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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说最近自己身上多了一个新标签：“祖安”。
这是当下的一个网络用语，形容缺乏道德与法律约束的粗鄙言语环境。
因为公开“表白”李健、参加某短视频平台活动读诗、关于诗歌尺度的讨论等，余秀华几度因为言语粗鄙登上微博热搜，一夕之间，大量谩骂和嘲谑纷纷涌向她。
她在“生理性失常”的微博上与网友“大战”几个回合：“又有人说老娘说脏话了。对，老娘说了，还很快乐！咋地，诗人不能日谁？”
9月17日晚的新书发布会上，她公开回应自己这段时间“骂人上热搜”：“我那叫骂人吗？我骂的都不是人！”
又是一条热搜。
半天前的早晨，她同我讲她在这阵舆论风雨后对当下网络环境的感受“：人间，真他妈是个大粪坑！”
9月中，北京已经入秋，与余秀华的第一次单独见面，她一如既往地穿着连衣裙，大红色，低领，外披一件白色薄衫，不高不低的马尾辫，一个“中年少女”。
“女人老了就得穿裙子。”她说，然后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嘻嘻说：“你好哇，小姑娘。”
我与她的儿子同年，她只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过分洁净明亮的待客室让我和她都多少感到几分局促，但她仍然是一张随时准备哈哈大笑的脸。
至少整整有5分钟，她都在持续地翻动面前的新书—《月光落在左手上》，一边翻一边半自谑地咋舌：“都是旧的（诗）！”
书里大多是2014-2016年间的诗，她自嘲成名后的这5年内“江郎才尽”。
上半年的疫情将她困在湖北横店村家中，不爱看新闻，天天在家“喝酒、睡觉”，也没有写新诗。闲暇时读读书，最近在读易中天、宋朝和明朝史。“看了一年还没看完，我都晕了。”
她也悄悄地写了一些小说，但“不好示人”，因为题材都是悲苦且残酷的：没有结果的同性恋、艾滋病、各式畸恋……
“写小说爽啊！”她说。“你想让一个人死，他就死，想让他活，他就活。”
她笑着同你掰这些，掰北京的天和横店村的没什么不同，掰“他妈的”和“狗屁”，掰喜欢过的男人和女人。说到一半会忽然“蹭”地站起来：“上茅房。”
和她对话没有客套和寒暄，有时候觉得一股畅快窜上来，忍不住会心一笑，更多时候两个人一起仰天哈哈大笑。但这并不代表她对一切都无所防备，她的语速较慢，反应力却极快，思路清晰，话语和她笔下的诗一样大胆又大方，但她会威胁你：“你要是写我的坏话，我举报你！”
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南风窗记者曾在5年前到横店村拜访她，她干脆地否定：“记不得！”旋即又嘻嘻一笑：“那时候的记者太多了，像牛毛。”
“那时候”是余秀华成名的起点，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突然爆红，诗里对爱欲、性欲的表达新鲜、刺激而暴烈，把这个30多岁的农村女人带到大江南北注目之下。一时间，手机上和家门口的访客都络绎不绝，微信上骤增了逾1000多份好友申请。直到去年春天，她的横店村仍然不断拥入各路来客。
“写小说爽啊！”她说。“你想让一个人死，他就死，想让他活，他就活。”
她在微博上悄悄抱怨：老房子里来了很多人参观，听着热闹，兀自生病和悲伤。“我的虚名已经抛弃了我本身。我爱不上它，它也不接纳我。尘世孤独，至此尤深。”
“名气”和“标签”都会掉
用余秀华现在的话来说，很多事，上天一开始就注定了。
1976年，出生于楚文化的發祥地—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因天生残疾，手脚不便，多余的时间只能用来思考，当思绪穿透天空，揉进土壤或重重砸在地面上，绽出抽筋露骨的字词，她找到了重生的一种方式：字数最少的文学—诗。
她从中学时就开始写诗，父亲给她买了一部半个巴掌大的长虹手机，能聊QQ，能发空间，能用新浪博客，一写就是十几年。
