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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国学”渐热，几成普及化趋势。士当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一位倾毕生心力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又将如何坐而言、起而行？
有机会联系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仁珪先生，他是北师大唯一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目前全国不足30位），在文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走进赵先生位于北师大院内一座老式的六层砖楼的家，除了书和书桌，空间之狭勉强容身。进门后，见地上铺着厚厚的报纸，据说卫生间正在漏水，好多天修不好。他的家才刚进行了简单装修，而不得不装修的原因是太多书籍杂物实在放不下、找不到。
赵先生年在花甲和古稀之间，气质儒雅，风度翩翩。他一边麻利地收拾着眼前正在审阅的为非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编写的唐宋诗词教材的打印稿，一边平和地叙说着最近颈椎的问题很严重，经常头晕目眩。
“国学”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开门见山，直说“国学”热。
赵先生说道：“昨天在中央文史馆开会，还提到这个问题呢，说打算搞个‘国学’的高峰论坛。希望不要泛泛而谈，最好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国学’热应该说是好事，至少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且这也是必然趋势。”
接下来，赵先生谈到大众的精神需求问题。大家需要这样一种自身的慰藉，一种社会人际的和谐，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寻心灵的归宿，求解现实的困惑。当原本被视为高深晦涩的传统文化以一种亲和的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面目出现时，既高雅又平实，就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听说近来连小学生都读《四书五经》，说那就是国学的精髓。海外研究国学的机构好多都叫‘孔子学院’，甚至认为国学就等于儒家的理论。从某个角度去看，这些做法可能不错。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国学，以为国学就是《四书五经》，甚至就是儒家经书的某一部分。其实我们历来都是多元的文化，儒家的经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盲目地奉为经典。”
赵先生的意思是要辩证地认识和接受国学，而且国学是一个广泛的领域，不能一叶障目。国学固然博大精深，但赵先生一再强调：“国学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国学”热起来了，从众心理或许还会使之升温，有些人也就把国学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一切社会问题、个人问题都可以通过宣讲国学迎刃而解。国学当然不应该被打倒、被砸烂，但也不宜过分夸大它的功用。
“您觉得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师者的素质。这传道授业解惑之人的头脑很重要，要正确看待国学，传授国学的精髓。”
弘扬传统文化其路漫漫，任重道远。
赋到沧桑句便工
在学界，赵先生这个年纪的学者恰是中流砥柱，阅尽沧桑，积淀丰厚，博学广识，治学谨重，受到广泛尊重，而他们的经历又实在令人扼腕。
1949年，新中国建立，赵先生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小学生，他入的是北师大第一附小，当时并不知道日后与北师大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6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1958年初中毕业，历经风雨飘摇，1963年报考北师大，却由于“出身问题”而失之交臂，于是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俄文系，入学不久，学业即遭荒废。
大学毕业后，他接受了两年多的“再教育”，然后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密云县的半山区里教中学。那时候，他总想着自己早晚有一天要从这山沟里出来，不是说不安于现状，而是觉得自己应该在更合适的领域为社会释放更多的光和热，做更多的贡献。
赵先生说：“我当时用一根麻绳捆上行李去了郊区，心里就暗想：等有一天我还要用这根麻绳再把行李捆回来。”
