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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晚年更号耐林翁，湖南长沙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献学家和史学家。杨树达不以诗名世，所作诗文不多，但有深厚的国学功力，偶事吟咏，风格典雅，别具韵味。周邦式曾赞曰：“胸罗雅故自超然，余事为诗亦可传。方驾杜韩追屈宋，知君原不爱坡仙。”注云：“遇翁善古体诗，初学苏，今骎骎入杜、韩之室矣。”杨氏之诗才可见一斑！
近来在1941年6月出版的《国立湖南大学期刊》（新一号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上看到杨树达和方叔章韵的两首诗——《次韵方叔章见寄二首》。查专收杨树达诗文的《积微居诗文钞》，未见收录;《积微翁回忆录》也不见提及。因感此二诗对研究杨氏交谊、探讨杨氏在抗战期间的心境以及了解杨氏诗风有一定参考价值，故过录于此，并就管见所及试作分析。
诗的原文是这样的：
佳哉方叔子，好古笃如痴。
直以骚人意，吟成幼妇辞。
功名相许久，烽火欲归迟。
几日尘氛凈，轻舟似马驰。
蛮乡已三载，东望每凄然。
不意逃生苦，亲尝欲暮年。
戈声天外落，鬓色镜中怜。
何用消愁思，倾樽办醉眠。
此二诗的写作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饱受侵凌，生灵涂炭。
第一首诗中的“方叔子”即诗题的方叔章。按方叔章（1882—1953），原名表，湖南长沙人，是著名民主人士。其一生致力于社会改良，1949年参与策动了著名的程潜起义，对长沙和平解放有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杨树达与方叔章交谊甚厚。杨氏评价方叔章“通达事理，待友恳诚，朋辈中罕见”，并引以为“同辈知友”。据杨树达日记，1921年4月8日，杨氏曾同方叔章谈自己聘婚之事。婚姻乃个人之大事，能与之谈者，当关系甚密。1937年12月，杨树达为躲避日军轰炸，举家离开长沙，“逃生”途中，曾与方氏同屋。国难当头，“逃生”同屋，可谓共患难。1948年杨著《论语疏证》，曾请方氏作序，可见杨氏对方氏学问之认可。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任湖南省文史馆馆长，方叔章任副馆长，成了同事。1953年2月13日，方叔章去世，杨氏闻之而“为之惊恻”;15日，杨树达亲自到灵前行礼，在日记中写道：“七日与叔久谈，不到一旬，幽明遽隔，盍胜怆痛！”杨氏对方叔章感情之笃于此可见。
诗的首、颔二联是对方叔章才情的赞美。
方叔章雅好文物典籍，富于收藏。其藏品上起三代青铜器，下至晚清名人手札，十分丰富。据杨树达回忆录所记，他曾于1948年10月30日欣赏了方氏所藏善夫吉父鬲，1951年3月21日观赏了方氏所购古戈，1951年4月8日见到了方氏所藏何绍基《题襟日记》，1952年2月7日还收到方氏所寄之周墓竹简摹文，等等。
收藏之外，方叔章还雅好诗词。他的诗文常刊布于当时旧体诗权威刊物——天津《大公报》所发行的《国文周報》之《采风录》。杨树达在《挽方叔章》联句中称其“晚来诗境增深稳”。方氏之诗才，可举其1943年所作《岁暮怀人》十八首中写杨树达的一首为例，其诗曰：“久傍名黉注《汉书》，寇来暂去武城居。近闻有令收儒旧，倘许官钱走传车。”杨树达曾任教清华，著有《汉书补注补正》（后增订，改名为《汉书窥管》），成就很大，陈寅恪因而称杨氏为“汉圣”。1938年杨树达避地辰溪，“寇来暂去武城居”，乃以曾子进退武城为喻。“近闻有令收儒旧”，当指杨氏于1942年当选部聘教授之事。“倘许官钱走传车”，其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即便杨教授亦不免生活艰辛，旅费困难，故有是想。另外，宋代文学家杨亿在《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中有“好问虚前席，征贤走传车”句，“官钱传车”，当还包含国家尊礼杨氏之义。黎泽济评价该诗说：“此诗用词典雅，寄托深微。寥寥二十八字，既概括杨氏情形，又隐嗟战时学人境遇，称之为具体而微的史诗，是不算过誉的。”其才情可见一斑。
颈、尾二联记方氏抱负，同时饱含杨树达对时局的担忧，寄托着对战争早日结束的美好期盼。
