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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近代史研究所承接延安史学之脉络，主要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其进驻全国史坛之中心，昭示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正统地位。令人不无疑惑的是，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时人对此如何认识，主持其事者有哪些考量？笔者爬梳相关档案文献及访谈资料，发现此一举措背后不仅牵涉到郭沫若、陶孟和、范文澜、陈寅恪、陈垣、向达等著名学者，亦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新、旧阵营微妙的关系。
壹
1949年6月，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导之下，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工作。9月，由钱三强、丁瓒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建议：中研院史语所“大部分已移到台湾，其中不肯去的，现在留在南京一部分到了北平……历史部分，没有成为一个特殊单位的必要，可以并入各大学中。两所中的考古部门，可以合并，由郭沫若主持之，地点集中在北平，名称可以叫作考古学研究所”。可以推测在1949年九十月间，对于中科院史学研究机构之组建仍在讨论之中。
不过，在此之前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北平，其历史研究室于4月由河北正定迁至北京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对外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一方面抓紧《中国近代史》上册之修订，同时开始着手引进年轻人员。9月初报到者达12人。如此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显然已经得到授意，为在中科院成立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做准备。而且其规划布局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体，意图已颇为明朗。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院机关正式开始办公。中国科学院主要接收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科研机构，并以之为基础，经调整改组而成。
1949年11月10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接管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随后中科院即开始考虑以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着手组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据竺可桢日记，1949年12月8日，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至三贝子花园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召集全体历史所人员，由所长徐炳昶汇报工作。是年12月15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至中研院历史材料整理处，由郭宝钧报告内部情形：
缘南京历史所搬赴台湾后，大部人员如傅孟真、李济之与董彥堂均去台北，南京所留人员则来京，尚有傅乐焕（辽史）在美国，张焜（语言）在美国，夏鼐在浙江大学，王明（历史）则于今日甫到京。故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部门因材料迁至台北，研究工作甚难进行。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赖家庆系助理。……考古方面郭宝钧前曾帮同发掘安阳，下年度希望春季能前往，并于秋季至甘肃作史前发掘，及东西文化交通史及中原原始文化在河南之发掘。每次发掘需三万斤小米，合九万斤。
郭宝钧亦强调史语所主体迁台，“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但中研院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确乎已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率先建立相关研究所无疑重为中科院领导层的重要考量。
1950年1月14日上午，中科院开会讨论1950年工作纲要。竺可桢和钱三强所拟稿经丁瓒合成后加以修改，郭沫若对此稿不甚满意，“尤其对于社会科学与历史部份。历史的材料由孟和根据各所报告列举若干条交丁瓒写成，其中有一项以改进新文（字）为历史组重要工作，不知系何人之主张，因历史所无人主张新文字，而亦未有人讨论过”。1950年2月6日，在文教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翦伯赞问科学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何以不研究近代史”。可见直至1950年2月，中科院领导层对于史学研究所之具体设置及定位尚未确定。
1950年2月23日，郭沫若在院务报告中提出：“中（研）北研历史研究所主要的工作在发掘，两所如何归并尚未想出好的方案，现正进行已往未完成之报告。此外将语言研究所独立，历史方面过去多注意过去，而忽略现实，现主要推广现代史。”历史方面“现主要推广现代史”。可见此时已确定以“现代史”为历史研究之重心，“近代史研究所”实已呼之欲出。
贰
竺可桢在日记中，愤愤于“郭沫若要范文澜做所长，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对郭沫若多少有些冤枉。笔者认为，让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范文澜出任中科院史学研究所之所长，并非郭沫若所决定；而所谓“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亦为范文澜之意。
1950年4月，范文澜所率人马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华北大学支付经费。1950年5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划归中科院，改名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通常以1950年5月作为正式成立日期。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由周恩来签发的任命通知书：“兹经政务院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范文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5月27日，政务院人事局致函范文澜，随函附送任命通知书，“希即察收到职”。6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再签发任命通知。
