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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启“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合作方就是东盟国家。然而，东盟在处理区域问题时的心态却颇为复杂……
东盟主导的“大国平衡”
相当长时间内，东盟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都大致在东盟设计的“大国平衡”轨道上运行。概括而论，这些合作包括：与中国、韩国、印度经济合作以制衡对美、日经济的依赖；与美国、印度军事合作以制衡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隐患”；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俄罗斯合作，以制衡中、美的政治影响；等等。东盟能左右逢源、实现“大国平衡”下的合作，其中的奥妙在于，当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无力以“乾纲独断”的方式主导亚太或东亚的区域合作时，由东盟这个松散的中小国家集团主导不会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从而易为各方所接受。
东盟成立以来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和内部“紧致性”不足是其明显的组织特征。新加坡一位外长曾经这样评价东盟与区域外部的关系；“没有切实的外部援助，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必然极为缓慢……东盟要纯粹依靠区域合作策略实现增长是没有前途的。即使所有东南亚国家都被纳入了东盟的框架，我也丝毫看不到东盟国家基于它们自己的资源获得发展的前景。理论上，东盟国家当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和自成体系的区域来发展……但是，如果东盟要实现其目标，经济现实要求区域合作必须坚持外部经济的参与。是区域外贸易和投资而非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能够加速东盟的经济增长。”
更严重的是，东盟各国对外部的依赖长期以来不是作为一个紧密联合体的对外依赖，而是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对外依赖。虽然有心合作，但东盟内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彼此都仰仗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竞争多过合作。这种状态限制了东盟内部的合作与一体化企图。1967年东盟内部贸易占其全部贸易比重为16.7％，到1974年不升反降至12.8％，可从一个侧面佐证之。即便签署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议》，但优惠关税规定中仍旧排除了许多敏感商品，且以偏高的关税税率来抵消一体化进程。
既依赖于外部，内部又各有纷争，东盟自身的虚弱常常为人所诟病，但这恰恰是其能够成为更大范围内的东亚合作的主导、核心或“驾驶员”的重要禀赋所在。试想，假如东盟内的印尼和越南能够扮演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的角色，试图实现东盟的高度机制化的一体化和整体崛起，那么，中国与日本等区域大国恐怕就会与英国一般，有被东亚或“东亚－南亚”等更广范围的区域合作“边缘化”之虞，而美国与“欧式东盟”的对抗性也会急剧增加。如果有这些无计回避的大国掣肘，很难想象东盟能够成为主导10 1、10 3、东亚峰会等东亚合作机制的核心力量。
影响当前合作格局的潜在因素
不过，东亚这种东盟主导的“大国平衡”下的合作状态，面临的脆弱性越来越强，表现在东盟自身以及它与中、美等国合作的各个方面。
首先，东盟内部一体化的成效可能削弱其作为更广泛区域内合作领导核心的地位。东盟推行区域合作的目标是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更紧密的经济合作，提高东盟作为世界市场生产基地的优势地位。东盟把邻国的竞争视为严重的挑战，为了扩大对其重要经济伙伴的市场占有，东盟将加速内部经济一体化。加速内部经济一体化举措首先集中在11个优先部门。为促进这些部门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监管，东盟提出了一系列有时间期限的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按期实现整个区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预见，一旦内部一体化的成效显现，东盟将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地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竞争力量，对区域大国构成一定的“威胁”。虚弱性的丧失，可能会让东盟无法再成为大国环峙之地合作核心的当然选择。
其次，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不断深化可能打破原有的“大国平衡”状态。当1997～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东亚大部分地区时，北京在东盟老成员国货币因为危机大幅贬值之后，反复强调人民币绝不贬值。此举赢得了东盟的赞许。此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迅速推进。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1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15日签署“投资协议”。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全面正式启动。同期，美国对东亚的参与却因为阿富汗、伊拉克事务等牵扯过多精力而下降，多次缺席东亚协商的会议。此消彼长，引得新加坡等国大为忧虑。
第三，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可能带来新的变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首次出访地被确定为亚洲，标志着美国“重返”亚洲，也意味着美国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可能会以东南亚国家为新的实施重点。东盟中新加坡、印尼和越南等，出于平衡中国影响的考虑会非常欢迎这样的转变。但从美国一方来说，加入形式上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不是其利益所在，而通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了东盟中发达成员)以及湄公河合作(包括了柬埔寨、越南、泰国和老挝)等方式嵌入是极可能的优先选项。美国在东盟各成员中有选择、有歧视地推行合作的可能后果有二：一是造成东盟内部分歧加剧，最终其机构被“去功能化”；二是东盟借助与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合作机制平衡美国影响力，以避免内部分裂。
尽管东盟所推行的“大国均衡”战略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东亚区域合作仍然有望在东盟的有力参与下不断向前推进。例如，如果能充分继承此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遗产，在东盟、中国、日本及韩国之间的合作能够更加紧密，形成区域内统一的最终消费市场，摆脱对外部欧美市场最终消费的高度依赖，那么，东盟不仅无须再作为大国罅隙间审慎的平衡维持者，反倒可能成为与欧美相埒的一方势力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无论对东盟、东亚还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及经济可持续性，都是更大的福音。实际上，无论是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还是，韩国提出的“新亚洲构想”，东盟都是核心和基础的合作对象。由消极的“大国均衡”走向更积极的“东亚整合”，恐怕是历史赋予东盟的新机遇。
