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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代壁画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精妙当属“散乐图”，其特殊的形象构成不仅传递着民俗文化，更侧面反映出辽代独特衣冠制度下的等级差异与民族融合。不同于其他壁画场景的是，“散乐图”中的人物服装带有独特的装饰美感。在分析圖像的过程中发现，相对契丹乐师而言，画面中以汉族乐师居多，乐舞者的服饰细节上更具备汉式特点，头饰上的差异、袍服开禊位置的褶裥结构等都与普通汉式袍服并不相同，着装细节与装饰特征反映着辽代契丹统治下的民族差异与政治信息。在画面中所描绘的服装细节不仅可以反映出装饰意味，更能体现出内在的等级差异，这种特征上的差异性探究将为辽代“衣冠之治”中的民族等级制度与审美倾向提供新的探索方向。
【关键词】辽代；壁画；散乐图；服装；审美
【中图分类号】J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57-03
【本文著录格式】范孙墨一.辽代壁画散乐图乐舞服装特征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57-159.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武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如是杂变，总名百戏。”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的“散乐”情景随着时代变换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辽代散乐图以其独特的场景构成与生动的人物形象，传递着具有该时期民族特色与民俗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娱乐性质的图像映射着辽代社会生活、文化特征与政治倾向等。散乐图与其他内容墓室壁画相比，更易于获取对画面装饰性与文化属性的思考。画中形象独特的服装造型，更为直观的展现着辽代特殊的审美观念，丰富的服饰细节与写实的绘画表现手法为研究该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生活与等级观念提供了论证角度。
一、“散乐图”中乐舞服装具备的历史信息
服饰象征着人类的身份地位、社会等级关系，穿着装饰蕴含着等级之中褒义或贬义的符号属性。在辽代民族融合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下，社会等级观念被直观的反映在了服饰上。如等级较低者的穿着规范首先在冠冕上受到了制约，据《辽史》记载：“道宗清宁元年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1]能否佩戴头巾是该时期的等级符号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如不许平民佩戴特殊配饰范围的服饰细节规定等。虽然史料并没有对于描述低等级人群服装等级的文章，但仍可以从高等级人群着装史料反向思考，并根据图像资料发现其中的规律。
通过壁画图像显示，散乐场景中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冠冕与装服饰差异较为明显，可以直观的分析出奏乐者历史信息，辽代乐师服装相对简练朴素，服饰特征与侍从奴仆服饰较为相似，这与他们较低的身份地位有关。据《辽史纪事本末》记载：“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 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2]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常常从俘虏中收集具备舞乐技艺或擅长其他才艺的人群，用以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史料记载，多数散乐者为辽代贵族或地主的家仆，并伴随有训练侍从充当散乐表演者的情况。了到辽代稳定发展的时期，多数侍从的服装带有汉民族元素，体现出该时代背景下契丹族对中原汉族的征服统治。
