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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时当甲午战败后不久，太炎先生来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也就是主要撰稿人。彼时太炎先生因学问精深，文名遍海内，和康、梁等先知先觉的时代巨子一起，寻找开启民智变法图强的救国救民之路。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太炎先生却被康有为的弟子们群殴，遭到一顿痛打后，狼狈不堪，避走杭州。这次太炎先生被殴事件，是康、章二人在学术观念上的分歧所致，时人多有记载，太炎先生亦有表述。现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所辑史料分列如下：
孙宝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十四日日记：
章枚叔（太炎先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过谈枚叔以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辩，至挥拳。
郑孝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日记：
傍晚，谭复生（谭嗣同）来，谈《时务报》馆中黄公度欲逐汪穰卿（汪康年）。汪所引章枚叔者与粤党麦孟华等不合，章颇诋康有为，康门人共驱章，狼狈而遁。
以上出自时人日记，两条所记，一出自太炎先生口述，二出自谭嗣同之口，大致情形已了然：太炎先生与康有为在学术观念上的分歧如冰炭难容，所以，章有诋康之言，至云康党为教匪（以孔子设教而改制）。此时，因康在粤有万木草堂之设，门人颇多，皆宗奉有为，闻章之言，遂上门理论，至挥拳相向，太炎先生遂遭群殴。
对于此事原委，太炎先生在被打后第六日有一封给他的老师谭献的信，述及此事。时谭献受张之洞之邀，正主讲于武昌经心书院。其信云：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麇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
太炎先生自述缘起，有更多的内容。首先，他认为和康有为弟子们所宗奉的学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梁，即梁启超，麦，即麦孟华。梁、麦二人是康有为有名的弟子。太炎先生对康氏弟子对康有为的尊崇不以为然，语多讥讽。接着，他自述“诋康”之论，列举历史上一些高标自诩的人，认为如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之辈，终为庙堂人物。邓析，春秋时郑国大夫，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二人皆因言论出格而被杀。邓析自订刑律，刻于竹，称“竹刑”，与郑国相子产治国理念不合，且助人诉讼，大逞辩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为乱国之桀雄也，后终被诛戮。少正卯则传说被孔子为鲁司寇代理相位时所杀，孔子列举其罪状为“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卢杞，唐代宰相，是党同伐异的奸邪小人。吕惠卿，在北宋也曾摄相位，原是王安石变法时的重要助手，后二人关系破裂，被司马光等人指斥为用心不正的谄媚小人。以上諸人，太炎先生认为康有为一伙还远不及。“咄此康瓠”，出语甚厉也！康瓠，康有为蔓上的菜瓜也;咄，呵斥也。此四字足见太炎先生目空海内，居高挥斥，视康党如无物焉。既不如彼，康有为所如者何？太炎先生列出明代两个边缘化的读书人，一个是钟伯敬即钟惺，被称为竟陵派诗坛的代表人物;另一位即李贽李卓吾。二人皆“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之人，康有为“乃真似之”。这些私下里的议论说明太炎先生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的分歧如冰炭之不可调和，同时也足见太炎先生狂傲不羁的个性。但康有为并非三家村里的区区陋儒，他弟子众多，信服者众，此时虽未在政治上大施拳脚，但已名闻海内。所以，他的信徒和弟子们听到这种“诋毁之言”，自然“衔之次骨”。据太炎先生自述，事情的白热化是因谭嗣同从江南来上海后的一番话，谭将梁启超的文章比作贾谊，而将太炎的文章比作司马相如，两人皆为汉代的文章大家，梁、章并列，堪为双星。这种比拟是否恰切且不论，但首先令别人心生嫉恨，“未称麦君，麦忮忌甚”，麦的不满转移到章的身上。所以，这年旧历的三月十三日，“康党麇至，攘臂大哄”。显然，太炎先生遭了康有为弟子的拳脚，大约麦孟华因嫉恨之甚，拳脚肯定落在了太炎先生的身上。可惜太炎先生叙述太简，不知梁启超是不是也曾对他拳脚相加。太炎先生单单指出一人，即梁作霖，此梁乃梁启超弟子，康有为之于他，乃是师爷辈了。他年轻气盛，肯定为卫康、梁之道冲锋在前。梁启超作为他的老师，有弟子服其劳，当然不必对章动手，况且梁启超乃文名甚盛的海内闻人，未必赞成对读书人上演全武行这一套。梁作霖不但揍了章太炎，还要打在座的一名叫孙仲华（孙荣枝）的人，他对在场的气势汹汹的康氏弟子说：当年我们在粤中，有一个孝廉公然诋毁康师，我们在大庭广众中把他揍了一顿，如今我们再揍他们二人，足以坚定我们对康师学问的信念啊！最后，章、孙二人或许都挨了一顿拳脚。太炎先生与康氏弟子积不相能，无法在上海容身，于是离沪避走杭州。太炎先生最后感叹道：“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康有为号“长素”，如此称谓，又把他比作仲尼（孔子），把对章自己出手的康之弟子比作孔子的弟子子路，虽略带讥诮，心中被辱的怒气大约也稍见平复了吧。
