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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了中国近代领土被列强瓜分的第一步。德国作为欧洲发达国家，自然也不甘落后。1896年12月，德国向清政府提出“租赁”胶州的正式要求，但被清政府拒绝。1897年11月6日，德国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兵强占了胶州城，并得到诸列强的默许。清政府害怕战争，最后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于1898年3月6日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租期九十九年），允许德国修建胶济铁路和莱芜、济南铁路。就这样，以青岛为据点，实际上德国把几乎整个山东都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青岛则发展成为自由港。
从1898年到1905年，德国在青岛的工作重心是建设城市，改建基础设施以及建造军事堡垒，目的是发展青岛的经济。1905年，青岛在贸易和关税上的收入，已经赶上了1863年就已开港的烟台。到1907年上半年，青岛的关税额在全中国三十六个海关中已跃居第七位。快速发展的经济，提升了青岛在德国政府和民众中的地位，也迫使德国殖民者调整对青岛的殖民政策。最初，德国制定的对华政策主要集中在外交和经济领域。但中、德之间的敌意，对德国的统治及青岛经济的繁荣，造成了明显的阻碍。德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决意改变这一现状，突破口就是让德国文化在青岛与中华文化融合。
德国殖民者在华最初推行的是“经贸引领文化”政策，即通过强行推动德国经济势力范围而推广德国文化，通过经济往来传播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但最终目的还是确保德国在华经济利益地位。德国殖民者靠武力和经济力量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对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存造成了很大危害，如1901年11月发生的“高密事件”，据德方统计的数字，中国人死亡一百一十七人，伤一百零七人，一百三十五户中有二十户全家被杀。修筑胶济铁路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流血事件，使德国殖民者意识到，靠武力推行德国政策，一定会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作为“德国文明标本”的青岛，实际上处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华文明的包围之中，青岛犹如一叶孤舟，虽然坚硬，但孤单。这种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强烈敌意和文化对峙心状，迫使德国不得不改变殖民政策，以保护并推展德国在华利益。
文化独具的亲和力与影响力，可以消除中国民众对德国作为占领者的敌意，有利于德国对华政策在青岛的推行。于是，德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逐步意识到“文化引导贸易”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认识到要保障德国在华的长久利益，只靠政治和经济力量远远不够，还应该通过文化力量，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渗透，为德国在华利益织就一张无形但严密的保护网，以确保德国在华利益的安全和持久。
迫使德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列强已在华培养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之争“迫在眉睫”的感觉。如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在提交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里，就忧心忡忡地说：
在华之德商，在声望及财富方面并不弱于任何人，但在传播德国文化方面却远不及英国人。除去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对传播德语（的重要性）竟完全没有认识，令人无法理解，仅仅将其归于薄弱的民族（自豪）感，也无法解释。德国商人更多地为一种观点所苦，即不光在国际商务中使用英语更舒服和实用，同中国人交流时，也是如此。他们更将德语作为秘密语言，留到私人生活中使用。这一观点或多或少已经造成了一种已无法掩饰的敌对思想，即反对在华人中间传播德语。当然，公平来讲，如果德国商人更倾向于利润颇丰的英国或美国式的商业行为，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然而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德国特性的英国化，日久天长，必然会给本国的全体工业带来危害。
德国及德国势力目前在中国所处的位置，情形委实不容乐观。法国及英、美数十年的努力所积累的资本，日本十余年来推行——幸未全面成功——的文化侵略，德国无法或基本无法与之抗衡。少数的几所德国传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即便有心尝试开设德语课，也总是缺少资金，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无法有所作为。到目前為止，尚无一人能通过教学为宣扬德国做出重要贡献。
依目前中国之现状，英、美影响可谓遮天蔽日，则我国必须选择某一领域，以求用最快速度获取成功。基础教育已不可能，因华人深信在此方面不需借用外力，且外力亦已足够。而如本文开头所述，高等教育方面困难众多，亟须解决，由此入手，方是正途。〔1〕
虽然与其他列强相比，德国发展和扩展意识相对滞后，但竞争意识特别强烈。所以在争夺在华利益方面，德国与其他列强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只是最初主要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竞争。但现在德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竟然得讲英语，说明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已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国，长此以往，德国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受到巨大威胁。
