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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叙事中,我们似乎很少看到梁启超的名字。或者他当时尚在欧洲游历考察,不在国内,没有直接参与到运动之中;或者五四运动宣告了新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主角已经被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新一代知识精英取而代之。这一年陈独秀40岁、胡适之28岁、钱玄同32岁、鲁迅38岁、李大钊30岁,而梁启超已经47岁。当然,重要的不在年龄大小,梁启超长陈独秀不过六七岁,但他们却分属于两个时代。梁启超1895年进京赶考,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发起公车上书,当时也只有22岁,却从此承担起中国思想启蒙的重任,并被后世称为第一代启蒙大师。然而,五四运动兴起,此时距离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已过去二十多年。世事沧桑,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梁启超也已显出老态了。和陈独秀一班热血精英相比,他毕竟带有浓厚的传统胎记,被新一代知识分子视为已经过气的人物,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了。
不过,梁启超就是梁启超。虽然年轻气盛的新人们急于给他“盖棺论定”,但他们也承认,“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胡适)。胡适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钱玄同也曾表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这其实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虽然五四期间梁启超不在现场,但其引领新思潮、新风气的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广东的叶曙明近年所著《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把1895年的公车上书称为“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特别强调梁启超此后二十余年所开展的思想启蒙对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延伸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很有眼光。
除了精神上的这种联系,更进一步言之,诱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竟然是由梁启超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一封电报引起的。这封电报的内容由林长民写成《山东亡矣》一文,发表在5月2日的《晨报》上,两天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就走上了街头,五四运动遂由此爆发。显而易见的是,梁氏的电文为那天的大游行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不过,说起这篇电文的内容,话就长了。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得以跻身战胜国之列。这一年的12月28日,梁启超自上海启程,前往欧洲。他特别声明,此行“与政府方面无关,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此时的梁启超还抱着宪政的理想,以为国民可以对政府承担监督和批评的责任。所以他拒绝成为官方的代言人,而坚持其民间立场。
但巴黎和会的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一向被政府隐瞒的去年9月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内容已传遍巴黎,而最初承诺主持正义,帮助中国的美国,其后亦转变立场,使中国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启超,立即向国内如实报告情况。他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揭露北洋政府的恶行。汪、林二人接到梁氏的电报,马上联合张謇、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梁启超,委托他为协会之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但此时已难于挽救危局于万一。4月30日,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梁启超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于是有了前面所言林长民依据电报内容撰写新闻稿一事。林长民即林徽因的父亲,与梁氏为生死之交。他在文中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北京的学生就是读了这篇文章相约于5月4日上街游行的。所以也有人说:“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氏一人造成。”此言虽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点事实。
不过,梁启超就是梁启超。虽然年轻气盛的新人们急于给他“盖棺论定”,但他们也承认,“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胡适)。胡适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钱玄同也曾表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这其实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虽然五四期间梁启超不在现场,但其引领新思潮、新风气的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广东的叶曙明近年所著《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把1895年的公车上书称为“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特别强调梁启超此后二十余年所开展的思想启蒙对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延伸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很有眼光。
除了精神上的这种联系,更进一步言之,诱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竟然是由梁启超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一封电报引起的。这封电报的内容由林长民写成《山东亡矣》一文,发表在5月2日的《晨报》上,两天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就走上了街头,五四运动遂由此爆发。显而易见的是,梁氏的电文为那天的大游行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不过,说起这篇电文的内容,话就长了。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得以跻身战胜国之列。这一年的12月28日,梁启超自上海启程,前往欧洲。他特别声明,此行“与政府方面无关,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此时的梁启超还抱着宪政的理想,以为国民可以对政府承担监督和批评的责任。所以他拒绝成为官方的代言人,而坚持其民间立场。
但巴黎和会的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一向被政府隐瞒的去年9月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内容已传遍巴黎,而最初承诺主持正义,帮助中国的美国,其后亦转变立场,使中国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启超,立即向国内如实报告情况。他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揭露北洋政府的恶行。汪、林二人接到梁氏的电报,马上联合张謇、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梁启超,委托他为协会之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但此时已难于挽救危局于万一。4月30日,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梁启超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于是有了前面所言林长民依据电报内容撰写新闻稿一事。林长民即林徽因的父亲,与梁氏为生死之交。他在文中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北京的学生就是读了这篇文章相约于5月4日上街游行的。所以也有人说:“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氏一人造成。”此言虽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点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