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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新建县北部一个叫墎墩的地方，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海昏侯刘贺足足躺了2075年。这个被废黜帝位的倒霉皇帝，经历了一个“由王而帝”结果“由帝而侯”的人生过程，大起大落，一乍一惊，饱受诟病，悬疑重重，没想到睡了2075年后竟然翻了个身，把一个早就将他遗忘了的“身后世界”给狠狠地惊呆了。
刘贺长眠的新建墎墩西汉大墓，叫一帮盗墓贼撬开了一丝儿门缝，幸好被及时发现，考古队及时进入，按照极其科学严格的程序和方法渐次打开，成了媒体热播的主题。出版社争相出书，试图告诉人们，刘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似乎只有讲清了这个人物，墓中出土的那两万多件珍贵文物，才能得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解。
实话说，要说清刘贺其人，真的不太容易。虽说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沉淀，历史的河段也应该澄澈了，可是遗留在河床上的史料信息毕竟不多。《汉书》中的《武五子传》与《霍光金日磾传》中各有二千余字。其他一些片言只语，散见于本纪、列传、外戚传以及《天文志》和《五行志》中。时下一些报道和文章，多“小说家言”，时髦有余而信实不足，或语焉不详，或以今度古，各有发挥，令人莫衷一是。
日前，胡迎建出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传奇刘贺——从昌邑王、汉废帝到海昏侯》，厚厚一本，13万余言，真不知是怎样弄出来的。心下佩服，且好奇心重，于是到手便观，一口气读完。不意疑虑渐释，佩服益增，觉得这是一本可以为广大读者还原真实、释疑解惑的好书。
迎建先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早先有过编撰志书的经历，后来的研究领域虽不离诗学，却近于史，有很好的治史功底。作者没有满足我在上面列举的基本史料，而是尽可能地扩大搜罗范围，将触角深入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以及西晋雷次宗《豫章记》、六朝郦道元《水经注》、清代《江西考古录》等地理典籍，真个如韩愈《进学解》所言，“爬罗剔抉”，“细大不捐”，“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他将自己广泛占有的资料，同新出土的考古文物结合起来，精心组织，撰写了这部历史传记，还原了刘贺大起大落的传奇一生。
刘贺虽然只活了34岁，不算短命，也不长寿，身份却相当复杂。他爷爷是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奶奶李夫人据说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刘贺起初嗣位为昌邑王，后又“天上掉馅饼”，嗣位为帝，不料好景太短，龙骑还没有捂热，27天后就被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给废黜了，被遣回昌邑老窝，一掌打回了原型；宣帝继位后，被赐封为“海昏侯”，全家来到南方现在江西的地面上，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作者结合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背景，对刘贺的浮沉命运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从刘贺的祖父汉武帝、后妃与诸子谈起，顺势牵出汉代皇族与外戚的关系和分封藩王国以来的大致情况。认为正是汉代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汉武帝留下的诸多后遗症的持续作用，才导致武人、外戚霍光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能够一手操控皇位的废立。刘贺这位放纵任性的纨绔子弟，正是由于霍光心怀私念的草率决定而接受了诏命，从昌邑国快马加鞭赶到长安未央宫而骤登帝位的，于是弄出了一场“皇家儿戏”。
作者详细叙述了少年刘贺在昌邑国不听劝谏的一意孤行，趋奔长安途中的猴急火燎，而将重点放在刘贺断崖崩岸式的立废过程的描摹，写得淋漓尽致，纤毫毕现，令读者如临其境，惊心动魄。
话说霍光事先串通大司农田延年，威逼丞相杨敞，后来又与田延年唱双簧戏，裹胁众大臣，联名上奏他的外甥女上官太后如此这般。让读者一看就明白，是霍光一手操纵了这场宫庭政变。这本无悬疑，有趣的是作者还发现，以杨敞领衔草拟的弹劾刘贺的奏书中，“荒谬地编造了杨敞与博士等八人的意见：‘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商议，陛下不可以承继天之安排，侍奉祖宗祠庙，统治百姓，应当废黜’。”这种“集体劝退”的情节，应该就是伪造舆论的举动了，根本就算不上是正大光明的做法。
