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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凌晨到5日上午——持续两天多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告一段落。
重庆全城的士罢运后的第二天，上清寺站，一辆的士停在路边，这名江姓司机刚刚拒绝了一个去沙坪坝的乘客。江是响应政府以及出租车公司的号召，试探着开车上路。他的汽车挡风玻璃右下角穿了个洞，裂缝向周边扩散，看起来像被钝器击打过。他说，这是昨天出车的代价，“停在路边上个厕所，回来后，就被石头砸破了。”他说，“触动了政府，但根本问题没解决。”
凌晨开始的集体“休息”
罢运时间至少在10月30日已经确定，上述江姓司机证实，消息在司机尤其夜班司机间流传，部分出租车公司也获悉信息，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直到3日凌晨5点，新的一天到来，重庆市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基本上见不到一辆出租车。主城区拥有8000多辆的士，似乎一夜间都“消失”了。司机们都在街边栏杆上观望。抵触情绪像病菌一样蔓延全城。当有的士路过时，他们就会上前阻挡，用水瓶扔掷，要求其停止营运，加入到集体抗争中去。
尽管警方表示无黑恶组织介入，但司机们之间那股强烈意识仍让这次被称为“集体‘休息’”的罢运事件变得冲突不断。至少有20多辆的士被砸，擅自营运的司机受到警告甚至殴打。
生活在这座现代化山城里的人们，平日里对身边的出租车有诸多怨言，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满街跑的黄壳车，对他们有多么重要。
当天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上午10时，官方媒体新华社也罕见地发出《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全部停驶》、《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罢运四大原因》等滚动报道。信息透明缓和了事件进一步恶化。
下午4时许，重庆市交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交委副主任梁培军介绍说，导致此次主城区出租车罢运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是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是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日赚270元以上才有收入
据一名重庆当地媒体记者观察称，多年来，重庆出租车行业的腐朽，已经形成了层层盘剥的链条，不堪重负的司机们充满怨气，迟早要断裂，而此次罢运，正是其表现的一部分。
28岁的的哥钱亮算了笔账，今年上半年，他向重庆国泰出租车公司缴纳了13.5万元营收预付款后，取得天语汽车的经营权，此外，他每个月还要向公司缴纳8200元的“份子钱”。按照规定，4年期满后，车辆报废，公司只退回2万元预付款。四年下来，钱亮算了笔账，公司从他身上赚取了40.86万元。
在这条盘剥链上，钱亮是一名“被剥削者”，同时他也是一名“剥削者”。他雇佣了一名副班司机(多数的士有一名主班、一名副班和一名顶班司机)，按照规定，这部车每天向公司缴纳460元的份子钱。一个月的份子钱为13800元(他和副班各出一半)，而实际上他只要向公司缴纳8200元，余下的5500元，公司会返还。但返还部分副班是没份的。
从出租车公司到承包者(主班)，副班是这条盘剥链的终端。除去每天230元的一半份子钱及至少30元加气费、10元盒饭钱，这意味着，副班司机每天必须赚到270元以上，才有报酬。一名副班司机说，以上个月为例，往往一天下来，只赚了10多元钱，有时候甚至亏本。
承包费高企盘剥链形成
2004年，重庆市开始实行出租车改革，由承包化经营改为公司化。
正是此时，下岗在家的杨孝明与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出租分公司签署了《出租车驾驶员劳务协议》，并交纳7000元保证金，做了一名副班驾驶员。他说，在公司化改制过程中，政府并没获利。但出租汽车公司从政府手中低价取得经营权后，由于指标数量有限，出租车指标价格猛然上涨，一度突破一个指标100万元的大关，已接近国内出租车指标转让的最高价格。
因而带动了承包费水涨船高。据2007年当地媒体报道，要成为主班驾驶，需要累计投入相当于两辆出租车(长安羚羊)的价值——11.5万元费用，而公司每月还要收取营收定额10800元。而到了今年年初，当钱亮要进入出租车行业做主班驾驶时，他必须缴纳13万多元的费用，此外还有每月，1万多元的定额。
