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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5日黄昏，拉萨突然刮起了大风。寒风中，离盟碑不到五米外，几十名信众在五体投地地磕头，与地面接触发出声响。这个声响在藏区之外几乎找寻不到。“大昭寺”中的“昭”是藏语“佛”之意，因此大昭寺即大佛寺，这座寺庙是藏族人心中最神圣的殿堂之一。
可是就连他们，也没有对寺中那三通碑石有过多的留意。
大昭寺门前的“甥舅会盟碑”
不能怪观光客的疏忽，这个石围栏内四方形的碑被完全封闭了起来。要想近距离看一看，必须经过一个有“非请勿进，后果自负”警示语的小门。围墙很高，少有人细心注意“冒”出来的碑首。
其实这个碑就是我们汉藏历史最为珍贵的长庆碑，也叫“甥舅会盟碑”(自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后，历代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均以外甥自居)。此碑曾有三块、立于三地，一块立于长安西城王会寺前，一块立于贡古墨如即今天青海省湟中县，可现在只剩下大昭寺门前的这块了。
石碑的四周曾成为载舟之塘，但石碑一次次顽强地挡住了河水的侵袭。要将这通碑封闭其实就与此有关：挡住河水侵袭后，许多当地百姓开始愿意拿块石头在圣迹上敲几下，为了防止不了解情况的人无意中损坏这块珍贵的石碑，于是在四周建起了一堵厚实的、高高的围墙。
近距离看这通碑，我发现这通碑四面都刻满了文字，是我以前所有的知识中没有的。正面和左右两边刻的是藏汉两种盟誓文字，背面刻的是藏文盟誓。藏汉文遣词造句稍有不同，并不是原文的直接翻译。如汉文记载：“然甥舅相好之义，善信每须通传……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而藏文碑刻记载：“旧恨消泯，更续新好……欢好不绝……”但是两文寓意相同。这通碑还提到了停止任何形式的敌对行为，堪称今天研究吐蕃时期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拐点文物。
此外碑刻有会盟官员的名字和他们当时的职位。排在最前面的是吐蕃的两位宰相，两人在此次会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档案馆，我查到了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正式会盟前13年，即808年和810年还分别给上述两位吐蕃宰相写过四封信。白居易和这两位宰相到底是什么关系?而碑中记载会盟的地点叫哲堆园，又在今天的拉萨哪里呢?不得而知。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唐朝皇帝指使使臣，要求宰相以下的吐蕃官员也署上名字，这又是哪一方的惯例呢?当时主持这次会盟仪式的吐蕃宰相是一位僧人，唐朝官员却全部来自中央政府，均为文官、没有武将。血祭是汉式，而吐蕃的仪式是佛教的，不要求献祭。于是会盟按照双方的仪式习惯共举行了两次。
大风中，碑文面前，我仿佛看到了藏汉两族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死的时候，松赞干布遣使吊祭，并在信中表示：如果有人不忠于新即位的皇帝，他愿意带兵到国都来征讨这些人。即位的唐高宗即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真实地表达了吐蕃的内向心理。
23年前的1985年，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那年的5月份，长期埋在地下的龟形碑座被清理出来，石碑整个形状全部浮出，当时发现碑身和碑座连接处是以铜液浇铸，若为一体。它就是这样，在这里矗立了一千二百年。
埋入地中、厚度不明的明太监杨瑛碑
其实写这段历史我反复掂量了许久，杨瑛碑只是明那个朝代的引子。碑就坐落在大昭寺的神殿中，绝大多数观光客和本地僧侣、信众不知。
穿越时空，回到明代永乐皇帝时期。那是1414年1月，太监郑和正在下西洋的途中，另一位太监杨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明实录藏族史料》中称其为“杨三保”)则到了西藏。可以说，如果郑和下西洋开创了海上明王朝的声望，那么杨瑛此次西藏之行则更加稳固了明中央政府对西藏边疆的有效管理。
在今天交通如此发达的时代，很多观光客一生却只有来一次西藏旅游的憧憬，因为出国容易进藏太难、费用太高。而这位杨三保却来西藏达三次!那个时候，从京城到拉萨需要至少一至两年的时间。
由于杨三保代表的是明朝政府，到藏后即参拜了大昭寺，这通碑是他们朝拜时所立。令我不明白的是碑额没有任何文字，碑身阳面也没有任何文字。但碑阴却刻有10排126人的名姓，包括石匠的名字共134人均清楚地刻在了上面。落款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太监杨瑛，所以称之为“杨瑛碑”。实际上碑是杨瑛代表明朝廷封赏大昭寺而立，并不是为杨瑛立的。
我一直在想，这杨瑛三次进藏都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呢?在世界最大的藏学文献书库一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书库中，韦素芬副处长成了我找到答案的航标。
