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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２００１年曾经是中国体育报刊的黄金年，那么２００５年就是让他们不寒而栗的“黑洞”年。这一年，残酷的市场吞噬了一张又一张报刊，与往年不同的是，被吞掉的不是“虾米”、“小鱼”，而是在市场大潮中曾经恣肆畅游的“大鱼”。７月份辛酸告别读者的《球报》发行量最高曾达１００多万份；而８月份黯然退出市场的《南方体育》尽管背靠财大气粗的南方报业集团，也难逃厄运。
几年前曾经对体育报刊抱有复杂情感的体协副主席阎世铎说：“现在全国有７０００多足球记者，如果一味要把中国足球扒光、搞臭，你们将来也存在着再就业的危险。”尽管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阎世铎把中国足球搞得无法让人恭维，但是他对中国体育报刊的前景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须知，那时正是体育报刊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时刻。如今短短几年过去，就被他不幸言中了。
各有各的不幸
其实在这两条“大鱼”尚未奄奄一息的时候，就有一群体育类报刊寿终正寝或苟延残喘了。自然这些报刊的被市场“驱逐”也各有各的不幸。
《球报》：《球报》出生在竞技体育大省辽宁（当时叫《美报·球刊》），其主办单位又是全省报业老大辽宁日报集团，这家报纸于１９８８年创刊，正是辽宁足球“十连冠”的辉煌时期（两年后辽宁足球队又获得至今没有中国球队再度染指的亚俱杯），报纸蒸蒸日上，１９９２年更名为《球报》。《球报》具有东北人行侠仗义、敢说敢为的性格，孟德斯鸠就曾写道：“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脏的跳动和纤维末端的反应都较强。心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心，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和诡计。”《球报》就是这样铁肩担道义，敢爱敢恨、敢揭黑幕，他们起初适合了东北读者的口味。从１９９７年起，《球报》又以迅速膨胀之势推向全国，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派有长期驻站记者，在３５个城市有分印机构，日平均发行量为８０余万份，在十强赛、世界杯和国内联赛高潮时曾有１２０－１５０万份的发行纪录。《球报》退出固然与体育报业整体萎缩的大环境有关，同时也与《球报》的长期内斗有关，派别之争又因上一级主管领导频频更换，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办报风格也是一朝天子一个模式。《球报》倒台后其首席记者郝洪军无所顾忌地坦言：“第五任总编顾某在生活上像慈善的兄长，但在业务上，尤其对体育媒体特性的认识以及报纸宏观发展战略的把握的能力上，远不及一个普通的编辑和记者。他的武断、刚愎直接导致《球报》人才的第二次流失，导致人心涣散，也导致了市场的严重萎缩。”《球报》自己书写的辉煌被自己制造的内乱所淹没。
《南方体育》：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生存了五年零五个月的《南方体育》怀着一种辛酸和恋恋不舍向读者说再见。《南方体育》在２０００年出现时就追求与众不同，它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其基本作者都是一些颇有才情的文学青年，新锐的风格、清隽的语言、独特的版式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南方体育》显然是在做娱乐体育的始作俑者，他们似乎预见到体育的娱乐化必将成为浩荡洪流。但是他们自诞生之日起就褒贬不一，充满争议。有人喜欢他们的新奇，有人感到他们过于自恋。与多数体育报刊未能脱出窠臼一样，《南方体育》在发行上也无所作为，即便在最火的时候覆盖率也远远低于《体坛周报》和《足球报》。他们忽略了，发行能力是一张报纸生死存亡的关键，其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文章的内容。他们总是落后市场一步，其衰败自是无法避免的。
《体育参考》：《体育参考》到今天已经被人淡忘，但是他们应该庆幸：退出早绝不是一件坏事。这家报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报纸，１９９７年扩版为８个版，那时《体育参考》赚到了超过２００万元的利润，这在今天似乎没什么，但在８年前却是个令人艳羡的数字。他们的关门吃亏在体制：一些已经有一定名气的记者要拿着比正式员工低不少的工资，这使一些骨干纷纷另觅高枝，人才流失是事业完蛋的先兆，报刊也不能够逃脱于这个规律。机制的死板使得记者在国内采访的条件都得不到保障，拿不到第一手新闻，它的结局是必然的。
