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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不是个学霸，学习对我而言太过吃力。
1980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距离满五周岁还有两个月。周围的同学都比我年长，最小的也要大我一岁，有些人甚至要大我三四岁。当时，我每天努力不让自己尿在身上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何谈学习和竞争！
入学测试倒是很顺利，因为我识字，而且不少。但上学第一天是学拼音，我认识的那些字全无用武之地。到今天我都还记得，第一天的课程是学习六个韵母：a、o、e、i、u、ü，学完了中午放学之前要随堂测验，证明自己能够背下来。
那是在1980年，在我之前的日常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拼音这种东西存在。我母亲当时查字典，不用拼音而是用四角号码；我父亲不是汉族人，对汉字发音完全没有信心，他是用偏旁部首。我只是一个四岁多的小朋友，面对天书一样的六个拼音符号，单是记住它们的发音就用掉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想我用笔把它们给画出来？凭什么u的脑袋上多了两个点，发音就变了？为什么就它一个加点，别的都不加？究竟还有没有规矩？
随堂测试不及格，一个“笨”字徐徐落在我脑门上。
现在，小朋友的教材，每个字母都配了图。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字母e旁还费心费力地画着一只鹅，把鹅的身体盘成e状，脖颈朝身体背转过去一圈再伸向前去。我那时的教材上什么都没有，翻过《春天来了》的那一页，后面就是六个又粗又黑又硬的字母，让你直接开始背。
我上的是部队子弟小学。由于是军事基地，不对外开放，许多随军家属需要在基地里找工作。没有文化的就去做体力工作，有点文化的就编入小学，成为教师。我的班主任董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一个短发圆脸的中年北方女人，脸上有两道浓眉，眉下目光如刀，颧骨一左一右两团红晕，看起来就像是个白皮肤的藏族牧羊女。很久之后回想，她应该是河北或山东一带的人，来到云南日久，于是脸上有了高原红。
董老师阴沉，不喜欢说话，每次从门口走进教室，庞大的身躯飞速移过来，前面几排座位就会立即陷入她的阴影之中。她教育我们的方式主要靠工具，也就是教鞭。到了这几年，教鞭的主要用途才改为在黑板上指点。但在当年，教鞭都是用来鞭笞学生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根成人一肘长的竹枝，小拇指粗细。因为长期攥在手里，也因为不断抽打在学生满是冷汗的背脊上，它变成了金黄色，甚至有些晶莹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根打到有“包浆”的竹教鞭。
那根教鞭无声无息地挑起，董老师猛地一抖手腕，竹梢撕裂空气，发出令人窒息的“咻咻”声。有时候阳光从窗外侧着照进来，能看见董老师手里挥舞出了一个金黄色的扇形，扇形的边缘落在某个倒霉蛋的白衬衣上，就会猛然停止，重新恢复成一根竹子。但与此同时，白衬衣上会出现一条鞭痕，两边的布料因为空气急速向外流动而形成两道隆起。如果离得足够近，还可以在阳光里看到无数细小的皮屑和灰尘在疯狂飞舞。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不尿在自己裤子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你不明白一件事：从第一天上学开始，董老师就不喜欢我。
对于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而言，班主任老师喜欢什么学生、不喜欢什么学生，是一望便知的事情。这一点不因为年岁小就有什么不同，反而由于幼小的缘故，对于人情冷暖的感知会更加强烈。即便一株小草，也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为它没有太多与之对抗的能力，它想要全力活下去。
事情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也许我早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上学太早，跟不上进度；老师严苛，对我有偏见。这些都是很好的自我开脱的理由。曾经我的一位朋友就以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子作为理由，过上了几十年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切失败，一切放弃，一切不如意，都是因為那一针，而自己所得到的任何一丁点东西，都是和那一针抗争的伟大成果。
第二年的某一天，记得是个什么节日，有人送了父亲一袋香蕉。那时候，我们有许多水果罐头可以吃，但是新鲜水果除了小苹果就只有火把梨。想要改换口味的话，就只能走进山里自己去找覆盆子和各种浆果。香蕉是个稀罕物，每次得到一点点，要用塑料袋封起来，放入电石催熟。那次是整整一袋，而且已经完全成熟，金黄灿烂的，格外诱人。
父亲在晚饭后带上眼巴巴的我，径直穿过门口的碎石场，爬到对面半山腰上的一间孤零零的小砖屋。敲开门，出来的人和我打了个照面，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董老师好！”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站在门口，和董老师聊了好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董老师脸上有笑容，她收下香蕉，还走到我近前，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称赞我是个“聪明孩子”。