无论古物收藏，还是诗词吟咏，都不过是方叔章的雅好而已，他最关心的乃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杨树达曾以前秦名将王猛（字景略）为喻，赞方叔章“胸有当年景略才”;叶德辉说方叔章“少日谈兵虎气腾”，充满风发意气。从他留学日本，宣传革命，到归国之后担任各种职务，为长沙和平解放奔走献策，无不是心系国家，以天下为己任（方氏虽曾有过助袁“复辟”，与曹“贿选”的丑事，但综观其一生，乃是以改良社会为人生目标）。然而，此时此刻，国遭入侵，硝烟弥漫。和平，这是亿万同胞共同的期盼。
第二首是杨树达对自身境况的描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杨树达五十三岁。1937年12月，为了躲避日军轰炸，杨氏举家离开长沙，避居宁乡向家塅。1938年10月，随湖南大学迁居湘西辰溪，杨氏在诗中称作“蛮乡”。途间颠沛，险象环生。1939年4月30日，杨树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敌机炸辰溪城……是日余率七儿到后山暂避。八、九两儿病卧床上，妇看护两儿，不能出。纯女以母不行，亦不出。机去后，冒火焰急归视，幸未被炸。然院中落一长方形大石，前檐屋瓦皆坠;主人视龛神主皆在地上;室中尘土满地。邻弹相距不过十丈许。脱稍偏，妻子四人成齑粉矣。”其中艰险可知。
战争所带来的苦痛使人身心俱受摧残。或许是无意中的一根白发，勾起了杨树达无尽的愁思。一贯旷达的杨氏也不禁顾影自怜起来，甚至想借酒消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杨树达在1948年10月31日所作的另外一首和方叔章韵的诗——《方叔章归自京师余与熊、王、李三君为其洗尘叔章有诗依韵和之》中说：“莫嫌头上发，且尽掌中杯。行乐吾曹事，鹓雏任浪猜。”所表现的心情大不相同，充满及时行乐的豪迈。两相对照，更显杨氏当时心情。
通过这两首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杨、方二人的交谊，其中饱含杨树达对友人才情抱负的赞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杨树达的心境，面对家国所受的侵凌，杨氏心中既有美好的期盼，同时也有不可排遣的苦痛。而这其实不是杨树达一个人的期盼和苦痛，乃是亿万同胞共同的期盼和苦痛。短短二诗，意蕴悠长，吉光片羽，皆金玉珠贝。
近来在1941年6月出版的《国立湖南大学期刊》（新一号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上看到杨树达和方叔章韵的两首诗——《次韵方叔章见寄二首》。查专收杨树达诗文的《积微居诗文钞》，未见收录;《积微翁回忆录》也不见提及。因感此二诗对研究杨氏交谊、探讨杨氏在抗战期间的心境以及了解杨氏诗风有一定参考价值，故过录于此，并就管见所及试作分析。
诗的原文是这样的：
佳哉方叔子，好古笃如痴。
直以骚人意，吟成幼妇辞。
功名相许久，烽火欲归迟。
几日尘氛凈，轻舟似马驰。
蛮乡已三载，东望每凄然。
不意逃生苦，亲尝欲暮年。
戈声天外落，鬓色镜中怜。
何用消愁思，倾樽办醉眠。
此二诗的写作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饱受侵凌，生灵涂炭。
第一首诗中的“方叔子”即诗题的方叔章。按方叔章（1882—1953），原名表，湖南长沙人，是著名民主人士。其一生致力于社会改良，1949年参与策动了著名的程潜起义，对长沙和平解放有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杨树达与方叔章交谊甚厚。杨氏评价方叔章“通达事理，待友恳诚，朋辈中罕见”，并引以为“同辈知友”。据杨树达日记，1921年4月8日，杨氏曾同方叔章谈自己聘婚之事。婚姻乃个人之大事，能与之谈者，当关系甚密。1937年12月，杨树达为躲避日军轰炸，举家离开长沙，“逃生”途中，曾与方氏同屋。国难当头，“逃生”同屋，可谓共患难。1948年杨著《论语疏证》，曾请方氏作序，可见杨氏对方氏学问之认可。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任湖南省文史馆馆长，方叔章任副馆长，成了同事。1953年2月13日，方叔章去世，杨氏闻之而“为之惊恻”;15日，杨树达亲自到灵前行礼，在日记中写道：“七日与叔久谈，不到一旬，幽明遽隔，盍胜怆痛！”杨氏对方叔章感情之笃于此可见。