《２１世纪体育》：这家报纸成立之初的抱负是：在２１世纪要有所作为。可是它却创造了体育报刊寿命最短的纪录，２００２年３月创刊，当年国庆节前即被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宣布无限期停刊。其实这份报纸显然没有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与论证，在其诞生的时候体育报刊势头已经大为不妙，结果充当了一个“人家偷驴，它来拔橛”的角色。当时《体坛周报》积累已经超过亿元，而《２１世纪体育》以平均每个月投入资金８０余万元拼争，简直是用长矛大刀面对坦克大炮。该报纸在５个印点的印量仅为６万余份，实际发行量却是１万５千余份。至于广告收入，６个月实际只有１０余万元。报纸推到市场后投入虽小，亏损却大，报社从来没有尝受过创收的滋味，起初承诺年亏损不能超过４００万元的底线半年就被突破。人们至今无法理解投资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体育快报》：尽管是新华社办的报纸，体制不灵活与生不逢时使他们来去匆匆。
《足球１１人》：在北京由几个年轻人脑子一热推出的报纸，资金的不足与办报经验的缺乏，限定了这张报纸的生存时间。
《体育天地》：与《球报》在同一城市，其内容比《球报》要低上两个层次，这家报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开不出工资，作者收不到稿费，岂有不倒之理？
《北京足球报》：它苟延残喘两年多，失败最大的症结是体制，不是体制不重用人才（因为也无资金吸引人才），恰恰是体制不该重用地地道道的外行。这家由《经济日报》主办的报以为足球热报纸也能热，于是用《安全生产报》的刊号改为《北京足球报》，而原来报纸的人员必须担任一定的职务才能平衡关系。有些女记者初入此行还不知道马拉多纳是哪国人，但是体制必须保证她们做部主任，这预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必定夭折。
此外还有《体育生活报》、《体育时报》、《体坛导报》等，也因经营不善而连连赔本儿，最后只能仓卒逃离现场。
还有一些体育报刊虽然还在硬撑，但也是奄奄一息，寿终正寝自是势所必然。
《青年体育》：《青年体育》报虽然发行量一万多份，然而后台却是报业界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毕熙东资格老，在业界名望大，其评论风格犀利尖锐。他们很快将董路创办的《新报北京足球》融入自己门下。但是这张一直以北京国安追星族为主体报，年轻球迷看穿了“争第一”的虚幻，也纷纷离开了它。与后期的《体育天地》一样，员工发不出工资、作者得不到稿费，使这张小报危在旦夕。总编毕熙东已经被调离，但谁也改变不了这张报纸的命运，只有早关门早点结束亏损。
《足球周报》：与《青年体育》类似，它也是以当地球迷为阅读主体的报纸。比《青年体育》幸运的是，大连足球成绩远远高于北京，这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石。但是，经济环境、人口数量、文化氛围较北京差，也预示着他们的前景和《青年体育》一样不妙。
《中国足球报》：这张依附于《中国体育报》的专业报也是一直亏损而且看不到希望，办报的人大概也丧失了信心。其实分析一下《中国体育报》就知道《中国足球报》为何沦落到这一步。他们基本不触及体育界体制的弊端，只为当权部门说好话，失去了读者的基本信任。《中国体育报》固然会用纳税人的钱永远生存，但这条道路决不能效仿。有人说“机关报要办的没有人看才是成功”，《中国体育报》尽管做到了，但是谁也不会说它是成功的。
在艰难中喘息的还有《体育晨报》、《篮球报》、《羊城体育报》、《体育周报》……总之，他们也都预感到自己未来的结局会是什么。
大环境是更残酷的杀手
体育报刊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干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尽管刚才的调查与分析说明了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整体大环境的糟糕才是更残酷与更难以摆脱困境的杀手。
公众对竞技体育的审视疲劳
中国拥有绝对数量很大的体育迷。但是与欧美体育迷不同的是，中国球迷看球的多，自己参与的少。从体育产业的规模看，中国全年仅仅２００多亿美元，而世界为４０００多亿美元，人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０％。从占ＧＤＰ的比例看，中国仅为０?郾７０２％，而发达国家为２％，连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达到了１％，也就是说，从体育产业成功的角度衡量，在奥运会上金牌数达到第二位的中国还赶不上一块金牌都没有的印度。这无论如何也是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提出：早日结束对金牌体育投入过多、把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全民健身上。而像足球这样最受欢迎的项目越踢越糟，连“铿锵玫瑰”也惨不忍睹到在亚洲三场比赛一球不进；可是中国一些优势项目迟迟难与市场全面接轨，观众对他们接二连三的金牌也从兴奋新奇到某种程序的审视疲劳。这种竞技体育“一头儿沉”的局面一旦弱化，以报道竞技体育为首任的体育报刊要受到釜底抽薪的影响。１９９５年北京球迷曾在先农坛体育场通宵排队买票，成都球迷曾经雇佣民工连夜排队购买套票，体育报刊业也水涨船高，可是今天成都球迷说：“当年看球是时髦，今天看球是傻冒”，体育报纸也随着遭到池鱼之殃；２００１年米卢率领中国队冲击世界杯，《体育周报》曾经达到过两期发行５００万份的惊人业绩，而轰动效应消失，依附在这上面的体育报刊也就江河日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另一方面，随着民众锻炼意识的增强，更多的人把关注点转移到健身上来，这也是观念上的进步。