霍光与为什么要废黜刘贺？霍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对此，作者也作了不少分析，立论有据有理。
在班固《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刘贺大体是一个劣迹斑斑的负面形象，没给一句好话，就连《汉书》中的《天文志》、《五行志》，提及刘贺也多是丑诋贬损之辞。中国的正史对于“被打倒的人物”，素有尽力丑化、堆垛劣迹的传统，很有些“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味道，说不上有多少“客观”，难免离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作者认为刘贺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汉书》所描写的糟糕透顶的白痴混混儿，而是一个比较善于经营的人物，能够治理好他的小邦国，而且懂诗书、好音乐，有雅士风度。当然，这一看法假如成立，有可能会动摇人们对班固《汉书》属于信史的看法。
《汉书》首创纪传体断代史，资料丰赡，叙事得当。这是史学界多年不二的看法。唐刘知几《史通·内篇六家第一》，即言《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班固在《武帝纪》中热情赞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也在其他一些志、传中披露了武帝的专横与滥杀；《霍光传》对霍光有正面的肯定，也有一针见血的砭斥，至今还没有人怀疑或批评过班固史笔阿曲不当。那么，《汉书》为什么对刘贺的叙述同出土文物展现的另一面，会有如此大的距离呢？这大大勾起了我对这一矛盾问题的兴趣。
在书中，作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东汉班固距刘贺时代已过百年。他的叙述，肯定会受百年来西汉上层社会和主流意识的支配；而且班固所用的皇家档案材料，难保不被那些写“起居注”之类的御用史官删削窜改。因而，班固笔下的人物与班固本人作出的评价，必然限于他本人的目之所及，以致无意或有意地体现了大汉朝廷和士族阶层的立场与意图。历史，往往在最接近源头的地方越加浑浊。
有趣的是，作者非常理智地避免了时下一些文章和书籍那般的大胆和放肆，而是谨慎地指出，刘贺之案不可全翻。实话说，刘贺决不是一块适合乎做皇帝的料，基本上没有笼络老臣的手段，也没有治国安邦、掌控时局的能力。他到底还是一个任性放纵的俗人。史书中提及他在赴长安途中掠夺民女，后来不遵汉制礼仪，拒谏，用私人，行淫乱，不可能件件都是无中生有，除非你找出了完全相反的史料证据。 作者也重笔交代了霍光家族及其私党被汉宣帝彻底铲除的最终结局，评论说“让人感叹盛极则反，高度集中的权力导致专横与滥用权力，霍光终于遭到报应”。在一个权力倾轧的体制内，这种“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甚至“三年河东，四年河西”的变局，几乎史不绝书。你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循环，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殷鉴，或者说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刘贺的最后四年是在南方的海昏侯国度过的。为了接近刘贺，作者几次到考古现场观察体验，结合他所掌握的地方史料和出土文物，极力还原刘贺在此间生活的大致情景。针对海昏侯墓出土的丰富文物，作者指出，二代昌邑王财物积累丰厚，大多来自朝廷对武帝诸子的赏赐，以及武帝对宠妃李夫人的赏赐。刘贺被废后，身边人被杀了不少，但他的财产却得以保全，没有受到太大损失。据他的推测，墓中呈现的部分珍贵青铜器、马蹄金、麟趾金、乐器、竹简是随车马舟楫从北方运来的，而金饼、金板、五铢钱、陶器、部分青铜器则有可能是在豫章郡当地制造的。他还认为，刘贺的臣仆对他忠诚不二，办事有效率，否则，无法解释这支北来的王族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就能建造起如此巨大的昌邑城、紫金城、海昏侯墓，外加一座上缭营垒。由此可见，刘贺应该是一位有一定经营能力的人物。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在海昏侯后半生物质待遇一再被削减，而且身患痿症行动不便的日子里，如此巨大的经济能量究竟从何而来？
