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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首位摘得此桂冠的中国作家，莫言受到了来自全世界读者、评论家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其几部作品的中文原文和英文译本，汇集了西方学者、教授、评论家通过其英译文本对莫言及其作品的评价。
【关键词】莫言 英译本 书评
从莫言2012年10月获诺贝尔奖到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对莫言获奖的争议就毋庸赘言了，而莫言研究也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网络上随便一搜就可以看到，除了各种选集、文集，还有访谈录、获奖感言深度解析，莫言作品的各种分析和研究，前几日还看到一本《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作为首位获此桂冠的土生土长中国作家，莫言及其作品都迎来了国内一片赞扬之声。同为乡土文学作家的余华评价莫言的作品时说“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说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台湾作家龙应台评论他说“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每回读莫言的小说，都会感叹，我不如他。”同样是台湾作家的骆以军也称莫言“是个天才。”
笔者不禁想到，国内虽然一片叫好之声，但获奖的毕竟是其英译文本，那英语读者对其作品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莫言的作品英译全部由葛浩文历时近20年时间翻译完成。葛浩文，英文原名Howard Goldblat，美国汉学家，被西方评论家称为“当代中文小说英译第一人”（《芝加哥读者报》），其译作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杨绛、冯骥才、王朔、刘震云等二十多位名家的五十多部作品。笔者摘取了几篇对莫言的英译文本的代表性书评，并翻译了其中一篇，向大家介绍英语世界读者对莫言的评价。主要的四篇评论分别是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的《评莫言<蛙>—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获奖作品》 、和费尔菲尔德大学副教授肖纪薇（Jiwei Xiao）的《残酷剧场：肖纪薇评莫言<檀香刑>》 、美国评论家迪伦·苏尔的《莫言<四十一炮><檀香刑>》 和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教授乔纳森·斯托林（Jonathan Stalling）的《莫言<檀香刑>英译文本—为什么此书应该得奖》。另外《洛杉矶书评》的记者斯蒂芬·斯帕克斯（Stephen Sparks）曾经对葛浩文就莫言及其作品做了一次采访，笔者也将引用采访的部分内容。下面是笔者译成中文的评论之一，《莫言<四十一炮><檀香刑>》。
这个年代，中国就是发生了什么好事，也没有一个人是乐意的。管谟业，笔名莫言，本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在获奖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开始精神不振的莫言宣布他要跟家人吃饺子来庆祝。后来央视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幸福，他闷闷地回答，“不知道。”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大张旗鼓地发起了一系列的专栏，博客及访谈，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莫言是中国政府的傀儡。杨君磊（英文名Jeffery Yang），入狱的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王小波的诗歌译者，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强烈谴责莫言与中国政府的勾结。林培瑞（音译，原名 Perry Link）在《纽约书评》对莫言的评论略微中立但也不见得仁慈，而孙笑冬（英文名Anna Sun）更是在《凯尼恩在线评论》上发表题为《莫言的病态语言》的文章，题目一针见血，内容就可想而知了。同为异见人士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音译，原名Herta Müller）称决定将该奖项颁发给莫言是一个“灾难”。还有廖亦武，一个流亡中的中国作家和直言不讳的政府评论家，称该决定是“一记耳光”。如此种种，使原本应该是后毛泽东时代丰富中国文学传统得到认可的时刻，湮没在一团全面低迷的指责和咒骂的乌云中。
由于各种争议紧紧围绕着莫言的个人政治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此次莫言获得了一个作家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甚至忘记他是写过东西的。
在这些高调的论断之下，要撇开莫言的政治立场，单独评论他的作品实在是不容易。被人们看成单纯的作家而不是一种政治符号似乎是西方作家才能享有的特权。应该承认的是，莫言的政治背景并不单一。诚然，他是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但中国哪一位职业作家又不是呢？又不是说中国政府给了作家们多大的发言权；正如异见知识分子冉云飞所说：“他们就是不停地给你发点工资，然后告诉你你就是该体制的一员了。”然而，莫言的确没有义务一定要当作协的副会长，更没有义务为审查制度辩护，甚至荒唐地声称“有很多的中国作家关在监狱里，这个我没听说过。”