将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融为一体的成功范例是美国，日本也因为观念转变在经历了竞技体育低谷后开始尝到甜头。在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就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日本国民也开始对本国的竞技运动进行重新审视。此后日本大众体育蓬勃兴起：体育人口大大增加，其比率远远高于我国；体育俱乐部快速稳定发展，公共体育设施和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十年前就已达到３７万个；还有学校体育纳入制度，日本文部科学省１０年前提出在全国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这种观念转变使日本体育脱亚入欧，向欧美迅速靠拢，并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在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获得１６枚金牌，位居世界第五，这已经引起亚洲老大中国的关注。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后，中国肯定会在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方面作出更合理的选择。更多的投资人也会把资金投向全民健身而不是足球俱乐部或体育报刊，这个变化也在近几年凸显出来。有数据表明，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公众投向健身的资金就更多。２００４年在调查省市体育服务业的结果中，各项经济统计指标均超过体育服务业总体的５０％以上，充分体现了国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这一跨世纪宏伟事业的成果。以北京市为例，２００２年以健身娱乐业为主体的体育服务业共创４１?郾１５亿元，这对几十年来热衷于观看而不热衷于锻炼的体育市场是个极大的冲击。人们从中也自然地发现，以竞技体育报道为主的体育报刊，没有原来那么抢手了。
电视、网络、都市报刊
体育版的全面夹击
尽管体育电视无可争议的老大央视体育中心多次表明：视频体育媒体和平面体育媒体有共通也有差异，但不存在完全挤压对方市场的关系，二者都是不可取代的，电视的优势在于直观、即时，平面的优势在于深度和主动阅读。其实电视本身就有报纸无法取代的优势，竞技体育最吸引人的是直播，每场重要比赛，中国会有上亿人观看，而其中最多仅有百分之几的人才阅读专业类体育报纸，而且，平面媒体的优势在被电视吸取，电视又在某些栏目增加了深度，不少专题片和谈话栏目很有可视性，再加上配以明星和事件的画面，其冲击力要胜过报纸。以央视体育频道为例，他们有很好的上游资源，有无可比拟的覆盖面和吸引人才的机制。人们还注意到，自从央视有了体育频道，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有了体育频道之后，对报刊的冲击虽不致命，也相当惨重了。
还有一个近年涌现的平面体育媒体杀手——互联网。由于新浪、搜狐等体育栏目的出现，使很多习惯于购买体育报刊的读者无须买报了。这些网站集中了体育报刊的精华，而对重大比赛的反映比体育报刊快得多，赛场比赛的结局与网上的反映完全同步，一个小时以后评论便见诸网上。互联网的另一个优势是与读者的互动，各种不同心态的体育迷都可以在此讨论、辩论甚至互相攻击，这种发泄的乐趣也是平面媒体难以比拟的。最近有个权威统计数字也令报刊感到威胁：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京发布“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截至６月３０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１亿，为１?郾０３亿人，半年增加了９００万人，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１８?郾４％。其中宽带上网的人数增长迅猛，首次超过了网民的一半，达到５３００万人，增长率为２３?郾８％，这也是宽带用户首次超过了拨号上网用户人数。我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最讲究时效的体育新闻受到的威胁也最大。
体育报刊另一个强大对手是都市报刊的体育版。几年前一个都市一般仅有一份晚报，但是近年来都市报如雨后春笋。以北京为例，北京晚报的发行量已经很大，近年来京华时报、晨报、娱乐信报、新京报、法制晚报、竞报也都来势汹涌，像成都就有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成都商报吸引着市民的眼球。这些都市报纸价格便宜，买三份报的钱相当于一份体育报刊，而且内容包罗万象，三四个体育版的体育新闻都经过筛选，由于是日报，信息反映大大快于每周三次的体育报。很多体育报刊的读者被都市报抢走了。
体育界自身的形象让一些读者远离
