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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埃及新反恐怖主义法的正式实施以来，埃及国内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大赦国际”为主的人权组织和以“无国界记者”为核心的外国媒体组织等对塞西政权口诛笔伐，抨击埃及政府破坏人权、限制人身自由以及可能利用该法打击政治反对派等。在埃及国内，同样不乏质疑之声，如埃及新闻联合会公开发表声明，认为该法严重侵蚀媒体从业人员的权利；律师界则认为该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违反宪法，等等。不过，笔者认为，该法实施后埃及既未因该法生效而出现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也未出现有些人所预言的恐怖主义将会大幅度反弹的情况。从目前来看，该法在稳定政局、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司法制度化建设等三重政治发展目标方面倒是有着程度不同的实现。
遏制恐怖主义泛滥，稳定政局
四年来埃及“街头革命”并未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美好愿景。相反，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带给埃及民众的是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以及恐怖活动频仍的现状，这些不幸已让普通大众深感疲惫，对稳定的渴望成为埃及社会的普遍心声。与以往相比，该法为埃及社会注入一剂清凉剂，使被灼伤的社会出现些许难得的安宁。
众所周知，埃及是一个饱受国内恐怖主义泛滥之苦的国家。自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身亡起，埃及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活跃期。后经穆巴拉克政府将近十年的努力，埃及社会方有一段短暂的安宁时光。1997年11月，卢克索惨案将埃及拉回到恐怖活动频仍的时代。埃及政治稳定进入新一轮的挑战期。2011年3月，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埃及政局陷于动荡。“基地”组织分支在埃活动频繁、“伊斯兰国”崛起对埃渗透加速以及穆兄会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后的反政府活动此起彼伏等，使埃及恐怖活动出现历史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2月到2015年8月，埃及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多达12起，涉及西奈半岛、开罗、亚历山大、曼苏拉等地，可谓遍地开花，高达数百人死伤，受袭对象有平民、警察以及埃及总检查长这样的高官。而最为猖獗的是，原“耶路撒冷支持者”将名称改为“西奈省”，公开宣示效忠“伊斯兰国”，并于2015年7月公然袭击埃及军队。这种正面挑战触及了塞西政权的底线，也使新政府感到来自恐怖主义前所未有的压力。2015年9月，埃及依据新法在西奈半岛等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取得良好效果，不仅对震慑恐怖分子、稳定西奈半岛局势及树立军方威信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暴恐活动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数明显下降。
完成良性社会互动，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从社会层面看，新法是对埃及社会期待稳定的一次及时回应，塞西政权与埃及社会之间实现了一次良性互动。事实上，新法得以顺利出台实施是埃及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的结果。该法第35条就是政府和新闻联合会磋商的结果，之后得到高级法官理事会修正，从而确保了公众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恰当平衡。另外，新法获得各在野党的支持。自由埃及人党发言人瓦吉赫·谢哈布（Wagih Shehab）认为，反恐法的颁布及时，有助于遏制加沙或利比亚恐怖分子对埃及的渗透，对将要举行的议会选举有保护作用。埃及改革与发展党主席萨达特（Anwar Al-Sadat）有着类似看法，认为鉴于埃及和中东的特殊环境，有必要出台严厉反恐法，同时认为根据宪法规定，新反恐法实施时出现偏差，议会可以修正纠错的。
完善刑事司法的制度，加快政治制度化建设
从制度建设层面看，长期以来埃及反恐怖主义法存在制度缺位，新反恐法的出台实施填补了这一空白。可以说，新反恐法是埃及司法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众所周知，多年来埃及并没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以往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与惩处主要依据：一是宪法第79条及其修正案，即“允许总统将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嫌疑人移交军事和任何其他特别法庭。”这一规定历来备受诟病，被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打击政治对手的终极武器。二是1958年紧急状态法。萨达特被刺杀后，自1981年穆巴拉克政府长期依据该法打击恐怖分子。2006年在紧急状态结束前，埃及内阁决定再延长2年，而在2008年5月再次延长两年直到2010年5月结束紧急状态法。穆巴拉克政权使用该法主要是为了填补反恐怖主义法的缺位以及应对埃及恐怖主义泛滥的现实。三是1992年采用的刑罚第86条有关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打击措施。但因该条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和歧义较多，屡遭批评。
由于反恐专门法的长期缺位，埃及政府在现实涉恐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往往牵涉部门多而杂，加之各原来法条对恐怖主义界定模糊，使在处理相关案件不够迅捷准确。因此，在2010年5月穆巴拉克政府就以宪法第79条为基础，启动反恐怖主义法的起草工作，而对反恐法的制定并未因埃及政局动荡而终止。不管是穆尔西政权还是曼苏尔临时政权，制定反恐怖主义法的议题一直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中，但由于各方难达共识，而迟迟未能完成。2015年7月初，埃及内阁决议通过第一版法律草案。8月塞西总统签署生效实施。埃及第一部完整的反恐怖主义法诞生。所以，从制度建设来说，新恐怖主义法对完善整个埃及司法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成果。