据梁承邺披露资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于1952年5月22日致函梁方仲，其中有：“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据梁方仲致徐中舒函，陈未应允，并举徐中舒以自代。陶孟和函中所谓“主持历史研究”，当指中科院1950年曾有成立“历史研究所”，并以曾任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长陈寅恪任所长之设想。但陈寅恪似未予积极回应，即所谓“迄无结果”。
不过，中科院1950年聘请各学科之“专门委员”，史学方面分近代史组与历史考古组，陈寅恪为历史考古组之“专门委员”。1950年成立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中史学领域仅有陈寅恪与范文澜，足见中科院在1950年对陈寅恪之特别看重。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1950年中科院初创，社会科学方面的考古、语言、社会学研究所均以中研院为基础筹建；唯史学研究方面，延安史学研究机构曾有相当声势，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中科院初创之时，党员学者匮乏为首要难题，渊源于延安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自然受到高度重视。范文澜、刘大年均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可以确定的是，1950年5月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的意向可谓举足轻重。范氏究竟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蔡美彪曾撰文认为，范文澜之所以坚持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主要“希望缩小工作范围，培养专门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这个薄弱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不过，范氏此一用心却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理解，一些治古史的著名史家对此颇有异辞。1950年12月8日由范文澜主持的新史学会春节座谈会上，“陈垣发言，责问科学院何以不设历史研究所，颇愤愤也”。1951年2月8日，“新史学会开茶话会，徐特立主张会名去‘新’字，今后新旧一家。郭沫若言：新史学家对史书皆属‘真空’。陈垣主张科学院应设史学研究所”。
向达1953年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的文章中明确批评道：历史科学“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历史科学工作究竟由哪一方面来领导？这是一般从事于历史科学工作者都想知道的。照说当然是由中国科学院来领导，但是科学院至今只有考古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而照顾全面的历史研究所始终未见成立”。在1957年他借“鸣放”之机激烈抨击，未首先成立涵盖全面的历史研究所，“是范文澜在里面阻挠”；“历史一二所以前没有成立，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有关系。1953年由于陈垣提出为什么只有近代史所，1954年才成立历史一二所。历史一二所是怎样成立的，在什么压力下成立的，党委会可以检查一下”。
由此看来，率先成立近代史所，其中可能还别有隐情。据李瑚的日记，1951年8月14日，“范老讲本所历史。又谈，郭沫若院长拟成立历史研究所，因人力不足，先成立近代史所”。范氏所谓因“人力不足”而不能先成立“历史研究所”，也不无蹊跷。实则就史学界而论，新中国成立前夕，历史学者虽有赴台或滞留美国者，但大陆古代史学科积累深厚，人才济济，且对于中科院不无向往之心；反而是研究近代史者“人力不足”。
据蔡美彪回忆：
对于成立历史研究所，范文澜有所顾虑，因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研究单位很多，人事关系很复杂，思想倾向也不一样。如果接收这些人，就需要用很大精力去处理这些人事关系，很难办。旧史学界搞近代史的人很少，成立近代史所，研究近代以前的学者我这都不吸收。如果把旧史学界的学者吸收进来，就难免会有人事纠纷。范老一直思想保守，希望范围小一点，他好集中精力写书。至于近代史的研究力量，可以着重培养年轻人。
这可能揭示出了范文澜的真实考虑。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因陈垣、陈寅恪、向达等来自旧史学界的著名学人并不以近代史见长，自可名正言顺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以免去“人事纠纷”。陈寅恪、陈垣等人在民国史学界声名显赫，其学术成就早已得到公认，真要与来自解放区的史学家同处一个研究所，在学术观点、门派纠纷上确是不小的挑战。
叁
中科院近代史所与“旧史学”切割，原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史语所历史组的人员亦因此只得纳入中科院考古所之中，但考古所此时已明确定位为田野发掘考古，这些历史学者也有被边缘化之虞。1951年12月22日，中科院第13次院长会议，讨论“关于在考古所内分出另设历史研究所问题”，决议“名称应慎重考虑，因已有近代史所存在”，将此问题搁置。1952年10-11月，考古所的历史学者冯家升、王静如、傅乐焕、赖家度、程溯洛、贾敬颜、王崇武、尚爱松等先后调离。王崇武调至近代史所，其余多调至中央民族学院。
