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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史的甘学军，不屑于做作坊式的老板，尽管这样的拍卖行“多如牛毛”；他也不想为了营业额和市场地位，“和别人打得头破血流”。他能做的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很遗憾，“有些艺术家比商人还短视”。
与陈东升合伙创立中国嘉德拍卖伊始，甘学军便试着摸石头过河。发展至今，他经历过成功的预判，也有过于超前的遗憾。华辰拍卖公司是甘学军一手建立的，十多年筚路蓝缕，尽管营业额并不冒尖，却能在中国内地占有前十位的一席之地。不过，在许多人眼中，像甘学军和华辰这样的关系，是昙花一现的标志——老板亲力亲为，过了这茬基本算是歇菜了。同样的，董国强之于匡时拍卖行，陆镜清之于西泠印社拍卖行大抵如此。摆在他们面前的，以主动谢幕博得“进退自如”的美名，倒不失一种美好的选择。
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人，尽管他的行事理念和风格，能得到不少商人的认同，而且活得很滋润。“不挣钱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他反问，他就是坚持认为这个社会太过功利，“大学教授都没有书生气了”。
“市场结构应先是画廊，然后拍卖行”
记者：在嘉德四年你主要做什么？
甘学军：1997年我从嘉德离职前，主管业务，艺术品征集。经常带着各个部门的主管，一起去征集，把藏家客厅都站满了，以前也不知道藏家究竟有什么，反正什么东西都能看。有了我们这样的公司，别人就放心了，买卖合法了。
记者：法律允许了？
甘学军：政策做了调整，以国家文物局局长为代表的一群支持派确实不容易，有责任感、前瞻性和胆略，虽然艺术品拍卖是个很小的市场，但是影响力很大。
记者：怎么做不久就离开嘉德？
甘学军：那时候拍卖市场没现在这么火，我觉得中国艺术品拍卖不稳定，一级市场不健全，没人做画廊，市场结构应该先是画廊，然后拍卖行，做拍卖行一点学术含量都没有，拿了多少钱，纯粹的商品交易平台。有个人叫吴学军，在海南港澳证券做财务总监，找我谈，联系中央美院做画廊。我趁陈东升出差的时候就辞职走了。他回来了还怪罪王雁南，“你有什么权力批准甘学军辞职？”王雁南对答无言。当时陈东升去做泰康保险了，王雁南是嘉德总经理。
记者：那时做画廊似乎太早？之后为什么又回到拍卖行业？
甘学军：那时候还做了艺术品网上交易平台，太超前了。做了两年，那属于创业失败。1997年离开嘉德那会儿，荣宝斋总经理郜宗远找我去做拍卖行，当时我要去做画廊，就托词“和嘉德有约定，两年之内不能做拍卖”婉拒了。后来画廊关门了，郜宗远又来找我。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就做荣宝拍卖行总经理。不到一年，扭亏为盈。
记者：为何不选择回嘉德？
甘学军：当时搞拍卖开公司很难的，陈东升先后找我三次，希望我回去嘉德。我说还有一帮人呢，他说都可以安排啊，很诚恳，我觉得不合适，出来几年了。再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觉得自己可以做。2001年就成立华辰了。华辰，“华”的意义是中华，“辰”是时代的意思，是“龙”的意思也行。
“长远的较劲，从来没有放松过”
记者：儒商，毕竟还是商人，要逐利。华辰在逐利方式上有何特殊性？
甘学军：有再高的理念，首先得生存，不然空谈。敬业做事情，获取生存空间和条件。逐利的方式，比如说，把事情拉长看，对眼前的利益有点忽视，如果为了一个项目，和别人打得头破血流，我做不到，可能马上就放弃了。长远的较劲，从来没有放松过。
记者：公司赚钱了，投入到文化传承上。这是你认为一个拍卖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甘学军：喜欢历史和文化，有点力量就要去做点事情，客观上对文化传承，和对某个行当的思维转变，有很大意义。例如影像拍卖，我发起，现在只有我们公司在做。当时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探讨“一定要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增加东西”。要作为国际艺术品交易重镇，没有外国的东西，怎么国际啊？中国有那么多艺术品还没有被开发呢。归根结底是资本的问题—资本需要被引导。
记者：如何看待向艺术家征集作品的现象？