不止弗兰克对德国在华经济商业地位与文化地位的不相称深感焦虑，德国驻京公使雷克斯在向德国总理府提交的《青岛教育计划》中，也将与其他西方列强在华竞争作为在华办学以维护德国在华利益的理由：
德语在华教育远远落后于英语及法语。……中国正在成为立宪国家，与之俱来的整体改革迫使华人走向欧式的高等教育。华人在前进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文化教育方面的缺陷，需要指引教导，以平等姿态与他国相处。华人绝不缺少资质、天赋及勤奋，以期在未来数十年内圆满达成目标。窃以为，帝国政府有责任在中国的这一发展过程中，使德语及德国学术进入中国。我作为帝国的代表，职责所在便是竭尽全力，为德国文化在中国谋得一席之地。如果目前的失误使帝国政府及德意志民族蒙受损失，则以后无论财力人力恐怕都无法弥补。〔2〕
实际上，早在1904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就提出中、德合办高等学堂。他反对德国以军事力量推进殖民地建设，而认为应以教育渐进推行德国文化。为此，他曾给胶澳总督专门写信，提议筹建一所大学，但总督府当时对此并无兴趣。
抢占中国的市场，最终靠的是文化，而非军事、强权。在这一点上，其他列强的确比德国动作快，计划周详，效果明显。中国当时已有的外国学校只教英文和中文，虽然考虑过教法文，但从未想过教德语，因为中国人普遍觉得德语没用： 相较英、美及日本的强劲势头，德语实在势单力孤，无法与之抗衡。面对日渐重要的教育问题，最近在帝国的官方特使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广州、汉口、南京、上海、天津和北京建立了数所德语学校。这些学校自然都规模甚小，而且，一旦中国教育管理部门更进一步，让英语取得垄断地位，这些学校便会立即面临生存危机。阻止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并力求名正言顺地宣扬德语，令这些学校的学生感觉学习德语大有禆益，这才是巩固这些学校地位、扩大德国在华影响的唯一方法。然若想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的物资人力，面对英美的汹汹来势筑起防堤，否则数年之内德国在华势力难免为其所淹没。〔3〕
现在，在德国的殖民地，英、美、法、日诸国苦心经营的本国文化却远远超出了德国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德国无法或基本无法与之抗衡。“少数的几所德国传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即便有心尝试开设德语课，也总是缺少资金，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无法有所作为。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人能通过教学为宣扬德国做出重要贡献”〔4〕。
先进的德国文化在中国却如此落后！德国精英阶层，深感痛心，痛则思变。中国教育此时恰处于新旧更新时期，但因为经济基础薄弱，所以虽有教育改革的计划，但一无钱，二无办现代大学的经验，亟须外力相助。德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恰逢其时：
然中国之大，如无外力协助，无法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若不能从一开始便认清这一点，必致后患无穷。只因先下手者，自然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注入其中，推销自己的语言文化，令华人习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这里再到政治经济上的倾向只有一步之遥，哪怕华人不情愿、无意识也能跨过这一距离。中国教育改革中的这一情况，列强或早或晚都会看到，自然会群起争之。此事愈加明显，则竞争愈加激烈。〔5〕
当意识到英美法日等国在中国积极推行语言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和实际效果时，依靠武力进入中国的德国人开始认识到，必争教育阵地。他们开始着急了：
国内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也无法忽略中国的反对态度可能给德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众多事实证明，华人如果受过一个国家的教育，那么他会在各个方面寻求同该国的联系，对其产品也会倍感兴趣。我们通过在青岛培养年轻学生，就为我国的工业培养了一批客户。我们培养的越快，规模越大，则德国产品的前景便越好，我国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因这些学校不仅面对山东人，也面向中国的其他省份开放。国家拨给学校的款项，可以衍生数百倍的收益。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欧洲也可以大作这一大国的生意.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一切条件，排除万难，免得我们在（将来的）经济竞争中失利。这样在青岛的建校计划将给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6〕
在制定即将开始的德国在华教育和文化政策时，青岛的德国殖民当局就明确表示，新成立的德国教育机构不学英国在香港推行的职业教育政策，即仅培养为稻粱谋的中国人，而提倡以更广泛、深刻的方式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与个性，使这些中国人不但掌握德国知识，更能浸润于德国精神：