志向归志向，希望毕竟渺茫。赵先生自幼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可是却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于是他一边教书，一边抓紧一切业余时间读书、学习，虽说条件所限不能博览群书，但是他把能够找到的好书都如饥似渴地研读。也幸亏有一位好妻子，默默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使他可以心无旁骛，安心治学。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历制度，他偶然翻报纸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有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报了名，想着即使名落孙山，也要再接再厉，绝不放弃。有心人天不负，终于待到金榜题名时，他顺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成为“文化大革命”后首批研究生。赵先生又用那根麻绳把行李捆上，运到了北师大，开始了为期3年的系统的古代文学专业的学习。他有幸师从启功、郭预衡等大家，不仅学到了丰厚的学识，也培养了治学精神和学者风范，可谓获益终身。
1981年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赵先生留在了北师大中文系任教。这些年来，他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先后出版了《宋诗纵横》《论宋六家词》《禅学要义》等学术专著，编著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等教材，选编了《唐诗选》等30余部作品，发表论文100余篇，他还曾长期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栏目讲授古诗词，也曾几次登上《百家讲坛》，深受广大电视观众好评。
与启功先生的师生情谊
赵先生从1978年考入启功先生门下，直到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27年间，这份师生之谊已经近于父子之情。
有事弟子服其劳，赵先生是启功先生“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应该算是“大弟子”，许多事情自然责无旁贷。多年来，赵先生整理启功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启功先生编书，如《启功讲学录》等，还为启功的《论书绝句》和《启功韵语集》作注。
其中编《启功口述历史》是颇费心力的一项浩大工程。为了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早在10多年前，赵先生就想协助启功先生整理一本类似自传性质的书，虽然困难重重，但赵先生一直不甘作罢。2003年，启先生终于答应，但他已经91岁高龄，目疾严重，不能执笔，只能口述。
“您是怎样进行记录和整理的呢？”
赵先生说：“我经常提着录音机到启先生家里去，听启先生记述亲历的历史，他每次一般讲述一个多小时，有时候讲上两三个小时，我回家后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再去时读给启先生听，进行必要的修正，直到先生首肯。”
“大约这样去了多少次？”
“几十次总是有的。”
《启功口述历史》一书2004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响。
为这，赵先生填了三首《虞美人》词，题为《为启先生整理三书随感》：
一、为《启功韵语集》作注
八分六法称双绝。诗笔更清越。缘何弱管有神功？心画心声总自性情中。
多蒙绛帐传诗要。怜我差堪教。不须立雪沐阳春。拾得吉光片羽作家珍。
二、听启先生口述往事（撰《启功口述历史》，先生本不欲为而勉为之）
本期心静如池水。一石涟漪碎。荡开多少旧时情。恰似扁舟一叶浪中行。
任人评说功与过。我自求真我。何须转语作轻言：往事如烟还是不如烟？
三、整理《讲学录》有感
每翻笔记每回忆。情景犹昨历。恰如旧照逐张翻。廿五年前风采尚翩翩。
纵横捭阖谈今古。如指家珍数。通才何处觅仪型？此卷博观约取足为征。
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逝世，一直在医院守护的赵先生赶回北师大，他亲自参与布置灵堂，撰写挽联，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在那个挥汗如雨的暑假，赵先生组织启先生和他自己的10位博士研究生，编辑了《启功先生悼挽录》和《启功先生追思录》，赶在启功先生逝世百日出版，寄托无尽哀思。
赵先生拟写的几副挽联被认为是最能概括启先生的生平事迹，体现启先生的精神风骨的。寥寥数字，既表现出“庭催大树，国失重器”的怅恨，又体现了“巨星陨落，万众同悲”的沉痛：
身为皇族子孙 长于孤裔家庭 受业大师门下 执教名牌学府 先生之生平行状 可谓荣哉 曲哉 犹如传奇哉 痛哉 一夕归河汉；
手执书坛牛耳 名列画林巨擘 口吟华采诗篇 手挥宏肆文章 先生于学艺研修 可谓博矣 精矣 不可复进矣 伟矣 千秋树楷模。
评书画 论诗文 一代宗师 承于古 创于今 永垂鸿业标青史；
从辅仁 到师大 两朝元老学为师 行为范 不息青衿仰令仪。
天丧斯文长已矣，我失其怙且偷生。
致力于诗词“创作学”的研究
赵先生不仅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卓有成就，而且他诗词创作的功底也非常深厚。
古人往往讲究创作与研究相结合，而今人却往往忽视其一，在诗词领域尤其如此。写作诗词的往往把这作为业余爱好，研究诗词的往往无暇或不屑于创作。在高校，目前尚未专门设立诗词创作学这个学科，硕士、博士们也极少把这作为论文的选题，对诗词创作学的深入研究更是微乎其微。