作为一部传记体书籍，作者很好地恪守了以史料为依据的原则，不虚美，不隐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这一前提下，适度注入了一些文学表达手法，施以合理构想，以优美的叙述还原历史场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这样的笔法，在《左传》和《史记》中不乏先例。但无论如何演绎，作者始终不离史料依据，能够给人以信实之感。他写刘贺与龚遂的对话，大抵不离《汉书》的记述；他写刘贺接受制诏时的得意扬扬，可以细微到“他的心在微微颤抖”，但依然不离中尉王吉谏书中的描述。
刘贺前往长安的时节是农历五月下旬，换算成公历，正当六月炎夏，作者对景物的描写同样不离那个特定的时空气候：“晴空万里无云，午后的太阳直射在平原大地，炎热非常。刘贺内心更为火急火燎。他频频下令挥鞭催马，马路上尘土飞扬。队列中，仆从们累到极致的马一匹接一匹倒在了路上”……“昌邑王刘贺一行人到了距长安不远的东郊霸上，车队行进的速度才开始迟缓下来。午后的杨柳枝叶被火热的太阳炙烤着，蔫蔫地垂挂着，仿佛没有一丝儿力气。”
昌邑王来到东阙门，与前来迎接的大将军霍光、丞相杨敞会面行礼，驱车到城中的昌邑王宅住下，“其时夕阳转为血红色，逐渐被大块的云层遮没，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样的景物描写，既增添了故事的色彩，又恰到好处地预示了刘贺此行的结局。
刘贺被废的过程，《汉书·霍光传》的交待是：
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
作者笔下的描写是这样的：
霍光急忙命令刘贺起身下拜，接受诏书。没想到，这个被废的皇帝刘贺并不服气，他猛然昂起头，大声喊道：“听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至失去帝位。”殿前，群臣顿时交相耳语。大将军霍光没有正面回应他，而是厉声吼道：“皇太后下诏废黜了你，你怎么还可以妄称天子！”于是强扭住刘贺的手，将他挂在颈上的玺组解了下来，捧着献上太后。然后强挟着刘贺一步步沉重地走下宫殿。出了金马门，群臣随后送行。这时，神情沮丧的刘贺朝着西面汉家帝祠宗庙的方向俯拜再三，惭愧满面，说：“我太愚戆，承担不了汉朝的大事。”起身乘车，绝尘而去。
比照着看，不难看出本书活泼生动的“小说式语言”决非凿空而谈的“小说家言”。作者在前言中开明宗义：“组织剪裁，填补言外之意，不为演义，不作戏说。”应该说他忠实地守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
刘贺被废后乘旧车羸马东行返回昌邑的过程，《汉书》并无记载，应该是作者依据自己的判断造境描绘出来的：他的“身边没有了前呼后拥的臣仆，好不凄凄惶惶，冷冷清清，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拔去羽毛的公鸡。西望长安，思前想后，几番号啕大哭，撕心裂肺，如何不懊悔自己曾经走错的那几步棋，又如何不恨那位专横跋扈的霍光呢？ 当刘贺的车马经过济阳郡，快到昌邑城时，忽然几声凄厉的猫头鹰叫声传来，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记得自己西行长安前，这一带并未有过猫头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愈觉心下忐忑。终于到了昌邑故宫了，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忽又听到更多的猫头鹰在叫，此起彼伏，仿佛将树林都摇动了一般，有一种刺骨透心的恐怖，顿时想起文帝时贾谊所作的《鵩鸟赋》来。”
随同刘贺去长安的人马，全被收押待刑，自然“没有前呼后拥的臣仆”，说他感觉“如拔去羽毛的公鸡”，也是颇为对景的。说他懊恨交加，既合常情，也有其依据，在海昏侯国时，他与孙万世交谈，就曾懊悔自己失去斩杀霍光的机会。至于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也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穿凿附会。《汉书》载有一篇张敞给宣帝的奏书，报告他与刘贺的交谈：“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看来，搞文学的玩起历史来，一点儿也不输于历史专门家的严谨啊！
图、文、表、附录，合成了平面媒介的立体展示。书前有海昏侯主墓现场、地貌和出土文物的精美彩照。文中参插了大量人物画像、历史地图、宫城图和文物图，图文并茂济美。书后附录是《汉武帝和诸子世系图》、《刘贺生平大事年表》和《汉书·武五子传》节录的刘贺部分、《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节录的霍光部分，便于读者参照阅读，体现了作者对史料的尊重。