在散乐类场景中也是如此，在图像上最常见的形象为汉族乐师。其身份信息首先被表现在头饰上。辽代的男子头饰分类十分多样化，据《辽史·仪卫志》记载：“冠冕形制多属汉服范围，如翼善冠、通天冠、衮冕、进贤冠、远游冠、幞头、巾等” [3]。在散乐图中，除类似羊山一号墓西壁的“契丹人奏乐图”这样常见的契丹发饰特征的乐师外，更多的则是幞头帽饰，大多数为具有汉元素的幞头帽饰。《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记载“折上巾……起自魏、周，便于戎事……景龙二年……刘子玄进议曰：盖取于便事……贵贱通服折上巾。”[4] 部分这种形态的帽饰款式象征着中原地区的戎施威仪，也象征着中原地区汉族的日常穿着，但在契丹统治下的辽王朝并不受特殊重视，壁画中所发现的幞头形象多为侍从所佩戴。在辽代契丹服装发展中也出现了幞头，如更靠近北部的库伦辽墓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群等均出现了无高山幞头，这种无高山的斜下展脚为典型契丹头巾演化的幞头，这也是辽代受中原王朝所影响的显性特征之一。而高山幞头是具备传统汉式特征的幞头。如河北宣化县下八里M4后室西南壁宴乐图上乐师头饰为具备契丹特征的无高山幞头，但在散乐图中以具备中原汉族特征的高山幞头居多，种类也更复杂。如敖汉旗北三家一号墓墓道东壁击腰鼓者所佩戴的为双脚弯曲的卷脚幞头；羊山一号墓天井东壁乐师所佩戴的为左右呈水平展开的直脚幞头；羊山三号墓天井南壁东侧击鼓与西侧吹笛者所佩戴的为两脚交叉折上的交脚幞头；包括凌海画像石墓《散乐图》中的乐师佩戴的为无脚幞头等，均为高山幞头特点[5]。冠冕特征是少数民族区分身份信息与等级制度的主要手段之一。乐舞情景中的人物着装形象冠冕被大量描绘为带有汉元素的幞头帽，侧面印证着民族之间的等级关系。
除经常被学界关注的冠冕样式外，等级制度也被更隐晦的体现在服装上。圆领、下摆及地、侧开禊长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着装符号，这种符号侧面代表着没有穿着短袍习惯的汉族，还出现如穿着唐式官靴等服饰细节。如以宣化下八里M4后室西南壁宴乐图无高山幞头的弦乐师来看，宴乐图中的乐师袍服并无侧开禊，身份信息为契丹乐师，比较同期M4墓前室东壁散乐图中的鼓乐与笛乐师来看，着装侧开禊明显，结合幞头来看着装信息明显为汉乐师；以及最具散乐特色的宣化辽墓一号、五号、六号墓前室东壁与七号墓前室西壁的散乐场景中，人物形象均穿着圆领侧开禊及地长袍，且着汉式幞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中提出对此类符号的推论：“惟乐人多著宋代红绿正规‘圆领’官服，除幞头卷曲，此外纱帽式样及脚下穿的唐式乌皮六缝靴，也不是差使所能穿，也非伶官所能备。应是有意用宋代被俘虏或投降宋官所充当。”[6]这种特殊的着装，也可能反映着辽代政治影响下契丹统治阶级对宋朝汉族的蔑视于嘲讽。
二、人物着装细节的特殊表现
回到对画面信息深入探索，散乐场景多以数量较多的人物组合出现，虽然同一画面中的人物较多，但在刻画细节上，相较普通侍从而言，同样身份低下的乐师因其所在的场景更具有娱乐性与观赏性，服装被刻画的更为精致细腻，虽然乐舞者的着装较为简洁，但细节表现丰富，增添了许多装饰意味，其中也更为隐含着社会等级制度对民众造成的影响。 在人物着装的表达上，多数画面对头饰细节的描绘较为明显。作为区分民族与等级的重要装饰，头饰在画面中也呈现出了独特的装饰细节。整体的特征表现上是前文所提及的，在各类散乐场景中出现频次最高的高山幞头。这一极具汉族意味的头饰出现在了辽代壁画中等级较低的人物着装上，传递着这一时期的政治信息。《唐会要》中记载：“折上巾，军旅所服，即今幞头是也。”[7]这种款式的帽型通过时间的推移在中原不断发展为一种服制符号。而在辽代墓葬散乐图中的高山幞头的展脚形态通常并非常规的汉式幞头，在部分画面中，乐师的展脚形态极为夸张，以体现其特殊的装饰性，或也有可能是为特殊强调这一民族政治符号而有意设计该种帽型。
在散乐场景中人物排布越是较为宽松的画面，高山幞头的展脚形态越丰富且越长。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例，一号墓前室东壁散乐图场景规模最大，人物丰富配器齐全，画面中的人物除舞者外，均佩戴为卷脚高山幞头，密集排布的人物穿插排列，无法使幞头展开较大，容易对人物面部或乐器细节产生遮挡，绘制者以方正的“高山“突出了这一帽型特色。同样帽型的乐师也出现在五号墓前室东壁上，虽然相较一号墓东壁散乐图人物数量较少，但人物排列方式与其相同，均为前后穿插排布，占位较为集中。与此类型相反的则为前文所提到的M4墓前室东壁散乐图，画面较长，且人物绘制较小，数量也不及一号墓散乐图，但人物排布位置较为宽松，这一构图使得绘制者对人物的高山幞头进行了更深刻的强调，画面中乐师头饰部分均有较长或较夸张的展脚，其中除左数第一个非乐师人物外，所有乐师展脚尾部弯曲的形态并非史料中记载的宋式高山幞头展脚。在散乐画面中，绘制者更希望强调这一特殊细节。
