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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喜欢说自己行动大胆而出其不意，总是强调自己和基辛格有多么不同。“这是个不可能的组合，”他回忆说，“威提尔小镇杂货商的儿子和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政治家和学者。”
但让二人联合在一起的“黑暗的”纽带不是他们外表的差异，而是内在的相似性。当他们各取所需获得自己长久向往的权力后，发现彼此都是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两人都是实力政治的实践者，结合了冰冷的现实主义和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信条，用基辛格写俾斯麦的话说就是：“不受道德顾虑的牵绊。”两人都相信：“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力量的评估基础上，不能感情用事。”
在一次和戈尔达·梅厄的谈话中，尼克松把《圣经》里的为人准则干脆扭曲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游戏，“我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规则就是，‘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这时基辛格插嘴说：“而且是110%地这么干。”对基辛格和尼克松而言，在事后补救过失以及绕开国务院行事方面，道义上的考虑并不非常重要。
基辛格说俾斯麦“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总善于操纵敌对势力间的怨恨，以此对各方加以约束”。无独有偶，尼克松和他都是驾驭和利用怨恨敌对情绪的高手。两人都多疑、诡秘，都把人往最坏处想，喜欢设套让敌手之间“狗咬狗”；都是毁谤中伤的行家，在挑拨离间和对付共同的敌人方面有共同话语。就像基辛格说俾斯麦“从不接受反对者的任何好意”，尼克松和他都认为那些挑战其权威的人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有某种程度的多疑症，”长期担任基辛格贴身助手的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让他们彼此怀疑对方，但也使他们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在外交政策管理上他们有一套玩弄阴谋诡计的路子。”除此之外，两人都是孤家寡人，而且喜欢这种感觉，这就使他们更热衷于偷偷摸摸行事。他们不愿和他人分享信息或功劳，和下属或同僚打交道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都喜欢给对手出其不意来个“惊喜”，从越南谈判到军控谈判再到中国问题，全部暗箱操作，不跟国务院商量，然后再戏剧性地公开结果。
基辛格善变的性格让两个人这些共同点更加突出，他们彼此强化着各自的偏见。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之外，很快，基辛格和尼克松结成了对抗整个政府官僚体系和一个“敌对”世界的阴谋家联盟。
当然，真正把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外交事务的口味、热爱和感觉。两人在一起大部时间都像是在开研讨会，天马行空地把世界大势浏览一遍，讨论他们将要访问的地方。在基辛格的辅佐下，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莫斯科和北京的总统，而且是在同一年。基辛格说过，要想把外交摸透，必须不停地把所有关联的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甚至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也要想。尼克松做到了，虽然胡子和政策都弄得不怎么样，但他的确是不多的几个连刮胡子时也在考虑外交政策的人之一。
尽管有如此这般的共性，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个性上仍有显著差异：基辛格对周围世界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对自身在其中的作用尤其在意。尼克松不然。
这一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基辛格对任何人的批评都觉得寝食难安，尼克松则装听不见、掩耳盗铃，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基辛格拼命改造他的敌手、非要把不同意见扳过来，尼克松琢磨的是如何打压反对派；基辛格喜欢个人交流，尼克松怕得要死；犹太难民生气时会朝所有有份的人大发雷霆，尼克松遇有不快则退避三舍，思忖着如何报复。面临挑战时，基辛格喜欢着迷般地仔细研究对手，尼克松则躲得老远；基辛格能抓住各种细节，尼克松则信马由缰，连问题最主要的方面也把握不好；基辛格思路清晰，总能直击问题要害，尼克松跟着直觉走，总在互相冲突的几个选项之间一连数小时犹疑不决。