应该说《传奇刘贺》的出版，的确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尤其是切中了被考古发现撩起了极高兴致的广大读者朋友的需要。西谚有云：“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样，在不同的研究者和读者眼中，刘贺的形象肯定各有不同。不管您站在何种角度，秉持何种价值判断，写出何种作品，毕竟，只能忠于史实还是史家必须坚守的贞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名句，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刘贺长眠的新建墎墩西汉大墓，叫一帮盗墓贼撬开了一丝儿门缝，幸好被及时发现，考古队及时进入，按照极其科学严格的程序和方法渐次打开，成了媒体热播的主题。出版社争相出书，试图告诉人们，刘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似乎只有讲清了这个人物，墓中出土的那两万多件珍贵文物，才能得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解。
实话说，要说清刘贺其人，真的不太容易。虽说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沉淀，历史的河段也应该澄澈了，可是遗留在河床上的史料信息毕竟不多。《汉书》中的《武五子传》与《霍光金日磾传》中各有二千余字。其他一些片言只语，散见于本纪、列传、外戚传以及《天文志》和《五行志》中。时下一些报道和文章，多“小说家言”，时髦有余而信实不足，或语焉不详，或以今度古，各有发挥，令人莫衷一是。
日前，胡迎建出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传奇刘贺——从昌邑王、汉废帝到海昏侯》，厚厚一本，13万余言，真不知是怎样弄出来的。心下佩服，且好奇心重，于是到手便观，一口气读完。不意疑虑渐释，佩服益增，觉得这是一本可以为广大读者还原真实、释疑解惑的好书。
迎建先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早先有过编撰志书的经历，后来的研究领域虽不离诗学，却近于史，有很好的治史功底。作者没有满足我在上面列举的基本史料，而是尽可能地扩大搜罗范围，将触角深入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以及西晋雷次宗《豫章记》、六朝郦道元《水经注》、清代《江西考古录》等地理典籍，真个如韩愈《进学解》所言，“爬罗剔抉”，“细大不捐”，“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他将自己广泛占有的资料，同新出土的考古文物结合起来，精心组织，撰写了这部历史传记，还原了刘贺大起大落的传奇一生。
刘贺虽然只活了34岁，不算短命，也不长寿，身份却相当复杂。他爷爷是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奶奶李夫人据说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刘贺起初嗣位为昌邑王，后又“天上掉馅饼”，嗣位为帝，不料好景太短，龙骑还没有捂热，27天后就被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给废黜了，被遣回昌邑老窝，一掌打回了原型；宣帝继位后，被赐封为“海昏侯”，全家来到南方现在江西的地面上，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作者结合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背景，对刘贺的浮沉命运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从刘贺的祖父汉武帝、后妃与诸子谈起，顺势牵出汉代皇族与外戚的关系和分封藩王国以来的大致情况。认为正是汉代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汉武帝留下的诸多后遗症的持续作用，才导致武人、外戚霍光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能够一手操控皇位的废立。刘贺这位放纵任性的纨绔子弟，正是由于霍光心怀私念的草率决定而接受了诏命，从昌邑国快马加鞭赶到长安未央宫而骤登帝位的，于是弄出了一场“皇家儿戏”。
作者详细叙述了少年刘贺在昌邑国不听劝谏的一意孤行，趋奔长安途中的猴急火燎，而将重点放在刘贺断崖崩岸式的立废过程的描摹，写得淋漓尽致，纤毫毕现，令读者如临其境，惊心动魄。
话说霍光事先串通大司农田延年，威逼丞相杨敞，后来又与田延年唱双簧戏，裹胁众大臣，联名上奏他的外甥女上官太后如此这般。让读者一看就明白，是霍光一手操纵了这场宫庭政变。这本无悬疑，有趣的是作者还发现，以杨敞领衔草拟的弹劾刘贺的奏书中，“荒谬地编造了杨敞与博士等八人的意见：‘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商议，陛下不可以承继天之安排，侍奉祖宗祠庙，统治百姓，应当废黜’。”这种“集体劝退”的情节，应该就是伪造舆论的举动了，根本就算不上是正大光明的做法。
霍光与为什么要废黜刘贺？霍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对此，作者也作了不少分析，立论有据有理。
