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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制度起步晚，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公务员队伍的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这给公务员道德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健全公务员道德法制、完善公务员道德的监督机制和培训机制。
关键词：公务员；道德建设；道德责任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就必须突出道德因素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特别是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公务员道德是高层次道德，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能推动责任政府建设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古代官德与西方行政道德对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我国古代官德建设
我国古代官德建设由来已久。夏商建立，传统官德已初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产生与成熟，影响了后世官德的发展。儒家仁政思想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纲目的官德思想成为传统官德发展的主线。经历了唐宋的鼎盛，至明清，我国传统官德发展成熟。
（一）我国古代官德的历史演进
自夏商以来，我国便产生了官吏道德。夏朝建立，国家机构初具规模，产生了最初的官吏制度和官吏道德。据《通典》卷十九记载：夏朝有官吏120名，商代有240名。1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夏商制定了简单的官吏道德规范。夏商时期，官吏被称为为“大人”、“君子”，因此有“大人世及以为礼”之说。在《礼记·礼运篇》中也有“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官德的文献记载。《周礼》明确记载了西周对官吏道德的要求即“三官”、“四廉”。其具体内容是“官职”、“官成”、“官计”和“廉法”、“廉善”、“廉敬”、“廉正”。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兴起，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官德思想对我国古代的官德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他还提出了以下官德思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3继孔子之后，孟子把“仁政”作为为政之要，为官之要。他提出为政之人应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4为官之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
秦汉时期实现了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国家机构的规模比春秋战国时期要大得多，体制要更加健全。因此，对官吏的要求远比春秋战国时期要严格得多，对官德要求也是如此。秦汉的官德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的法典和政策上。《秦简·为吏之道》中规定：“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吏有五失：一曰夸以；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制）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币。”汉武帝时期颁布了刺察六条把奉诏守法、断案公正、赏罚分明、以公克私、不贪赃枉法等作为考察地方官吏道德行为的主要标准。6
唐朝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鼎盛时期，政治经济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政治制度也日臻成熟，唐朝的官德建设较为完善。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为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官吏考核法规之一。其中“四善”就是德慎公勤，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7在制度上，宋代基本上沿用唐朝的“四善”规范，宋代的官德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家、思想家的个人官德理论建树。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指出为君者要：“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理学家朱熹认为上至君主下至普通官吏都要“修德于己”。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官德处于成熟阶段。明初期修订的《大明律》开篇就说：“治国先治吏，治吏必重礼也。”明后来颁布的《明会要》把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为人正直诚信、不贪污腐化作为对官吏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清康熙年间颁布的《圣谕广训》要求官吏要做到“为政清廉、忠君爱民”等传统官德规范外，还要求官吏要做到“尚节俭、笃亲族、训子弟”等道德要求。清代汪辉祖在《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等官箴中把为官之道总结为：“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心为尚，而俭为立品之基，勤为尽心之实。”
（二）我国古代官德建设的特征
从官德建设历史发展来看，我国古代官德建设有以下特征：
第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的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官德建设的指导思想。自儒家理论形成以来，实施仁政就成为历朝历代的政治理想。古代的官德建设也是围绕着这个政治理想而展开的。在儒家理论中，仁的表现形式逐步发展为日后官德的规范。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8在孔子看来，恭、宽、信、敏、惠是仁的五种品质。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等传统官德的具体规范就是由这五种品质发展而成。同时，个体实现仁的方式也是官德修养的途径。我国古代官员道德主要靠个人修养形成。孔子提出的为仁由己、荀子的慎独都体现了二者的一致性。第二，民本观念是传统官德的重要思想。以民为本思想自周以来就十分重视，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尚书·盘庚》中“施实德于民”，《左传》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思想就是早期的民本思想。儒家理论形成以后，民本观念是仁政思想的重要部分，也是实施仁政的重要步骤。秦汉以后，中央考察官员的重要标准就有忠君爱民。汉贾谊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9第三，我国古代官德重视道德修养和教化。在孔子看来为仁由己，个人修养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0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讲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中也提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这一套修养方法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大学》还指出：“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八目”成为我国历史上士大夫的修身之道。 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
（一）西方行政道德建设概述
西方行政道德的产生与国家机构的出现处于同一时期。早在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对奴隶主官吏在司法过程中严格区分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规定。
