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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民族交往的外力，最主要的是国家。国家主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制定各种政策来促进这一目标的达成。
一、民族交往需要推动
人类祖先走出非洲，散居世界各地，长期隔绝，形成不同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类型。事实上，民族间的地理隔绝、交通隔绝、信息隔绝等都不会产生民族交往。即使一国内部的不同民族亦是如此。民族间交往必然存在一些条件，地理大发现、张骞通西域、战争、贸易、殖民，等等，促进了民族的混居和交往。如此，产生了邻里关系、共事关系等。现代社会随着交通的便利、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复杂，民族交往的机会和范围比传统社会增加了很多。但是，就在中国，很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主要是和本民族发生交往，邻里、同事、朋友、生意伙伴、恋爱、婚姻等，都在聚居区这样的范围内产生。有研究表明，大部分国人的生活圈在自己为半径的一百公里范围内。终身大部分时间和经历，包括社交等都在这样的的范围内。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更是如此。
传统中国是农耕社会，安土重迁。从社会流动来看，土地束缚住了农民。土地不能动，人也不能动，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灾荒之年，对农民是灾难性打击。农民逃荒，变成流民，是农民迫不得已的选择。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特征，加上交通工具落后，地理环境的限制，等等。使得民族间的交往少之又少，大多数民族个体生活在传统的民族聚居区内，从未和其他民族有过交集。
在传统社会，什么样的民族个体有可能与其他民族有交往？做生意、讨生活等是正常。很多时候是战乱、逃荒、人们被迫颠沛流离，四海为家。中国传统社会的衣冠南渡、闯关东、走西口等莫不如此。离我们最近的是2016年以来的叙利亚战争，上百万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传统社会也有基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引导的移民。比如自汉代的移民戍边，对战争的移民安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兵团，现如今精准扶贫下的移民搬迁。这些措施都可能会产生民族交往。
但以上产生的民族交往，非有意而为之，没有刻意让民族间产生交往。移民和传统土著居民并没有交错而居，而是单独聚居。在生活、经济、管理方面甚至自成系统。唐安置的部分突厥人，清建立的满城，建国后成立的新疆建设兵团皆是如此。
但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交往非常缓慢，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慢慢地产生一定的融合。唐安置突厥移民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讨论，有人认为应当将其分散到内地，分而化之，后来采取的是在北部边境统一安置。这种安置方式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根。现在看来，分散内地可能最佳。当时部分突厥人的确实移民到了内地，现在早已湮没在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了，或者说，文化以及生物性的完全融合，使这些突厥人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了。
从历史上，也许可以详细梳理民族交往，融合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肯定的是，在大一统思想下，多民族存在的情况下，长期的某单一民族的聚居，特别是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的单一聚居，是不利于形成对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的。相反，交错居住、互通有无、频繁接触和交往的居住和社会结构，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人心一统。历史上我们已经有经验可循，联系当今的社会现实，结合我们自己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完全可以找到适合的推动民族交往融合的道路。
民族聚居难以自发产生民族间交往，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只能内卷化。这种内卷化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其特征是自我抱团、自我凝聚、自我信任、自我保护，甚至惧怕和排斥其他民族。民族聚居的这种天然的封闭性，导致了民族交往的局限性。所以，民族交往不必然形成，需要外力推动。当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已经有力量能够推动这种民族交往了。
二、国家是推动民族交往的主体
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垂直化管理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短期内能发动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解决大问题。面对2020年春节开始的新冠疫情，这种强大的组织力就有最为突出的表现。国家调动的不仅是各种资源，还有强大高效的执行力，及强大的协调能力。疫情初期，我国在武汉建立火神山医院就说明了我国政府的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和协调能力。其他很多国家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效的动员能力。
鑄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推动民族个体的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中央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大战略，从推动互嵌式社区入手。2015年后，各种相关学术期刊都在研究这种互嵌式社区。互嵌式社区政策出台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到社区，行动力明显，效果显著。本人也参观了几个社区，如新疆的和田新村，成都洗面桥社区，有社区层面的宣传，也有现实中的推广建立，这些都表现出了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在当前我国的情况下，政府有能力推动民族交往，只是考虑如何推动的问题。