反过来说，一些作家比如廖亦武和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做出了勇敢、高尚的抉择，公开地批评中国政府，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抉择导致他们无法再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对话和辩论当中。对他们这种公然反抗的惩罚，就是在中国范围内全面禁止发行他们的作品，以致这些人已经被遗忘：中国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高行健是谁。最重要的是—也是明显最有争议的是—无可否认，2012年的中国早已不是1972年的中国，也不是1992年的中国。在2012年的中国，不公开批评政府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它。在流亡异见人士和不折不扣的政府勾结者之间，还有着一系列的道德立场可以选择。
到目前为止，关于莫言本应该写什么样的小说，本可以写什么样的小说的言论已经很多，而我却更想讨论一下他实际上已经写出来的作品，讨论一下为什么瑞典文学院觉得他的作品值得认可。2012年年末的时候，美国出了他的两部作品：海鸥出版社（Seagull Press）出版的《四十一炮》（英文版名称Pow！）和奥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发行的《檀香刑》（英文版名称Sandalwood Death）。两部作品都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爆料一下：葛浩文是本杂志的特约编辑]。很少有译者能够像葛浩文一样在翻译某一种语言的现代文学上享有盟主地位，也鲜有人比他更能将这盟主地位坐得无人争议。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所有作品，并且倾向于减少其讲故事般的市井语言，降低众声喧哗的复杂性，这可能也是孙笑冬等人觉得翻译比原著“更好”的原因。 《四十一炮》（最近节选发表在《纽约客》上）是一本很不同寻常的小说，其赠阅本上面的宣传语都将其描述为“稀奇古怪”（bizarre）。一座废弃小庙里供奉着阳物形状的马神，一个大和尚（或者说雕塑一般的和尚）在庙里听着罗小通，一个小和尚（或者说一个疯子）胡乱地回忆着他在“屠宰专业村”的童年。村里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屠夫，在他们的猪肉里注射福尔马林。小和尚的爸爸为了一个叫“野骡子”的女人抛妻弃子，但最后又带着野骡子的女儿回到了村里，小和尚的家人也在挣扎中接受了他们。小的时候，罗小通是个猪肉神童，天生有着跟猪肉沟通的能力，并能吃下无数的猪肉。他的天赋帮助他在村子新兴的猪肉加工工厂里独占鳌头，但最后他的生活却陷入一片暴力和性丑闻的混乱当中。该小说是一场最名副其实的狂欢：一场对性和肉冲动而偏执的无尽渴求。如果说这部作品当中的绑架猫和说话的肉的场面代表了共产党的路线，那么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文化革命”到现在，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模样。
另一部小说，《檀香刑》则更加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小说显然改编自一部山东当地的戏剧，当中的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即1899-1901年间暴力反帝的秘密社团发起的运动期间。小说讲述了斩首老戏子孙丙的血腥场景及其背后复杂的人际关系。孙丙带着爱国反帝的愤怒、被谋害的家人带来的巨大悲痛以及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成为一个光荣的牺牲者的愿望加入了义和团。他的女儿，孙媚娘，在作为女儿营救父亲的责任和对父亲为了戏台抛弃自己的憎恨中受尽煎熬。她的情人钱丁，一个正直的县太爷，必须在自己的义务间做出平衡：他对当时的帝国政府有义务，必须将孙丙斩首，也对他管辖内受苦受难的民众和孙媚娘有义务。这些人物挣扎在一个他们没得选的世界里，只能充分利用可供选择的一切；他们生活在道德的外表和道德的行为之间的紧张拉锯中。
《四十一炮》中罗小通也说过：
“在狗群里，如果你施舍怜悯，那么，你就会被狗吃掉。而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被狗吃掉，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轻如鸿毛。人的肉，在远古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可能，是绝对地要被豺狼虎豹吃掉的，但是现在，人的肉如果被豺狼虎豹吃掉，就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吃者与被吃者的关系。”
政府也受到了一些指责，虽然指责得并不直截了当。在《四十一炮》里，共产党当局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但显然他们纵容和鼓励了屠宰专业村的腐败行为。《檀香刑》当中的反派角色，晚清的保守派分子袁世凯，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象征：刚愎自用，极端残忍，只想着自保。这些作品批评了一个虚无的腐败政府，偶尔给小说中的人物刮来一阵腥风血雨的政府。这些批评可能没有迎合反莫言派理论家苛刻的意识形态标准，但有人读了莫言的作品，就贸然得出结论说他是非政治的或者更有甚者说他是政府的宣传武器：用另一个因为作品模糊性备受中伤的作家的话来说，这些评论家可真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就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而言，对于其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热情，我不敢苟同，我也不认为他是同辈作家中最出色的（我更欣赏余华和苏童）。然而也不得不承认他创作宗旨之美。面对中国民族均质化和全球资本主义化，他成功地以最精准的尺度捕捉到了一个小而独特的地方特有的民风民俗。面对一个完全操纵了历史的一党专政政府，莫言的作品保留了一条由个人从惨痛而可怕的过去当中开辟出的记忆之路。莫言真正的闪光点，是叙事和故事情节。正如他自己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所说，他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靠自己的直觉决定怎么去给故事做最好的铺垫，怎么省略一些情节，怎么从叙述的角度讲故事。