古希腊城邦是西方古代行政道德发展的黄金时期。苏格拉底把智慧、正义、节制看作是统治者必备的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理想国”要“选择那些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决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事情的人”11来执掌政权。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具备智慧、理性、正义、节制等美德的“哲学王”才能统治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道德生活上的一种精神结合，其目的就在于达到公平、正义和最广泛的善。12
继城邦政治之后的中世纪，西方古代行政道德发展缓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行政道德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和建立新政权的有力武器之一。美国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出：“在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中，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政治家应尊重和珍惜这些支柱。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源泉。”13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袖罗伯斯庇尔在《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的施政演说中指出：“由于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和平等，你们的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就应是把你们的一切行为用来支持和发展美德。”14在他看来，支撑和推动政府的主要动力是美德。
文官制度在西方的确立，现代意义的行政道德开始发展起来。英国学者伊顿最早意识到行政道德在公共行政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在《英国公务员考试》一文中建议不仅应把公务员作为公共事务的指导者和管理者，而且也应作为国家政治公正和道德风尚的检验者和标志。美国学者威尔逊认为，忠诚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美德。他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指出：“我们必须有一支充分训练的官员以良好的态度为我们服务。……良好的态度就是对于他们所为之服务的政府的政策，具有坚定而强烈的忠诚。”15
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推动了西方行政道德的发展。新公共行政倡导在社会中实现公平、正义成为西方行政道德发展的主导原则。同时，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随后，西方行政道德开始了法制化过程。继1978年美国颁布了《美国政府伦理法》之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颁布了相应的道德法规。道德立法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方式。
（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的经验
从古希腊至今，西方在两千多年的行政道德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政治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是由人民与权力二字组成，即指人民权力。在政治体制中，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是由自由民掌握国家主权的直接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种直接民主则由代议制民主所代替。斯宾诺莎认为，民主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平等。而维护平等，不仅仅需要法律强制的威严，还需要道德的自律。因此，行政道德是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16第二，重视责任的履行是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中，“责任”一词最先出现在1787年的英语和法语中。它最早被用来指称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政治体制。17公共行政产生以后，责任被用于政府建设，即构建责任政府。责任政府不仅要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履行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还要求他们履行道德责任。道德责任的履行其本身就是行政道德建设的内容之一。第三，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价值基础。公平、正义原则自古就已有之，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经在自由民中推行公正的政治原则。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社会的正义就是一个人都只做适合他本性的事情。18而正义的指向是善的，也即是道德的。新公共行政兴起之后，公正原则被更加严格地要求在公共行政中执行。在现代西方，行政人员的任务就是让公民参与社会性的建构政治秩序的过程而不是力图将权威价值论强加给公民。19公民被法律赋予公平地参与建构政治秩序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包括监督权等其它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公正地行使监督权是行政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
三、我国古代官德与西方行政道德对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启示
伴随着国家产生与发展，官员道德及其发展成熟模式——公务员道德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简单的奴隶主官吏道德到具有规模化、系统化的封建官德再到近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产生了科学、规范的公务员道德，公务员道德经历了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我国古代官德建设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制化与道德建设中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是公务员道德发展的两条重要经验。
（一）坚持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法制化
在我国古代官德建设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道德建设的法制化是官德建设和行政道德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保障。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官德建设的法制化方式是人治的辅助手段。我国古代官德的法制化主要体现为历朝历代针对官德而颁布的法典。秦大一统后颁布的《秦律》、魏晋时期的《五条郡县令》、唐朝的《唐六典》、元朝的《元典章》以及明代的《大明律》和《明会要》都是古代官德的法制化的具体表现。由于我国古代人治化特征比较强，所以针对古代官德而施行的法典在古代官德建设中的作用比较小。但是，这些法典是古代官德传承的重要载体。
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尤其是近代文官制度建立以来，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对推动西方现代公务员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行政道德的法制化是主要方式。一方面，通过制定大量的行政道德法律、法规规范行政道德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行政道德法律、法规约束官员的个体行为。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和遵守行政道德法规就是资产阶级新兴政权的重要举措。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快了行政道德法制化的进程，通过法制手段推动和规范公务员道德建设。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是西方现代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可借鉴的经验。 （二）重视官员个人道德修养