中国教育新秩序决定了国民精神生活的改革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这一点毋庸置疑。只因当今时代，再发达的文明国家，都将教育的普及和全局化视作其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一面。然中国之大，如无外力协助，无法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若不能从一开始便认清这一点，必致后患无穷。只因先下手者，自然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注入其中，推销自己的语言文化，令华人习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这里再到政治经济上的倾向只有一步之遥，哪怕华人不情愿、无意识也能跨过这一距离。〔7〕
作为教育输出的后起者，德国人看到过两种与中国教育合作的结果：一是清政府曾往美国派过留学生，但这些人“后来多成无用之人”；一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培养的学生，“确已是栋梁之材，回国后纷纷担任重要职位，有些甚至位列内阁大臣。他们中有工程师、医生、教师，也有颇具实力的政治家；所有人都对自己受过教育、得以至近日之地位的国家心存好感。以致今日虽然美國有各项排华政策，其在中国，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所获得的好感度，范围之广，为时之长，无人能及”〔8〕。
要培养德国在华利益的保护人和代言人，圣约翰大学的合作模式显然是首选。
为了推动德国政府尽快实施在华教育计划，德国一些政治家和汉学家在理论和舆论上做了很多准备。他们纷纷从理论上阐释德国文化对远东殖民地的价值，论述输出德国文化符合国家利益，并通过中德文化的对比，显示出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以在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1906年以后，柏林、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等地很快出现了五十余家有官方背景的民间机构，如1906年成立的“促进在中国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1909年成立的以帮助中国学生赴德留学的“中德交流协会”等，都通过影响德国民众的对华印象，进而推动德国政府尽管出台和实施德国对华文化政策。
1905年，德国胶澳总督府开始制定在华德国文化政策，并作为德国对华政策中最重要任务之一。这项政策最初包罗万象，后来才慢慢集中到一项具体的文化项目，即在青岛与中国合办一所大学。
当然，在中国人面前，德国人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而是冠冕堂皇地表示是为了帮助中国人：
张之洞先问过我，德国政府要建此校有何目的，我便简要向他阐述了我方如何想通过青岛向华人展现我德意志文化，我方希望可以通过在青德国人与中国的往来加强密切两国之间经济及精神层面的联系。在新学校方面，我方目的在于让中国人通过较为低廉的代价熟悉德国科学，让较为贫困的中国人也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9〕
但德国人心里明白，中国人也明白，德国之所以积极推动创建大学，所期望于这所大学的，就是通过德国式教育，培养出能够汲取德国科技与文化精神，并成为德国精神工具的中国青年：“尔来欧洲强国对华政策一变，群以灌输文明为主，而以侵略辅之，此期内幕之野心，固昭然若揭。无可讳言，德国亦当效尤，输入德之文明，同化华人，使华人洞解德国情形，且信服之，以使此永久闭关自守之门户为德人完全开放，庶吾人今日之劳瘁，得使中国人生感激崇拜之念，而收其利也。”〔10〕 1914年6月15日，就在“德华大学”即将结束在华使命之际，德国国务秘书还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德国向中国人提供德国式教育，目的是促进在华贸易和经济利益，以文化为媒，使德国打入中国。这说明，“德华大学”自始至终贯彻了以文化维护德国在华利益的基本原则，显然是德国文化扩张之路上的一环。
德国政府在“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身上也确实下了功夫。这些中国学生可以享受与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待遇，可以随意出入德国人的舞会、酒吧、俱乐部，参加德国人的社区活动，与德国人并肩喝咖啡、平等交谈；即使平时不把华人放在眼里的巡捕，对这些“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也都毕恭毕敬，这些享受到德国人特权的中国大学生，成为被殖民者中的殖民者。赋予其这些特权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作为占领者能对殖民地人施行这种“仁义”，接受者一定不会忘记的，德国的这种“文化投资”将来一定会在经济、文化，甚至在政治上得到丰厚的回报。
1907年10月23日，德国公使雷克斯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德国对拟建的“德华大学”的初步设想：
其中主要是通过我帝国政府为迎合中国学生中对西方精神教育日益强烈的渴望，属意在青岛开办一所教育机构，可使年轻的中国人，尤其那些无力承担高昂的旅欧求学费用的学子，在当地就可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熏陶。我方目前虽无最终的确切计划，也已为有意成立的这所高等学府设定了以下科系……为建造此校，已向1908年度财政预算申请拨款，其中日常支出七万五百马克，一次性支出为三十万马克。
我帝国政府希望，贵国政府可以着眼于此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对计划表示兴趣，并从中国方面给予其大力支持，如推荐和指定适合的教学材料，对在此校进行的各种考试的认证以及对学生从此校毕业后的前程的關注等，尤为重要。〔11〕
1908年1月底，袁世凯执掌的外务部以“教育实为国家应尽义务，非外人所能代谋”为由不予立案。清政府拒绝的原因，主要怕这所学校成为异端思想的据点，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当然，德国的战略意图，清政府不会不清楚。一些清醒的中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德人强租了胶州湾，定期九十九年，心下还觉不足，他想他们占取中国的土地，虽说有军队海港做武力的屏障，有商业路矿做经济的基本。然而要说到根本良心上的问题，中国人对他终归不会有好感的。所以他又设下两个法子，那就是宗教与教育，德人和中国政府协商在青岛设立“德华大学”一所。其经费由德政府出六十万马克，由中国政府出四万马克。这个学校就是德人极力扩充他的学术精神于中国和传播他的政治势力于中国的引子。”〔12〕