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固然主要着意于人事方面的考量，同时亦须看到，研究近代史实为此前延安一脉史学研究机构之工作重心。由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无不由近代历史演变而来，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历史依据，毛泽东尤为重视中国近代史之研究。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指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对范文澜及中国历史研究室影响极大，直接促使范文澜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推重致用、“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引导之下，以范文澜为核心的延安史学，形成了重视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史学进驻史坛中心，率先成立近代史所实为顺理成章之事，亦与当政者的构想相合，凸显出近代史的认知、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端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科院唯一的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在起初几年所获成绩难孚众望，当时亦受到外界的尖锐批评，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仅有近代史研究所，确也难以开创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而中共对历史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更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对于此种沉闷局面自然不能满意。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其成员名单，并指定陈伯达担任委员会主任，是为中共中央专门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最权威机构。是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远古到南北朝为第一所，以下为第二所，近代史所为第三所，认为“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容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老、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
1953年10月3日，中科院召开31次院务常委会，确定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以范文澜主持，刘大年为秘书，范文澜、侯外庐、尹达、郁文、刘大年为委员。并讨论中科院中古上古历史研究所人选。以南北朝前为第一所，郭沫若主持；隋唐以后为第二所，陈寅恪任所长，副所长尹达。确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设立3个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界希望通过这三个所的建立，能把我国现有的历史研究的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
中科院全国范围征调著名史家，“涉及高等院校的，由胡乔木发函教育部商调”。费孝通、潘光旦还推荐燕京大学邓文诚（通史）、瞿同祖（封建社会，上古史、秦汉史）、谭其骧（地理）、邓德坤（考古）、姚薇元等人。见邀者尚有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容庚等人。中科院欲网罗天下英才发展历史学术，得到不少史家的響应。如陈垣兴高采烈地表示：“我可以做这个工作。”向达、顾颉刚等人亦积极应和。
1954年6月3日中科院新组建历史研究一、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名为“历史研究第三所”。实际上一、二所为同一班人马。至1959年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三所恢复名称为近代史研究所。中科院古代史、近代史两个研究所平分秋色的格局自此奠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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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导之下，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工作。9月，由钱三强、丁瓒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建议：中研院史语所“大部分已移到台湾，其中不肯去的，现在留在南京一部分到了北平……历史部分，没有成为一个特殊单位的必要，可以并入各大学中。两所中的考古部门，可以合并，由郭沫若主持之，地点集中在北平，名称可以叫作考古学研究所”。可以推测在1949年九十月间，对于中科院史学研究机构之组建仍在讨论之中。
不过，在此之前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北平，其历史研究室于4月由河北正定迁至北京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对外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一方面抓紧《中国近代史》上册之修订，同时开始着手引进年轻人员。9月初报到者达12人。如此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显然已经得到授意，为在中科院成立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做准备。而且其规划布局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体，意图已颇为明朗。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院机关正式开始办公。中国科学院主要接收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科研机构，并以之为基础，经调整改组而成。
1949年11月10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接管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随后中科院即开始考虑以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着手组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据竺可桢日记，1949年12月8日，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至三贝子花园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召集全体历史所人员，由所长徐炳昶汇报工作。是年12月15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至中研院历史材料整理处，由郭宝钧报告内部情形：
