日签订《天津条约》。政变的失败、清廷的退让、朝鲜失去中国保护，均强化了日本蚕食朝鲜的野心，开始致力于促使朝鲜摆脱中国、变为“独立国家”、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为其后实施“大陆政策”、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做铺垫。
结语：
“壬午兵变”从爆发到平息，不仅反映了朝鲜内部主权破坏、统治阶级腐政、没有坚定的领导集团等诟病，还对朝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加快了朝鲜国内近代化改革步伐，另一方面也将其推入国际复杂浪潮中，备受世界瞩目，使得朝鲜问题逐渐国际化，朝鲜成为中、日、俄、英、美、德等国家角逐的战场。
参考文献：
[1]井上馨侯伝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伝》第4卷，明治百年史丛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四十三年，第490-493页，转载于张晓刚、国宇：《“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6卷，第100-102页.
[2]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間的中朝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6页.
[3]井上馨侯伝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伝》第4卷，明治百年史丛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四十三年，第506-507页。
[4]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