评论的第一段便提到莫言要跟家人吃饺子来庆祝，有些诙谐地应征了葛浩文在一次接受《洛杉矶书评》记者斯蒂芬·斯帕克斯采访时所说的，莫言开始职业作家生涯的初衷，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三顿都吃上饺子。莫言出生于1955年的山东省高密市，经历过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因此吃喝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酒国》这部小说。
至于作品的文学性，西方读者普遍高度赞扬其作品中多角度叙述的高超技巧以及其对声音的特殊描写。迪伦·苏尔称《檀香刑》是“众声喧哗”，肖纪薇也赞扬《檀香刑》是一部“精炼的叙事艺术之作”，其之所以成为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其作品“充盈着声音”，有“歌剧的独咏和合唱，人和动物发出的杂音，还有最余音绕梁的，饱受折磨的受害者的哭泣和呻吟”并高度评价其“大量的人物角度和表达”。乔纳森·斯托林在《为什么此书应该得奖》中开篇直截了当地指出《檀香刑》应该获奖就是因为其“复杂的声音形式”，并赞扬其“有力的叙事技巧令人咋舌”。
最后，莫言作品中的讽刺性也颇受西方读者喜爱。葛浩文在采访中称莫言的原文“幽默得多，尖锐得多”，肖纪薇在《残酷剧场》的最后一段也再次赞扬《檀香刑》“其引人入胜的故事细节和微妙的讽刺卓越非凡”。而伊莎贝尔评论《蛙》的最后认为莫言在作品的荒诞不经和讽喻上可以与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媲美。
笔者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到的几篇书评，除肖纪薇的《残酷剧场》以外，均为通过葛浩文英文译本对莫言作品做出的评论，而下一步，笔者将进一步研究英语读者对葛浩文译文优劣的评价并分析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中方言、特殊地方文化等中国文化元素时采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莫言.檀香刑[M].湖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2]莫言.四十一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莫言.酒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关键词】莫言 英译本 书评
从莫言2012年10月获诺贝尔奖到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对莫言获奖的争议就毋庸赘言了，而莫言研究也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网络上随便一搜就可以看到，除了各种选集、文集，还有访谈录、获奖感言深度解析，莫言作品的各种分析和研究，前几日还看到一本《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作为首位获此桂冠的土生土长中国作家，莫言及其作品都迎来了国内一片赞扬之声。同为乡土文学作家的余华评价莫言的作品时说“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说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台湾作家龙应台评论他说“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每回读莫言的小说，都会感叹，我不如他。”同样是台湾作家的骆以军也称莫言“是个天才。”
笔者不禁想到，国内虽然一片叫好之声，但获奖的毕竟是其英译文本，那英语读者对其作品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莫言的作品英译全部由葛浩文历时近20年时间翻译完成。葛浩文，英文原名Howard Goldblat，美国汉学家，被西方评论家称为“当代中文小说英译第一人”（《芝加哥读者报》），其译作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杨绛、冯骥才、王朔、刘震云等二十多位名家的五十多部作品。笔者摘取了几篇对莫言的英译文本的代表性书评，并翻译了其中一篇，向大家介绍英语世界读者对莫言的评价。主要的四篇评论分别是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的《评莫言<蛙>—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获奖作品》 、和费尔菲尔德大学副教授肖纪薇（Jiwei Xiao）的《残酷剧场：肖纪薇评莫言<檀香刑>》 、美国评论家迪伦·苏尔的《莫言<四十一炮><檀香刑>》 和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教授乔纳森·斯托林（Jonathan Stalling）的《莫言<檀香刑>英译文本—为什么此书应该得奖》。另外《洛杉矶书评》的记者斯蒂芬·斯帕克斯（Stephen Sparks）曾经对葛浩文就莫言及其作品做了一次采访，笔者也将引用采访的部分内容。下面是笔者译成中文的评论之一，《莫言<四十一炮><檀香刑>》。