但清政府也需要德国在华办教育。自废除了八股科举制度后，清政府对教育进行了革新，如按西方教育方式在全国开办了各级新式学堂。从政治和军事上讲，中国也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希望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文化浸濡能相互制衡，自己则可“坐收渔翁之利”，实际上也就是能在列强环伺下求得生存空间。
1908年2月11日，胶澳总督向中国驻德公使孙宝琦通报了德国政府拟在青岛建高等学校的计划，建议双方就此进行商谈。孙宝琦随即通报了中国的外务部。2月15日，雷克斯拜访了时任学部尚书张之洞，重申办学主张，并希望能尽快开始商谈。张之洞虽然认为中、外办学宗旨“迥然不同，课程自难以一致”，但他也看出德国在青岛办学动议出自政府，与私人办学不同；而且德方愿筹巨资，派专人来华商定章程，有合作的诚意。因此，在与外务部反复协商之后，他决定先与德国代表进行试探性谈判。
1908年5月29日上午，中、德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德方谈判代表是汉堡大学汉学家奥托·弗兰克，他也是德国驻华公使馆的前任翻译；中方谈判代表是张之洞。谈判内容包括大学的名称、校址、经费、行政管理和专业设置等事项。但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矛盾的焦点，就是中国始终担心德国会借这所大学向中国输入德国文化：“中国人对外国人将给他们带来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说法十分敏感。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具有侮辱性，仿佛他们在此之前并无文化一般。为了取得我们所追求的成果，建议日后尽量少用致力文化、文化传播、文化中心等类似的用语，尽管这些词语本有其正确意义。”〔13〕
清政府当时对外国人在华办学的政策是：一概不同意立案，当然，教会学校是例外。但德国政府的支持最终让清政府退让一步，决定只要德国政府按照教育宗旨管理这所学校，且课程符合双方要求，可特许立案开办。中国政府认可该大学的学历，但不承认该校与外国大学具有同样的地位，为此，学校建成后，中方将派驻一名清政府官员出任副校长，并由中方负责招生；在课程设置上，德国政府同意中国国学与西学各种功课相辅而行。
1908年7月9日，中德双方在青岛议定《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共十八条）。章程规定：“本学堂系中、德两国政府合办”，开办经费德方出资六十万马克，中方出资四万马克。校名定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也称“德华大学”。
1909年10月25日上午，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暨建筑校舍开工庆典。学堂监督凯贝尔在致辞中表示，要“用良好的、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学校教育来培养中国青年，特别要求努力把民族主义的中国教育和现代化的西方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学校工作的发展目标的既定原则”。
而清政府派来的学部参议李熙在训词中则勉励学生说：“你们无须越出中国国门，就能享有与欧洲和你们祖国的许多优秀人物朝夕相处的良好机会，就像你们旅居国外一样，可以较小的力气得到更多的认真学习的条件。这真是你们不可多得的幸运！这所学校向你们提供丰富的教材，有幸到这里来学习的诸君，将要在西方科学知识的土壤上耕犁，而仍保存我们民族特点的美好种子。你们学成之后，将在祖国施展你们的才智本领，那时你们就可证明，你们没有辜负这所学校对你们的培养和期望。”
开学典礼之后，即举行新建校舍奠基礼，基石上用中、德两种文字刻着：“为向中国表明德国的友谊，表明德国在远东工作的和平性质，德皇威廉二世陛下提议在青岛建立德华高等学校，这一建议为中国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所接受。”〔14〕 显然，中、德双方都试图通过这所学校培养能为己所用的人才。清政府希望借助这所西式大学培养新学人才；而德国要培养的，是亲德的中国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将来一旦有机会进入中国政府管理层面，对德国的在华利益、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推动方面，都显然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该校的课程设置就明显呈现出双方角力的色彩。“德华大学”的教学内容可简称为“科技 孔子”，即教学内容是“德国化”，教学形式则是“中国化”；学校的教师也是中、德合成，其中德国教师教德文、世界历史和地理、数理化及法政、工程技术、农林和医学等西学课程；中国教师教中国经学、文学、人伦道德、历史、舆地等中文课程，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教學体系。“德华大学”特别重视德语教学，并开办预科学习德文，以便学生进入高等学科学习。而高等科的课程则全部由德国教师用德语授课。当年，许多中国青年因此把到“德华大学”学习视同留学德国，纷纷报名应考，使其名声大噪。
“德华大学”是中国近代一场中西教育交流碰撞的伟大实验，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德华大学”由中、德合办，以外资为主，主要由德方管理，在系科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既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模式，同时还兼顾中国文化教育，这种在当时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注释：
〔1〕〔3〕〔4〕〔5〕〔7〕〔8〕〔13〕《关于在青岛为中国建立德语学校的备忘录》，青岛档案馆：（德文）档案AIII3733号，第1442～1448、1445、1448、1447、1452、1451、1390页
〔2〕〔6〕〔9〕《青岛教育计划—致帝国总理的请示》，青岛档案馆：（德文）档案AIII3733号，第1394、1399、1400页
〔10〕青岛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侵略青岛纪实》，青岛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11〕《德国政府计划在青岛简历教育机构的记录》，青岛档案馆：（德文）档案AIII3733号，第1390页