在这样的“背景”下j主驾则“顺理成章”地将风险转嫁给其手下的副班、顶班，形成了一套五花八门、层层分配的风险转嫁体系。
“所以，就形成了主驾(班)司机‘养鸡’，出租车公司‘取蛋’!主驾司机被迫克扣副驾、顶班，自由提高板板钱(即份子钱)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盘剥链条。”杨孝明说。当他工作了一年，发现自己的工资和养老保险被克扣后，起诉公司，被主班辞退。
据他介绍，北京市的哥“份子钱”每天仅170元左右，上海市的哥“份子钱”每天才380元，“深圳市的哥‘份子钱’虽说每天达到420元，但当地的起租价格超过重庆50％，而重庆主城九区出租汽车司机‘份子钱’普遍达380、400元，最高的竟达460元!”这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引发了这次社会事件。
黑车横行后的腐朽
45岁的杨孝明试图打破这条盘剥链，从2005年起，他开始构想成立“重庆市人民出租车有限公司”。
“公司通过募集方式设立，股东股份等额，并聘用专业人才进行管理，股东只有一辆车的经营权，自己必须开车，同时聘请司机作为员工，司机与股东同工同酬，同时，公司为所有员工交纳社保，”他描绘说。
但杨孝明准备向工商局注册时，被卡在了政府部门行政许可这一关。他至今没有打破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壁垒，这也是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缩影。经济学家孙立平感言，中国出租汽车业：一个半市场化改革的怪胎。
在重庆，出租车行业除了体制的腐朽，还有夹杂着更多因素。黑车被认为是这座山城的诟病之一。2007年11月28日出版的《重庆晨报》称，主城区假冒、克隆出租车总量已达1500-2000辆，按照当时政府公布的主城区正规出租车总量7000多辆，据此测算，黑车与正规车之比接近1：3.5。
匿名的业内人士称，黑车的出现反映了执法人员工作不力，甚至与政府某些部门腐败相关，在北碚区，未经过核准的200多辆绿色的士营运了半年。政府部门被指勾结出租公司公开经营黑车。
而据一份重庆某出租车公司的合同称：羚羊牌7100型营运车一辆，经营期限为两年。一次性缴纳安全生产基金11万元，期满退还8万，每月份子钱为6600元。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一辆典型的黑车，該车实际上已经报废，经营权证换到另一辆新车上，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份子钱相差 悬殊，还可以退还8万元的奥秘所在。
对于正规的士司机而言，他们面临的监管更苛刻。10月28日，针对出租车拒载、宰客的现象，重庆市交通部门施行新规定，被投诉3次以上就吊销两证。新规定虽具有震慑作用，但大多数的土司机认为做法不太人性化，只向着乘客，而不多为驾驶员考虑。
“这两年我写了至少20万字的文章和建议，分别给重庆市政府每个部门寄送了出租车行业意见书，但都没有回音。”杨孝明说。在他看来，重庆出租车行业封闭固守，政府听不到声音，但内部已经腐朽。
迅速恢复营运背后
重庆的哥间的明星人物杨孝明认为，“份子钱”并未触动行业核心内幕。
11月4日下午，将自己定位为“重庆出租车司机权利探索者”的杨孝明终于被相关部门邀去面谈，他被怀疑是这次罢运的煽动者。
“我还不至于做这种事，”杨说，多年来，不断在论坛发表文章和观点，“我不会参与群体性事件，除了法律，我需要静静等待。”
他认为重庆全城的士罢运或许是个契机。截至11月5日下午5时市政府决定，对擅自提高行业收费的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缓解“加气难”问题。
在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崔坚向因此事而造成不便的市民表示了歉意，并表示，此次事件的发生，包括市交委在内的职能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市政府已经针对此次事件启动了行政问责制，将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杨孝明通过网络看到发布会消息时感叹，政府把原因归咎在“份子钱”后就浅尝即止，还是没有触动出租车行业的核心内幕。
罢运事件就此走入尾声，一名“天语”的士司机道出个中插曲，她说，4日下午，公司召集所有承包者开会，在会上要求所有的士承包者必须出车，一天签到两次，补助300元。
“我不是为了这300元补助，”这名的土司机说，虽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还是没有影子，但“如果不跑起来，每天还要倒贴”。
再次经过陈家坪客运总站时，广场上已经停满了黄色的士，司机们在大声招揽着客人。雨水冲涮了街道，偶尔有辆没有车灯的出租车，从路上突兀地开过。
