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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要想更好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要净化学校和社会的环境，创建一个安全有利的校园和社会秩序，这不能简单地依靠一个商品来完成。
最近几天，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电话响个不停，他们大多都是北京市小学生的家长们打来的，而致电的原因都是在咨询一个问题，即免费儿童定位手机。
1月7日，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红线基金宣布，他们将在北京免费发放2万台儿童定位手机，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直到手机发放完为止。家长申领此手机时，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并提供学生的学籍号。
随后，家长发现并不能真正地“免费”领取，家长必须承诺使用该手机两年，并缴纳两年的平台定位服务费和通讯服务费840元。但这依然引发了北京家长们的申领热潮。
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所发送的儿童定位手机，指的就是集手机服务与GPS定位功能于一体的手机，与市场上的其他手机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儿童定位手机的号码与手机是绑定的，同时与家长的手机号码绑定，机卡不能分离。其次，从外观上说，这款腕表式手机分蓝红两款，表盘左侧有4个数字键，用于一键拨通家长的手机号。当数字键输入要绑定的手机号码，两分钟后，该手机自动接收到了手持这台手机的儿童所在位置的信息。
再次，这个手机的所有功能只接受家长指定手机的设定，或者登录平台设定，家长们可以查询到孩子的行动轨迹，即时了解孩子们的位置。此外，儿童手机具备了区域报警功能，在儿童出了家长指定的活动范围后，儿童手机就会向家长发出短信提示，从而引起父母的关注。
正是由于儿童手机的这些“多”功能，使得家长们个个都趋之若鹜。据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统计，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受理了电话咨询4000余人次，网络登记申领3000余人次，前来申领的家长达到300余人，这个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谈起开展这个项目的初衷，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孙久宏告诉《北京科技报》，发放儿童手机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增加父母和孩子们之间的沟通，有了这个手机，家长们就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孩子的情况，成为搭建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的桥梁。
而对于定位手机的通讯费用，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于瑞苓解释说，这是服务费，每月35元，包括25元的通讯费和10元的平台定位费，“这是公益项目，手机是完全免费的，服务费也是和通讯公司协商后的最低价格。如果仅通过GPS进行定位，一般手机每个月就需要三四百元。”
究竟这个儿童定位手机是否能发挥家长们预期的目的，专家们也都各有所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社会科学部主任陆玉林教授表示，对于北京市的很多中小学校来说，他们对于学生使用手机都是有限制的，或者是不让学生们带手机。所以这个定位手机是否真能走进校园还是一个问题。
“从功能上来看，定位手机确实很方便，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一般情况下，小学生不像中学生有那么多的主动性，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家长、老师的监护下进行的，他们所去的地点也都很有限，如果孩子是正常的上学、放学回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和家长所进行的通话无非是，我准备回去了，我走到哪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定位手机只能起到方便联络的作用。可如果孩子们走出了家长们设定的活动范围，或是孩子们没有随身携带定位手机，那么利用定位手机还是无法找到孩子们的方位，这样定位手机本身就失去了定位的作用。”陆玉林说。
对于定位手机可以加强学生和家长之间联系的说法，陆玉林也表示怀疑，“家长和孩子们之间沟通联系的加强最主要的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依靠定位手机只能增加彼此间的联络次数，但未必就能起到真正的沟通作用。”陆玉林说。
另外，陆玉林认为，家长们拿到手机以后，还要另付两年的通话费用，这像是“买话费，赠手机”的商业活动，而非公益活动。
“利用定位手机的方式来加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尝试，究竟是否有效还要看将来的使用结果。”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尹文刚说，“它就像是聊天室一样，确实可以增进家长对孩子的了解，这是它的积极影响，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使用这种定位手机的家长都想要过度地关注孩子，可其实过分的关注反倒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尹文刚还认为，发放定位手机，体现了当前我国家庭教育的一个误区，我们的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儿童的心理，不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利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去干涉孩子的一举一动，这样反而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并且有了这个手机，可能还会使孩子多了一件攀比的物品，对孩子的成长未必是件好事。