政府领导下的各种企事业单位等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接受政府动员。党组织的存在使得任何机构贯彻执行政府的决策有了核心推动力。即使市场经济中的大中小企业主、个体商贩等、农民等，也都可以在政府的动员下推动民族交往。2017年左右，新疆亮剑，各级政府和组织，人民被充分动员起来。临街各种商铺五户，十户联防，经常举行各种演习。大量治安岗亭设立，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到2019年，新疆已经连续3年未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以大学中的各民族交往作为研究主题。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和机构，可以为推动民族交往提供有力的支持。学校可以像政府机构一样，由无为变得有为，由无意识变成有意识，从被动变为主动。学校可以凭借优势，比如学术研究优势，多民族存在的优势，感知民族交往存在的问题，提前设置促进民族交往的方式。
有大学教师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2006年刚开始工作那时候，我和学生接触较多，加上带班担任辅导员，经常去学生宿舍。我发现，学校在宿舍安排方面，完全没有对于促进民族交往方面的构想。作为民族高校，本来应当多少年前就注意这些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同民族的在一个宿舍里。一个班本来由各个民族，突出的有几个藏族、几个维吾尔族、几个彝族、几个回族等。但是，学校似乎是为了照顾一些民族的民族情感，将同民族的安排在一个宿舍里。其实，这些民族学生很多也愿意和其他民族混居，虽然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很看重和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学习。我接触的一些少数民族同学，甚至都不是很愿意和自己本民族的整天在一起，更希望多接触其他各个民族的同学，学习汉语口语，学习各种知识等，认识多民族的朋友。
可见，即使在某些多民族的大学共同体，同时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考虑到如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非不想作为，而是无意识。
小结：促进民族交往，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宏观的国家推动，到具体的组织团体推动。这些推动可以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大学寝室的安排应当多民族混合。国家完全可以作为行动主体，在各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推动民族交流交往，从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基础。
毕文章（1974.1-），男，汉族，陕西潼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中国新闻网：新疆连续三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2019年12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2-09/9028656.shtml
一、民族交往需要推动
人类祖先走出非洲，散居世界各地，长期隔绝，形成不同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类型。事实上，民族间的地理隔绝、交通隔绝、信息隔绝等都不会产生民族交往。即使一国内部的不同民族亦是如此。民族间交往必然存在一些条件，地理大发现、张骞通西域、战争、贸易、殖民，等等，促进了民族的混居和交往。如此，产生了邻里关系、共事关系等。现代社会随着交通的便利、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复杂，民族交往的机会和范围比传统社会增加了很多。但是，就在中国，很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主要是和本民族发生交往，邻里、同事、朋友、生意伙伴、恋爱、婚姻等，都在聚居区这样的范围内产生。有研究表明，大部分国人的生活圈在自己为半径的一百公里范围内。终身大部分时间和经历，包括社交等都在这样的的范围内。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更是如此。
传统中国是农耕社会，安土重迁。从社会流动来看，土地束缚住了农民。土地不能动，人也不能动，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灾荒之年，对农民是灾难性打击。农民逃荒，变成流民，是农民迫不得已的选择。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特征，加上交通工具落后，地理环境的限制，等等。使得民族间的交往少之又少，大多数民族个体生活在传统的民族聚居区内，从未和其他民族有过交集。
在传统社会，什么样的民族个体有可能与其他民族有交往？做生意、讨生活等是正常。很多时候是战乱、逃荒、人们被迫颠沛流离，四海为家。中国传统社会的衣冠南渡、闯关东、走西口等莫不如此。离我们最近的是2016年以来的叙利亚战争，上百万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传统社会也有基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引导的移民。比如自汉代的移民戍边，对战争的移民安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兵团，现如今精准扶贫下的移民搬迁。这些措施都可能会产生民族交往。
但以上产生的民族交往，非有意而为之，没有刻意让民族间产生交往。移民和传统土著居民并没有交错而居，而是单独聚居。在生活、经济、管理方面甚至自成系统。唐安置的部分突厥人，清建立的满城，建国后成立的新疆建设兵团皆是如此。
但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交往非常缓慢，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慢慢地产生一定的融合。唐安置突厥移民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讨论，有人认为应当将其分散到内地，分而化之，后来采取的是在北部边境统一安置。这种安置方式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根。现在看来，分散内地可能最佳。当时部分突厥人的确实移民到了内地，现在早已湮没在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了，或者说，文化以及生物性的完全融合，使这些突厥人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了。
