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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外,中国钢铁企业海外寻矿的脚步遍布全球。伊朗、伊拉克、非洲,包括外蒙古,都曾经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基地”。然而,不得不令人费解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在与高度垄断性的三大铁矿石巨头连续4年的谈判中屡遭失败,这不仅使中国钢铁业体会了尴尬与无奈,也留下了更多的经验与教训。
惨痛的回忆,始于2005年。
2005年,战争拉开序幕,中方不得不接受铁矿石进口涨价71.5%的事实。
2006年,耗时8个月的持久战,谈判结果是价格上涨19%。
2007年,被普遍视为历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铁矿石谈判,1个多月速战速决,在2006年的基础上上涨9.5%。这是外方叫涨幅度最小的一次。
2008年,打破传统谈判规则,铁矿石价格在2007年基础上再次上涨。
2009年,谈判正在继续……
两种价格 宝钢软肋
除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外,中国钢铁企业海外寻矿的脚步遍布全球。伊朗、伊拉克、非洲各国,包括外蒙古,都曾经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基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在与高度垄断性的三大铁矿石巨头连续4年的谈判中屡遭失败,这不仅使中国钢铁业体会了尴尬与无奈,也留下了更多的经验与教训。
从常识看,第一大买主中止长期合同,矿业巨头将被逼至“墙角”。日本就曾以此手段迫使对手“服软”,可惜这一招在中国失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林跃勤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分析:“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不高,在对外铁矿石谈判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口径,削弱了自身话语权。由于中国拥有进出口资质的企业较多,在历次谈判中规模优势难以转化为议价优势。”
例如,在2006年的铁矿石谈判中,国内一些小钢铁企业、进口贸易企业在谈判期间向三大铁矿石供应商“暗送秋波”,并私下达成协议,使国内铁矿石进口量同比陡增1100万吨,造成虚假的旺盛需求,导致对方借势提出涨价要求。
对此种说法,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小钢铁厂其实很惨,国内市场贸易体系不规范,个别企业和个别贸易商进口铁矿石后在国内市场转手高价倒卖,形成了一种进口铁矿石、国内市场两种价格的局面,价格差在十美元以上。这种不规范的现象给谈判的供方以口实,声称铁矿石实际的价格在中国没有体现,结果导致小钢厂进口的矿石价格比宝钢卖的还要低。这也是小钢厂海外‘单谈’的原因。”
袁钢明表示,目前由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企业对外谈判,但是宝钢是一个计划经济企业,他并不代表所有的钢铁企业。况且,宝钢的建设依赖澳大利亚铁矿石,这是宝钢谈判的软肋。中国价格实际上就是宝钢价格,所以应该考虑宝钢是否适合铁矿石的谈判。
谈判缺陷 丧失机会
中国钢铁协会会长罗冰生说:“谈判的过程其实也暴露了中国钢铁行业的一些问题。”中国进口铁矿石的贸易体系不规范,进口铁矿石的企业多而分散。特别是在价格谈判的紧要时期,国内1~4月份进口铁矿石往往超过实际需要,造成市场需求的虚假旺盛。由于铁矿石价格最终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因此,这种虚假的旺盛需求态势对中方很不利。
同时,历次的谈判暴露出中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上的一些缺陷。林跃勤分析:“首先,谈判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各项措施之间缺乏协调甚至自相矛盾,导致谈判筹码丧失;其次,中国对全球供需形势的演化趋势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判断力,存在盲目压价并丧失达成优惠交易良好时机的情况。”
“再次,中国想成为全球定价权的主导者,却缺乏协调全球需求联盟的能力。尽管日本等一些国际上的大型钢铁企业受铁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但是中国应该寻求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进行联盟、加强谈判合作,如果保持各自为战的态度,很难在与老谋深算的供给联盟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林跃勤说。
由此可见,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获取主导地位显然非朝夕之功。
“话语权”缺失
资源定价权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各国对于资源定价权的争夺也将更趋于白热化。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于有定价权的资源的资本控制,并且拓展对其他资源的占有和定价权利。中国一直希望谈判双方建立一个能够体现供需双方长远利益的公平合理的价格机制,而非简单的现货供求。但是最后的进口价格却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这也反映出中国的钢铁产业远景并未得到外方认同。
与此同时,“话语权”的缺失是导致谈判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何增加中国钢铁企业的“话语权”乃至“定价权”是关键。林跃勤说:“既要解决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同时也要通过收购、控股等办法获取国外的铁矿资源,以改变我国在铁矿石定价权方面的不利地位。”
2009年的谈判进行当中。日本和国际上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在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那里都有相当的股份,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和回落对这些企业影响不大,这就使中国钢铁企业在2009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再次面临“单打独斗”。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2009年的经济和钢材市场形势有所变动,比如钢材需求大户日本丰田汽车等正面临严重亏损。所以在这次全球钢材市场价格几乎跌入低谷的时候,包括新日铁在内的许多国际大钢铁企业都要求铁矿石协议价格大幅降下来。中国钢铁企业需要加强同国际钢铁企业及铁矿石供应商的协调,使铁矿石价格谈判早日取得结果。”林跃勤说。