〔12〕谢开勋：《二十二年来之胶州湾》，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111～112 页
〔14〕《胶州发达备忘录（十二）1908年— 1909年，关于德华高等学校开学的报告》，中文译本未刊稿，青岛档案馆：档案AIII3724号，第11页
从1898年到1905年，德国在青岛的工作重心是建设城市，改建基础设施以及建造军事堡垒，目的是发展青岛的经济。1905年，青岛在贸易和关税上的收入，已经赶上了1863年就已开港的烟台。到1907年上半年，青岛的关税额在全中国三十六个海关中已跃居第七位。快速发展的经济，提升了青岛在德国政府和民众中的地位，也迫使德国殖民者调整对青岛的殖民政策。最初，德国制定的对华政策主要集中在外交和经济领域。但中、德之间的敌意，对德国的统治及青岛经济的繁荣，造成了明显的阻碍。德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决意改变这一现状，突破口就是让德国文化在青岛与中华文化融合。
一
德国殖民者在华最初推行的是“经贸引领文化”政策，即通过强行推动德国经济势力范围而推广德国文化，通过经济往来传播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但最终目的还是确保德国在华经济利益地位。德国殖民者靠武力和经济力量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对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存造成了很大危害，如1901年11月发生的“高密事件”，据德方统计的数字，中国人死亡一百一十七人，伤一百零七人，一百三十五户中有二十户全家被杀。修筑胶济铁路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流血事件，使德国殖民者意识到，靠武力推行德国政策，一定会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作为“德国文明标本”的青岛，实际上处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华文明的包围之中，青岛犹如一叶孤舟，虽然坚硬，但孤单。这种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强烈敌意和文化对峙心状，迫使德国不得不改变殖民政策，以保护并推展德国在华利益。
文化独具的亲和力与影响力，可以消除中国民众对德国作为占领者的敌意，有利于德国对华政策在青岛的推行。于是，德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逐步意识到“文化引导贸易”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认识到要保障德国在华的长久利益，只靠政治和经济力量远远不够，还应该通过文化力量，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渗透，为德国在华利益织就一张无形但严密的保护网，以确保德国在华利益的安全和持久。
迫使德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列强已在华培养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之争“迫在眉睫”的感觉。如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在提交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里，就忧心忡忡地说：
在华之德商，在声望及财富方面并不弱于任何人，但在传播德国文化方面却远不及英国人。除去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对传播德语（的重要性）竟完全没有认识，令人无法理解，仅仅将其归于薄弱的民族（自豪）感，也无法解释。德国商人更多地为一种观点所苦，即不光在国际商务中使用英语更舒服和实用，同中国人交流时，也是如此。他们更将德语作为秘密语言，留到私人生活中使用。这一观点或多或少已经造成了一种已无法掩饰的敌对思想，即反对在华人中间传播德语。当然，公平来讲，如果德国商人更倾向于利润颇丰的英国或美国式的商业行为，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然而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德国特性的英国化，日久天长，必然会给本国的全体工业带来危害。
德国及德国势力目前在中国所处的位置，情形委实不容乐观。法国及英、美数十年的努力所积累的资本，日本十余年来推行——幸未全面成功——的文化侵略，德国无法或基本无法与之抗衡。少数的几所德国传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即便有心尝试开设德语课，也总是缺少资金，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无法有所作为。到目前為止，尚无一人能通过教学为宣扬德国做出重要贡献。
依目前中国之现状，英、美影响可谓遮天蔽日，则我国必须选择某一领域，以求用最快速度获取成功。基础教育已不可能，因华人深信在此方面不需借用外力，且外力亦已足够。而如本文开头所述，高等教育方面困难众多，亟须解决，由此入手，方是正途。〔1〕
虽然与其他列强相比，德国发展和扩展意识相对滞后，但竞争意识特别强烈。所以在争夺在华利益方面，德国与其他列强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只是最初主要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竞争。但现在德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竟然得讲英语，说明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已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国，长此以往，德国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受到巨大威胁。
不止弗兰克对德国在华经济商业地位与文化地位的不相称深感焦虑，德国驻京公使雷克斯在向德国总理府提交的《青岛教育计划》中，也将与其他西方列强在华竞争作为在华办学以维护德国在华利益的理由：