太炎先生生于晚清末季，终生以光复中华、振兴学术为己命。前者为种族革命，和孙中山等前驱者一起，成就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伟业，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之名盖出于先生。在学术上，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传统学问有极其精到的研究，可称为真正的国学大师。他与同时代的康有为如双峰耸立，各自气象万千，沟壑纵横，然又巍然挺秀，自成境界。在政治上，康主保皇维新，变法图强，在体制内求改革之道;章主种族革命，先推倒腐朽的清朝政权，再光大华夏民族的固有文化，以求富强之术。在学术上，康主今文学说，宗公羊学而斥古文经为伪经，托孔子而改制;章主古文经，持《春秋左氏传》。政治和学术上的分野使彼此各执一端，不能相容。康、章虽同为当时的海内闻人，各自在不同的方向掘进，如不以历史的成败而论，应该说都是时代巨子。但康、章二人终生没有会面。章被康氏弟子群殴两年后，戊戌政变发生，顽固派反攻倒算，康、梁逃亡海外，章太炎也避祸于台湾。此时，太炎先生对亟亟于寻求救国之道而险遭大厄的康、梁师徒充满同情和敬佩，特于戊戌年十一月驰书于康，略表慰问之情。这应该算作康、章二人唯一一次充满着人文情怀的温暖的心意交流。康有为接到太炎先生情真意切的慰问信后，非常感动，于是作书回复：“枚叔先生仁兄执事：曩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术之懿告卓如。顷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义，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之深耶？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为道自爱，书不尽言。十一月十五日，有为再拜。” 甲午战败后，国事阽危，内外艰困，有亡国灭种之虞，清王朝苟延残喘，已无力回天，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都在探求自救图强之策。清王朝的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的蒙昧愚钝，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寻常百姓，对于世界大势懵然无知，無论康有为还是章太炎，都认为开启民智为第一要事。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得到了体制内外知识人的响应，章太炎列名其中，并为之捐款。太炎先生此时曾驰书康有为，与之探讨学术分歧，康接书后，曾与梁启超论及此事，赞许章为“大雅之才，经术之懿”。在这里有可能是客套话。但康对于此时能接到章的慰问，自然十分感动，他甚至隐意邀请章离开台湾，与其共同“驰骋欧美”。关于学术分歧，康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其意似云，他在心里边是服膺章太炎的学术主张的，“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之所以还坚持今文学说和孔子改制的主张，“盖别有措置也”。可见如果不是出于俯就和客气，康有为是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他要在学术中找到变法的理由和根据，以推动他的政治主张，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最后，康有为再次重申他的君主立宪的保皇理念，“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是说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囚光绪于瀛台，因此希望章太炎能参与到保皇的政治行动中来。
当然，对于很早就树立仇恨清廷、埋下种族革命种子的太炎先生来说，他是绝不能参与到康的保皇政治中去的。尽管如此，太炎在台湾“忽得工部报书，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康有为在京参与会试后，因其变法主张，得到光绪帝召见，授工部主事，“工部”即康有为也。可见太炎先生接到康书后的兴奋激昂之情。有人问何以如此，太炎先生有如下答复：
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与工部，亦若是已矣。
太炎先生此处以宋代朱熹（晦庵）和叶适（水心）的关系来比拟自己和康的关系，朱、叶二人尽管在学术经义上“判若冰炭”，彼此不相容，但当朱熹遭到小人的诬枉时，叶仍然挺身而出，在朝堂上义正词严地为朱辩护。章与康也如此，尽管章、康在学术上同样如冰炭难容，但当康在政治上遭到西太后等顽固派的迫害后，他仍然要声援康。此时的章还没有成为彻底的革命派，他仍然仇恨“后党”，同情“帝党”，和康的政治主张有相同之处。直到庚子事变后，太炎先生觉得清廷不可救药，才转向了彻底的革命派。
康有为有言：“一王之起，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为之先后疏附御侮，而后大业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独不然？必有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为之发明布濩，而后大教盛。”尽管此后他举了基督教、佛教和孔儒的例子，但康之志，绝非仅是庙堂之卿或一帝之师，他是有做教主的志向的。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些“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如梁启超、麦孟华之辈，在遇到“诋康”的挑战时，为卫师卫道，甚至不惜攘臂挥拳。但“可怜无补费精神”，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学术抱负，最终皆归于失败。