综上所述，从目前结果来看，埃及新恐怖主义法的出台实施，对于政治稳定、推进政治民主化及司法制度化建设等三重政治目标均有所实现。当然，从长远来看，该法与其说是一项立法，不如说是一项临时的刑事政策。特别对于埃及刑事司法制度来说，该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否还有其他政治目的？是一种应对恐怖主义的权宜之计，还是将其融入真正的法治精神？等等问题，可能还要等时间来证明。
遏制恐怖主义泛滥，稳定政局
四年来埃及“街头革命”并未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美好愿景。相反，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带给埃及民众的是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以及恐怖活动频仍的现状，这些不幸已让普通大众深感疲惫，对稳定的渴望成为埃及社会的普遍心声。与以往相比，该法为埃及社会注入一剂清凉剂，使被灼伤的社会出现些许难得的安宁。
众所周知，埃及是一个饱受国内恐怖主义泛滥之苦的国家。自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身亡起，埃及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活跃期。后经穆巴拉克政府将近十年的努力，埃及社会方有一段短暂的安宁时光。1997年11月，卢克索惨案将埃及拉回到恐怖活动频仍的时代。埃及政治稳定进入新一轮的挑战期。2011年3月，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埃及政局陷于动荡。“基地”组织分支在埃活动频繁、“伊斯兰国”崛起对埃渗透加速以及穆兄会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后的反政府活动此起彼伏等，使埃及恐怖活动出现历史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2月到2015年8月，埃及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多达12起，涉及西奈半岛、开罗、亚历山大、曼苏拉等地，可谓遍地开花，高达数百人死伤，受袭对象有平民、警察以及埃及总检查长这样的高官。而最为猖獗的是，原“耶路撒冷支持者”将名称改为“西奈省”，公开宣示效忠“伊斯兰国”，并于2015年7月公然袭击埃及军队。这种正面挑战触及了塞西政权的底线，也使新政府感到来自恐怖主义前所未有的压力。2015年9月，埃及依据新法在西奈半岛等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取得良好效果，不仅对震慑恐怖分子、稳定西奈半岛局势及树立军方威信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暴恐活动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数明显下降。
完成良性社会互动，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从社会层面看，新法是对埃及社会期待稳定的一次及时回应，塞西政权与埃及社会之间实现了一次良性互动。事实上，新法得以顺利出台实施是埃及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的结果。该法第35条就是政府和新闻联合会磋商的结果，之后得到高级法官理事会修正，从而确保了公众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恰当平衡。另外，新法获得各在野党的支持。自由埃及人党发言人瓦吉赫·谢哈布（Wagih Shehab）认为，反恐法的颁布及时，有助于遏制加沙或利比亚恐怖分子对埃及的渗透，对将要举行的议会选举有保护作用。埃及改革与发展党主席萨达特（Anwar Al-Sadat）有着类似看法，认为鉴于埃及和中东的特殊环境，有必要出台严厉反恐法，同时认为根据宪法规定，新反恐法实施时出现偏差，议会可以修正纠错的。
完善刑事司法的制度，加快政治制度化建设
从制度建设层面看，长期以来埃及反恐怖主义法存在制度缺位，新反恐法的出台实施填补了这一空白。可以说，新反恐法是埃及司法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众所周知，多年来埃及并没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以往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与惩处主要依据：一是宪法第79条及其修正案，即“允许总统将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嫌疑人移交军事和任何其他特别法庭。”这一规定历来备受诟病，被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打击政治对手的终极武器。二是1958年紧急状态法。萨达特被刺杀后，自1981年穆巴拉克政府长期依据该法打击恐怖分子。2006年在紧急状态结束前，埃及内阁决定再延长2年，而在2008年5月再次延长两年直到2010年5月结束紧急状态法。穆巴拉克政权使用该法主要是为了填补反恐怖主义法的缺位以及应对埃及恐怖主义泛滥的现实。三是1992年采用的刑罚第86条有关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打击措施。但因该条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和歧义较多，屡遭批评。
由于反恐专门法的长期缺位，埃及政府在现实涉恐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往往牵涉部门多而杂，加之各原来法条对恐怖主义界定模糊，使在处理相关案件不够迅捷准确。因此，在2010年5月穆巴拉克政府就以宪法第79条为基础，启动反恐怖主义法的起草工作，而对反恐法的制定并未因埃及政局动荡而终止。不管是穆尔西政权还是曼苏尔临时政权，制定反恐怖主义法的议题一直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中，但由于各方难达共识，而迟迟未能完成。2015年7月初，埃及内阁决议通过第一版法律草案。8月塞西总统签署生效实施。埃及第一部完整的反恐怖主义法诞生。所以，从制度建设来说，新恐怖主义法对完善整个埃及司法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成果。
综上所述，从目前结果来看，埃及新恐怖主义法的出台实施，对于政治稳定、推进政治民主化及司法制度化建设等三重政治目标均有所实现。当然，从长远来看，该法与其说是一项立法，不如说是一项临时的刑事政策。特别对于埃及刑事司法制度来说，该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否还有其他政治目的？是一种应对恐怖主义的权宜之计，还是将其融入真正的法治精神？等等问题，可能还要等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