德语在华教育远远落后于英语及法语。……中国正在成为立宪国家，与之俱来的整体改革迫使华人走向欧式的高等教育。华人在前进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文化教育方面的缺陷，需要指引教导，以平等姿态与他国相处。华人绝不缺少资质、天赋及勤奋，以期在未来数十年内圆满达成目标。窃以为，帝国政府有责任在中国的这一发展过程中，使德语及德国学术进入中国。我作为帝国的代表，职责所在便是竭尽全力，为德国文化在中国谋得一席之地。如果目前的失误使帝国政府及德意志民族蒙受损失，则以后无论财力人力恐怕都无法弥补。〔2〕
实际上，早在1904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就提出中、德合办高等学堂。他反对德国以军事力量推进殖民地建设，而认为应以教育渐进推行德国文化。为此，他曾给胶澳总督专门写信，提议筹建一所大学，但总督府当时对此并无兴趣。
抢占中国的市场，最终靠的是文化，而非军事、强权。在这一点上，其他列强的确比德国动作快，计划周详，效果明显。中国当时已有的外国学校只教英文和中文，虽然考虑过教法文，但从未想过教德语，因为中国人普遍觉得德语没用： 相较英、美及日本的强劲势头，德语实在势单力孤，无法与之抗衡。面对日渐重要的教育问题，最近在帝国的官方特使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广州、汉口、南京、上海、天津和北京建立了数所德语学校。这些学校自然都规模甚小，而且，一旦中国教育管理部门更进一步，让英语取得垄断地位，这些学校便会立即面临生存危机。阻止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并力求名正言顺地宣扬德语，令这些学校的学生感觉学习德语大有禆益，这才是巩固这些学校地位、扩大德国在华影响的唯一方法。然若想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的物资人力，面对英美的汹汹来势筑起防堤，否则数年之内德国在华势力难免为其所淹没。〔3〕
现在，在德国的殖民地，英、美、法、日诸国苦心经营的本国文化却远远超出了德国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德国无法或基本无法与之抗衡。“少数的几所德国传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即便有心尝试开设德语课，也总是缺少资金，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无法有所作为。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人能通过教学为宣扬德国做出重要贡献”〔4〕。
先进的德国文化在中国却如此落后！德国精英阶层，深感痛心，痛则思变。中国教育此时恰处于新旧更新时期，但因为经济基础薄弱，所以虽有教育改革的计划，但一无钱，二无办现代大学的经验，亟须外力相助。德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恰逢其时：
然中国之大，如无外力协助，无法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若不能从一开始便认清这一点，必致后患无穷。只因先下手者，自然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注入其中，推销自己的语言文化，令华人习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这里再到政治经济上的倾向只有一步之遥，哪怕华人不情愿、无意识也能跨过这一距离。中国教育改革中的这一情况，列强或早或晚都会看到，自然会群起争之。此事愈加明显，则竞争愈加激烈。〔5〕
二
当意识到英美法日等国在中国积极推行语言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和实际效果时，依靠武力进入中国的德国人开始认识到，必争教育阵地。他们开始着急了：
国内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也无法忽略中国的反对态度可能给德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众多事实证明，华人如果受过一个国家的教育，那么他会在各个方面寻求同该国的联系，对其产品也会倍感兴趣。我们通过在青岛培养年轻学生，就为我国的工业培养了一批客户。我们培养的越快，规模越大，则德国产品的前景便越好，我国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因这些学校不仅面对山东人，也面向中国的其他省份开放。国家拨给学校的款项，可以衍生数百倍的收益。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欧洲也可以大作这一大国的生意.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一切条件，排除万难，免得我们在（将来的）经济竞争中失利。这样在青岛的建校计划将给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6〕
在制定即将开始的德国在华教育和文化政策时，青岛的德国殖民当局就明确表示，新成立的德国教育机构不学英国在香港推行的职业教育政策，即仅培养为稻粱谋的中国人，而提倡以更广泛、深刻的方式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与个性，使这些中国人不但掌握德国知识，更能浸润于德国精神：
中国教育新秩序决定了国民精神生活的改革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这一点毋庸置疑。只因当今时代，再发达的文明国家，都将教育的普及和全局化视作其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一面。然中国之大，如无外力协助，无法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若不能从一开始便认清这一点，必致后患无穷。只因先下手者，自然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注入其中，推销自己的语言文化，令华人习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这里再到政治经济上的倾向只有一步之遥，哪怕华人不情愿、无意识也能跨过这一距离。〔7〕
