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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大学》为本，从考察文本和诠释经典的角度，重新诠释《大学》主旨。并以朱熹和王阳明这两大主要理学大家在不同时期对“大学之道”的解释，讨论拓展主旨的影响和重要性，总结《大学》所代表的儒学变迁，以期凸显和探究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致良知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在中唐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成为“四书”之首。而最关键在于，《大学》所提倡的“大学之道”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中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中，它最终落实为一种“悟”的体验，或者说是一种境界的达到。它要求通过格物致知、正心修身来完善人的道德修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推动社会前进，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那么，“大学之道”的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称：“大学为‘大人之学’”，意即使人道德完善之学，也就是“使人道德完善”的规律和道理。《大学》明确地指出，要使人成为道德完善的人，首先要“明明德”，即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成为道德完善的人。除此之外《大学》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仅仅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还不够，还要“亲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最终达到“止于至善”尽善尽美。所以《大学》所著意图就在于“论述从天子到庶人如何明德知礼，修己治人，最后使整个社会达到礼治的状态。换言之，礼既是君子修身的手段和要求，又是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和依据。因此，《大学》的本旨就是从个体修身的角度，泛论礼的功用、价值和目标”，它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建立礼治社会的政治理想。
从古至今“大学之道”历久弥新，古代众多学者对《大学》的延承与拓展，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改造和诠释。
围绕“致知在格物”这个主题，朱熹对《大学》的主旨做出了别开生面、独具新意的诠释与发挥。他认为《大学》的核心在于“格物致知”，所以依此为宗旨在改造的《大学》中特别补充了原本所缺的“格物”、“致知”。按照原本《大学》之意，“致知在格物”并无特别深奥的认识论涵义，只是单纯属于道德修养论的范畴。通俗一点讲，其意义为个体要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在道德实践中对客观外物的影响，同时也要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对此李方泽教授的解释是：“前一个过程即‘致知’，后一个过程即‘格物’、‘格物致知’的对象是封建伦常关系。但是，朱熹经过《补传》，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认为‘格物’的目的在于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样，“格物致知”就成为一个涉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论命题。”可见，朱熹的这番改造使得格物致知成为了一个新命题新观点，不但原创性地赋予了原本《大学》新的涵义，更为传统儒学探讨自然界和把握具体自然事物之理开启了崭新的话题，使得传统的道德说教获得了形而上的论述。
如果说朱熹侧重于理论，王阳明则更偏重于实际。王阳明在创立心学之初到逐步成熟的哲学体系过程中，大学思想经历前后期的演变改造，最终形成了一条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致良知”说的发展轨迹。
不可否认，王阳明的解读，是在与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再三冲击和对抗中，对大学之道的大胆探索。其前期的“大学之道观”的本质是“存天理、灭人欲”，这源于他从“心即理”的心學角度出发，认为“意”是个体的道德本体，并将其视为《大学》之首要，改变了朱熹以格物为首要的看法和修身路线。在此基础上还扬长避短吸取了朱熹及前辈理学家的诠释，特别强调“诚意”与“格物”合而为一，缺一不可，令大学之道观走向完善。后期“致良知”的提出，可谓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这是他融合《孟子》与《大学》得出的最新领悟。可以看出，后期的诠释有很大改变和延伸，完全抛开了程朱理学对他的束缚，形成了以“致知”为主体的观念：原来的“意”有善有恶，而良知则具备判断善恶的先天能力，“格物”则成为了服务“致知”的手段和途径。从而王阳明心中的大学之道具有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宏观视野，具体显现在明德与亲民一体性、《大学》工夫条理一体性、天地万物一体性当中，达到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因此，从“天理”主宰万物走向“良知”，尊重个体，追求人人平等的新观念，无疑是《大学》在王阳明的诠释中最为重要的价值。
由上观之，《大学》文本越来越充实的理论内涵，结合历来理学家们的解释，应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一个是，因应着《大学》已经开出的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化与知识化的理论，进一步赋予其主要概念与命题及形式与知识的意义；另一个是，直接契入《大学》所确认的思想信仰，借个人的践行与体验形成这种信仰。这两种方向的结合以及交互为用，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对《大学》所承载的对“道”的把握。”
参考文献：
[1] 李方泽.《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J].合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0（2）.