甘学军：艺术家直接参与市场，我到现在还是不赞成的。艺术家的想法往往是非市场的，往往和市场游戏规则相对的。从商业概念来讲，艺术家就是生产商，中间要有过程，如果直接从艺术家手上征集再到藏家手中，这是倒退，等于自产自销，价格不稳定，长远看，不利于艺术家作品的推广。
还是要和艺术家保持距离，如果直接接触，手续是简便了，但后续很繁琐。当代艺术，如果没有画廊，没有北京798，没有上海莫干山路，哪来现在这种局面？艺术品推介，教你如何欣赏，需要在一定时候达到共识，理论上找到根据，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拍卖行只是一级市场的结果展现。
作坊式的拍卖行，太脆弱
记者：国内与国际拍卖行的差距在哪里？
甘学军：我们和世界一流苏富比、佳士得差太大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老总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拍什么。法律现在不允许外国拍卖行进来，从长远市场来看，还是要他们进来规范市场，不过一定要本土化，当然，现在进来会冲击现有的拍卖行。对收藏家来说，有好处，平台直接是国际化的。
记者：有必要出现这么多拍卖行吗？
甘学军：老实说，现在国内拍卖行太多了。不能像牛毛这么多，画廊才应该这么多。随着市场的规范，投机取巧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一年全国总成交额500多亿，前十名拍卖行占到80%的成交额。
记者：很多拍卖行老大出马亲力亲为，哪天老大不想干了，公司怎么办？
甘学军：这也是我们市场不稳定的因素，拍卖行管理机制，还是作坊式的，所谓掌柜的一个人来做，比方说，董国强哪天不干了，匡时可能没有这么好了；甘学军不干了，华辰也难做了。现在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放进程序里去做。嘉德还是最成熟最可取的，哪天王雁南不干了，还是能继续下去，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我订下规矩，家里人绝对不可以参与公司活动。公司形成固定化程序化模式和文化形态，谁来就这么做。财务经理可以直接把我批的条子给驳回，业务部门可以在会议上和我争论看法。我想把华辰做成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拍卖行，这是我的野心。
与陈东升合伙创立中国嘉德拍卖伊始，甘学军便试着摸石头过河。发展至今，他经历过成功的预判，也有过于超前的遗憾。华辰拍卖公司是甘学军一手建立的，十多年筚路蓝缕，尽管营业额并不冒尖，却能在中国内地占有前十位的一席之地。不过，在许多人眼中，像甘学军和华辰这样的关系，是昙花一现的标志——老板亲力亲为，过了这茬基本算是歇菜了。同样的，董国强之于匡时拍卖行，陆镜清之于西泠印社拍卖行大抵如此。摆在他们面前的，以主动谢幕博得“进退自如”的美名，倒不失一种美好的选择。
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人，尽管他的行事理念和风格，能得到不少商人的认同，而且活得很滋润。“不挣钱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他反问，他就是坚持认为这个社会太过功利，“大学教授都没有书生气了”。
“市场结构应先是画廊，然后拍卖行”
记者：在嘉德四年你主要做什么？
甘学军：1997年我从嘉德离职前，主管业务，艺术品征集。经常带着各个部门的主管，一起去征集，把藏家客厅都站满了，以前也不知道藏家究竟有什么，反正什么东西都能看。有了我们这样的公司，别人就放心了，买卖合法了。
记者：法律允许了？
甘学军：政策做了调整，以国家文物局局长为代表的一群支持派确实不容易，有责任感、前瞻性和胆略，虽然艺术品拍卖是个很小的市场，但是影响力很大。
记者：怎么做不久就离开嘉德？
甘学军：那时候拍卖市场没现在这么火，我觉得中国艺术品拍卖不稳定，一级市场不健全，没人做画廊，市场结构应该先是画廊，然后拍卖行，做拍卖行一点学术含量都没有，拿了多少钱，纯粹的商品交易平台。有个人叫吴学军，在海南港澳证券做财务总监，找我谈，联系中央美院做画廊。我趁陈东升出差的时候就辞职走了。他回来了还怪罪王雁南，“你有什么权力批准甘学军辞职？”王雁南对答无言。当时陈东升去做泰康保险了，王雁南是嘉德总经理。
记者：那时做画廊似乎太早？之后为什么又回到拍卖行业？