赵先生不仅特别强调诗词的创作与研究相结合，而且特别重视对诗词创作学的研究。他把创作学分为鉴赏之学与写作之学，认为鉴赏之学是对别人创作之学的体认，是一种再创作，是对前人创作的延续与创新。写作之学是作者自己对创作理论科学而具体的实施，既有自己的心得甘苦，更有对前人经验的总结运用；既是实施，又是接受。
“只有对鉴赏之学和写作之学都有深刻的体认才可以谈创作之学。”赵先生特意强调。
“为什么称之为‘创作学’，而不简单地称为创作？”
赵先生说：“创作学是指从创作的认知到实践的一系列完整的、符合创作规律的，既有科学性又可实际操作的观念和理论，而不仅是某些片面的写作经验或某些机械的理论教条。”
赵先生还强调把作者、作品、读者三者联系起来，去感知和发现诗词创作中的某些规律，不要孤立地进行研究。
他自己也通过种种方式践行这套理论。2006年暑假，他因病稍稍得闲，于是以诗词论唐宋最有影响的诗人、词人20位，以其最擅长之体裁和词牌，各拟一二首以赞之。
比如咏吴文英，用的是吴文英的名篇“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的《风入松》词牌:
梦窗词似梦窗名。碎“梦”小“窗”萦。循规蹈矩由他舞，予独喜、剑走偏锋。独立词坛怅触，千年难觅同声。
迷离惝恍苦经营。只为太钟情。西湖碧水苏州柳，总勾连、倩影娉婷。何似“窗”前凝望，任他痴“梦”频惊。
吴文英号梦窗，他的词历来颇多争议，以为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其实他的词并非线性结构，而是窗口式的布局，不能按照传统方式解读。据考证，梦窗有二痴情者，一在杭州，一在苏州，即词中“西湖碧水苏州柳”。王国维曾拈梦窗词句“映梦窗，凌乱碧”来概括梦窗词特色。
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为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庆祝八十寿辰，并召开学术思想研讨会，赵先生作了《叶嘉莹学术“兴发感动”说的诗学意义和启示》的重要发言，探求“兴发感动”给予“创作学”研究的启示。
赵先生打比方说：“批评家可以不把文学创作当作主要目的，但是不能毫无创作的经验和实践。就好比美食家可以不必是专业的厨子，但是如果从来都没有下过厨房，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赵先生执教30多年，从中学到大学，在本校范围内教过的本科生，指导过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就数以千计，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人才。
曾遇到赵老师多年前的学生谈论赵先生，也曾在网上见到学生写赵先生的文章，最突出的两点就是：“学问好！人好！”
道德文章不可分，教书不是空泛死板的说教、灌输，还在于人格魅力的影响，精神力量的感召。
赵先生由衷地爱着自己的事业，不仅倾毕生心力于此，同时也肩负着传承的使命。他由于颈椎的问题，一旦过劳就会出现头晕的症状，而且他还有1000多度的近视，看纸本的文字和电脑都非常吃力，可是他除了认真完成授课任务，并且多有著述之外，每年都至少要看上十几本论文，认真提出修改和评审意见。
在校内，他除了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之外，还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虽然可以种种原因推掉，但他没有。赵先生讲文学史，讲诗词鉴赏，还教学生进行诗词创作，并专门为本科生创作了诗词结集，留作纪念，鼓励他们走创作和研究相结合的路。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赵先生还发自内心地关心他的学生们。他的家虽然简陋狭小，却温暖恬适，身心疲惫的时候，学生们随时到赵老师家中，谈人生、谈学问，如沐春风。
在学生眼中，赵先生具有儒雅、沉稳的学者风范，具有真诚的学术精神和崇高的学术追求，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高山景行。在日常交往中赵先生又常常显露出天真的一面，与学生们畅所欲言，谈到兴浓处，笑容灿烂，不失赤子之心。
2006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失传数千年，象征东方文明起源、华夏冠国之宝的“中华九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近300位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此次盛会。镌刻在九鼎的底座，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中华九鼎”铭文，就专门约请了赵仁珪先生撰文并手书，并由他在揭幕式亲自读诵。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赵先生以他扎实卓著的学术成果和高远深邃的学者风范赢得学界普遍尊重；他还擅长写作骚赋、骈文、诗词。旁征博引，文采飞扬；其书法既保有先师启功先生的风格，又自具个性。
在赵先生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学术品格中体现着一种感发生命的力量，这力量与他的胸襟、意志、修养、人格相结合，传承、弘扬着中国精神文化最宝贵的遗产，愿抛心力，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