除此类型之外，还有具备精致的装饰意味幞头，如六号墓前室西壁散乐图中乐师幞头上所着的花卉，也是中原地区的一种特殊喜好。契丹民族所居的北部地区花卉种类较少，游牧为生的民族多以金银玉石为装饰，起初不喜着不易于保存的花卉，而花卉种类繁多的中原地区的宋人却具备簪花的风俗，宋代朝廷的簪花礼仪是制度的一部分，皇帝为臣下赐花簪花具备着政治上的特殊功能，《钱塘遗事》所记载的“五荣”中就有“御宴赐花， 这是对于宋朝官员的一种荣耀与恩典[8]。而并非是来源于北方游牧服饰特色的装饰习俗。在六、七、十号墓壁画散乐图中这种民族政治符号被明显的运用在了等级低下的乐师身上。包括高山幞头展脚也根据簪花被丰富为特殊形态的花翅，”高山“部分也出现了形状改动。这种夸张的造型方式是表象上是舞台服饰中夸张装饰的一种体现，但也可能蕴含着辽代统治阶级对宋的贬义隐喻。
除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头饰装饰外，画面所表现的乐舞服装款式细节更为耐人寻味。乐师着装逐渐从契丹早期侍从穿着，转向融合着汉族元素的袍服穿着。具有强烈民族属性的圆领长袍，也从最开始的后开禊长袍，转向更能体现汉族着装结构的侧开禊长袍。如前文所述的宣化下八里M4墓室中乐师们的穿着区别，开禊方向在辽代的袍服中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差异，因契丹民族的生活环境与游牧狩猎需求，为避风与骑射方便，契丹中长款袍服多为后开禊[9]。如张安达不花夫妇墓归来图人物的着装。而中原汉族并没有此类因生活环境影响的着装需求，受思想观念与文化影响，身着可包裹身体的及地长交领袍，为方便长袍行动与剪裁便利，服装多为侧开禊，这种方式被沿用到了圆领袍服中，侧开禊也成为了汉族的着装符号，辽代契丹与汉民族的融合被再次展现在这些细节内。在辽代“散乐图”场景中，侧开禊圆领袍服着装占大多数，在细节上引起笔者关注的则在于画面中对开禊位置的特殊表现上。这种表现是不同于该时期正常服装的装饰差异，在图像中被反应于线条的穿插结构与褶裥堆积方式上，看似细微的差异为乐舞服饰增添了辽代普通侍从服装不具备的结构特征。
首先以河北宣化下八里五号辽墓张世古墓为例，前室东壁散乐图中乐师身着的袍服侧开禊夹角角度极大，并且在侧开禊位置内露有短袍，外袍开禊位置褶皱线较为密集，由一点向下散射。在而同时期身份低微的侍者，身着同款式的侧开禊袍服却不具备此特征，后室西壁生活服侍图中持盘与持拂尘者的袍服同样属于侧开禊款式长袍，开禊角度并不明显，并且侧缝线位置周围并无明显褶皱线。这一细节被更明显的表现在了宣化六号、七号、十号辽墓中，六号墓前室西壁散乐图上以笙乐师为例，侧开禊角度更加明显，褶皱线散射密集，且袍服前片下摆变窄，明显为聚集堆积，内部的短袍结构被绘制的更为明显，下摆位置呈现波浪形堆积褶皱，这种特殊的结构细节在七号墓与十号墓中更为夸大，外袍侧开禊被内袍堆积的面料撑开，外袍与内袍褶皱线条堆积十分明显，更特别的是，这两幅散乐图中的乐师圆领外袍下摆，被绘制成为下垂分三叉尖角的对称形状，在袍服的剪裁结构上，是不具备这种下摆剪裁方式的。根据前文所观察到的画面信息，该形状出现很可能是对下摆堆积面料的简化绘制，减少竖向的堆积线条，以对称的手法表现下摆褶皱结构，为达到装饰性的目的。
按照服装结构的角度而言，能使侧开禊位置角度扩大从而使面料产生堆积的方式，或许与内部短袍有关，而短袍两侧高中心低的波浪褶皱显示着该款式很有可能是一种放摆宽袍。这样的款式也出现在了关山辽萧和墓南壁出行图中，其中的十四名汉族官员徒步而行。[10]与散乐图不同的是，官员着麻鞋，而非具有契丹特色的长靴，同样的着装且在行进过程中，侧开禊也并没有被表现的过于夸张。在散乐图的绘画表现中对该结构细节的夸张表达，也是对辽代社会审美倾向的一种独特表现手段，或许体现着散乐服装的表现性与舞台装饰性特征，也或许在更深层次具备着辽朝契丹族对宋朝汉族统治与贬低的隐晦政治等级含义。
三、结语