官员个人道德修养是我国古代道德建设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官德建设十分重视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是官德建设的主体。《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阐明了个人道德修养在维护统治和稳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大学》中提出的“修、齐、治、平”等修养方法不仅是成圣之学，也是我国古代官德的修养方法。同时，在我国古代法典中，官吏的道德修养是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
官员个人道德修养在西方行政道德发展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早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就提出由“哲学王”来承担城邦的政治工作，而智慧、理性、正义、节制等美德就是“哲学王”特质。这就是说要成为“哲学王”的必备条件就是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亚里士多德也把公平、正义等美德作为政治中应具备的因素。近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以来，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官员个人道德修养主要体现在行政道德的法律中。西方的行政法律中有相当部分关于公务员个人道德的内容。在西方行政法规中普遍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等个人道德规范的严格具体的规定。因此，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健全公务员道德法制，完善公务员道德的监督机制和培训机制，从而使公务人员不断提高个人道德修养。
注释：
1 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9.
2 《论语·颜渊》
3 《论语·子路》
4 《孟子·公孙丑上》
5 《孟子·滕文王上》
6 张松业.国家公务员道德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38.
7 《唐六典·吏部》考功郎中
8《论语·阳货》
9 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1.
10 《论语·述而》
1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5.
12 张松业.国家公务员道德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43.
13 华盛顿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1.
14 [法]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8.
15 [美]杰伊·M·沙夫里茨、艾伯特·C·海德.公共行政学经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
16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45.
17 [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
18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7.
19 [美]特里·L·库珀[M].张秀琴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7.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美]杰伊·M·沙夫里茨、艾伯特·C·海德.公共行政学经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法]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华盛顿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张松业.国家公务员道德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7]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制度起步晚，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公务员队伍的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这给公务员道德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健全公务员道德法制、完善公务员道德的监督机制和培训机制。
关键词：公务员；道德建设；道德责任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就必须突出道德因素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特别是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公务员道德是高层次道德，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能推动责任政府建设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古代官德与西方行政道德对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我国古代官德建设
我国古代官德建设由来已久。夏商建立，传统官德已初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产生与成熟，影响了后世官德的发展。儒家仁政思想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纲目的官德思想成为传统官德发展的主线。经历了唐宋的鼎盛，至明清，我国传统官德发展成熟。
（一）我国古代官德的历史演进
自夏商以来，我国便产生了官吏道德。夏朝建立，国家机构初具规模，产生了最初的官吏制度和官吏道德。据《通典》卷十九记载：夏朝有官吏120名，商代有240名。1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夏商制定了简单的官吏道德规范。夏商时期，官吏被称为为“大人”、“君子”，因此有“大人世及以为礼”之说。在《礼记·礼运篇》中也有“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官德的文献记载。《周礼》明确记载了西周对官吏道德的要求即“三官”、“四廉”。其具体内容是“官职”、“官成”、“官计”和“廉法”、“廉善”、“廉敬”、“廉正”。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兴起，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官德思想对我国古代的官德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他还提出了以下官德思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3继孔子之后，孟子把“仁政”作为为政之要，为官之要。他提出为政之人应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4为官之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
秦汉时期实现了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国家机构的规模比春秋战国时期要大得多，体制要更加健全。因此，对官吏的要求远比春秋战国时期要严格得多，对官德要求也是如此。秦汉的官德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的法典和政策上。《秦简·为吏之道》中规定：“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吏有五失：一曰夸以；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制）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币。”汉武帝时期颁布了刺察六条把奉诏守法、断案公正、赏罚分明、以公克私、不贪赃枉法等作为考察地方官吏道德行为的主要标准。6