彼时，新诗在中国发迹一个世纪，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开垦和摸索后，诗人与战士一体的时代已经过去，无数才华横溢的诗人却郁郁不得意，他们背负着家国振兴、讴歌时代的重任，需要振臂狂呼的时刻却越来越少。余秀华“误打误撞”地抛却一切，单纯为了字和词，在土地和雪被里种植诗句。
2009年，网友赠送给余秀华第一台电脑，她开始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写，对着黄莺和田垦写。
村子里没人懂她和她的诗，她就把诗贴到新浪博客和“部落格”论坛里，还加入了一些文学、诗歌创作爱好者聚集的QQ群。
直到2014年年底的一天，群里一位女诗友把余秀华的博客推荐给了《诗刊》的编辑刘年，后者立马被里面对爱欲、性欲新鲜、刺激而暴烈的表达所吸引，当即联系余秀华，对她说了第一句话：“你准备好红吧。”
起初，余秀华的“红”仅限于文坛、诗坛内部。次年1月13日，旅美作家沈睿在博客上写了一篇诗评，盛赞她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随后，网友王小欢直接以“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题，转载了诗评作为推送，与这个眼球经济、眼球文艺的时代一拍即合，彻底让余秀华“出圈”了。
靠写诗出名的文人不少，靠写爱情诗“出圈”的农妇，余秀华是中国第一个。作为一个异数，她的草根性触动了千万网民的敏感神经，人们惊异于诗人的非典型形象，“余秀华”三个字，也被冠以“脑瘫”“农妇”等鲜明标签，成为社会噱头。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正值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蓬勃生长的关键起点，余秀华的诗一不留神撞上个体门户流量热潮，所以严格来说，互联网“个体门户”时代，最开始其实为她提供了桨和楫，让她以“网红诗人”的身份正式“出道”了。
一夕之间错觉换了时代：诗人的时代、网红诗人的时代、自媒体成名时代，以才华换名声的时代……
然而，在余秀华的世界里，才华终由苦难换。她的诗除了情爱，更多仍然直接取源于乡土经验，文本与泥土、狗吠、残雪、“爬满虱子的白月光”粘连在一起，粗粝的疼痛和狂放的爱欲形成鲜明对比。
以诗自度，与生俱有的厄运与磨难，长期困顿、抑闭的生命经验，让余秀华爆裂出那样一种野性甚而“疯癫”的精神抵达，用微醉的冥想碰触心灵深处的涟漪。
可诗歌给她带来的，舍名声之余几何？
2015年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跟随她第一次因为诗走出横店村，在去往北京的路上，她呢喃道：“不知道命运会将我推向哪里”。
她在2018年出版的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中，把自己揉进主人公周玉里，周玉身上驮着三具枷锁：第一具是残疾的肉身；第二具是不幸的婚姻；第三具是虚妄的执念。
这三者集合在一体，塑成一个撕裂的矛盾体，既是周玉，也是余秀华：她无法为执著追寻爱情和欲望的残疾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羞耻心如同猛烈的阳光，燃烧着她也噬耗着她。
靠写诗出名的文人不少，靠写爱情诗“出圈”的农妇，余秀华是中国第一个。
从最初的播客到今天的微博，“诗意”的变质和切换，或许是余秀华没有料想到的。借诗凌空，但她的心还是贴着地、踩着泥的，她似乎不敢，也不甘做“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他妈的”和“渣女”
当她的诗上了热搜，她的人也随即上了热搜。但热搜终究不适用拿来读诗，它适合拿来吵架。
正如一个月前她在微博上发的：“在这个肮脏龌龊的世界，几句脏话算个屁！在这个真爱越来越少的年代，处女的身体都是肮脏的！别说什么性器官了。”