辽代壁画所描绘的散乐场景，是辽代墓葬中较为特殊部分，图像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与服装穿着反映着辽代的社会背景、政治信息、文化内涵等方面，散乐人物的服装在画面的表现中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细节变化，这些细节信息也隐藏着深层的文化价值，绘画的表现手法也深层的体现了辽代的审美倾向。以对下层侍从阶级的服装观察视角，为扩充该时期民族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异与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更为的丰富的研究观点，通过分析散乐人物的身份等级与着装信息，推测统治关系被更深的隐藏在了被外化展示的乐舞情景中，以辽代墓室壁画为切入点，综合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图像信息，对辽代壁画图中的服装细节性特征进行分析。随着当代学者对辽代墓室壁画的不断探索，图像中辽代服饰所隐藏的文化信息将在未来逐渐显现。
参考文献：
[1]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33-880.
[2]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4.
[3]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50-880.
[4]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1949-1951.
[5]孫娟娟.辽代服饰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6.
[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22.
[7]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5：578.
[8]王延东.从朝廷戴花簪花礼仪探微宋代礼仪制度[J].兰台世界，2013（33）：51-52.
[9]包铭新.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契丹卷[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100-102.
[10]梁姝丹.阜新地区辽墓壁画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C].辽宁：辽宁省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011：99.
作者简介：范孙墨一（1998-），女，蒙族，内蒙古呼和浩特，硕士，内蒙古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
【关键词】辽代；壁画；散乐图；服装；审美
【中图分类号】J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57-03
【本文著录格式】范孙墨一.辽代壁画散乐图乐舞服装特征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57-159.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武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如是杂变，总名百戏。”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的“散乐”情景随着时代变换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辽代散乐图以其独特的场景构成与生动的人物形象，传递着具有该时期民族特色与民俗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娱乐性质的图像映射着辽代社会生活、文化特征与政治倾向等。散乐图与其他内容墓室壁画相比，更易于获取对画面装饰性与文化属性的思考。画中形象独特的服装造型，更为直观的展现着辽代特殊的审美观念，丰富的服饰细节与写实的绘画表现手法为研究该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生活与等级观念提供了论证角度。
一、“散乐图”中乐舞服装具备的历史信息
服饰象征着人类的身份地位、社会等级关系，穿着装饰蕴含着等级之中褒义或贬义的符号属性。在辽代民族融合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下，社会等级观念被直观的反映在了服饰上。如等级较低者的穿着规范首先在冠冕上受到了制约，据《辽史》记载：“道宗清宁元年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1]能否佩戴头巾是该时期的等级符号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如不许平民佩戴特殊配饰范围的服饰细节规定等。虽然史料并没有对于描述低等级人群服装等级的文章，但仍可以从高等级人群着装史料反向思考，并根据图像资料发现其中的规律。