孙宝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十四日日记：
章枚叔（太炎先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过谈枚叔以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辩，至挥拳。
郑孝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日记：
傍晚，谭复生（谭嗣同）来，谈《时务报》馆中黄公度欲逐汪穰卿（汪康年）。汪所引章枚叔者与粤党麦孟华等不合，章颇诋康有为，康门人共驱章，狼狈而遁。
以上出自时人日记，两条所记，一出自太炎先生口述，二出自谭嗣同之口，大致情形已了然：太炎先生与康有为在学术观念上的分歧如冰炭难容，所以，章有诋康之言，至云康党为教匪（以孔子设教而改制）。此时，因康在粤有万木草堂之设，门人颇多，皆宗奉有为，闻章之言，遂上门理论，至挥拳相向，太炎先生遂遭群殴。
对于此事原委，太炎先生在被打后第六日有一封给他的老师谭献的信，述及此事。时谭献受张之洞之邀，正主讲于武昌经心书院。其信云：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麇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
太炎先生自述缘起，有更多的内容。首先，他认为和康有为弟子们所宗奉的学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梁，即梁启超，麦，即麦孟华。梁、麦二人是康有为有名的弟子。太炎先生对康氏弟子对康有为的尊崇不以为然，语多讥讽。接着，他自述“诋康”之论，列举历史上一些高标自诩的人，认为如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之辈，终为庙堂人物。邓析，春秋时郑国大夫，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二人皆因言论出格而被杀。邓析自订刑律，刻于竹，称“竹刑”，与郑国相子产治国理念不合，且助人诉讼，大逞辩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为乱国之桀雄也，后终被诛戮。少正卯则传说被孔子为鲁司寇代理相位时所杀，孔子列举其罪状为“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卢杞，唐代宰相，是党同伐异的奸邪小人。吕惠卿，在北宋也曾摄相位，原是王安石变法时的重要助手，后二人关系破裂，被司马光等人指斥为用心不正的谄媚小人。以上諸人，太炎先生认为康有为一伙还远不及。“咄此康瓠”，出语甚厉也！康瓠，康有为蔓上的菜瓜也;咄，呵斥也。此四字足见太炎先生目空海内，居高挥斥，视康党如无物焉。既不如彼，康有为所如者何？太炎先生列出明代两个边缘化的读书人，一个是钟伯敬即钟惺，被称为竟陵派诗坛的代表人物;另一位即李贽李卓吾。二人皆“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之人，康有为“乃真似之”。这些私下里的议论说明太炎先生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的分歧如冰炭之不可调和，同时也足见太炎先生狂傲不羁的个性。但康有为并非三家村里的区区陋儒，他弟子众多，信服者众，此时虽未在政治上大施拳脚，但已名闻海内。所以，他的信徒和弟子们听到这种“诋毁之言”，自然“衔之次骨”。据太炎先生自述，事情的白热化是因谭嗣同从江南来上海后的一番话，谭将梁启超的文章比作贾谊，而将太炎的文章比作司马相如，两人皆为汉代的文章大家，梁、章并列，堪为双星。这种比拟是否恰切且不论，但首先令别人心生嫉恨，“未称麦君，麦忮忌甚”，麦的不满转移到章的身上。所以，这年旧历的三月十三日，“康党麇至，攘臂大哄”。显然，太炎先生遭了康有为弟子的拳脚，大约麦孟华因嫉恨之甚，拳脚肯定落在了太炎先生的身上。可惜太炎先生叙述太简，不知梁启超是不是也曾对他拳脚相加。太炎先生单单指出一人，即梁作霖，此梁乃梁启超弟子，康有为之于他，乃是师爷辈了。他年轻气盛，肯定为卫康、梁之道冲锋在前。梁启超作为他的老师，有弟子服其劳，当然不必对章动手，况且梁启超乃文名甚盛的海内闻人，未必赞成对读书人上演全武行这一套。梁作霖不但揍了章太炎，还要打在座的一名叫孙仲华（孙荣枝）的人，他对在场的气势汹汹的康氏弟子说：当年我们在粤中，有一个孝廉公然诋毁康师，我们在大庭广众中把他揍了一顿，如今我们再揍他们二人，足以坚定我们对康师学问的信念啊！最后，章、孙二人或许都挨了一顿拳脚。太炎先生与康氏弟子积不相能，无法在上海容身，于是离沪避走杭州。太炎先生最后感叹道：“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康有为号“长素”，如此称谓，又把他比作仲尼（孔子），把对章自己出手的康之弟子比作孔子的弟子子路，虽略带讥诮，心中被辱的怒气大约也稍见平复了吧。