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最有说服力的比较来自国务院老牌官员、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托马斯·胡夫斯1973年的一篇演讲：
两人办事永远都是偷偷摸摸的，但基辛格做得更招人喜欢；
都憎恨官僚体系，但尼克松选择了逃避；
都喜欢夸夸其谈，但基辛格说得让人信服；
都强烈反对意识形态，但尼克松会在反与不反间摇摆不定；
都是不可救药的权术操纵者，但尼克松透明度更高；
都要求别人无条件拥护，唯独基辛格更能博得批评者的好感；
疑心都很重，不过基辛格更加合群；
都不尊重宪法第一修正案，基辛格却总能让媒体着迷。
在第一任期（1969～1972）的尼克松每年2月都在白宫二层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埃丽丝·罗斯福·朗沃茨（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举行生日宴会。埃丽丝是乔治城社交界和华盛顿政治权势组织的元老级人物，虽然尼克松很讨厌这两个圈子，但又不得不讨好。宴会通常只有六个人：尼克松夫妇、朗沃茨夫人、基辛格和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夫妇。阿尔索普夫人说：“尼克松一般会让亨利尽情表演，他在一旁和大家一块听着，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就好像亨利是他珍藏的奖品。”不管谈什么话题，尼克松都会凑到客人身旁说：“朗沃茨夫人，我想您一定想知道亨利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尼克松对基辛格最初的态度：引以为傲，还夹杂着几分敬畏。就像一个被冷落的孩子，手里忽然攥着一件让周围人重视他的宝贝东西时，便有一种愤愤不平而又扬眉吐气的兴奋劲。拥有基辛格让他最感快意的事情是，他挖了洛克菲勒的墙脚，尼克松一直忌妒他。霍德曼曾说：“尼克松总对洛克菲勒手下的人垂涎三尺、视若贤才，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老板是个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主儿。”尼克松没有肯尼迪炫目的身世和光环能吸引大批文人，也没法像财大气粗的洛克菲勒把出色的头脑都买至帐下，但如今凭借他的总统宝座，还是能把洛克菲勒王冠上的钻石撬到自己手里。“他对此颇引以为乐。”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说。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极愿提供，各取所需，二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复杂密切起来。基辛格很快成为尼克松的第一宠臣，不离左右。和一个如此复杂多面而内心冲突的总统过从甚密，亲近也就意味着权力。
但让二人联合在一起的“黑暗的”纽带不是他们外表的差异，而是内在的相似性。当他们各取所需获得自己长久向往的权力后，发现彼此都是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两人都是实力政治的实践者，结合了冰冷的现实主义和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信条，用基辛格写俾斯麦的话说就是：“不受道德顾虑的牵绊。”两人都相信：“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力量的评估基础上，不能感情用事。”
在一次和戈尔达·梅厄的谈话中，尼克松把《圣经》里的为人准则干脆扭曲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游戏，“我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规则就是，‘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这时基辛格插嘴说：“而且是110%地这么干。”对基辛格和尼克松而言，在事后补救过失以及绕开国务院行事方面，道义上的考虑并不非常重要。
基辛格说俾斯麦“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总善于操纵敌对势力间的怨恨，以此对各方加以约束”。无独有偶，尼克松和他都是驾驭和利用怨恨敌对情绪的高手。两人都多疑、诡秘，都把人往最坏处想，喜欢设套让敌手之间“狗咬狗”；都是毁谤中伤的行家，在挑拨离间和对付共同的敌人方面有共同话语。就像基辛格说俾斯麦“从不接受反对者的任何好意”，尼克松和他都认为那些挑战其权威的人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有某种程度的多疑症，”长期担任基辛格贴身助手的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让他们彼此怀疑对方，但也使他们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在外交政策管理上他们有一套玩弄阴谋诡计的路子。”除此之外，两人都是孤家寡人，而且喜欢这种感觉，这就使他们更热衷于偷偷摸摸行事。他们不愿和他人分享信息或功劳，和下属或同僚打交道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都喜欢给对手出其不意来个“惊喜”，从越南谈判到军控谈判再到中国问题，全部暗箱操作，不跟国务院商量，然后再戏剧性地公开结果。