假球、黑哨、赌球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波及面大、治理难度之大还很少见。体育报刊的支撑点无疑是足球，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关注这个行业无疑在受着欺骗。２００３年有那么多“黑哨”交出了数目惊人的受贿款，人们都会说：我们投入了那么多感情的职业联赛竟然有那么多骗局。之后不少球员甚至教练参与赌球，更让这个行为遭到毁灭性打击。再加上打架斗殴、嫖娼赌博的不检点行为，让球员的形象大为受损，追星族锐减。就是中超的冠名权，也从往年天文数字的赞助到２００５年无人理睬。再看球市，同样也在经历着“危险进程”，较之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有了很大倒退。以上座率来说，１９９５年３１４００００人，平均每场２３７９０人；１９９６年３２０８５００人，平均每场２４３００人；到了２００３年１７５２４３０人，平均每场近１万人；２００４年１４５００００人，平均每场１１０００人。球市这样萎缩，依附于比赛的体育报刊岂能幸免？做为综合性报刊，影响还是较小的，而对体育专业类报纸就会伤及内脏了。
恶性竞争 自食其果
竞争是市场的必然规律，报刊的竞争自不例外，但像体育报刊竞争到你死我活的还很少见。过去几家报纸互相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还只是表象。而用违背市场规律挖名记，名义上是追求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为日后的衰败埋下祸根。几乎所有的体育报刊都在指责中国足球市场给球员天文数字的薪金，造成了所有的俱乐部债台高筑；但是某些体育报刊也用同样的手段给自己带来被动。几年前一位与米卢零距离的女记者号称以２００万元从一家报社“转会”到另一家报社，给整个新闻界带来震动。虽然“零距离”对于报刊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随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惨不忍睹和米卢拍屁股走人，“零距离”也就变得“人老珠黄”。而这一切就像给球员高薪，决不是只给一个人就能了断的。比“零距离”资格老的和写得好的都会进行比较，报社也不能指望“零距离”一个人包办酒席。于是，一股涨薪大潮在几家体育报刊此起彼伏，甚至一个普通记者的转会费也要几十万元，这让其他行业的媒体都感到好笑，因为这样的身价完全是“大跃进”式的幻产物，这给即便财大气粗的体育报刊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互相斗富使报刊投入过大，在报刊如日中天的时候可以挺住，如今熊市迅速降临，前景不是一些报刊关张就是存在下去的报刊降薪减员，而这个行业的人气自是难以聚拢了。
假新闻自毁家园
体育报刊恶性竞争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假新闻应运而生。为了压倒别的报刊，某些一心想垄断市场的报刊买断新闻采访资源，用人民币让球员对其它报刊封嘴。以２００２年世界杯为例，某报用大价格让国脚接受独家专访，其实谁都知道，国家队当时处于封闭状态，中国足协也有纪律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所谓买断“独家采访权”实际上就是“独家胡编权”。后来其他报刊并没有束手就擒，也一起参与“胡编大战”，大家都在吹嘘着一件根本看不见的新衣。有家新闻类的权威刊物在２００２年世界杯期间短短的几天内，就统计出若干轰动性假新闻，比如国家队发生内斗，央视禁播米卢广告、范志毅与郝海东打假、哥斯达黎加国脚万乔普服用兴奋剂、执法意大利与韩国比赛的厄瓜多尔主裁判被枪杀，米卢选定接班人……还有一家报纸的记者发表几千字采访某世界级球星的对话，并有二人亲切握手的照片为证，后来球员的经纪人发表声明是伪造的图片，才揭开了很多与世界球星与记者对话的“奥秘”。行内人都说，这个记者在这方面绝对不是“老手”，他的人品也是比较好的，只是在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拿不到奖金还要受到批评，用一些体育报刊记者的话来总结，就是“逼良为娼”。而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这类报纸造假感到厌恶，读者只能选择远离，也使体育报刊失去越来越多的“上帝”。
当《球报》、《南方体育》这些昔日名报的记者黯然离开洒下自己青春汗水的地方时，心有戚戚、百感交集。也许是整个行业的不规范和太过拜金主义造成了树倒猢狲散，也许是畸形失控的扩张搞得大家不得不再就业，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么多报刊存在。当前，能够有一定抗打击能力的只有《体坛周报》和《足球》。这两家对中国体育媒体的改革可谓功不可没，正是他们的出现，才有了中国专业体育平面媒体的繁荣，有了众多的读者群体，几年内的辉煌也使其他专业媒体刮目相看。但是，其他体育平面媒体的倒台并没有换来他们的更加辉煌，因为这是整个行业“大环境”的衰落。想起《体坛周报》在２００１年在每个报摊都有厚厚的一摞，想起他们理直气壮地把每个分印点的印数公布在报眼，看看今日报摊寥寥几份和羞于公布数字的反差，也许会感到龙头老大也并非高枕无忧。至于《足球》也从当年的１００多万销量降到不足２０万。其实，这两家报纸也是平面体育媒体的门面，而且媒体在经营组织上由自由竞争向寡头竞争转变在国外也是规律。我们期望他们能够力挽狂澜，也希望惟一的一家体育日报《东方体育日报》和新生的《扬子体育报》能够在危局中脱颖而出。