唐朝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鼎盛时期，政治经济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政治制度也日臻成熟，唐朝的官德建设较为完善。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为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官吏考核法规之一。其中“四善”就是德慎公勤，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7在制度上，宋代基本上沿用唐朝的“四善”规范，宋代的官德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家、思想家的个人官德理论建树。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指出为君者要：“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理学家朱熹认为上至君主下至普通官吏都要“修德于己”。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官德处于成熟阶段。明初期修订的《大明律》开篇就说：“治国先治吏，治吏必重礼也。”明后来颁布的《明会要》把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为人正直诚信、不贪污腐化作为对官吏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清康熙年间颁布的《圣谕广训》要求官吏要做到“为政清廉、忠君爱民”等传统官德规范外，还要求官吏要做到“尚节俭、笃亲族、训子弟”等道德要求。清代汪辉祖在《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等官箴中把为官之道总结为：“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心为尚，而俭为立品之基，勤为尽心之实。”
（二）我国古代官德建设的特征
从官德建设历史发展来看，我国古代官德建设有以下特征：
第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的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官德建设的指导思想。自儒家理论形成以来，实施仁政就成为历朝历代的政治理想。古代的官德建设也是围绕着这个政治理想而展开的。在儒家理论中，仁的表现形式逐步发展为日后官德的规范。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8在孔子看来，恭、宽、信、敏、惠是仁的五种品质。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等传统官德的具体规范就是由这五种品质发展而成。同时，个体实现仁的方式也是官德修养的途径。我国古代官员道德主要靠个人修养形成。孔子提出的为仁由己、荀子的慎独都体现了二者的一致性。第二，民本观念是传统官德的重要思想。以民为本思想自周以来就十分重视，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尚书·盘庚》中“施实德于民”，《左传》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思想就是早期的民本思想。儒家理论形成以后，民本观念是仁政思想的重要部分，也是实施仁政的重要步骤。秦汉以后，中央考察官员的重要标准就有忠君爱民。汉贾谊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9第三，我国古代官德重视道德修养和教化。在孔子看来为仁由己，个人修养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0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讲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中也提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这一套修养方法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大学》还指出：“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八目”成为我国历史上士大夫的修身之道。 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
（一）西方行政道德建设概述
西方行政道德的产生与国家机构的出现处于同一时期。早在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对奴隶主官吏在司法过程中严格区分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规定。
古希腊城邦是西方古代行政道德发展的黄金时期。苏格拉底把智慧、正义、节制看作是统治者必备的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理想国”要“选择那些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决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事情的人”11来执掌政权。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具备智慧、理性、正义、节制等美德的“哲学王”才能统治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道德生活上的一种精神结合，其目的就在于达到公平、正义和最广泛的善。12
继城邦政治之后的中世纪，西方古代行政道德发展缓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行政道德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和建立新政权的有力武器之一。美国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出：“在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中，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政治家应尊重和珍惜这些支柱。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源泉。”13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袖罗伯斯庇尔在《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的施政演说中指出：“由于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和平等，你们的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就应是把你们的一切行为用来支持和发展美德。”14在他看来，支撑和推动政府的主要动力是美德。
文官制度在西方的确立，现代意义的行政道德开始发展起来。英国学者伊顿最早意识到行政道德在公共行政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在《英国公务员考试》一文中建议不仅应把公务员作为公共事务的指导者和管理者，而且也应作为国家政治公正和道德风尚的检验者和标志。美国学者威尔逊认为，忠诚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美德。他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指出：“我们必须有一支充分训练的官员以良好的态度为我们服务。……良好的态度就是对于他们所为之服务的政府的政策，具有坚定而强烈的忠诚。”15
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推动了西方行政道德的发展。新公共行政倡导在社会中实现公平、正义成为西方行政道德发展的主导原则。同时，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随后，西方行政道德开始了法制化过程。继1978年美国颁布了《美国政府伦理法》之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颁布了相应的道德法规。道德立法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方式。
（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的经验