对于父母来说，自然灾害以及校园的意外事故等都是威胁孩子们安全的重大隐患，所以他们想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动向。2005年，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中心校发生拥挤踩踏事故，造成了7名小学生死亡，37名小学生受伤。考虑到这个问题，定位手机除了起到沟通的作用，它的另外一项功能就是保护学生们的安全，随时告诉父母们孩子的位置。
对于定位手机所发挥的安全作用，孙久宏表示，人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定位手机，就大大地放心孩子的安全，这只是一种辅助作用。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看来，这种向北京市儿童发放定位手机的行为更像是在向学生们推销配备的商业产品。“家长们没有必要积极申购。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要想更好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要净化学校和社会的环境，创建一个安全有利的校园和社会秩序，这不能简单地依靠一个商品来完成，这样的活动更像是市场运作，提供高科技的产品，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商家的营销策略。”陆益龙说。
其实，在保护儿童的安全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比如日本大阪市山口县警察署在县内利用街边的店铺，设置了1万多处“儿童报警110联络处”，使儿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进到店内寻求庇护并拨打报警电话。
此外，在学校、幼儿园等少年儿童集中的地方，挂牌设置“警察看护所”，禁止校外人员进入校园，让学生携带防暴报警器，在校内安装监视仪器，向学校派遣警备人员，让孩子集体上下学等措施在日本也较为常见。美国则是在校门口安装探测仪来杜绝危险品。
“一棵树苗要想长成参天大树，这与滋养它的土壤和环境密不可分，保护孩子也是这样，政府要做的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使他们健康地成长，比如孩子们出行的交通工具要安全便利，例如校车。另外学校周边禁止到处乱停车以及不法商贩的流窜等，这些都是保护孩子应该要做的事，并且还要对孩子进行适时的引导，教会他们懂得分辨事情的好坏，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地保护孩子，而仅靠推出具有定位系统的儿童手机，是没有必要的，它所能发挥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陆益龙说。
最近几天，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电话响个不停，他们大多都是北京市小学生的家长们打来的，而致电的原因都是在咨询一个问题，即免费儿童定位手机。
1月7日，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红线基金宣布，他们将在北京免费发放2万台儿童定位手机，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直到手机发放完为止。家长申领此手机时，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并提供学生的学籍号。
随后，家长发现并不能真正地“免费”领取，家长必须承诺使用该手机两年，并缴纳两年的平台定位服务费和通讯服务费840元。但这依然引发了北京家长们的申领热潮。
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所发送的儿童定位手机，指的就是集手机服务与GPS定位功能于一体的手机，与市场上的其他手机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儿童定位手机的号码与手机是绑定的，同时与家长的手机号码绑定，机卡不能分离。其次，从外观上说，这款腕表式手机分蓝红两款，表盘左侧有4个数字键，用于一键拨通家长的手机号。当数字键输入要绑定的手机号码，两分钟后，该手机自动接收到了手持这台手机的儿童所在位置的信息。
再次，这个手机的所有功能只接受家长指定手机的设定，或者登录平台设定，家长们可以查询到孩子的行动轨迹，即时了解孩子们的位置。此外，儿童手机具备了区域报警功能，在儿童出了家长指定的活动范围后，儿童手机就会向家长发出短信提示，从而引起父母的关注。
正是由于儿童手机的这些“多”功能，使得家长们个个都趋之若鹜。据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统计，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受理了电话咨询4000余人次，网络登记申领3000余人次，前来申领的家长达到300余人，这个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谈起开展这个项目的初衷，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孙久宏告诉《北京科技报》，发放儿童手机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增加父母和孩子们之间的沟通，有了这个手机，家长们就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孩子的情况，成为搭建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的桥梁。