诗的首、颔二联是对方叔章才情的赞美。
方叔章雅好文物典籍，富于收藏。其藏品上起三代青铜器，下至晚清名人手札，十分丰富。据杨树达回忆录所记，他曾于1948年10月30日欣赏了方氏所藏善夫吉父鬲，1951年3月21日观赏了方氏所购古戈，1951年4月8日见到了方氏所藏何绍基《题襟日记》，1952年2月7日还收到方氏所寄之周墓竹简摹文，等等。
收藏之外，方叔章还雅好诗词。他的诗文常刊布于当时旧体诗权威刊物——天津《大公报》所发行的《国文周報》之《采风录》。杨树达在《挽方叔章》联句中称其“晚来诗境增深稳”。方氏之诗才，可举其1943年所作《岁暮怀人》十八首中写杨树达的一首为例，其诗曰：“久傍名黉注《汉书》，寇来暂去武城居。近闻有令收儒旧，倘许官钱走传车。”杨树达曾任教清华，著有《汉书补注补正》（后增订，改名为《汉书窥管》），成就很大，陈寅恪因而称杨氏为“汉圣”。1938年杨树达避地辰溪，“寇来暂去武城居”，乃以曾子进退武城为喻。“近闻有令收儒旧”，当指杨氏于1942年当选部聘教授之事。“倘许官钱走传车”，其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即便杨教授亦不免生活艰辛，旅费困难，故有是想。另外，宋代文学家杨亿在《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中有“好问虚前席，征贤走传车”句，“官钱传车”，当还包含国家尊礼杨氏之义。黎泽济评价该诗说：“此诗用词典雅，寄托深微。寥寥二十八字，既概括杨氏情形，又隐嗟战时学人境遇，称之为具体而微的史诗，是不算过誉的。”其才情可见一斑。
颈、尾二联记方氏抱负，同时饱含杨树达对时局的担忧，寄托着对战争早日结束的美好期盼。
无论古物收藏，还是诗词吟咏，都不过是方叔章的雅好而已，他最关心的乃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杨树达曾以前秦名将王猛（字景略）为喻，赞方叔章“胸有当年景略才”;叶德辉说方叔章“少日谈兵虎气腾”，充满风发意气。从他留学日本，宣传革命，到归国之后担任各种职务，为长沙和平解放奔走献策，无不是心系国家，以天下为己任（方氏虽曾有过助袁“复辟”，与曹“贿选”的丑事，但综观其一生，乃是以改良社会为人生目标）。然而，此时此刻，国遭入侵，硝烟弥漫。和平，这是亿万同胞共同的期盼。
第二首是杨树达对自身境况的描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杨树达五十三岁。1937年12月，为了躲避日军轰炸，杨氏举家离开长沙，避居宁乡向家塅。1938年10月，随湖南大学迁居湘西辰溪，杨氏在诗中称作“蛮乡”。途间颠沛，险象环生。1939年4月30日，杨树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敌机炸辰溪城……是日余率七儿到后山暂避。八、九两儿病卧床上，妇看护两儿，不能出。纯女以母不行，亦不出。机去后，冒火焰急归视，幸未被炸。然院中落一长方形大石，前檐屋瓦皆坠;主人视龛神主皆在地上;室中尘土满地。邻弹相距不过十丈许。脱稍偏，妻子四人成齑粉矣。”其中艰险可知。
战争所带来的苦痛使人身心俱受摧残。或许是无意中的一根白发，勾起了杨树达无尽的愁思。一贯旷达的杨氏也不禁顾影自怜起来，甚至想借酒消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杨树达在1948年10月31日所作的另外一首和方叔章韵的诗——《方叔章归自京师余与熊、王、李三君为其洗尘叔章有诗依韵和之》中说：“莫嫌头上发，且尽掌中杯。行乐吾曹事，鹓雏任浪猜。”所表现的心情大不相同，充满及时行乐的豪迈。两相对照，更显杨氏当时心情。
通过这两首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杨、方二人的交谊，其中饱含杨树达对友人才情抱负的赞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杨树达的心境，面对家国所受的侵凌，杨氏心中既有美好的期盼，同时也有不可排遣的苦痛。而这其实不是杨树达一个人的期盼和苦痛，乃是亿万同胞共同的期盼和苦痛。短短二诗，意蕴悠长，吉光片羽，皆金玉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