（责编：霍斌）
几年前曾经对体育报刊抱有复杂情感的体协副主席阎世铎说：“现在全国有７０００多足球记者，如果一味要把中国足球扒光、搞臭，你们将来也存在着再就业的危险。”尽管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阎世铎把中国足球搞得无法让人恭维，但是他对中国体育报刊的前景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须知，那时正是体育报刊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时刻。如今短短几年过去，就被他不幸言中了。
各有各的不幸
其实在这两条“大鱼”尚未奄奄一息的时候，就有一群体育类报刊寿终正寝或苟延残喘了。自然这些报刊的被市场“驱逐”也各有各的不幸。
《球报》：《球报》出生在竞技体育大省辽宁（当时叫《美报·球刊》），其主办单位又是全省报业老大辽宁日报集团，这家报纸于１９８８年创刊，正是辽宁足球“十连冠”的辉煌时期（两年后辽宁足球队又获得至今没有中国球队再度染指的亚俱杯），报纸蒸蒸日上，１９９２年更名为《球报》。《球报》具有东北人行侠仗义、敢说敢为的性格，孟德斯鸠就曾写道：“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脏的跳动和纤维末端的反应都较强。心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心，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和诡计。”《球报》就是这样铁肩担道义，敢爱敢恨、敢揭黑幕，他们起初适合了东北读者的口味。从１９９７年起，《球报》又以迅速膨胀之势推向全国，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派有长期驻站记者，在３５个城市有分印机构，日平均发行量为８０余万份，在十强赛、世界杯和国内联赛高潮时曾有１２０－１５０万份的发行纪录。《球报》退出固然与体育报业整体萎缩的大环境有关，同时也与《球报》的长期内斗有关，派别之争又因上一级主管领导频频更换，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办报风格也是一朝天子一个模式。《球报》倒台后其首席记者郝洪军无所顾忌地坦言：“第五任总编顾某在生活上像慈善的兄长，但在业务上，尤其对体育媒体特性的认识以及报纸宏观发展战略的把握的能力上，远不及一个普通的编辑和记者。他的武断、刚愎直接导致《球报》人才的第二次流失，导致人心涣散，也导致了市场的严重萎缩。”《球报》自己书写的辉煌被自己制造的内乱所淹没。
《南方体育》：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生存了五年零五个月的《南方体育》怀着一种辛酸和恋恋不舍向读者说再见。《南方体育》在２０００年出现时就追求与众不同，它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其基本作者都是一些颇有才情的文学青年，新锐的风格、清隽的语言、独特的版式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南方体育》显然是在做娱乐体育的始作俑者，他们似乎预见到体育的娱乐化必将成为浩荡洪流。但是他们自诞生之日起就褒贬不一，充满争议。有人喜欢他们的新奇，有人感到他们过于自恋。与多数体育报刊未能脱出窠臼一样，《南方体育》在发行上也无所作为，即便在最火的时候覆盖率也远远低于《体坛周报》和《足球报》。他们忽略了，发行能力是一张报纸生死存亡的关键，其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文章的内容。他们总是落后市场一步，其衰败自是无法避免的。
《体育参考》：《体育参考》到今天已经被人淡忘，但是他们应该庆幸：退出早绝不是一件坏事。这家报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报纸，１９９７年扩版为８个版，那时《体育参考》赚到了超过２００万元的利润，这在今天似乎没什么，但在８年前却是个令人艳羡的数字。他们的关门吃亏在体制：一些已经有一定名气的记者要拿着比正式员工低不少的工资，这使一些骨干纷纷另觅高枝，人才流失是事业完蛋的先兆，报刊也不能够逃脱于这个规律。机制的死板使得记者在国内采访的条件都得不到保障，拿不到第一手新闻，它的结局是必然的。
《２１世纪体育》：这家报纸成立之初的抱负是：在２１世纪要有所作为。可是它却创造了体育报刊寿命最短的纪录，２００２年３月创刊，当年国庆节前即被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宣布无限期停刊。其实这份报纸显然没有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与论证，在其诞生的时候体育报刊势头已经大为不妙，结果充当了一个“人家偷驴，它来拔橛”的角色。当时《体坛周报》积累已经超过亿元，而《２１世纪体育》以平均每个月投入资金８０余万元拼争，简直是用长矛大刀面对坦克大炮。该报纸在５个印点的印量仅为６万余份，实际发行量却是１万５千余份。至于广告收入，６个月实际只有１０余万元。报纸推到市场后投入虽小，亏损却大，报社从来没有尝受过创收的滋味，起初承诺年亏损不能超过４００万元的底线半年就被突破。人们至今无法理解投资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体育快报》：尽管是新华社办的报纸，体制不灵活与生不逢时使他们来去匆匆。