作为教育输出的后起者，德国人看到过两种与中国教育合作的结果：一是清政府曾往美国派过留学生，但这些人“后来多成无用之人”；一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培养的学生，“确已是栋梁之材，回国后纷纷担任重要职位，有些甚至位列内阁大臣。他们中有工程师、医生、教师，也有颇具实力的政治家；所有人都对自己受过教育、得以至近日之地位的国家心存好感。以致今日虽然美國有各项排华政策，其在中国，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所获得的好感度，范围之广，为时之长，无人能及”〔8〕。
要培养德国在华利益的保护人和代言人，圣约翰大学的合作模式显然是首选。
为了推动德国政府尽快实施在华教育计划，德国一些政治家和汉学家在理论和舆论上做了很多准备。他们纷纷从理论上阐释德国文化对远东殖民地的价值，论述输出德国文化符合国家利益，并通过中德文化的对比，显示出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以在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1906年以后，柏林、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等地很快出现了五十余家有官方背景的民间机构，如1906年成立的“促进在中国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1909年成立的以帮助中国学生赴德留学的“中德交流协会”等，都通过影响德国民众的对华印象，进而推动德国政府尽管出台和实施德国对华文化政策。
1905年，德国胶澳总督府开始制定在华德国文化政策，并作为德国对华政策中最重要任务之一。这项政策最初包罗万象，后来才慢慢集中到一项具体的文化项目，即在青岛与中国合办一所大学。
当然，在中国人面前，德国人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而是冠冕堂皇地表示是为了帮助中国人：
张之洞先问过我，德国政府要建此校有何目的，我便简要向他阐述了我方如何想通过青岛向华人展现我德意志文化，我方希望可以通过在青德国人与中国的往来加强密切两国之间经济及精神层面的联系。在新学校方面，我方目的在于让中国人通过较为低廉的代价熟悉德国科学，让较为贫困的中国人也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9〕
但德国人心里明白，中国人也明白，德国之所以积极推动创建大学，所期望于这所大学的，就是通过德国式教育，培养出能够汲取德国科技与文化精神，并成为德国精神工具的中国青年：“尔来欧洲强国对华政策一变，群以灌输文明为主，而以侵略辅之，此期内幕之野心，固昭然若揭。无可讳言，德国亦当效尤，输入德之文明，同化华人，使华人洞解德国情形，且信服之，以使此永久闭关自守之门户为德人完全开放，庶吾人今日之劳瘁，得使中国人生感激崇拜之念，而收其利也。”〔10〕 1914年6月15日，就在“德华大学”即将结束在华使命之际，德国国务秘书还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德国向中国人提供德国式教育，目的是促进在华贸易和经济利益，以文化为媒，使德国打入中国。这说明，“德华大学”自始至终贯彻了以文化维护德国在华利益的基本原则，显然是德国文化扩张之路上的一环。
德国政府在“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身上也确实下了功夫。这些中国学生可以享受与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待遇，可以随意出入德国人的舞会、酒吧、俱乐部，参加德国人的社区活动，与德国人并肩喝咖啡、平等交谈；即使平时不把华人放在眼里的巡捕，对这些“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也都毕恭毕敬，这些享受到德国人特权的中国大学生，成为被殖民者中的殖民者。赋予其这些特权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作为占领者能对殖民地人施行这种“仁义”，接受者一定不会忘记的，德国的这种“文化投资”将来一定会在经济、文化，甚至在政治上得到丰厚的回报。
三
1907年10月23日，德国公使雷克斯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德国对拟建的“德华大学”的初步设想：
其中主要是通过我帝国政府为迎合中国学生中对西方精神教育日益强烈的渴望，属意在青岛开办一所教育机构，可使年轻的中国人，尤其那些无力承担高昂的旅欧求学费用的学子，在当地就可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熏陶。我方目前虽无最终的确切计划，也已为有意成立的这所高等学府设定了以下科系……为建造此校，已向1908年度财政预算申请拨款，其中日常支出七万五百马克，一次性支出为三十万马克。
我帝国政府希望，贵国政府可以着眼于此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对计划表示兴趣，并从中国方面给予其大力支持，如推荐和指定适合的教学材料，对在此校进行的各种考试的认证以及对学生从此校毕业后的前程的關注等，尤为重要。〔11〕
1908年1月底，袁世凯执掌的外务部以“教育实为国家应尽义务，非外人所能代谋”为由不予立案。清政府拒绝的原因，主要怕这所学校成为异端思想的据点，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当然，德国的战略意图，清政府不会不清楚。一些清醒的中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德人强租了胶州湾，定期九十九年，心下还觉不足，他想他们占取中国的土地，虽说有军队海港做武力的屏障，有商业路矿做经济的基本。然而要说到根本良心上的问题，中国人对他终归不会有好感的。所以他又设下两个法子，那就是宗教与教育，德人和中国政府协商在青岛设立“德华大学”一所。其经费由德政府出六十万马克，由中国政府出四万马克。这个学校就是德人极力扩充他的学术精神于中国和传播他的政治势力于中国的引子。”〔12〕
但清政府也需要德国在华办教育。自废除了八股科举制度后，清政府对教育进行了革新，如按西方教育方式在全国开办了各级新式学堂。从政治和军事上讲，中国也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希望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文化浸濡能相互制衡，自己则可“坐收渔翁之利”，实际上也就是能在列强环伺下求得生存空间。