从历史上，也许可以详细梳理民族交往，融合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肯定的是，在大一统思想下，多民族存在的情况下，长期的某单一民族的聚居，特别是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的单一聚居，是不利于形成对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的。相反，交错居住、互通有无、频繁接触和交往的居住和社会结构，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人心一统。历史上我们已经有经验可循，联系当今的社会现实，结合我们自己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完全可以找到适合的推动民族交往融合的道路。
民族聚居难以自发产生民族间交往，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只能内卷化。这种内卷化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其特征是自我抱团、自我凝聚、自我信任、自我保护，甚至惧怕和排斥其他民族。民族聚居的这种天然的封闭性，导致了民族交往的局限性。所以，民族交往不必然形成，需要外力推动。当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已经有力量能够推动这种民族交往了。
二、国家是推动民族交往的主体
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垂直化管理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短期内能发动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解决大问题。面对2020年春节开始的新冠疫情，这种强大的组织力就有最为突出的表现。国家调动的不仅是各种资源，还有强大高效的执行力，及强大的协调能力。疫情初期，我国在武汉建立火神山医院就说明了我国政府的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和协调能力。其他很多国家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效的动员能力。
鑄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推动民族个体的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中央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大战略，从推动互嵌式社区入手。2015年后，各种相关学术期刊都在研究这种互嵌式社区。互嵌式社区政策出台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到社区，行动力明显，效果显著。本人也参观了几个社区，如新疆的和田新村，成都洗面桥社区，有社区层面的宣传，也有现实中的推广建立，这些都表现出了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在当前我国的情况下，政府有能力推动民族交往，只是考虑如何推动的问题。
政府领导下的各种企事业单位等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接受政府动员。党组织的存在使得任何机构贯彻执行政府的决策有了核心推动力。即使市场经济中的大中小企业主、个体商贩等、农民等，也都可以在政府的动员下推动民族交往。2017年左右，新疆亮剑，各级政府和组织，人民被充分动员起来。临街各种商铺五户，十户联防，经常举行各种演习。大量治安岗亭设立，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到2019年，新疆已经连续3年未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以大学中的各民族交往作为研究主题。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和机构，可以为推动民族交往提供有力的支持。学校可以像政府机构一样，由无为变得有为，由无意识变成有意识，从被动变为主动。学校可以凭借优势，比如学术研究优势，多民族存在的优势，感知民族交往存在的问题，提前设置促进民族交往的方式。
有大学教师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2006年刚开始工作那时候，我和学生接触较多，加上带班担任辅导员，经常去学生宿舍。我发现，学校在宿舍安排方面，完全没有对于促进民族交往方面的构想。作为民族高校，本来应当多少年前就注意这些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同民族的在一个宿舍里。一个班本来由各个民族，突出的有几个藏族、几个维吾尔族、几个彝族、几个回族等。但是，学校似乎是为了照顾一些民族的民族情感，将同民族的安排在一个宿舍里。其实，这些民族学生很多也愿意和其他民族混居，虽然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很看重和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学习。我接触的一些少数民族同学，甚至都不是很愿意和自己本民族的整天在一起，更希望多接触其他各个民族的同学，学习汉语口语，学习各种知识等，认识多民族的朋友。
可见，即使在某些多民族的大学共同体，同时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考虑到如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非不想作为，而是无意识。
小结：促进民族交往，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宏观的国家推动，到具体的组织团体推动。这些推动可以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大学寝室的安排应当多民族混合。国家完全可以作为行动主体，在各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推动民族交流交往，从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基础。
毕文章（1974.1-），男，汉族，陕西潼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中国新闻网：新疆连续三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2019年12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2-09/90286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