在班固《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刘贺大体是一个劣迹斑斑的负面形象，没给一句好话，就连《汉书》中的《天文志》、《五行志》，提及刘贺也多是丑诋贬损之辞。中国的正史对于“被打倒的人物”，素有尽力丑化、堆垛劣迹的传统，很有些“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味道，说不上有多少“客观”，难免离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作者认为刘贺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汉书》所描写的糟糕透顶的白痴混混儿，而是一个比较善于经营的人物，能够治理好他的小邦国，而且懂诗书、好音乐，有雅士风度。当然，这一看法假如成立，有可能会动摇人们对班固《汉书》属于信史的看法。
《汉书》首创纪传体断代史，资料丰赡，叙事得当。这是史学界多年不二的看法。唐刘知几《史通·内篇六家第一》，即言《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班固在《武帝纪》中热情赞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也在其他一些志、传中披露了武帝的专横与滥杀；《霍光传》对霍光有正面的肯定，也有一针见血的砭斥，至今还没有人怀疑或批评过班固史笔阿曲不当。那么，《汉书》为什么对刘贺的叙述同出土文物展现的另一面，会有如此大的距离呢？这大大勾起了我对这一矛盾问题的兴趣。
在书中，作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东汉班固距刘贺时代已过百年。他的叙述，肯定会受百年来西汉上层社会和主流意识的支配；而且班固所用的皇家档案材料，难保不被那些写“起居注”之类的御用史官删削窜改。因而，班固笔下的人物与班固本人作出的评价，必然限于他本人的目之所及，以致无意或有意地体现了大汉朝廷和士族阶层的立场与意图。历史，往往在最接近源头的地方越加浑浊。
有趣的是，作者非常理智地避免了时下一些文章和书籍那般的大胆和放肆，而是谨慎地指出，刘贺之案不可全翻。实话说，刘贺决不是一块适合乎做皇帝的料，基本上没有笼络老臣的手段，也没有治国安邦、掌控时局的能力。他到底还是一个任性放纵的俗人。史书中提及他在赴长安途中掠夺民女，后来不遵汉制礼仪，拒谏，用私人，行淫乱，不可能件件都是无中生有，除非你找出了完全相反的史料证据。 作者也重笔交代了霍光家族及其私党被汉宣帝彻底铲除的最终结局，评论说“让人感叹盛极则反，高度集中的权力导致专横与滥用权力，霍光终于遭到报应”。在一个权力倾轧的体制内，这种“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甚至“三年河东，四年河西”的变局，几乎史不绝书。你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循环，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殷鉴，或者说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刘贺的最后四年是在南方的海昏侯国度过的。为了接近刘贺，作者几次到考古现场观察体验，结合他所掌握的地方史料和出土文物，极力还原刘贺在此间生活的大致情景。针对海昏侯墓出土的丰富文物，作者指出，二代昌邑王财物积累丰厚，大多来自朝廷对武帝诸子的赏赐，以及武帝对宠妃李夫人的赏赐。刘贺被废后，身边人被杀了不少，但他的财产却得以保全，没有受到太大损失。据他的推测，墓中呈现的部分珍贵青铜器、马蹄金、麟趾金、乐器、竹简是随车马舟楫从北方运来的，而金饼、金板、五铢钱、陶器、部分青铜器则有可能是在豫章郡当地制造的。他还认为，刘贺的臣仆对他忠诚不二，办事有效率，否则，无法解释这支北来的王族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就能建造起如此巨大的昌邑城、紫金城、海昏侯墓，外加一座上缭营垒。由此可见，刘贺应该是一位有一定经营能力的人物。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在海昏侯后半生物质待遇一再被削减，而且身患痿症行动不便的日子里，如此巨大的经济能量究竟从何而来？
作为一部传记体书籍，作者很好地恪守了以史料为依据的原则，不虚美，不隐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这一前提下，适度注入了一些文学表达手法，施以合理构想，以优美的叙述还原历史场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这样的笔法，在《左传》和《史记》中不乏先例。但无论如何演绎，作者始终不离史料依据，能够给人以信实之感。他写刘贺与龚遂的对话，大抵不离《汉书》的记述；他写刘贺接受制诏时的得意扬扬，可以细微到“他的心在微微颤抖”，但依然不离中尉王吉谏书中的描述。