1908年2月11日，胶澳总督向中国驻德公使孙宝琦通报了德国政府拟在青岛建高等学校的计划，建议双方就此进行商谈。孙宝琦随即通报了中国的外务部。2月15日，雷克斯拜访了时任学部尚书张之洞，重申办学主张，并希望能尽快开始商谈。张之洞虽然认为中、外办学宗旨“迥然不同，课程自难以一致”，但他也看出德国在青岛办学动议出自政府，与私人办学不同；而且德方愿筹巨资，派专人来华商定章程，有合作的诚意。因此，在与外务部反复协商之后，他决定先与德国代表进行试探性谈判。
1908年5月29日上午，中、德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德方谈判代表是汉堡大学汉学家奥托·弗兰克，他也是德国驻华公使馆的前任翻译；中方谈判代表是张之洞。谈判内容包括大学的名称、校址、经费、行政管理和专业设置等事项。但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矛盾的焦点，就是中国始终担心德国会借这所大学向中国输入德国文化：“中国人对外国人将给他们带来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说法十分敏感。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具有侮辱性，仿佛他们在此之前并无文化一般。为了取得我们所追求的成果，建议日后尽量少用致力文化、文化传播、文化中心等类似的用语，尽管这些词语本有其正确意义。”〔13〕
清政府当时对外国人在华办学的政策是：一概不同意立案，当然，教会学校是例外。但德国政府的支持最终让清政府退让一步，决定只要德国政府按照教育宗旨管理这所学校，且课程符合双方要求，可特许立案开办。中国政府认可该大学的学历，但不承认该校与外国大学具有同样的地位，为此，学校建成后，中方将派驻一名清政府官员出任副校长，并由中方负责招生；在课程设置上，德国政府同意中国国学与西学各种功课相辅而行。
1908年7月9日，中德双方在青岛议定《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共十八条）。章程规定：“本学堂系中、德两国政府合办”，开办经费德方出资六十万马克，中方出资四万马克。校名定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也称“德华大学”。
1909年10月25日上午，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暨建筑校舍开工庆典。学堂监督凯贝尔在致辞中表示，要“用良好的、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学校教育来培养中国青年，特别要求努力把民族主义的中国教育和现代化的西方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学校工作的发展目标的既定原则”。
而清政府派来的学部参议李熙在训词中则勉励学生说：“你们无须越出中国国门，就能享有与欧洲和你们祖国的许多优秀人物朝夕相处的良好机会，就像你们旅居国外一样，可以较小的力气得到更多的认真学习的条件。这真是你们不可多得的幸运！这所学校向你们提供丰富的教材，有幸到这里来学习的诸君，将要在西方科学知识的土壤上耕犁，而仍保存我们民族特点的美好种子。你们学成之后，将在祖国施展你们的才智本领，那时你们就可证明，你们没有辜负这所学校对你们的培养和期望。”
开学典礼之后，即举行新建校舍奠基礼，基石上用中、德两种文字刻着：“为向中国表明德国的友谊，表明德国在远东工作的和平性质，德皇威廉二世陛下提议在青岛建立德华高等学校，这一建议为中国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所接受。”〔14〕 显然，中、德双方都试图通过这所学校培养能为己所用的人才。清政府希望借助这所西式大学培养新学人才；而德国要培养的，是亲德的中国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将来一旦有机会进入中国政府管理层面，对德国的在华利益、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推动方面，都显然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该校的课程设置就明显呈现出双方角力的色彩。“德华大学”的教学内容可简称为“科技 孔子”，即教学内容是“德国化”，教学形式则是“中国化”；学校的教师也是中、德合成，其中德国教师教德文、世界历史和地理、数理化及法政、工程技术、农林和医学等西学课程；中国教师教中国经学、文学、人伦道德、历史、舆地等中文课程，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教學体系。“德华大学”特别重视德语教学，并开办预科学习德文，以便学生进入高等学科学习。而高等科的课程则全部由德国教师用德语授课。当年，许多中国青年因此把到“德华大学”学习视同留学德国，纷纷报名应考，使其名声大噪。
“德华大学”是中国近代一场中西教育交流碰撞的伟大实验，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德华大学”由中、德合办，以外资为主，主要由德方管理，在系科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既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模式，同时还兼顾中国文化教育，这种在当时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注释：
〔1〕〔3〕〔4〕〔5〕〔7〕〔8〕〔13〕《关于在青岛为中国建立德语学校的备忘录》，青岛档案馆：（德文）档案AIII3733号，第1442～1448、1445、1448、1447、1452、1451、1390页
〔2〕〔6〕〔9〕《青岛教育计划—致帝国总理的请示》，青岛档案馆：（德文）档案AIII3733号，第1394、1399、1400页
〔10〕青岛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侵略青岛纪实》，青岛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11〕《德国政府计划在青岛简历教育机构的记录》，青岛档案馆：（德文）档案AIII3733号，第1390页
〔12〕谢开勋：《二十二年来之胶州湾》，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111～112 页
〔14〕《胶州发达备忘录（十二）1908年— 1909年，关于德华高等学校开学的报告》，中文译本未刊稿，青岛档案馆：档案AIII3724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