而对于定位手机的通讯费用，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于瑞苓解释说，这是服务费，每月35元，包括25元的通讯费和10元的平台定位费，“这是公益项目，手机是完全免费的，服务费也是和通讯公司协商后的最低价格。如果仅通过GPS进行定位，一般手机每个月就需要三四百元。”
究竟这个儿童定位手机是否能发挥家长们预期的目的，专家们也都各有所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社会科学部主任陆玉林教授表示，对于北京市的很多中小学校来说，他们对于学生使用手机都是有限制的，或者是不让学生们带手机。所以这个定位手机是否真能走进校园还是一个问题。
“从功能上来看，定位手机确实很方便，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一般情况下，小学生不像中学生有那么多的主动性，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家长、老师的监护下进行的，他们所去的地点也都很有限，如果孩子是正常的上学、放学回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和家长所进行的通话无非是，我准备回去了，我走到哪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定位手机只能起到方便联络的作用。可如果孩子们走出了家长们设定的活动范围，或是孩子们没有随身携带定位手机，那么利用定位手机还是无法找到孩子们的方位，这样定位手机本身就失去了定位的作用。”陆玉林说。
对于定位手机可以加强学生和家长之间联系的说法，陆玉林也表示怀疑，“家长和孩子们之间沟通联系的加强最主要的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依靠定位手机只能增加彼此间的联络次数，但未必就能起到真正的沟通作用。”陆玉林说。
另外，陆玉林认为，家长们拿到手机以后，还要另付两年的通话费用，这像是“买话费，赠手机”的商业活动，而非公益活动。
“利用定位手机的方式来加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尝试，究竟是否有效还要看将来的使用结果。”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尹文刚说，“它就像是聊天室一样，确实可以增进家长对孩子的了解，这是它的积极影响，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使用这种定位手机的家长都想要过度地关注孩子，可其实过分的关注反倒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尹文刚还认为，发放定位手机，体现了当前我国家庭教育的一个误区，我们的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儿童的心理，不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利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去干涉孩子的一举一动，这样反而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并且有了这个手机，可能还会使孩子多了一件攀比的物品，对孩子的成长未必是件好事。
对于父母来说，自然灾害以及校园的意外事故等都是威胁孩子们安全的重大隐患，所以他们想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动向。2005年，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中心校发生拥挤踩踏事故，造成了7名小学生死亡，37名小学生受伤。考虑到这个问题，定位手机除了起到沟通的作用，它的另外一项功能就是保护学生们的安全，随时告诉父母们孩子的位置。
对于定位手机所发挥的安全作用，孙久宏表示，人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定位手机，就大大地放心孩子的安全，这只是一种辅助作用。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看来，这种向北京市儿童发放定位手机的行为更像是在向学生们推销配备的商业产品。“家长们没有必要积极申购。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要想更好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要净化学校和社会的环境，创建一个安全有利的校园和社会秩序，这不能简单地依靠一个商品来完成，这样的活动更像是市场运作，提供高科技的产品，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商家的营销策略。”陆益龙说。
其实，在保护儿童的安全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比如日本大阪市山口县警察署在县内利用街边的店铺，设置了1万多处“儿童报警110联络处”，使儿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进到店内寻求庇护并拨打报警电话。
此外，在学校、幼儿园等少年儿童集中的地方，挂牌设置“警察看护所”，禁止校外人员进入校园，让学生携带防暴报警器，在校内安装监视仪器，向学校派遣警备人员，让孩子集体上下学等措施在日本也较为常见。美国则是在校门口安装探测仪来杜绝危险品。
“一棵树苗要想长成参天大树，这与滋养它的土壤和环境密不可分，保护孩子也是这样，政府要做的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使他们健康地成长，比如孩子们出行的交通工具要安全便利，例如校车。另外学校周边禁止到处乱停车以及不法商贩的流窜等，这些都是保护孩子应该要做的事，并且还要对孩子进行适时的引导，教会他们懂得分辨事情的好坏，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地保护孩子，而仅靠推出具有定位系统的儿童手机，是没有必要的，它所能发挥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陆益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