《足球１１人》：在北京由几个年轻人脑子一热推出的报纸，资金的不足与办报经验的缺乏，限定了这张报纸的生存时间。
《体育天地》：与《球报》在同一城市，其内容比《球报》要低上两个层次，这家报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开不出工资，作者收不到稿费，岂有不倒之理？
《北京足球报》：它苟延残喘两年多，失败最大的症结是体制，不是体制不重用人才（因为也无资金吸引人才），恰恰是体制不该重用地地道道的外行。这家由《经济日报》主办的报以为足球热报纸也能热，于是用《安全生产报》的刊号改为《北京足球报》，而原来报纸的人员必须担任一定的职务才能平衡关系。有些女记者初入此行还不知道马拉多纳是哪国人，但是体制必须保证她们做部主任，这预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必定夭折。
此外还有《体育生活报》、《体育时报》、《体坛导报》等，也因经营不善而连连赔本儿，最后只能仓卒逃离现场。
还有一些体育报刊虽然还在硬撑，但也是奄奄一息，寿终正寝自是势所必然。
《青年体育》：《青年体育》报虽然发行量一万多份，然而后台却是报业界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毕熙东资格老，在业界名望大，其评论风格犀利尖锐。他们很快将董路创办的《新报北京足球》融入自己门下。但是这张一直以北京国安追星族为主体报，年轻球迷看穿了“争第一”的虚幻，也纷纷离开了它。与后期的《体育天地》一样，员工发不出工资、作者得不到稿费，使这张小报危在旦夕。总编毕熙东已经被调离，但谁也改变不了这张报纸的命运，只有早关门早点结束亏损。
《足球周报》：与《青年体育》类似，它也是以当地球迷为阅读主体的报纸。比《青年体育》幸运的是，大连足球成绩远远高于北京，这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石。但是，经济环境、人口数量、文化氛围较北京差，也预示着他们的前景和《青年体育》一样不妙。
《中国足球报》：这张依附于《中国体育报》的专业报也是一直亏损而且看不到希望，办报的人大概也丧失了信心。其实分析一下《中国体育报》就知道《中国足球报》为何沦落到这一步。他们基本不触及体育界体制的弊端，只为当权部门说好话，失去了读者的基本信任。《中国体育报》固然会用纳税人的钱永远生存，但这条道路决不能效仿。有人说“机关报要办的没有人看才是成功”，《中国体育报》尽管做到了，但是谁也不会说它是成功的。
在艰难中喘息的还有《体育晨报》、《篮球报》、《羊城体育报》、《体育周报》……总之，他们也都预感到自己未来的结局会是什么。
大环境是更残酷的杀手
体育报刊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干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尽管刚才的调查与分析说明了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整体大环境的糟糕才是更残酷与更难以摆脱困境的杀手。
公众对竞技体育的审视疲劳
中国拥有绝对数量很大的体育迷。但是与欧美体育迷不同的是，中国球迷看球的多，自己参与的少。从体育产业的规模看，中国全年仅仅２００多亿美元，而世界为４０００多亿美元，人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０％。从占ＧＤＰ的比例看，中国仅为０?郾７０２％，而发达国家为２％，连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达到了１％，也就是说，从体育产业成功的角度衡量，在奥运会上金牌数达到第二位的中国还赶不上一块金牌都没有的印度。这无论如何也是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提出：早日结束对金牌体育投入过多、把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全民健身上。而像足球这样最受欢迎的项目越踢越糟，连“铿锵玫瑰”也惨不忍睹到在亚洲三场比赛一球不进；可是中国一些优势项目迟迟难与市场全面接轨，观众对他们接二连三的金牌也从兴奋新奇到某种程序的审视疲劳。这种竞技体育“一头儿沉”的局面一旦弱化，以报道竞技体育为首任的体育报刊要受到釜底抽薪的影响。１９９５年北京球迷曾在先农坛体育场通宵排队买票，成都球迷曾经雇佣民工连夜排队购买套票，体育报刊业也水涨船高，可是今天成都球迷说：“当年看球是时髦，今天看球是傻冒”，体育报纸也随着遭到池鱼之殃；２００１年米卢率领中国队冲击世界杯，《体育周报》曾经达到过两期发行５００万份的惊人业绩，而轰动效应消失，依附在这上面的体育报刊也就江河日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另一方面，随着民众锻炼意识的增强，更多的人把关注点转移到健身上来，这也是观念上的进步。将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融为一体的成功范例是美国，日本也因为观念转变在经历了竞技体育低谷后开始尝到甜头。