[2] 曾军雄.《〈大学〉“道”论及其对儒者价值的承载——在理学范围内以主要思想家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07，6.
[3] 孟子等著.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作者简介：
阮志芳，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工商学院。
关键词：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致良知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在中唐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成为“四书”之首。而最关键在于，《大学》所提倡的“大学之道”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中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中，它最终落实为一种“悟”的体验，或者说是一种境界的达到。它要求通过格物致知、正心修身来完善人的道德修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推动社会前进，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那么，“大学之道”的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称：“大学为‘大人之学’”，意即使人道德完善之学，也就是“使人道德完善”的规律和道理。《大学》明确地指出，要使人成为道德完善的人，首先要“明明德”，即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成为道德完善的人。除此之外《大学》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仅仅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还不够，还要“亲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最终达到“止于至善”尽善尽美。所以《大学》所著意图就在于“论述从天子到庶人如何明德知礼，修己治人，最后使整个社会达到礼治的状态。换言之，礼既是君子修身的手段和要求，又是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和依据。因此，《大学》的本旨就是从个体修身的角度，泛论礼的功用、价值和目标”，它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建立礼治社会的政治理想。
从古至今“大学之道”历久弥新，古代众多学者对《大学》的延承与拓展，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改造和诠释。
围绕“致知在格物”这个主题，朱熹对《大学》的主旨做出了别开生面、独具新意的诠释与发挥。他认为《大学》的核心在于“格物致知”，所以依此为宗旨在改造的《大学》中特别补充了原本所缺的“格物”、“致知”。按照原本《大学》之意，“致知在格物”并无特别深奥的认识论涵义，只是单纯属于道德修养论的范畴。通俗一点讲，其意义为个体要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在道德实践中对客观外物的影响，同时也要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对此李方泽教授的解释是：“前一个过程即‘致知’，后一个过程即‘格物’、‘格物致知’的对象是封建伦常关系。但是，朱熹经过《补传》，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认为‘格物’的目的在于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样，“格物致知”就成为一个涉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论命题。”可见，朱熹的这番改造使得格物致知成为了一个新命题新观点，不但原创性地赋予了原本《大学》新的涵义，更为传统儒学探讨自然界和把握具体自然事物之理开启了崭新的话题，使得传统的道德说教获得了形而上的论述。
如果说朱熹侧重于理论，王阳明则更偏重于实际。王阳明在创立心学之初到逐步成熟的哲学体系过程中，大学思想经历前后期的演变改造，最终形成了一条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致良知”说的发展轨迹。
不可否认，王阳明的解读，是在与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再三冲击和对抗中，对大学之道的大胆探索。其前期的“大学之道观”的本质是“存天理、灭人欲”，这源于他从“心即理”的心學角度出发，认为“意”是个体的道德本体，并将其视为《大学》之首要，改变了朱熹以格物为首要的看法和修身路线。在此基础上还扬长避短吸取了朱熹及前辈理学家的诠释，特别强调“诚意”与“格物”合而为一，缺一不可，令大学之道观走向完善。后期“致良知”的提出，可谓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这是他融合《孟子》与《大学》得出的最新领悟。可以看出，后期的诠释有很大改变和延伸，完全抛开了程朱理学对他的束缚，形成了以“致知”为主体的观念：原来的“意”有善有恶，而良知则具备判断善恶的先天能力，“格物”则成为了服务“致知”的手段和途径。从而王阳明心中的大学之道具有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宏观视野，具体显现在明德与亲民一体性、《大学》工夫条理一体性、天地万物一体性当中，达到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因此，从“天理”主宰万物走向“良知”，尊重个体，追求人人平等的新观念，无疑是《大学》在王阳明的诠释中最为重要的价值。
由上观之，《大学》文本越来越充实的理论内涵，结合历来理学家们的解释，应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一个是，因应着《大学》已经开出的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化与知识化的理论，进一步赋予其主要概念与命题及形式与知识的意义；另一个是，直接契入《大学》所确认的思想信仰，借个人的践行与体验形成这种信仰。这两种方向的结合以及交互为用，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对《大学》所承载的对“道”的把握。”
参考文献：
[1] 李方泽.《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J].合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0（2）.
[2] 曾军雄.《〈大学〉“道”论及其对儒者价值的承载——在理学范围内以主要思想家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07，6.
[3] 孟子等著.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作者简介：
阮志芳，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