(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6日 編辑：周 南)
重庆全城的士罢运后的第二天，上清寺站，一辆的士停在路边，这名江姓司机刚刚拒绝了一个去沙坪坝的乘客。江是响应政府以及出租车公司的号召，试探着开车上路。他的汽车挡风玻璃右下角穿了个洞，裂缝向周边扩散，看起来像被钝器击打过。他说，这是昨天出车的代价，“停在路边上个厕所，回来后，就被石头砸破了。”他说，“触动了政府，但根本问题没解决。”
凌晨开始的集体“休息”
罢运时间至少在10月30日已经确定，上述江姓司机证实，消息在司机尤其夜班司机间流传，部分出租车公司也获悉信息，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直到3日凌晨5点，新的一天到来，重庆市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基本上见不到一辆出租车。主城区拥有8000多辆的士，似乎一夜间都“消失”了。司机们都在街边栏杆上观望。抵触情绪像病菌一样蔓延全城。当有的士路过时，他们就会上前阻挡，用水瓶扔掷，要求其停止营运，加入到集体抗争中去。
尽管警方表示无黑恶组织介入，但司机们之间那股强烈意识仍让这次被称为“集体‘休息’”的罢运事件变得冲突不断。至少有20多辆的士被砸，擅自营运的司机受到警告甚至殴打。
生活在这座现代化山城里的人们，平日里对身边的出租车有诸多怨言，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满街跑的黄壳车，对他们有多么重要。
当天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上午10时，官方媒体新华社也罕见地发出《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全部停驶》、《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罢运四大原因》等滚动报道。信息透明缓和了事件进一步恶化。
下午4时许，重庆市交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交委副主任梁培军介绍说，导致此次主城区出租车罢运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是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是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日赚270元以上才有收入
据一名重庆当地媒体记者观察称，多年来，重庆出租车行业的腐朽，已经形成了层层盘剥的链条，不堪重负的司机们充满怨气，迟早要断裂，而此次罢运，正是其表现的一部分。
28岁的的哥钱亮算了笔账，今年上半年，他向重庆国泰出租车公司缴纳了13.5万元营收预付款后，取得天语汽车的经营权，此外，他每个月还要向公司缴纳8200元的“份子钱”。按照规定，4年期满后，车辆报废，公司只退回2万元预付款。四年下来，钱亮算了笔账，公司从他身上赚取了40.86万元。
在这条盘剥链上，钱亮是一名“被剥削者”，同时他也是一名“剥削者”。他雇佣了一名副班司机(多数的士有一名主班、一名副班和一名顶班司机)，按照规定，这部车每天向公司缴纳460元的份子钱。一个月的份子钱为13800元(他和副班各出一半)，而实际上他只要向公司缴纳8200元，余下的5500元，公司会返还。但返还部分副班是没份的。
从出租车公司到承包者(主班)，副班是这条盘剥链的终端。除去每天230元的一半份子钱及至少30元加气费、10元盒饭钱，这意味着，副班司机每天必须赚到270元以上，才有报酬。一名副班司机说，以上个月为例，往往一天下来，只赚了10多元钱，有时候甚至亏本。
承包费高企盘剥链形成
2004年，重庆市开始实行出租车改革，由承包化经营改为公司化。
正是此时，下岗在家的杨孝明与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出租分公司签署了《出租车驾驶员劳务协议》，并交纳7000元保证金，做了一名副班驾驶员。他说，在公司化改制过程中，政府并没获利。但出租汽车公司从政府手中低价取得经营权后，由于指标数量有限，出租车指标价格猛然上涨，一度突破一个指标100万元的大关，已接近国内出租车指标转让的最高价格。
因而带动了承包费水涨船高。据2007年当地媒体报道，要成为主班驾驶，需要累计投入相当于两辆出租车(长安羚羊)的价值——11.5万元费用，而公司每月还要收取营收定额10800元。而到了今年年初，当钱亮要进入出租车行业做主班驾驶时，他必须缴纳13万多元的费用，此外还有每月，1万多元的定额。
在这样的“背景”下j主驾则“顺理成章”地将风险转嫁给其手下的副班、顶班，形成了一套五花八门、层层分配的风险转嫁体系。