在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就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日本国民也开始对本国的竞技运动进行重新审视。此后日本大众体育蓬勃兴起：体育人口大大增加，其比率远远高于我国；体育俱乐部快速稳定发展，公共体育设施和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十年前就已达到３７万个；还有学校体育纳入制度，日本文部科学省１０年前提出在全国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这种观念转变使日本体育脱亚入欧，向欧美迅速靠拢，并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在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获得１６枚金牌，位居世界第五，这已经引起亚洲老大中国的关注。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后，中国肯定会在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方面作出更合理的选择。更多的投资人也会把资金投向全民健身而不是足球俱乐部或体育报刊，这个变化也在近几年凸显出来。有数据表明，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公众投向健身的资金就更多。２００４年在调查省市体育服务业的结果中，各项经济统计指标均超过体育服务业总体的５０％以上，充分体现了国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这一跨世纪宏伟事业的成果。以北京市为例，２００２年以健身娱乐业为主体的体育服务业共创４１?郾１５亿元，这对几十年来热衷于观看而不热衷于锻炼的体育市场是个极大的冲击。人们从中也自然地发现，以竞技体育报道为主的体育报刊，没有原来那么抢手了。
电视、网络、都市报刊
体育版的全面夹击
尽管体育电视无可争议的老大央视体育中心多次表明：视频体育媒体和平面体育媒体有共通也有差异，但不存在完全挤压对方市场的关系，二者都是不可取代的，电视的优势在于直观、即时，平面的优势在于深度和主动阅读。其实电视本身就有报纸无法取代的优势，竞技体育最吸引人的是直播，每场重要比赛，中国会有上亿人观看，而其中最多仅有百分之几的人才阅读专业类体育报纸，而且，平面媒体的优势在被电视吸取，电视又在某些栏目增加了深度，不少专题片和谈话栏目很有可视性，再加上配以明星和事件的画面，其冲击力要胜过报纸。以央视体育频道为例，他们有很好的上游资源，有无可比拟的覆盖面和吸引人才的机制。人们还注意到，自从央视有了体育频道，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有了体育频道之后，对报刊的冲击虽不致命，也相当惨重了。
还有一个近年涌现的平面体育媒体杀手——互联网。由于新浪、搜狐等体育栏目的出现，使很多习惯于购买体育报刊的读者无须买报了。这些网站集中了体育报刊的精华，而对重大比赛的反映比体育报刊快得多，赛场比赛的结局与网上的反映完全同步，一个小时以后评论便见诸网上。互联网的另一个优势是与读者的互动，各种不同心态的体育迷都可以在此讨论、辩论甚至互相攻击，这种发泄的乐趣也是平面媒体难以比拟的。最近有个权威统计数字也令报刊感到威胁：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京发布“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截至６月３０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１亿，为１?郾０３亿人，半年增加了９００万人，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１８?郾４％。其中宽带上网的人数增长迅猛，首次超过了网民的一半，达到５３００万人，增长率为２３?郾８％，这也是宽带用户首次超过了拨号上网用户人数。我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最讲究时效的体育新闻受到的威胁也最大。
体育报刊另一个强大对手是都市报刊的体育版。几年前一个都市一般仅有一份晚报，但是近年来都市报如雨后春笋。以北京为例，北京晚报的发行量已经很大，近年来京华时报、晨报、娱乐信报、新京报、法制晚报、竞报也都来势汹涌，像成都就有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成都商报吸引着市民的眼球。这些都市报纸价格便宜，买三份报的钱相当于一份体育报刊，而且内容包罗万象，三四个体育版的体育新闻都经过筛选，由于是日报，信息反映大大快于每周三次的体育报。很多体育报刊的读者被都市报抢走了。
体育界自身的形象让一些读者远离