从此，我在学校的生活就改变了。过去，我在董老师的视野之外，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在，董老师愿意在我身上多花一点时间，碰到难题愿意多讲解两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能在她那里获得肯定。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学习成绩慢慢跟了上来，并且一点点赶到了前面。虽然教材和过去一样难懂，我依然需要背诵许多难以记忆的内容，要理解竖式、借位、进位这些莫名其妙的概念，依然要花费比同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最终我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因为在学校里，在董老师那里，我总能获得支持和鼓励。
小学二年级，我是班上第二名，三好学生，并且被任命为班长。整个二年级，我脑门上只挨过董老师一记教鞭。
一直到大学之前，我都在和比我年纪更大、体力更强、发育更早的孩子竞争。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几十人轻松超越。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周围深绿色的一片。水线压过胸口，让人呼吸艰难、肺泡燃烧，需要拼尽全力不断踩水，才能让上半身浮出水面，拥有片刻轻松，然后再次落入水中，继续踩水。但好在我有小学时候的经验，对自己有一种天真的自信，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能找到方法，慢慢赶超过去。无非是慢一点，无非是后来没有人再会轻易给予赞扬和鼓励。
这样的我，和另外一种可能的我之间，只有一袋香蕉的距离。
在许多年里，每次回想起这袋香蕉，我都会面皮发烧。觉得如果不是它的缘故，我不可能从董老师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关照，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肯定和鼓励。总之，我在小学得到的胜利不是那么的纯粹，不完全是因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进一步想一想，这也就是说，我的命运操控在别人手里，并非我自己所能决定。其荒谬之处在于，在命运的天平上，居然是一袋香蕉起到了作用。
作为这件温情往事的注脚，我觉得有必要提一提在我们离开董老师家的时候，父亲对董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师，你的这个教鞭啊，最好把竹子放在水桶里泡一星期，拿出来之后阴干，这样打起来更疼，还不容易断。”
1980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距离满五周岁还有两个月。周围的同学都比我年长，最小的也要大我一岁，有些人甚至要大我三四岁。当时，我每天努力不让自己尿在身上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何谈学习和竞争！
入学测试倒是很顺利，因为我识字，而且不少。但上学第一天是学拼音，我认识的那些字全无用武之地。到今天我都还记得，第一天的课程是学习六个韵母：a、o、e、i、u、ü，学完了中午放学之前要随堂测验，证明自己能够背下来。
那是在1980年，在我之前的日常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拼音这种东西存在。我母亲当时查字典，不用拼音而是用四角号码；我父亲不是汉族人，对汉字发音完全没有信心，他是用偏旁部首。我只是一个四岁多的小朋友，面对天书一样的六个拼音符号，单是记住它们的发音就用掉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想我用笔把它们给画出来？凭什么u的脑袋上多了两个点，发音就变了？为什么就它一个加点，别的都不加？究竟还有没有规矩？
随堂测试不及格，一个“笨”字徐徐落在我脑门上。
现在，小朋友的教材，每个字母都配了图。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字母e旁还费心费力地画着一只鹅，把鹅的身体盘成e状，脖颈朝身体背转过去一圈再伸向前去。我那时的教材上什么都没有，翻过《春天来了》的那一页，后面就是六个又粗又黑又硬的字母，让你直接开始背。
我上的是部队子弟小学。由于是军事基地，不对外开放，许多随军家属需要在基地里找工作。没有文化的就去做体力工作，有点文化的就编入小学，成为教师。我的班主任董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一个短发圆脸的中年北方女人，脸上有两道浓眉，眉下目光如刀，颧骨一左一右两团红晕，看起来就像是个白皮肤的藏族牧羊女。很久之后回想，她应该是河北或山东一带的人，来到云南日久，于是脸上有了高原红。
董老师阴沉，不喜欢说话，每次从门口走进教室，庞大的身躯飞速移过来，前面几排座位就会立即陷入她的阴影之中。她教育我们的方式主要靠工具，也就是教鞭。到了这几年，教鞭的主要用途才改为在黑板上指点。但在当年，教鞭都是用来鞭笞学生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根成人一肘长的竹枝，小拇指粗细。因为长期攥在手里，也因为不断抽打在学生满是冷汗的背脊上，它变成了金黄色，甚至有些晶莹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根打到有“包浆”的竹教鞭。