“所以，就形成了主驾(班)司机‘养鸡’，出租车公司‘取蛋’!主驾司机被迫克扣副驾、顶班，自由提高板板钱(即份子钱)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盘剥链条。”杨孝明说。当他工作了一年，发现自己的工资和养老保险被克扣后，起诉公司，被主班辞退。
据他介绍，北京市的哥“份子钱”每天仅170元左右，上海市的哥“份子钱”每天才380元，“深圳市的哥‘份子钱’虽说每天达到420元，但当地的起租价格超过重庆50％，而重庆主城九区出租汽车司机‘份子钱’普遍达380、400元，最高的竟达460元!”这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引发了这次社会事件。
黑车横行后的腐朽
45岁的杨孝明试图打破这条盘剥链，从2005年起，他开始构想成立“重庆市人民出租车有限公司”。
“公司通过募集方式设立，股东股份等额，并聘用专业人才进行管理，股东只有一辆车的经营权，自己必须开车，同时聘请司机作为员工，司机与股东同工同酬，同时，公司为所有员工交纳社保，”他描绘说。
但杨孝明准备向工商局注册时，被卡在了政府部门行政许可这一关。他至今没有打破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壁垒，这也是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缩影。经济学家孙立平感言，中国出租汽车业：一个半市场化改革的怪胎。
在重庆，出租车行业除了体制的腐朽，还有夹杂着更多因素。黑车被认为是这座山城的诟病之一。2007年11月28日出版的《重庆晨报》称，主城区假冒、克隆出租车总量已达1500-2000辆，按照当时政府公布的主城区正规出租车总量7000多辆，据此测算，黑车与正规车之比接近1：3.5。
匿名的业内人士称，黑车的出现反映了执法人员工作不力，甚至与政府某些部门腐败相关，在北碚区，未经过核准的200多辆绿色的士营运了半年。政府部门被指勾结出租公司公开经营黑车。
而据一份重庆某出租车公司的合同称：羚羊牌7100型营运车一辆，经营期限为两年。一次性缴纳安全生产基金11万元，期满退还8万，每月份子钱为6600元。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一辆典型的黑车，該车实际上已经报废，经营权证换到另一辆新车上，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份子钱相差 悬殊，还可以退还8万元的奥秘所在。
对于正规的士司机而言，他们面临的监管更苛刻。10月28日，针对出租车拒载、宰客的现象，重庆市交通部门施行新规定，被投诉3次以上就吊销两证。新规定虽具有震慑作用，但大多数的土司机认为做法不太人性化，只向着乘客，而不多为驾驶员考虑。
“这两年我写了至少20万字的文章和建议，分别给重庆市政府每个部门寄送了出租车行业意见书，但都没有回音。”杨孝明说。在他看来，重庆出租车行业封闭固守，政府听不到声音，但内部已经腐朽。
迅速恢复营运背后
重庆的哥间的明星人物杨孝明认为，“份子钱”并未触动行业核心内幕。
11月4日下午，将自己定位为“重庆出租车司机权利探索者”的杨孝明终于被相关部门邀去面谈，他被怀疑是这次罢运的煽动者。
“我还不至于做这种事，”杨说，多年来，不断在论坛发表文章和观点，“我不会参与群体性事件，除了法律，我需要静静等待。”
他认为重庆全城的士罢运或许是个契机。截至11月5日下午5时市政府决定，对擅自提高行业收费的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缓解“加气难”问题。
在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崔坚向因此事而造成不便的市民表示了歉意，并表示，此次事件的发生，包括市交委在内的职能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市政府已经针对此次事件启动了行政问责制，将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杨孝明通过网络看到发布会消息时感叹，政府把原因归咎在“份子钱”后就浅尝即止，还是没有触动出租车行业的核心内幕。
罢运事件就此走入尾声，一名“天语”的士司机道出个中插曲，她说，4日下午，公司召集所有承包者开会，在会上要求所有的士承包者必须出车，一天签到两次，补助300元。
“我不是为了这300元补助，”这名的土司机说，虽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还是没有影子，但“如果不跑起来，每天还要倒贴”。
再次经过陈家坪客运总站时，广场上已经停满了黄色的士，司机们在大声招揽着客人。雨水冲涮了街道，偶尔有辆没有车灯的出租车，从路上突兀地开过。
(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6日 編辑：周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