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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1592年至1598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期。日本军队将俘获来的朝鲜学者、技术人员和农民，强制押送到日本。这些人后来同日本人融合在一起。不过，有一部分被虏获的陶工群体，被限定居住在日本鹿儿岛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的苗代川，并且被强制改姓和禁止与日本人通婚。这些人一直到明治时代，仍保持其民族特性。但这是一个特例。
第三阶段是近代，即明治时代以来。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后，它侵略并吞并了朝鲜半岛，对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段时间也是朝鲜人大量涌入日本的高峰时期。
战争时期，日本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朝鲜半岛成为日本最大的人力资源地。第一种是从朝鲜征兵。被强征加入日本军队的朝鲜人大都被派往中国或东南亚战场，留在日本本土的，一部分为常驻军人，一部分属流动性质，时多时少。第二种是以“征用”（征役）的名目把大批朝鲜人押送到日本军需工业部门的厂矿做劳工，最高时曾达到约60万人。劳工与军人不同，属长期劳动。到日本战败时，尚有约30万朝鲜人留在日本。第三种是被强征的朝鲜人“女子挺身队”，即慰安妇，她们也在日本的工厂和矿山劳动。由于到日本的时间较短，这个时期的朝鲜人并没有完全融入日本社会，而是保持着民族特性。
截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总计200万。其中一般定居者160万，强征劳工30万，军队与军属10万。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今天的日本，持朝鲜国籍的人数相当可观，约为25万人左右，但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故乡却是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即今天的韩国境内。
在日本社会，一直有一种势力，他们在竭力赞美日本过去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却对朝鲜人持强烈的排斥态度，这种意识至今并未消除。这也迫使在日的韩国人、朝鲜人不得不奋起与敌视他们的社会环境作斗争。他们意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民族尊严，才能谋求消除民族歧视、维持生计、获得权利。在此过程中，随着朝鲜半岛的分裂，在日朝侨内部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分裂出在日韩国人和在日朝鲜人两部分，并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和“在日本大韩民国居留民团（简称‘民团’）”。
光复后，在日朝鲜人运动风起云涌
朝鲜半岛光复后至“朝总联”成立前的10年间，在日本的朝鲜人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在日本朝鲜人联盟”（简称“朝联”）和“在日本朝鲜人统一民主战线”（简称“民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织，被视为“朝总联”的前身。
“朝联”是日本战败后陷入混乱时，在日朝鲜人为了保障在日朝侨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自然形成的全国性的统一组织。1945年10月15日，“朝联”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宣告成立。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在日朝鲜人社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以送返回国业务为主，包括制作相关地区返回者名簿、发行返回证明、管理遗留产业等。在组织关系上，“朝联”接受日本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很多“朝联”指导干部本身就是日共党员。由于“朝联”与日本共产党具有特殊关系，并在活动中显示革命性和武装力量的倾向，导致了与日本警察之间的摩擦，美占领军司令部也决定排斥“朝联”。1949年9月8日，日本法务部突然颁布《团体守规制令》，向“朝联”下达了解散命令，并对“朝联”实行了财产没收。
“朝联”解散之后，1951年1月9日“民战”成立。“民战”同样是日共中央“民族对策部”指导的在日朝鲜人组织。当时日共的方针是使朝鲜人共产党员首先作为日本共产党员献身日本革命，同时抑制“朝联”和“民战”的民族倾向，将其当作日本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环节。后来，“民战”内部逐渐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势力坚持在日朝鲜人运动仍接受日本人指导，另一股势力以“民战”领导人之一韩德洙为代表，主张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靠拢。两股势力交锋过程中，1954年11月8日，时任朝鲜外相南日在朝鲜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八次会议上作报告时称，在日朝鲜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成为后来“朝总联”的第一纲领，而且成为推动“朝总联”转换路线方向，在朝鲜指导下开展运动的决定性声明。
俨然是朝鲜的在日外交机构