太炎先生生于晚清末季，终生以光复中华、振兴学术为己命。前者为种族革命，和孙中山等前驱者一起，成就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伟业，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之名盖出于先生。在学术上，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传统学问有极其精到的研究，可称为真正的国学大师。他与同时代的康有为如双峰耸立，各自气象万千，沟壑纵横，然又巍然挺秀，自成境界。在政治上，康主保皇维新，变法图强，在体制内求改革之道;章主种族革命，先推倒腐朽的清朝政权，再光大华夏民族的固有文化，以求富强之术。在学术上，康主今文学说，宗公羊学而斥古文经为伪经，托孔子而改制;章主古文经，持《春秋左氏传》。政治和学术上的分野使彼此各执一端，不能相容。康、章虽同为当时的海内闻人，各自在不同的方向掘进，如不以历史的成败而论，应该说都是时代巨子。但康、章二人终生没有会面。章被康氏弟子群殴两年后，戊戌政变发生，顽固派反攻倒算，康、梁逃亡海外，章太炎也避祸于台湾。此时，太炎先生对亟亟于寻求救国之道而险遭大厄的康、梁师徒充满同情和敬佩，特于戊戌年十一月驰书于康，略表慰问之情。这应该算作康、章二人唯一一次充满着人文情怀的温暖的心意交流。康有为接到太炎先生情真意切的慰问信后，非常感动，于是作书回复：“枚叔先生仁兄执事：曩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术之懿告卓如。顷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义，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之深耶？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为道自爱，书不尽言。十一月十五日，有为再拜。” 甲午战败后，国事阽危，内外艰困，有亡国灭种之虞，清王朝苟延残喘，已无力回天，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都在探求自救图强之策。清王朝的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的蒙昧愚钝，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寻常百姓，对于世界大势懵然无知，無论康有为还是章太炎，都认为开启民智为第一要事。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得到了体制内外知识人的响应，章太炎列名其中，并为之捐款。太炎先生此时曾驰书康有为，与之探讨学术分歧，康接书后，曾与梁启超论及此事，赞许章为“大雅之才，经术之懿”。在这里有可能是客套话。但康对于此时能接到章的慰问，自然十分感动，他甚至隐意邀请章离开台湾，与其共同“驰骋欧美”。关于学术分歧，康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其意似云，他在心里边是服膺章太炎的学术主张的，“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之所以还坚持今文学说和孔子改制的主张，“盖别有措置也”。可见如果不是出于俯就和客气，康有为是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他要在学术中找到变法的理由和根据，以推动他的政治主张，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最后，康有为再次重申他的君主立宪的保皇理念，“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是说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囚光绪于瀛台，因此希望章太炎能参与到保皇的政治行动中来。
当然，对于很早就树立仇恨清廷、埋下种族革命种子的太炎先生来说，他是绝不能参与到康的保皇政治中去的。尽管如此，太炎在台湾“忽得工部报书，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康有为在京参与会试后，因其变法主张，得到光绪帝召见，授工部主事，“工部”即康有为也。可见太炎先生接到康书后的兴奋激昂之情。有人问何以如此，太炎先生有如下答复：
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与工部，亦若是已矣。
太炎先生此处以宋代朱熹（晦庵）和叶适（水心）的关系来比拟自己和康的关系，朱、叶二人尽管在学术经义上“判若冰炭”，彼此不相容，但当朱熹遭到小人的诬枉时，叶仍然挺身而出，在朝堂上义正词严地为朱辩护。章与康也如此，尽管章、康在学术上同样如冰炭难容，但当康在政治上遭到西太后等顽固派的迫害后，他仍然要声援康。此时的章还没有成为彻底的革命派，他仍然仇恨“后党”，同情“帝党”，和康的政治主张有相同之处。直到庚子事变后，太炎先生觉得清廷不可救药，才转向了彻底的革命派。
康有为有言：“一王之起，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为之先后疏附御侮，而后大业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独不然？必有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为之发明布濩，而后大教盛。”尽管此后他举了基督教、佛教和孔儒的例子，但康之志，绝非仅是庙堂之卿或一帝之师，他是有做教主的志向的。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些“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如梁启超、麦孟华之辈，在遇到“诋康”的挑战时，为卫师卫道，甚至不惜攘臂挥拳。但“可怜无补费精神”，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学术抱负，最终皆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