从古希腊至今，西方在两千多年的行政道德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政治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是由人民与权力二字组成，即指人民权力。在政治体制中，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是由自由民掌握国家主权的直接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种直接民主则由代议制民主所代替。斯宾诺莎认为，民主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平等。而维护平等，不仅仅需要法律强制的威严，还需要道德的自律。因此，行政道德是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16第二，重视责任的履行是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中，“责任”一词最先出现在1787年的英语和法语中。它最早被用来指称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政治体制。17公共行政产生以后，责任被用于政府建设，即构建责任政府。责任政府不仅要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履行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还要求他们履行道德责任。道德责任的履行其本身就是行政道德建设的内容之一。第三，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价值基础。公平、正义原则自古就已有之，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经在自由民中推行公正的政治原则。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社会的正义就是一个人都只做适合他本性的事情。18而正义的指向是善的，也即是道德的。新公共行政兴起之后，公正原则被更加严格地要求在公共行政中执行。在现代西方，行政人员的任务就是让公民参与社会性的建构政治秩序的过程而不是力图将权威价值论强加给公民。19公民被法律赋予公平地参与建构政治秩序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包括监督权等其它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公正地行使监督权是行政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
三、我国古代官德与西方行政道德对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启示
伴随着国家产生与发展，官员道德及其发展成熟模式——公务员道德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简单的奴隶主官吏道德到具有规模化、系统化的封建官德再到近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产生了科学、规范的公务员道德，公务员道德经历了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我国古代官德建设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制化与道德建设中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是公务员道德发展的两条重要经验。
（一）坚持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法制化
在我国古代官德建设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道德建设的法制化是官德建设和行政道德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保障。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官德建设的法制化方式是人治的辅助手段。我国古代官德的法制化主要体现为历朝历代针对官德而颁布的法典。秦大一统后颁布的《秦律》、魏晋时期的《五条郡县令》、唐朝的《唐六典》、元朝的《元典章》以及明代的《大明律》和《明会要》都是古代官德的法制化的具体表现。由于我国古代人治化特征比较强，所以针对古代官德而施行的法典在古代官德建设中的作用比较小。但是，这些法典是古代官德传承的重要载体。
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尤其是近代文官制度建立以来，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对推动西方现代公务员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行政道德的法制化是主要方式。一方面，通过制定大量的行政道德法律、法规规范行政道德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行政道德法律、法规约束官员的个体行为。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和遵守行政道德法规就是资产阶级新兴政权的重要举措。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快了行政道德法制化的进程，通过法制手段推动和规范公务员道德建设。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是西方现代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可借鉴的经验。 （二）重视官员个人道德修养
官员个人道德修养是我国古代道德建设和西方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官德建设十分重视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是官德建设的主体。《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阐明了个人道德修养在维护统治和稳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大学》中提出的“修、齐、治、平”等修养方法不仅是成圣之学，也是我国古代官德的修养方法。同时，在我国古代法典中，官吏的道德修养是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
官员个人道德修养在西方行政道德发展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早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就提出由“哲学王”来承担城邦的政治工作，而智慧、理性、正义、节制等美德就是“哲学王”特质。这就是说要成为“哲学王”的必备条件就是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亚里士多德也把公平、正义等美德作为政治中应具备的因素。近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以来，西方行政道德建设中官员个人道德修养主要体现在行政道德的法律中。西方的行政法律中有相当部分关于公务员个人道德的内容。在西方行政法规中普遍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等个人道德规范的严格具体的规定。因此，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健全公务员道德法制，完善公务员道德的监督机制和培训机制，从而使公务人员不断提高个人道德修养。
注释：
1 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9.
2 《论语·颜渊》
3 《论语·子路》
4 《孟子·公孙丑上》
5 《孟子·滕文王上》
6 张松业.国家公务员道德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38.
7 《唐六典·吏部》考功郎中
8《论语·阳货》
9 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1.
10 《论语·述而》
1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5.
12 张松业.国家公务员道德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43.
13 华盛顿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1.
14 [法]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8.
15 [美]杰伊·M·沙夫里茨、艾伯特·C·海德.公共行政学经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
16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45.
17 [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
18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7.
19 [美]特里·L·库珀[M].张秀琴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7.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美]杰伊·M·沙夫里茨、艾伯特·C·海德.公共行政学经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法]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华盛顿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张松业.国家公务员道德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7]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