惨痛的回忆,始于2005年。
2005年,战争拉开序幕,中方不得不接受铁矿石进口涨价71.5%的事实。
2006年,耗时8个月的持久战,谈判结果是价格上涨19%。
2007年,被普遍视为历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铁矿石谈判,1个多月速战速决,在2006年的基础上上涨9.5%。这是外方叫涨幅度最小的一次。
2008年,打破传统谈判规则,铁矿石价格在2007年基础上再次上涨。
2009年,谈判正在继续……
两种价格 宝钢软肋
除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外,中国钢铁企业海外寻矿的脚步遍布全球。伊朗、伊拉克、非洲各国,包括外蒙古,都曾经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基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在与高度垄断性的三大铁矿石巨头连续4年的谈判中屡遭失败,这不仅使中国钢铁业体会了尴尬与无奈,也留下了更多的经验与教训。
从常识看,第一大买主中止长期合同,矿业巨头将被逼至“墙角”。日本就曾以此手段迫使对手“服软”,可惜这一招在中国失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林跃勤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分析:“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不高,在对外铁矿石谈判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口径,削弱了自身话语权。由于中国拥有进出口资质的企业较多,在历次谈判中规模优势难以转化为议价优势。”
例如,在2006年的铁矿石谈判中,国内一些小钢铁企业、进口贸易企业在谈判期间向三大铁矿石供应商“暗送秋波”,并私下达成协议,使国内铁矿石进口量同比陡增1100万吨,造成虚假的旺盛需求,导致对方借势提出涨价要求。
对此种说法,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小钢铁厂其实很惨,国内市场贸易体系不规范,个别企业和个别贸易商进口铁矿石后在国内市场转手高价倒卖,形成了一种进口铁矿石、国内市场两种价格的局面,价格差在十美元以上。这种不规范的现象给谈判的供方以口实,声称铁矿石实际的价格在中国没有体现,结果导致小钢厂进口的矿石价格比宝钢卖的还要低。这也是小钢厂海外‘单谈’的原因。”
袁钢明表示,目前由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企业对外谈判,但是宝钢是一个计划经济企业,他并不代表所有的钢铁企业。况且,宝钢的建设依赖澳大利亚铁矿石,这是宝钢谈判的软肋。中国价格实际上就是宝钢价格,所以应该考虑宝钢是否适合铁矿石的谈判。
谈判缺陷 丧失机会
中国钢铁协会会长罗冰生说:“谈判的过程其实也暴露了中国钢铁行业的一些问题。”中国进口铁矿石的贸易体系不规范,进口铁矿石的企业多而分散。特别是在价格谈判的紧要时期,国内1~4月份进口铁矿石往往超过实际需要,造成市场需求的虚假旺盛。由于铁矿石价格最终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因此,这种虚假的旺盛需求态势对中方很不利。
同时,历次的谈判暴露出中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上的一些缺陷。林跃勤分析:“首先,谈判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各项措施之间缺乏协调甚至自相矛盾,导致谈判筹码丧失;其次,中国对全球供需形势的演化趋势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判断力,存在盲目压价并丧失达成优惠交易良好时机的情况。”
“再次,中国想成为全球定价权的主导者,却缺乏协调全球需求联盟的能力。尽管日本等一些国际上的大型钢铁企业受铁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但是中国应该寻求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进行联盟、加强谈判合作,如果保持各自为战的态度,很难在与老谋深算的供给联盟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林跃勤说。
由此可见,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获取主导地位显然非朝夕之功。
“话语权”缺失
资源定价权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各国对于资源定价权的争夺也将更趋于白热化。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于有定价权的资源的资本控制,并且拓展对其他资源的占有和定价权利。中国一直希望谈判双方建立一个能够体现供需双方长远利益的公平合理的价格机制,而非简单的现货供求。但是最后的进口价格却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这也反映出中国的钢铁产业远景并未得到外方认同。
与此同时,“话语权”的缺失是导致谈判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何增加中国钢铁企业的“话语权”乃至“定价权”是关键。林跃勤说:“既要解决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同时也要通过收购、控股等办法获取国外的铁矿资源,以改变我国在铁矿石定价权方面的不利地位。”
2009年的谈判进行当中。日本和国际上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在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那里都有相当的股份,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和回落对这些企业影响不大,这就使中国钢铁企业在2009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再次面临“单打独斗”。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2009年的经济和钢材市场形势有所变动,比如钢材需求大户日本丰田汽车等正面临严重亏损。所以在这次全球钢材市场价格几乎跌入低谷的时候,包括新日铁在内的许多国际大钢铁企业都要求铁矿石协议价格大幅降下来。中国钢铁企业需要加强同国际钢铁企业及铁矿石供应商的协调,使铁矿石价格谈判早日取得结果。”林跃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