刘贺前往长安的时节是农历五月下旬，换算成公历，正当六月炎夏，作者对景物的描写同样不离那个特定的时空气候：“晴空万里无云，午后的太阳直射在平原大地，炎热非常。刘贺内心更为火急火燎。他频频下令挥鞭催马，马路上尘土飞扬。队列中，仆从们累到极致的马一匹接一匹倒在了路上”……“昌邑王刘贺一行人到了距长安不远的东郊霸上，车队行进的速度才开始迟缓下来。午后的杨柳枝叶被火热的太阳炙烤着，蔫蔫地垂挂着，仿佛没有一丝儿力气。”
昌邑王来到东阙门，与前来迎接的大将军霍光、丞相杨敞会面行礼，驱车到城中的昌邑王宅住下，“其时夕阳转为血红色，逐渐被大块的云层遮没，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样的景物描写，既增添了故事的色彩，又恰到好处地预示了刘贺此行的结局。
刘贺被废的过程，《汉书·霍光传》的交待是：
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
作者笔下的描写是这样的：
霍光急忙命令刘贺起身下拜，接受诏书。没想到，这个被废的皇帝刘贺并不服气，他猛然昂起头，大声喊道：“听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至失去帝位。”殿前，群臣顿时交相耳语。大将军霍光没有正面回应他，而是厉声吼道：“皇太后下诏废黜了你，你怎么还可以妄称天子！”于是强扭住刘贺的手，将他挂在颈上的玺组解了下来，捧着献上太后。然后强挟着刘贺一步步沉重地走下宫殿。出了金马门，群臣随后送行。这时，神情沮丧的刘贺朝着西面汉家帝祠宗庙的方向俯拜再三，惭愧满面，说：“我太愚戆，承担不了汉朝的大事。”起身乘车，绝尘而去。
比照着看，不难看出本书活泼生动的“小说式语言”决非凿空而谈的“小说家言”。作者在前言中开明宗义：“组织剪裁，填补言外之意，不为演义，不作戏说。”应该说他忠实地守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
刘贺被废后乘旧车羸马东行返回昌邑的过程，《汉书》并无记载，应该是作者依据自己的判断造境描绘出来的：他的“身边没有了前呼后拥的臣仆，好不凄凄惶惶，冷冷清清，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拔去羽毛的公鸡。西望长安，思前想后，几番号啕大哭，撕心裂肺，如何不懊悔自己曾经走错的那几步棋，又如何不恨那位专横跋扈的霍光呢？ 当刘贺的车马经过济阳郡，快到昌邑城时，忽然几声凄厉的猫头鹰叫声传来，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记得自己西行长安前，这一带并未有过猫头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愈觉心下忐忑。终于到了昌邑故宫了，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忽又听到更多的猫头鹰在叫，此起彼伏，仿佛将树林都摇动了一般，有一种刺骨透心的恐怖，顿时想起文帝时贾谊所作的《鵩鸟赋》来。”
随同刘贺去长安的人马，全被收押待刑，自然“没有前呼后拥的臣仆”，说他感觉“如拔去羽毛的公鸡”，也是颇为对景的。说他懊恨交加，既合常情，也有其依据，在海昏侯国时，他与孙万世交谈，就曾懊悔自己失去斩杀霍光的机会。至于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也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穿凿附会。《汉书》载有一篇张敞给宣帝的奏书，报告他与刘贺的交谈：“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看来，搞文学的玩起历史来，一点儿也不输于历史专门家的严谨啊！
图、文、表、附录，合成了平面媒介的立体展示。书前有海昏侯主墓现场、地貌和出土文物的精美彩照。文中参插了大量人物画像、历史地图、宫城图和文物图，图文并茂济美。书后附录是《汉武帝和诸子世系图》、《刘贺生平大事年表》和《汉书·武五子传》节录的刘贺部分、《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节录的霍光部分，便于读者参照阅读，体现了作者对史料的尊重。
应该说《传奇刘贺》的出版，的确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尤其是切中了被考古发现撩起了极高兴致的广大读者朋友的需要。西谚有云：“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样，在不同的研究者和读者眼中，刘贺的形象肯定各有不同。不管您站在何种角度，秉持何种价值判断，写出何种作品，毕竟，只能忠于史实还是史家必须坚守的贞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名句，是不应该被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