东盟主导的“大国平衡”
相当长时间内，东盟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都大致在东盟设计的“大国平衡”轨道上运行。概括而论，这些合作包括：与中国、韩国、印度经济合作以制衡对美、日经济的依赖；与美国、印度军事合作以制衡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隐患”；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俄罗斯合作，以制衡中、美的政治影响；等等。东盟能左右逢源、实现“大国平衡”下的合作，其中的奥妙在于，当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无力以“乾纲独断”的方式主导亚太或东亚的区域合作时，由东盟这个松散的中小国家集团主导不会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从而易为各方所接受。
东盟成立以来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和内部“紧致性”不足是其明显的组织特征。新加坡一位外长曾经这样评价东盟与区域外部的关系；“没有切实的外部援助，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必然极为缓慢……东盟要纯粹依靠区域合作策略实现增长是没有前途的。即使所有东南亚国家都被纳入了东盟的框架，我也丝毫看不到东盟国家基于它们自己的资源获得发展的前景。理论上，东盟国家当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和自成体系的区域来发展……但是，如果东盟要实现其目标，经济现实要求区域合作必须坚持外部经济的参与。是区域外贸易和投资而非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能够加速东盟的经济增长。”
更严重的是，东盟各国对外部的依赖长期以来不是作为一个紧密联合体的对外依赖，而是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对外依赖。虽然有心合作，但东盟内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彼此都仰仗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竞争多过合作。这种状态限制了东盟内部的合作与一体化企图。1967年东盟内部贸易占其全部贸易比重为16.7％，到1974年不升反降至12.8％，可从一个侧面佐证之。即便签署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议》，但优惠关税规定中仍旧排除了许多敏感商品，且以偏高的关税税率来抵消一体化进程。
既依赖于外部，内部又各有纷争，东盟自身的虚弱常常为人所诟病，但这恰恰是其能够成为更大范围内的东亚合作的主导、核心或“驾驶员”的重要禀赋所在。试想，假如东盟内的印尼和越南能够扮演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的角色，试图实现东盟的高度机制化的一体化和整体崛起，那么，中国与日本等区域大国恐怕就会与英国一般，有被东亚或“东亚－南亚”等更广范围的区域合作“边缘化”之虞，而美国与“欧式东盟”的对抗性也会急剧增加。如果有这些无计回避的大国掣肘，很难想象东盟能够成为主导10 1、10 3、东亚峰会等东亚合作机制的核心力量。
影响当前合作格局的潜在因素
不过，东亚这种东盟主导的“大国平衡”下的合作状态，面临的脆弱性越来越强，表现在东盟自身以及它与中、美等国合作的各个方面。
首先，东盟内部一体化的成效可能削弱其作为更广泛区域内合作领导核心的地位。东盟推行区域合作的目标是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更紧密的经济合作，提高东盟作为世界市场生产基地的优势地位。东盟把邻国的竞争视为严重的挑战，为了扩大对其重要经济伙伴的市场占有，东盟将加速内部经济一体化。加速内部经济一体化举措首先集中在11个优先部门。为促进这些部门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监管，东盟提出了一系列有时间期限的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按期实现整个区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预见，一旦内部一体化的成效显现，东盟将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地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竞争力量，对区域大国构成一定的“威胁”。虚弱性的丧失，可能会让东盟无法再成为大国环峙之地合作核心的当然选择。
其次，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不断深化可能打破原有的“大国平衡”状态。当1997～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东亚大部分地区时，北京在东盟老成员国货币因为危机大幅贬值之后，反复强调人民币绝不贬值。此举赢得了东盟的赞许。此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迅速推进。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1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15日签署“投资协议”。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全面正式启动。同期，美国对东亚的参与却因为阿富汗、伊拉克事务等牵扯过多精力而下降，多次缺席东亚协商的会议。此消彼长，引得新加坡等国大为忧虑。
第三，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可能带来新的变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首次出访地被确定为亚洲，标志着美国“重返”亚洲，也意味着美国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可能会以东南亚国家为新的实施重点。东盟中新加坡、印尼和越南等，出于平衡中国影响的考虑会非常欢迎这样的转变。但从美国一方来说，加入形式上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不是其利益所在，而通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了东盟中发达成员)以及湄公河合作(包括了柬埔寨、越南、泰国和老挝)等方式嵌入是极可能的优先选项。美国在东盟各成员中有选择、有歧视地推行合作的可能后果有二：一是造成东盟内部分歧加剧，最终其机构被“去功能化”；二是东盟借助与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合作机制平衡美国影响力，以避免内部分裂。
尽管东盟所推行的“大国均衡”战略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东亚区域合作仍然有望在东盟的有力参与下不断向前推进。例如，如果能充分继承此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遗产，在东盟、中国、日本及韩国之间的合作能够更加紧密，形成区域内统一的最终消费市场，摆脱对外部欧美市场最终消费的高度依赖，那么，东盟不仅无须再作为大国罅隙间审慎的平衡维持者，反倒可能成为与欧美相埒的一方势力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无论对东盟、东亚还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及经济可持续性，都是更大的福音。实际上，无论是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还是，韩国提出的“新亚洲构想”，东盟都是核心和基础的合作对象。由消极的“大国均衡”走向更积极的“东亚整合”，恐怕是历史赋予东盟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