1955年3月，“民战”第19次中央委员会议召开。韩德洙在会上提出，“为了将目前在日同胞召集到在日朝鲜统一民主阵线中来，为了让在日朝鲜人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应动员全体同胞，解散‘民战’，成立新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1955年5月，“朝总联”在东京浅草公会堂成立。
“朝总联”的组织结构很严密，拥有中央和地方组织体系。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均设有地方本部及支部、分会等，共下辖48个地方支部和267个细胞支部及1550余个分会。
中央组织包括中央议长团、全体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任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中央议长团由议长、第一副议长、责任副议长、副议长构成。
全体大会是由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和代议员组成的最高决议机构，每隔三年，于5月召开会议。全体大会的任务是制定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政策、活动方针，并审议、决定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纲领和规定，选举议长团、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
中央常任委员会由议长团召集，由议长团事务局长和部级干部构成，每月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中央常任委员会直辖事务局，分为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教育部、文汇部、外务部、社会经济部、财政部等八个部，非常设机构有“民族教育对策委员会”、“归国对策委员会”、“祖国往来邀请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有全体大会选举的委员会和委员组成，并设有直属事务总局和各专门局。
“朝总联”下属机构有商工联合会、信用组合协会、青年同盟、女性同盟、教职员同盟、中央教育会，还有一些文艺团体。事业单位有中央学院、朝鲜新报社、朝鲜通讯社等。有许多小学、中学、高中，还有一所大学——朝鲜大学。
“朝总联”的下属团体包括：在日本朝鲜青年同盟（朝青）、在日本朝鲜民主女性同盟（女盟）、在日本朝鲜人中央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在日本朝鲜人教职员同盟（教职同）、在日本朝鲜人商工联合会（朝商联）、在日本朝鲜人信用组合协同（朝信协）、在日本朝鲜留学生同盟（留学同）、在日本朝鲜言论出版人协会、在日本朝鲜人科学者协会（科协）、在日本朝鲜文学艺术家同盟（文艺同）、在日本朝鲜人体育联合会（体联）、在日本朝鲜人佛教徒联盟、在日本朝鲜人统一同志会社。
下属事业团体有：朝鲜新报社、朝鲜通讯社、朝鲜问题研究所、九月书房、学友书房、朝鲜画报社、朝鲜青年社、时代社、朝鲜大学校、朝鲜总联中央学院、朝鲜总联关东学院、朝鲜总联关西学院、朝鲜总联九州学院、关东经济学院、关西经济学院、在日本朝鲜人通信教育协会、朝鲜中央艺术团、朝鲜演剧团、东海商社株式会。
日本协力团体有：日朝协会、日朝往来自由实现联络会议、捍卫在日朝鲜人人权会、在日朝鲜人归国协力会、日朝学术交流促进会、日朝贸易会。
朝鲜的援助费用至关重要
自“朝总联”成立之初，朝鲜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其以强大的支持。最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对“朝总联”的教育援助费。
“朝总联”一成立，就提出将实施民主民族教育作为重要的事业，时至今日，仍在每个时期提及并强调“民主主义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朝鲜每年向“朝总联”系统输送巨额“教育援助费”，每次均达数亿日元现款。1957年从2亿日元起步，到60年代每年为10亿日元，从1974年起增加了两倍以上，达到37亿日元，1976年降至20亿日元，1982年又减至10亿日元。迄今为止，朝鲜方面共对“朝总联”援助422亿日元。当时的一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十数亿日元。在日朝鲜人的最高学府——朝鲜大学就是利用其中的一亿日元建成的。从1958年起，“朝总联”利用教育援助费建造校舍，完善了从初级学校到大学的综合性教育体制。“朝总联”在其属下的各级学校中，用朝鲜语授课，并讲授朝鲜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其使用的教材与朝鲜教科书内容大致相同。
教育援助费对提高“朝总联”的社会影响至关重要。那些从没有体验过“祖国”滋味的在日朝鲜人对此十分感激。更何况“朝总联”成立之初时正是朝鲜战争之后，朝鲜正处于恢复时期，外汇甚少，这笔钱无疑弥足珍贵。这些援助资金主要用于在日朝侨及其子女们的朝鲜语言学习和历史教育方面，这不仅激发了在日朝侨的民族自豪感，也进一步密切了“朝总联”与母国朝鲜的关系。
“朝总联”使大批在日朝鲜人回到祖国
在提到“朝总联”时，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可算是“北送”问题。所谓“北送”就是在日朝鲜人的归国工作。
朝鲜半岛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时，大多数在日朝鲜人都急于回国。到1949年3月，返回祖国者多达140万人。但是最终仍有60万名朝侨滞留在日本，这些人成为当今在日朝鲜人的基础。