假球、黑哨、赌球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波及面大、治理难度之大还很少见。体育报刊的支撑点无疑是足球，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关注这个行业无疑在受着欺骗。２００３年有那么多“黑哨”交出了数目惊人的受贿款，人们都会说：我们投入了那么多感情的职业联赛竟然有那么多骗局。之后不少球员甚至教练参与赌球，更让这个行为遭到毁灭性打击。再加上打架斗殴、嫖娼赌博的不检点行为，让球员的形象大为受损，追星族锐减。就是中超的冠名权，也从往年天文数字的赞助到２００５年无人理睬。再看球市，同样也在经历着“危险进程”，较之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有了很大倒退。以上座率来说，１９９５年３１４００００人，平均每场２３７９０人；１９９６年３２０８５００人，平均每场２４３００人；到了２００３年１７５２４３０人，平均每场近１万人；２００４年１４５００００人，平均每场１１０００人。球市这样萎缩，依附于比赛的体育报刊岂能幸免？做为综合性报刊，影响还是较小的，而对体育专业类报纸就会伤及内脏了。
恶性竞争 自食其果
竞争是市场的必然规律，报刊的竞争自不例外，但像体育报刊竞争到你死我活的还很少见。过去几家报纸互相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还只是表象。而用违背市场规律挖名记，名义上是追求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为日后的衰败埋下祸根。几乎所有的体育报刊都在指责中国足球市场给球员天文数字的薪金，造成了所有的俱乐部债台高筑；但是某些体育报刊也用同样的手段给自己带来被动。几年前一位与米卢零距离的女记者号称以２００万元从一家报社“转会”到另一家报社，给整个新闻界带来震动。虽然“零距离”对于报刊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随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惨不忍睹和米卢拍屁股走人，“零距离”也就变得“人老珠黄”。而这一切就像给球员高薪，决不是只给一个人就能了断的。比“零距离”资格老的和写得好的都会进行比较，报社也不能指望“零距离”一个人包办酒席。于是，一股涨薪大潮在几家体育报刊此起彼伏，甚至一个普通记者的转会费也要几十万元，这让其他行业的媒体都感到好笑，因为这样的身价完全是“大跃进”式的幻产物，这给即便财大气粗的体育报刊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互相斗富使报刊投入过大，在报刊如日中天的时候可以挺住，如今熊市迅速降临，前景不是一些报刊关张就是存在下去的报刊降薪减员，而这个行业的人气自是难以聚拢了。
假新闻自毁家园
体育报刊恶性竞争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假新闻应运而生。为了压倒别的报刊，某些一心想垄断市场的报刊买断新闻采访资源，用人民币让球员对其它报刊封嘴。以２００２年世界杯为例，某报用大价格让国脚接受独家专访，其实谁都知道，国家队当时处于封闭状态，中国足协也有纪律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所谓买断“独家采访权”实际上就是“独家胡编权”。后来其他报刊并没有束手就擒，也一起参与“胡编大战”，大家都在吹嘘着一件根本看不见的新衣。有家新闻类的权威刊物在２００２年世界杯期间短短的几天内，就统计出若干轰动性假新闻，比如国家队发生内斗，央视禁播米卢广告、范志毅与郝海东打假、哥斯达黎加国脚万乔普服用兴奋剂、执法意大利与韩国比赛的厄瓜多尔主裁判被枪杀，米卢选定接班人……还有一家报纸的记者发表几千字采访某世界级球星的对话，并有二人亲切握手的照片为证，后来球员的经纪人发表声明是伪造的图片，才揭开了很多与世界球星与记者对话的“奥秘”。行内人都说，这个记者在这方面绝对不是“老手”，他的人品也是比较好的，只是在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拿不到奖金还要受到批评，用一些体育报刊记者的话来总结，就是“逼良为娼”。而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这类报纸造假感到厌恶，读者只能选择远离，也使体育报刊失去越来越多的“上帝”。
当《球报》、《南方体育》这些昔日名报的记者黯然离开洒下自己青春汗水的地方时，心有戚戚、百感交集。也许是整个行业的不规范和太过拜金主义造成了树倒猢狲散，也许是畸形失控的扩张搞得大家不得不再就业，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么多报刊存在。当前，能够有一定抗打击能力的只有《体坛周报》和《足球》。这两家对中国体育媒体的改革可谓功不可没，正是他们的出现，才有了中国专业体育平面媒体的繁荣，有了众多的读者群体，几年内的辉煌也使其他专业媒体刮目相看。但是，其他体育平面媒体的倒台并没有换来他们的更加辉煌，因为这是整个行业“大环境”的衰落。想起《体坛周报》在２００１年在每个报摊都有厚厚的一摞，想起他们理直气壮地把每个分印点的印数公布在报眼，看看今日报摊寥寥几份和羞于公布数字的反差，也许会感到龙头老大也并非高枕无忧。至于《足球》也从当年的１００多万销量降到不足２０万。其实，这两家报纸也是平面体育媒体的门面，而且媒体在经营组织上由自由竞争向寡头竞争转变在国外也是规律。我们期望他们能够力挽狂澜，也希望惟一的一家体育日报《东方体育日报》和新生的《扬子体育报》能够在危局中脱颖而出。
（责编：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