这个年代，中国就是发生了什么好事，也没有一个人是乐意的。管谟业，笔名莫言，本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在获奖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开始精神不振的莫言宣布他要跟家人吃饺子来庆祝。后来央视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幸福，他闷闷地回答，“不知道。”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大张旗鼓地发起了一系列的专栏，博客及访谈，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莫言是中国政府的傀儡。杨君磊（英文名Jeffery Yang），入狱的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王小波的诗歌译者，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强烈谴责莫言与中国政府的勾结。林培瑞（音译，原名 Perry Link）在《纽约书评》对莫言的评论略微中立但也不见得仁慈，而孙笑冬（英文名Anna Sun）更是在《凯尼恩在线评论》上发表题为《莫言的病态语言》的文章，题目一针见血，内容就可想而知了。同为异见人士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音译，原名Herta Müller）称决定将该奖项颁发给莫言是一个“灾难”。还有廖亦武，一个流亡中的中国作家和直言不讳的政府评论家，称该决定是“一记耳光”。如此种种，使原本应该是后毛泽东时代丰富中国文学传统得到认可的时刻，湮没在一团全面低迷的指责和咒骂的乌云中。
由于各种争议紧紧围绕着莫言的个人政治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此次莫言获得了一个作家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甚至忘记他是写过东西的。
在这些高调的论断之下，要撇开莫言的政治立场，单独评论他的作品实在是不容易。被人们看成单纯的作家而不是一种政治符号似乎是西方作家才能享有的特权。应该承认的是，莫言的政治背景并不单一。诚然，他是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但中国哪一位职业作家又不是呢？又不是说中国政府给了作家们多大的发言权；正如异见知识分子冉云飞所说：“他们就是不停地给你发点工资，然后告诉你你就是该体制的一员了。”然而，莫言的确没有义务一定要当作协的副会长，更没有义务为审查制度辩护，甚至荒唐地声称“有很多的中国作家关在监狱里，这个我没听说过。”
反过来说，一些作家比如廖亦武和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做出了勇敢、高尚的抉择，公开地批评中国政府，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抉择导致他们无法再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对话和辩论当中。对他们这种公然反抗的惩罚，就是在中国范围内全面禁止发行他们的作品，以致这些人已经被遗忘：中国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高行健是谁。最重要的是—也是明显最有争议的是—无可否认，2012年的中国早已不是1972年的中国，也不是1992年的中国。在2012年的中国，不公开批评政府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它。在流亡异见人士和不折不扣的政府勾结者之间，还有着一系列的道德立场可以选择。
到目前为止，关于莫言本应该写什么样的小说，本可以写什么样的小说的言论已经很多，而我却更想讨论一下他实际上已经写出来的作品，讨论一下为什么瑞典文学院觉得他的作品值得认可。2012年年末的时候，美国出了他的两部作品：海鸥出版社（Seagull Press）出版的《四十一炮》（英文版名称Pow！）和奥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发行的《檀香刑》（英文版名称Sandalwood Death）。两部作品都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爆料一下：葛浩文是本杂志的特约编辑]。很少有译者能够像葛浩文一样在翻译某一种语言的现代文学上享有盟主地位，也鲜有人比他更能将这盟主地位坐得无人争议。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所有作品，并且倾向于减少其讲故事般的市井语言，降低众声喧哗的复杂性，这可能也是孙笑冬等人觉得翻译比原著“更好”的原因。 《四十一炮》（最近节选发表在《纽约客》上）是一本很不同寻常的小说，其赠阅本上面的宣传语都将其描述为“稀奇古怪”（bizarre）。一座废弃小庙里供奉着阳物形状的马神，一个大和尚（或者说雕塑一般的和尚）在庙里听着罗小通，一个小和尚（或者说一个疯子）胡乱地回忆着他在“屠宰专业村”的童年。村里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屠夫，在他们的猪肉里注射福尔马林。小和尚的爸爸为了一个叫“野骡子”的女人抛妻弃子，但最后又带着野骡子的女儿回到了村里，小和尚的家人也在挣扎中接受了他们。小的时候，罗小通是个猪肉神童，天生有着跟猪肉沟通的能力，并能吃下无数的猪肉。他的天赋帮助他在村子新兴的猪肉加工工厂里独占鳌头，但最后他的生活却陷入一片暴力和性丑闻的混乱当中。该小说是一场最名副其实的狂欢：一场对性和肉冲动而偏执的无尽渴求。如果说这部作品当中的绑架猫和说话的肉的场面代表了共产党的路线，那么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文化革命”到现在，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模样。