缘南京历史所搬赴台湾后，大部人员如傅孟真、李济之与董彥堂均去台北，南京所留人员则来京，尚有傅乐焕（辽史）在美国，张焜（语言）在美国，夏鼐在浙江大学，王明（历史）则于今日甫到京。故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部门因材料迁至台北，研究工作甚难进行。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赖家庆系助理。……考古方面郭宝钧前曾帮同发掘安阳，下年度希望春季能前往，并于秋季至甘肃作史前发掘，及东西文化交通史及中原原始文化在河南之发掘。每次发掘需三万斤小米，合九万斤。
郭宝钧亦强调史语所主体迁台，“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但中研院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确乎已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率先建立相关研究所无疑重为中科院领导层的重要考量。
1950年1月14日上午，中科院开会讨论1950年工作纲要。竺可桢和钱三强所拟稿经丁瓒合成后加以修改，郭沫若对此稿不甚满意，“尤其对于社会科学与历史部份。历史的材料由孟和根据各所报告列举若干条交丁瓒写成，其中有一项以改进新文（字）为历史组重要工作，不知系何人之主张，因历史所无人主张新文字，而亦未有人讨论过”。1950年2月6日，在文教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翦伯赞问科学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何以不研究近代史”。可见直至1950年2月，中科院领导层对于史学研究所之具体设置及定位尚未确定。
1950年2月23日，郭沫若在院务报告中提出：“中（研）北研历史研究所主要的工作在发掘，两所如何归并尚未想出好的方案，现正进行已往未完成之报告。此外将语言研究所独立，历史方面过去多注意过去，而忽略现实，现主要推广现代史。”历史方面“现主要推广现代史”。可见此时已确定以“现代史”为历史研究之重心，“近代史研究所”实已呼之欲出。
贰
竺可桢在日记中，愤愤于“郭沫若要范文澜做所长，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对郭沫若多少有些冤枉。笔者认为，让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范文澜出任中科院史学研究所之所长，并非郭沫若所决定；而所谓“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亦为范文澜之意。
1950年4月，范文澜所率人马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华北大学支付经费。1950年5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划归中科院，改名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通常以1950年5月作为正式成立日期。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由周恩来签发的任命通知书：“兹经政务院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范文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5月27日，政务院人事局致函范文澜，随函附送任命通知书，“希即察收到职”。6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再签发任命通知。
据梁承邺披露资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于1952年5月22日致函梁方仲，其中有：“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据梁方仲致徐中舒函，陈未应允，并举徐中舒以自代。陶孟和函中所谓“主持历史研究”，当指中科院1950年曾有成立“历史研究所”，并以曾任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长陈寅恪任所长之设想。但陈寅恪似未予积极回应，即所谓“迄无结果”。
不过，中科院1950年聘请各学科之“专门委员”，史学方面分近代史组与历史考古组，陈寅恪为历史考古组之“专门委员”。1950年成立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中史学领域仅有陈寅恪与范文澜，足见中科院在1950年对陈寅恪之特别看重。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1950年中科院初创，社会科学方面的考古、语言、社会学研究所均以中研院为基础筹建；唯史学研究方面，延安史学研究机构曾有相当声势，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中科院初创之时，党员学者匮乏为首要难题，渊源于延安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自然受到高度重视。范文澜、刘大年均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可以确定的是，1950年5月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的意向可谓举足轻重。范氏究竟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蔡美彪曾撰文认为，范文澜之所以坚持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主要“希望缩小工作范围，培养专门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这个薄弱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不过，范氏此一用心却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理解，一些治古史的著名史家对此颇有异辞。1950年12月8日由范文澜主持的新史学会春节座谈会上，“陈垣发言，责问科学院何以不设历史研究所，颇愤愤也”。1951年2月8日，“新史学会开茶话会，徐特立主张会名去‘新’字，今后新旧一家。郭沫若言：新史学家对史书皆属‘真空’。陈垣主张科学院应设史学研究所”。
向达1953年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的文章中明确批评道：历史科学“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历史科学工作究竟由哪一方面来领导？这是一般从事于历史科学工作者都想知道的。照说当然是由中国科学院来领导，但是科学院至今只有考古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而照顾全面的历史研究所始终未见成立”。在1957年他借“鸣放”之机激烈抨击，未首先成立涵盖全面的历史研究所，“是范文澜在里面阻挠”；“历史一二所以前没有成立，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有关系。1953年由于陈垣提出为什么只有近代史所，1954年才成立历史一二所。历史一二所是怎样成立的，在什么压力下成立的，党委会可以检查一下”。