《明太宗实录》卷22：1414年派杨三保“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原来是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频繁贡使往来创造安全的交通条件。联想到今天，我们有句话叫“路通财通”。
在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在藏区推行了军卫管理并由中央控制军政体制，同时分封西藏地方政教众首领。就在杨三保前往西藏前八年，即1406年明朝已成立近40年时，朝廷对西藏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于是采取对各个教派均扶持、笼络的政策。这一年率先封帕竹“灌顶国师阐化王”，成了册封政教首领的开端。这个册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成祖朱棣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殊性的洞察：在封宗教名号之下，又加封为王使合二为一。
而后来明朝皇帝能采取一系列对藏的正确政策，相信也有三次被派遣进藏的杨三保的功劳和苦劳。
一通为消灭“天花”而立的碑刻
“永远遵行碑”在公主柳下。公主柳传说是文成公主栽种的。这通碑和一个名叫和琳的人有关，他是当时的清政府驻藏大臣。终年只有43岁的和琳，是历任驻藏大臣中政绩最为显著的一个。不过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哥哥就是尽人皆知的和珅。
乾隆年间，西藏天花流行，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天花被认为是绝症，因此人死无数。和琳左奔右突劝民种痘，并由清政府全额出资在西藏北部一个名叫浪荡沟的地方修建许多平房，将息天花的人全部集中食宿，并给口粮，随后派兵为患者种牛痘，并细心照料，结果十之八九患者痊愈。看到如此成绩，驻藏大臣和琳要求西藏“永远遵行种牛痘”并“立此石为记”。在示范作用下，西藏僧俗医民逐渐接受了这种种牛痘防止天花的做法，这是医学科学的极大进展。
在这通碑阳汉文、碑阴藏文、内容完全相同的519字的碑文中，另一个要求“永远遵行”的却没有被遵行：和琳亲见西藏地方民众死亡后，将尸体分割，抛喂秃鹰，认为无伦无理，于是发出警告，严行禁止，要求“永远遵行”。这一个禁令因与藏民族风俗有悖，终不了了之。
除了这通碑，乾隆十全记功碑也是在其任职期间设立的，和琳的功劳可以说在清王朝驻藏人员中无人能及。乾隆皇帝感慨：朕当初任用和琳，只是考虑到他办事细心、勤奋，故而派他前往西藏，没有料到他竟如此精明能干。朕庆幸得到和琳这样的人才……
同样由于当地习俗的原因，此种痘碑立成后，百姓也常用卵石敲砸，年深日久，形成许多臼形窝坑，致使文字难以辨识，不得不围墙保护……
可是就连他们，也没有对寺中那三通碑石有过多的留意。
大昭寺门前的“甥舅会盟碑”
不能怪观光客的疏忽，这个石围栏内四方形的碑被完全封闭了起来。要想近距离看一看，必须经过一个有“非请勿进，后果自负”警示语的小门。围墙很高，少有人细心注意“冒”出来的碑首。
其实这个碑就是我们汉藏历史最为珍贵的长庆碑，也叫“甥舅会盟碑”(自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后，历代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均以外甥自居)。此碑曾有三块、立于三地，一块立于长安西城王会寺前，一块立于贡古墨如即今天青海省湟中县，可现在只剩下大昭寺门前的这块了。
石碑的四周曾成为载舟之塘，但石碑一次次顽强地挡住了河水的侵袭。要将这通碑封闭其实就与此有关：挡住河水侵袭后，许多当地百姓开始愿意拿块石头在圣迹上敲几下，为了防止不了解情况的人无意中损坏这块珍贵的石碑，于是在四周建起了一堵厚实的、高高的围墙。
近距离看这通碑，我发现这通碑四面都刻满了文字，是我以前所有的知识中没有的。正面和左右两边刻的是藏汉两种盟誓文字，背面刻的是藏文盟誓。藏汉文遣词造句稍有不同，并不是原文的直接翻译。如汉文记载：“然甥舅相好之义，善信每须通传……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而藏文碑刻记载：“旧恨消泯，更续新好……欢好不绝……”但是两文寓意相同。这通碑还提到了停止任何形式的敌对行为，堪称今天研究吐蕃时期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拐点文物。
此外碑刻有会盟官员的名字和他们当时的职位。排在最前面的是吐蕃的两位宰相，两人在此次会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档案馆，我查到了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正式会盟前13年，即808年和810年还分别给上述两位吐蕃宰相写过四封信。白居易和这两位宰相到底是什么关系?而碑中记载会盟的地点叫哲堆园，又在今天的拉萨哪里呢?不得而知。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唐朝皇帝指使使臣，要求宰相以下的吐蕃官员也署上名字，这又是哪一方的惯例呢?当时主持这次会盟仪式的吐蕃宰相是一位僧人，唐朝官员却全部来自中央政府，均为文官、没有武将。血祭是汉式，而吐蕃的仪式是佛教的，不要求献祭。于是会盟按照双方的仪式习惯共举行了两次。