另一部小说，《檀香刑》则更加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小说显然改编自一部山东当地的戏剧，当中的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即1899-1901年间暴力反帝的秘密社团发起的运动期间。小说讲述了斩首老戏子孙丙的血腥场景及其背后复杂的人际关系。孙丙带着爱国反帝的愤怒、被谋害的家人带来的巨大悲痛以及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成为一个光荣的牺牲者的愿望加入了义和团。他的女儿，孙媚娘，在作为女儿营救父亲的责任和对父亲为了戏台抛弃自己的憎恨中受尽煎熬。她的情人钱丁，一个正直的县太爷，必须在自己的义务间做出平衡：他对当时的帝国政府有义务，必须将孙丙斩首，也对他管辖内受苦受难的民众和孙媚娘有义务。这些人物挣扎在一个他们没得选的世界里，只能充分利用可供选择的一切；他们生活在道德的外表和道德的行为之间的紧张拉锯中。
《四十一炮》中罗小通也说过：
“在狗群里，如果你施舍怜悯，那么，你就会被狗吃掉。而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被狗吃掉，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轻如鸿毛。人的肉，在远古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可能，是绝对地要被豺狼虎豹吃掉的，但是现在，人的肉如果被豺狼虎豹吃掉，就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吃者与被吃者的关系。”
政府也受到了一些指责，虽然指责得并不直截了当。在《四十一炮》里，共产党当局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但显然他们纵容和鼓励了屠宰专业村的腐败行为。《檀香刑》当中的反派角色，晚清的保守派分子袁世凯，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象征：刚愎自用，极端残忍，只想着自保。这些作品批评了一个虚无的腐败政府，偶尔给小说中的人物刮来一阵腥风血雨的政府。这些批评可能没有迎合反莫言派理论家苛刻的意识形态标准，但有人读了莫言的作品，就贸然得出结论说他是非政治的或者更有甚者说他是政府的宣传武器：用另一个因为作品模糊性备受中伤的作家的话来说，这些评论家可真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就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而言，对于其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热情，我不敢苟同，我也不认为他是同辈作家中最出色的（我更欣赏余华和苏童）。然而也不得不承认他创作宗旨之美。面对中国民族均质化和全球资本主义化，他成功地以最精准的尺度捕捉到了一个小而独特的地方特有的民风民俗。面对一个完全操纵了历史的一党专政政府，莫言的作品保留了一条由个人从惨痛而可怕的过去当中开辟出的记忆之路。莫言真正的闪光点，是叙事和故事情节。正如他自己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所说，他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靠自己的直觉决定怎么去给故事做最好的铺垫，怎么省略一些情节，怎么从叙述的角度讲故事。
评论的第一段便提到莫言要跟家人吃饺子来庆祝，有些诙谐地应征了葛浩文在一次接受《洛杉矶书评》记者斯蒂芬·斯帕克斯采访时所说的，莫言开始职业作家生涯的初衷，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三顿都吃上饺子。莫言出生于1955年的山东省高密市，经历过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因此吃喝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酒国》这部小说。
至于作品的文学性，西方读者普遍高度赞扬其作品中多角度叙述的高超技巧以及其对声音的特殊描写。迪伦·苏尔称《檀香刑》是“众声喧哗”，肖纪薇也赞扬《檀香刑》是一部“精炼的叙事艺术之作”，其之所以成为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其作品“充盈着声音”，有“歌剧的独咏和合唱，人和动物发出的杂音，还有最余音绕梁的，饱受折磨的受害者的哭泣和呻吟”并高度评价其“大量的人物角度和表达”。乔纳森·斯托林在《为什么此书应该得奖》中开篇直截了当地指出《檀香刑》应该获奖就是因为其“复杂的声音形式”，并赞扬其“有力的叙事技巧令人咋舌”。
最后，莫言作品中的讽刺性也颇受西方读者喜爱。葛浩文在采访中称莫言的原文“幽默得多，尖锐得多”，肖纪薇在《残酷剧场》的最后一段也再次赞扬《檀香刑》“其引人入胜的故事细节和微妙的讽刺卓越非凡”。而伊莎贝尔评论《蛙》的最后认为莫言在作品的荒诞不经和讽喻上可以与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媲美。
笔者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到的几篇书评，除肖纪薇的《残酷剧场》以外，均为通过葛浩文英文译本对莫言作品做出的评论，而下一步，笔者将进一步研究英语读者对葛浩文译文优劣的评价并分析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中方言、特殊地方文化等中国文化元素时采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莫言.檀香刑[M].湖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2]莫言.四十一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莫言.酒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