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滞留不归呢？主要原因是美军占领日本后，占领军司令部对在日朝侨规定，回国时只能携带1000日元以下的货币和财产。在日朝侨的生活基础都在日本，回国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仅携带不足1000日元的货币回国根本无法生存。于是，很多人不得不继续滞留日本。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又阻止了更多在日朝侨返回祖国。正式启动“在日朝鲜人归国工作”是1959年8月。当时朝鲜与日本的红十字会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了会谈，签署了《在日朝鲜人归国协定》，并于同年12月开始生效。归国定居的在日朝鲜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占旅日朝鲜人的大部分，他们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失去祖国的他们，对祖国充满了期待；二是“朝总联”的干部和家属，他们作为“模范”朝鲜人踏上回国之路；第三种是技术熟练工人和日本社会的朝侨精英，他们为了参加北部社会主义建设而回国。从“归国工作”启动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总共有93000余名在日朝鲜人回到朝鲜永久定居。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人也随同回到朝鲜。
“朝总联”与朝鲜的经济合作
1982年，“朝总联”开展了“捐献工厂运动”，在平壤建立“爱国工厂”。此后，朝鲜与“朝总联”的企业总共签订了110余项合同，并有60家合营企业投入经营。1992年之后，在日“朝总联”与朝鲜之间的合营项目开始减少。朝鲜于1984年制定了合营法，显示了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的意愿，但是与“朝总联”企业的合营占了总数的60％，而与其他国家合营合作的成果是难以与其相比较的。
金正日在致“朝总联”成立40周年大会贺信中指出，“‘总联’通过在日工商界人士等在日同胞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种领域中与祖国加强合营、合作以及交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在日同胞工商界人士是‘总联’的基本群众，是在日朝鲜人运动的主力军。‘总联’信任作为同胞的工商界人士并且依靠他们发展在日朝鲜人运动，‘总联’应带动所有同胞中的工商界人士，胸怀高度的爱国心及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爱国事业之中。”
阅读背景
在日朝鲜·韩国人的国籍问题
1894年，朝鲜王朝脱离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国号也改称“大韩帝国”，国王则称“皇帝”。此时在大韩帝国产生了近代的“国民登记制度”——《户口调查规则》（1896年）和《民籍法》（1909年），为的是实现户籍制度。然而，大韩帝国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成了日本的领土，朝鲜半岛人成了日本的国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大韩帝国并未复活，而此后半岛又分裂为南北两方。这时生活在朝鲜半岛的朝鲜人从“日本国籍”中解放出来，而留在日本的朝鲜半岛人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被盟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定为“依然保持日本国籍”。
1948年韩国和朝鲜相继成立，各自都宣称自己拥有整个朝鲜半岛的领土主权和整个民族的主权。于是，韩国便视在日的朝鲜半岛人为韩国国民，而朝鲜则视他们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在法律上依然把他们定为日本国民。这正是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国籍问题的特点。
南北各自成立新国家之后，韩国于1948年12月制定了国籍法。按照这个国籍法，在日本的韩国人都是韩国国籍（按本人意志取得日本国籍者除外，他们自动丧失韩国国籍）。但另一方面，朝鲜也在1963年制定了国籍法。该法基于民族血统原则，把所有在日本的朝鲜半岛人定为朝鲜国籍。
那些曾被日本政府登记为“朝鲜”国籍而后来持有韩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明文件（韩国护照或《在外国民登录证》）者，日本政府即确认其为韩国国籍，并在日本的登记文件“国籍栏”中重新填写成“韩国”。但当时也有一些自定为韩国国民者，因未办韩国政府的相关手续，日本政府仍把他们的国籍填写为“朝鲜”。后来，这部分人大都办了手续，日本政府又据此改填为“韩国”
问题在于自认为是“朝鲜国籍”者。由于日本政府不承认朝鲜，也不承认其颁发的“国籍文件”，因而便保留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在国籍栏中一直填写的“朝鲜”国籍。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日本存在着“韩国”和“朝鲜”两种国籍。在政治上前者支持南方的韩国政权，后者支持北方的朝鲜政权。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日本当局规定，只有日本人、有日本户籍者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完全排除了定居在日本的朝鲜人、韩国人的参政权。而且在日朝鲜人、韩国人也不能享受日本国民受教育的优惠，相反，还有大批朝鲜人学校被迫关闭。
日本社会一向蔑视朝鲜半岛人。在此情况下，日本社会出现了恶劣的排朝排韩浪潮，一些人更是叫嚣“朝鲜人滚回朝鲜去”、“韩国人滚回韩国去”。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就业问题上，日本人也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加之战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韩国人、朝鲜人失业，生活无着。于是，不少人去做最苦的临时工，在回收废品、养猪、私自酿酒等方面寻找活路，以至后来发展成开餐馆、弹子游戏博彩店，甚至涉足红灯区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