大风中，碑文面前，我仿佛看到了藏汉两族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死的时候，松赞干布遣使吊祭，并在信中表示：如果有人不忠于新即位的皇帝，他愿意带兵到国都来征讨这些人。即位的唐高宗即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真实地表达了吐蕃的内向心理。
23年前的1985年，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那年的5月份，长期埋在地下的龟形碑座被清理出来，石碑整个形状全部浮出，当时发现碑身和碑座连接处是以铜液浇铸，若为一体。它就是这样，在这里矗立了一千二百年。
埋入地中、厚度不明的明太监杨瑛碑
其实写这段历史我反复掂量了许久，杨瑛碑只是明那个朝代的引子。碑就坐落在大昭寺的神殿中，绝大多数观光客和本地僧侣、信众不知。
穿越时空，回到明代永乐皇帝时期。那是1414年1月，太监郑和正在下西洋的途中，另一位太监杨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明实录藏族史料》中称其为“杨三保”)则到了西藏。可以说，如果郑和下西洋开创了海上明王朝的声望，那么杨瑛此次西藏之行则更加稳固了明中央政府对西藏边疆的有效管理。
在今天交通如此发达的时代，很多观光客一生却只有来一次西藏旅游的憧憬，因为出国容易进藏太难、费用太高。而这位杨三保却来西藏达三次!那个时候，从京城到拉萨需要至少一至两年的时间。
由于杨三保代表的是明朝政府，到藏后即参拜了大昭寺，这通碑是他们朝拜时所立。令我不明白的是碑额没有任何文字，碑身阳面也没有任何文字。但碑阴却刻有10排126人的名姓，包括石匠的名字共134人均清楚地刻在了上面。落款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太监杨瑛，所以称之为“杨瑛碑”。实际上碑是杨瑛代表明朝廷封赏大昭寺而立，并不是为杨瑛立的。
我一直在想，这杨瑛三次进藏都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呢?在世界最大的藏学文献书库一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书库中，韦素芬副处长成了我找到答案的航标。
《明太宗实录》卷22：1414年派杨三保“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原来是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频繁贡使往来创造安全的交通条件。联想到今天，我们有句话叫“路通财通”。
在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在藏区推行了军卫管理并由中央控制军政体制，同时分封西藏地方政教众首领。就在杨三保前往西藏前八年，即1406年明朝已成立近40年时，朝廷对西藏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于是采取对各个教派均扶持、笼络的政策。这一年率先封帕竹“灌顶国师阐化王”，成了册封政教首领的开端。这个册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成祖朱棣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殊性的洞察：在封宗教名号之下，又加封为王使合二为一。
而后来明朝皇帝能采取一系列对藏的正确政策，相信也有三次被派遣进藏的杨三保的功劳和苦劳。
一通为消灭“天花”而立的碑刻
“永远遵行碑”在公主柳下。公主柳传说是文成公主栽种的。这通碑和一个名叫和琳的人有关，他是当时的清政府驻藏大臣。终年只有43岁的和琳，是历任驻藏大臣中政绩最为显著的一个。不过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哥哥就是尽人皆知的和珅。
乾隆年间，西藏天花流行，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天花被认为是绝症，因此人死无数。和琳左奔右突劝民种痘，并由清政府全额出资在西藏北部一个名叫浪荡沟的地方修建许多平房，将息天花的人全部集中食宿，并给口粮，随后派兵为患者种牛痘，并细心照料，结果十之八九患者痊愈。看到如此成绩，驻藏大臣和琳要求西藏“永远遵行种牛痘”并“立此石为记”。在示范作用下，西藏僧俗医民逐渐接受了这种种牛痘防止天花的做法，这是医学科学的极大进展。
在这通碑阳汉文、碑阴藏文、内容完全相同的519字的碑文中，另一个要求“永远遵行”的却没有被遵行：和琳亲见西藏地方民众死亡后，将尸体分割，抛喂秃鹰，认为无伦无理，于是发出警告，严行禁止，要求“永远遵行”。这一个禁令因与藏民族风俗有悖，终不了了之。
除了这通碑，乾隆十全记功碑也是在其任职期间设立的，和琳的功劳可以说在清王朝驻藏人员中无人能及。乾隆皇帝感慨：朕当初任用和琳，只是考虑到他办事细心、勤奋，故而派他前往西藏，没有料到他竟如此精明能干。朕庆幸得到和琳这样的人才……
同样由于当地习俗的原因，此种痘碑立成后，百姓也常用卵石敲砸，年深日久，形成许多臼形窝坑，致使文字难以辨识，不得不围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