基辛格善变的性格让两个人这些共同点更加突出，他们彼此强化着各自的偏见。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之外，很快，基辛格和尼克松结成了对抗整个政府官僚体系和一个“敌对”世界的阴谋家联盟。
当然，真正把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外交事务的口味、热爱和感觉。两人在一起大部时间都像是在开研讨会，天马行空地把世界大势浏览一遍，讨论他们将要访问的地方。在基辛格的辅佐下，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莫斯科和北京的总统，而且是在同一年。基辛格说过，要想把外交摸透，必须不停地把所有关联的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甚至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也要想。尼克松做到了，虽然胡子和政策都弄得不怎么样，但他的确是不多的几个连刮胡子时也在考虑外交政策的人之一。
尽管有如此这般的共性，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个性上仍有显著差异：基辛格对周围世界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对自身在其中的作用尤其在意。尼克松不然。
这一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基辛格对任何人的批评都觉得寝食难安，尼克松则装听不见、掩耳盗铃，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基辛格拼命改造他的敌手、非要把不同意见扳过来，尼克松琢磨的是如何打压反对派；基辛格喜欢个人交流，尼克松怕得要死；犹太难民生气时会朝所有有份的人大发雷霆，尼克松遇有不快则退避三舍，思忖着如何报复。面临挑战时，基辛格喜欢着迷般地仔细研究对手，尼克松则躲得老远；基辛格能抓住各种细节，尼克松则信马由缰，连问题最主要的方面也把握不好；基辛格思路清晰，总能直击问题要害，尼克松跟着直觉走，总在互相冲突的几个选项之间一连数小时犹疑不决。
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最有说服力的比较来自国务院老牌官员、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托马斯·胡夫斯1973年的一篇演讲：
两人办事永远都是偷偷摸摸的，但基辛格做得更招人喜欢；
都憎恨官僚体系，但尼克松选择了逃避；
都喜欢夸夸其谈，但基辛格说得让人信服；
都强烈反对意识形态，但尼克松会在反与不反间摇摆不定；
都是不可救药的权术操纵者，但尼克松透明度更高；
都要求别人无条件拥护，唯独基辛格更能博得批评者的好感；
疑心都很重，不过基辛格更加合群；
都不尊重宪法第一修正案，基辛格却总能让媒体着迷。
在第一任期（1969～1972）的尼克松每年2月都在白宫二层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埃丽丝·罗斯福·朗沃茨（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举行生日宴会。埃丽丝是乔治城社交界和华盛顿政治权势组织的元老级人物，虽然尼克松很讨厌这两个圈子，但又不得不讨好。宴会通常只有六个人：尼克松夫妇、朗沃茨夫人、基辛格和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夫妇。阿尔索普夫人说：“尼克松一般会让亨利尽情表演，他在一旁和大家一块听着，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就好像亨利是他珍藏的奖品。”不管谈什么话题，尼克松都会凑到客人身旁说：“朗沃茨夫人，我想您一定想知道亨利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尼克松对基辛格最初的态度：引以为傲，还夹杂着几分敬畏。就像一个被冷落的孩子，手里忽然攥着一件让周围人重视他的宝贝东西时，便有一种愤愤不平而又扬眉吐气的兴奋劲。拥有基辛格让他最感快意的事情是，他挖了洛克菲勒的墙脚，尼克松一直忌妒他。霍德曼曾说：“尼克松总对洛克菲勒手下的人垂涎三尺、视若贤才，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老板是个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主儿。”尼克松没有肯尼迪炫目的身世和光环能吸引大批文人，也没法像财大气粗的洛克菲勒把出色的头脑都买至帐下，但如今凭借他的总统宝座，还是能把洛克菲勒王冠上的钻石撬到自己手里。“他对此颇引以为乐。”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说。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极愿提供，各取所需，二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复杂密切起来。基辛格很快成为尼克松的第一宠臣，不离左右。和一个如此复杂多面而内心冲突的总统过从甚密，亲近也就意味着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