甘学军：那时候还做了艺术品网上交易平台，太超前了。做了两年，那属于创业失败。1997年离开嘉德那会儿，荣宝斋总经理郜宗远找我去做拍卖行，当时我要去做画廊，就托词“和嘉德有约定，两年之内不能做拍卖”婉拒了。后来画廊关门了，郜宗远又来找我。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就做荣宝拍卖行总经理。不到一年，扭亏为盈。
记者：为何不选择回嘉德？
甘学军：当时搞拍卖开公司很难的，陈东升先后找我三次，希望我回去嘉德。我说还有一帮人呢，他说都可以安排啊，很诚恳，我觉得不合适，出来几年了。再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觉得自己可以做。2001年就成立华辰了。华辰，“华”的意义是中华，“辰”是时代的意思，是“龙”的意思也行。
“长远的较劲，从来没有放松过”
记者：儒商，毕竟还是商人，要逐利。华辰在逐利方式上有何特殊性？
甘学军：有再高的理念，首先得生存，不然空谈。敬业做事情，获取生存空间和条件。逐利的方式，比如说，把事情拉长看，对眼前的利益有点忽视，如果为了一个项目，和别人打得头破血流，我做不到，可能马上就放弃了。长远的较劲，从来没有放松过。
记者：公司赚钱了，投入到文化传承上。这是你认为一个拍卖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甘学军：喜欢历史和文化，有点力量就要去做点事情，客观上对文化传承，和对某个行当的思维转变，有很大意义。例如影像拍卖，我发起，现在只有我们公司在做。当时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探讨“一定要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增加东西”。要作为国际艺术品交易重镇，没有外国的东西，怎么国际啊？中国有那么多艺术品还没有被开发呢。归根结底是资本的问题—资本需要被引导。
记者：如何看待向艺术家征集作品的现象？
甘学军：艺术家直接参与市场，我到现在还是不赞成的。艺术家的想法往往是非市场的，往往和市场游戏规则相对的。从商业概念来讲，艺术家就是生产商，中间要有过程，如果直接从艺术家手上征集再到藏家手中，这是倒退，等于自产自销，价格不稳定，长远看，不利于艺术家作品的推广。
还是要和艺术家保持距离，如果直接接触，手续是简便了，但后续很繁琐。当代艺术，如果没有画廊，没有北京798，没有上海莫干山路，哪来现在这种局面？艺术品推介，教你如何欣赏，需要在一定时候达到共识，理论上找到根据，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拍卖行只是一级市场的结果展现。
作坊式的拍卖行，太脆弱
记者：国内与国际拍卖行的差距在哪里？
甘学军：我们和世界一流苏富比、佳士得差太大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老总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拍什么。法律现在不允许外国拍卖行进来，从长远市场来看，还是要他们进来规范市场，不过一定要本土化，当然，现在进来会冲击现有的拍卖行。对收藏家来说，有好处，平台直接是国际化的。
记者：有必要出现这么多拍卖行吗？
甘学军：老实说，现在国内拍卖行太多了。不能像牛毛这么多，画廊才应该这么多。随着市场的规范，投机取巧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一年全国总成交额500多亿，前十名拍卖行占到80%的成交额。
记者：很多拍卖行老大出马亲力亲为，哪天老大不想干了，公司怎么办？
甘学军：这也是我们市场不稳定的因素，拍卖行管理机制，还是作坊式的，所谓掌柜的一个人来做，比方说，董国强哪天不干了，匡时可能没有这么好了；甘学军不干了，华辰也难做了。现在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放进程序里去做。嘉德还是最成熟最可取的，哪天王雁南不干了，还是能继续下去，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我订下规矩，家里人绝对不可以参与公司活动。公司形成固定化程序化模式和文化形态，谁来就这么做。财务经理可以直接把我批的条子给驳回，业务部门可以在会议上和我争论看法。我想把华辰做成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拍卖行，这是我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