由此看来，率先成立近代史所，其中可能还别有隐情。据李瑚的日记，1951年8月14日，“范老讲本所历史。又谈，郭沫若院长拟成立历史研究所，因人力不足，先成立近代史所”。范氏所谓因“人力不足”而不能先成立“历史研究所”，也不无蹊跷。实则就史学界而论，新中国成立前夕，历史学者虽有赴台或滞留美国者，但大陆古代史学科积累深厚，人才济济，且对于中科院不无向往之心；反而是研究近代史者“人力不足”。
据蔡美彪回忆：
对于成立历史研究所，范文澜有所顾虑，因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研究单位很多，人事关系很复杂，思想倾向也不一样。如果接收这些人，就需要用很大精力去处理这些人事关系，很难办。旧史学界搞近代史的人很少，成立近代史所，研究近代以前的学者我这都不吸收。如果把旧史学界的学者吸收进来，就难免会有人事纠纷。范老一直思想保守，希望范围小一点，他好集中精力写书。至于近代史的研究力量，可以着重培养年轻人。
这可能揭示出了范文澜的真实考虑。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因陈垣、陈寅恪、向达等来自旧史学界的著名学人并不以近代史见长，自可名正言顺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以免去“人事纠纷”。陈寅恪、陈垣等人在民国史学界声名显赫，其学术成就早已得到公认，真要与来自解放区的史学家同处一个研究所，在学术观点、门派纠纷上确是不小的挑战。
叁
中科院近代史所与“旧史学”切割，原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史语所历史组的人员亦因此只得纳入中科院考古所之中，但考古所此时已明确定位为田野发掘考古，这些历史学者也有被边缘化之虞。1951年12月22日，中科院第13次院长会议，讨论“关于在考古所内分出另设历史研究所问题”，决议“名称应慎重考虑，因已有近代史所存在”，将此问题搁置。1952年10-11月，考古所的历史学者冯家升、王静如、傅乐焕、赖家度、程溯洛、贾敬颜、王崇武、尚爱松等先后调离。王崇武调至近代史所，其余多调至中央民族学院。
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固然主要着意于人事方面的考量，同时亦须看到，研究近代史实为此前延安一脉史学研究机构之工作重心。由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无不由近代历史演变而来，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历史依据，毛泽东尤为重视中国近代史之研究。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指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对范文澜及中国历史研究室影响极大，直接促使范文澜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推重致用、“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引导之下，以范文澜为核心的延安史学，形成了重视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史学进驻史坛中心，率先成立近代史所实为顺理成章之事，亦与当政者的构想相合，凸显出近代史的认知、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端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科院唯一的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在起初几年所获成绩难孚众望，当时亦受到外界的尖锐批评，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仅有近代史研究所，确也难以开创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而中共对历史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更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对于此种沉闷局面自然不能满意。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其成员名单，并指定陈伯达担任委员会主任，是为中共中央专门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最权威机构。是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远古到南北朝为第一所，以下为第二所，近代史所为第三所，认为“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容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老、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
1953年10月3日，中科院召开31次院务常委会，确定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以范文澜主持，刘大年为秘书，范文澜、侯外庐、尹达、郁文、刘大年为委员。并讨论中科院中古上古历史研究所人选。以南北朝前为第一所，郭沫若主持；隋唐以后为第二所，陈寅恪任所长，副所长尹达。确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设立3个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界希望通过这三个所的建立，能把我国现有的历史研究的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
中科院全国范围征调著名史家，“涉及高等院校的，由胡乔木发函教育部商调”。费孝通、潘光旦还推荐燕京大学邓文诚（通史）、瞿同祖（封建社会，上古史、秦汉史）、谭其骧（地理）、邓德坤（考古）、姚薇元等人。见邀者尚有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容庚等人。中科院欲网罗天下英才发展历史学术，得到不少史家的響应。如陈垣兴高采烈地表示：“我可以做这个工作。”向达、顾颉刚等人亦积极应和。
1954年6月3日中科院新组建历史研究一、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名为“历史研究第三所”。实际上一、二所为同一班人马。至1959年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三所恢复名称为近代史研究所。中科院古代史、近代史两个研究所平分秋色的格局自此奠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