那根教鞭无声无息地挑起，董老师猛地一抖手腕，竹梢撕裂空气，发出令人窒息的“咻咻”声。有时候阳光从窗外侧着照进来，能看见董老师手里挥舞出了一个金黄色的扇形，扇形的边缘落在某个倒霉蛋的白衬衣上，就会猛然停止，重新恢复成一根竹子。但与此同时，白衬衣上会出现一条鞭痕，两边的布料因为空气急速向外流动而形成两道隆起。如果离得足够近，还可以在阳光里看到无数细小的皮屑和灰尘在疯狂飞舞。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不尿在自己裤子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你不明白一件事：从第一天上学开始，董老师就不喜欢我。
对于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而言，班主任老师喜欢什么学生、不喜欢什么学生，是一望便知的事情。这一点不因为年岁小就有什么不同，反而由于幼小的缘故，对于人情冷暖的感知会更加强烈。即便一株小草，也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为它没有太多与之对抗的能力，它想要全力活下去。
事情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也许我早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上学太早，跟不上进度；老师严苛，对我有偏见。这些都是很好的自我开脱的理由。曾经我的一位朋友就以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子作为理由，过上了几十年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切失败，一切放弃，一切不如意，都是因為那一针，而自己所得到的任何一丁点东西，都是和那一针抗争的伟大成果。
第二年的某一天，记得是个什么节日，有人送了父亲一袋香蕉。那时候，我们有许多水果罐头可以吃，但是新鲜水果除了小苹果就只有火把梨。想要改换口味的话，就只能走进山里自己去找覆盆子和各种浆果。香蕉是个稀罕物，每次得到一点点，要用塑料袋封起来，放入电石催熟。那次是整整一袋，而且已经完全成熟，金黄灿烂的，格外诱人。
父亲在晚饭后带上眼巴巴的我，径直穿过门口的碎石场，爬到对面半山腰上的一间孤零零的小砖屋。敲开门，出来的人和我打了个照面，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董老师好！”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站在门口，和董老师聊了好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董老师脸上有笑容，她收下香蕉，还走到我近前，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称赞我是个“聪明孩子”。
从此，我在学校的生活就改变了。过去，我在董老师的视野之外，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在，董老师愿意在我身上多花一点时间，碰到难题愿意多讲解两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能在她那里获得肯定。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学习成绩慢慢跟了上来，并且一点点赶到了前面。虽然教材和过去一样难懂，我依然需要背诵许多难以记忆的内容，要理解竖式、借位、进位这些莫名其妙的概念，依然要花费比同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最终我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因为在学校里，在董老师那里，我总能获得支持和鼓励。
小学二年级，我是班上第二名，三好学生，并且被任命为班长。整个二年级，我脑门上只挨过董老师一记教鞭。
一直到大学之前，我都在和比我年纪更大、体力更强、发育更早的孩子竞争。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几十人轻松超越。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周围深绿色的一片。水线压过胸口，让人呼吸艰难、肺泡燃烧，需要拼尽全力不断踩水，才能让上半身浮出水面，拥有片刻轻松，然后再次落入水中，继续踩水。但好在我有小学时候的经验，对自己有一种天真的自信，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能找到方法，慢慢赶超过去。无非是慢一点，无非是后来没有人再会轻易给予赞扬和鼓励。
这样的我，和另外一种可能的我之间，只有一袋香蕉的距离。
在许多年里，每次回想起这袋香蕉，我都会面皮发烧。觉得如果不是它的缘故，我不可能从董老师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关照，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肯定和鼓励。总之，我在小学得到的胜利不是那么的纯粹，不完全是因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进一步想一想，这也就是说，我的命运操控在别人手里，并非我自己所能决定。其荒谬之处在于，在命运的天平上，居然是一袋香蕉起到了作用。
作为这件温情往事的注脚，我觉得有必要提一提在我们离开董老师家的时候，父亲对董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师，你的这个教鞭啊，最好把竹子放在水桶里泡一星期，拿出来之后阴干，这样打起来更疼，还不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