一个诗人用文字骂人，似有一种别样的趣味。
鲁迅曾在一百年前就说，“他妈的”可以算中国的“国骂”：口出脏话，问候祖宗十八代，是庶民对“祖宗余荫”和“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反抗。
余秀华嘻嘻地补充：“‘他妈的’是（我的）昵称！”
她似乎在“以脏制脏”中找到了一种快感，就像诗里自称“以暴制暴，以恶制恶”，她嘻嘻地说，“打情骂俏，没有骂，哪里来的俏？”
对李健的“表白风波”后，无数谩骂涌入，尽管余秀华解释称，自己从没给李健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条私信，网友仍然不依不饶，余秀华忍不住写道：“那些要求我道歉的傻逼死一边去，没见过被狗咬了还向狗道歉的！”
网上有调侃的讨论：如果余秀华是一个美女呢？这件事定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酵。
“这些破事儿，真他妈的没意思！”骂累了过后是自嘲，自嘲是她用来“消解那些不可更改之事”的方法。一个月前的采访里，她还自嘲“残疾”“丑”，所以“喜欢了六年的男人才不理我了”。
但半个夏天后，她忽然又“重生”了。“有时候觉得（他）很远，有时候又觉得很近……”她淡淡地描述与心爱之人的那种朦胧状态，像一个为情所困的普通少女，坦然分析自己与心上人的“不可能”：“（那个人）毕竟有家庭嘛。”
她总是在这样的重生中反复，自嘲、化解，然后在将要跌入云端的时候再通过自嘲拉回来。习惯性地哈哈大笑，下一秒否定了上一秒的自己：“我要甩掉那些忠贞，要放开自我—他妈的！”
恋爱在她那里成一种“实验”了，她坚持认为正因长期处于“爱而不得”的状态，才能对愛情持以真正的理解和幻想。乡村的田野、麦子、养不活的兔子、“死鬼”前夫……那些万劫不复的，消逝的和沉痛的，都是她在诗里开出情欲之花的道具，都让她愈加渴望爱情。
她的理想型是那种“温文尔雅的文化人”，比如年轻有才的导演范俭，比如曾被用以与她类比的诗人俞心樵，比如音乐家阿炳……谈到这类人时，余秀华眼前一亮，旋即稍黯淡下去，她认为这种人往往拥有他们的文字，文学和艺术，他们有这些就够了，“不需要爱情”。
今天遍地流行“渣男”“渣女”，余秀华颇有微词：“不能要渣男，但渣女挺好的。”她挤挤眉眼，又笑了：“做渣男多容易啊？做渣女不容易！”
“嬉笑怒骂”四个字的分量，在她那里好像都是一样的。就像在纪录片里，余秀华永远用脚踢开房门，不管是去骂老公，去照顾儿子，还是只是一个人回到房间喝壶美酒。
无处不在的矛盾，让她一边嫌恶自己的残疾之身，一边觉得不能用自暴自弃来报答人间，因为“这是一个圈套”。
圈套—比如名声，比如婚姻。
《摇摇晃晃的人间》跟随她走完了“休夫”的全过程，令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她在电话里对丈夫喊：“你这个月回来，给你十五万，下个月回来，给你十万！”
“有钱能使鬼推磨”，纪录片里，坐在去往北京的出租车上，她毫不客气地嘲笑着身边的丈夫，“你这个老鬼！给你十万和我离婚！”丈夫在一旁只是笑，怎么憋也憋不住的笑。
婚姻这张皮
余秀华19岁时，母亲把她嫁给了31岁的尹世平，希望她下半生能有个依靠。而这段形同陌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生的隐痛。
《且在人间》里周玉的丈夫吴东兴“是个好人”，“至少他感觉自己没有亏心事，要不然他不会一脚把周玉踹下床以后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尹世平则“碰上下雨，从来不会去接你，去扶你，要是我摔跤了，他还会笑我”。
那是一种底层劳动者对情感的麻木，可余秀华的情感似乎多到用不完，于是渐变成对男人本体的控诉—她需要男性的爱，也爱着很多男人，却无法感受到来自他们一份足够真诚的、尊重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