通过壁画图像显示，散乐场景中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冠冕与装服饰差异较为明显，可以直观的分析出奏乐者历史信息，辽代乐师服装相对简练朴素，服饰特征与侍从奴仆服饰较为相似，这与他们较低的身份地位有关。据《辽史纪事本末》记载：“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 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2]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常常从俘虏中收集具备舞乐技艺或擅长其他才艺的人群，用以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史料记载，多数散乐者为辽代贵族或地主的家仆，并伴随有训练侍从充当散乐表演者的情况。了到辽代稳定发展的时期，多数侍从的服装带有汉民族元素，体现出该时代背景下契丹族对中原汉族的征服统治。
在散乐类场景中也是如此，在图像上最常见的形象为汉族乐师。其身份信息首先被表现在头饰上。辽代的男子头饰分类十分多样化，据《辽史·仪卫志》记载：“冠冕形制多属汉服范围，如翼善冠、通天冠、衮冕、进贤冠、远游冠、幞头、巾等” [3]。在散乐图中，除类似羊山一号墓西壁的“契丹人奏乐图”这样常见的契丹发饰特征的乐师外，更多的则是幞头帽饰，大多数为具有汉元素的幞头帽饰。《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记载“折上巾……起自魏、周，便于戎事……景龙二年……刘子玄进议曰：盖取于便事……贵贱通服折上巾。”[4] 部分这种形态的帽饰款式象征着中原地区的戎施威仪，也象征着中原地区汉族的日常穿着，但在契丹统治下的辽王朝并不受特殊重视，壁画中所发现的幞头形象多为侍从所佩戴。在辽代契丹服装发展中也出现了幞头，如更靠近北部的库伦辽墓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群等均出现了无高山幞头，这种无高山的斜下展脚为典型契丹头巾演化的幞头，这也是辽代受中原王朝所影响的显性特征之一。而高山幞头是具备传统汉式特征的幞头。如河北宣化县下八里M4后室西南壁宴乐图上乐师头饰为具备契丹特征的无高山幞头，但在散乐图中以具备中原汉族特征的高山幞头居多，种类也更复杂。如敖汉旗北三家一号墓墓道东壁击腰鼓者所佩戴的为双脚弯曲的卷脚幞头；羊山一号墓天井东壁乐师所佩戴的为左右呈水平展开的直脚幞头；羊山三号墓天井南壁东侧击鼓与西侧吹笛者所佩戴的为两脚交叉折上的交脚幞头；包括凌海画像石墓《散乐图》中的乐师佩戴的为无脚幞头等，均为高山幞头特点[5]。冠冕特征是少数民族区分身份信息与等级制度的主要手段之一。乐舞情景中的人物着装形象冠冕被大量描绘为带有汉元素的幞头帽，侧面印证着民族之间的等级关系。
除经常被学界关注的冠冕样式外，等级制度也被更隐晦的体现在服装上。圆领、下摆及地、侧开禊长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着装符号，这种符号侧面代表着没有穿着短袍习惯的汉族，还出现如穿着唐式官靴等服饰细节。如以宣化下八里M4后室西南壁宴乐图无高山幞头的弦乐师来看，宴乐图中的乐师袍服并无侧开禊，身份信息为契丹乐师，比较同期M4墓前室东壁散乐图中的鼓乐与笛乐师来看，着装侧开禊明显，结合幞头来看着装信息明显为汉乐师；以及最具散乐特色的宣化辽墓一号、五号、六号墓前室东壁与七号墓前室西壁的散乐场景中，人物形象均穿着圆领侧开禊及地长袍，且着汉式幞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中提出对此类符号的推论：“惟乐人多著宋代红绿正规‘圆领’官服，除幞头卷曲，此外纱帽式样及脚下穿的唐式乌皮六缝靴，也不是差使所能穿，也非伶官所能备。应是有意用宋代被俘虏或投降宋官所充当。”[6]这种特殊的着装，也可能反映着辽代政治影响下契丹统治阶级对宋朝汉族的蔑视于嘲讽。
二、人物着装细节的特殊表现
回到对画面信息深入探索，散乐场景多以数量较多的人物组合出现，虽然同一画面中的人物较多，但在刻画细节上，相较普通侍从而言，同样身份低下的乐师因其所在的场景更具有娱乐性与观赏性，服装被刻画的更为精致细腻，虽然乐舞者的着装较为简洁，但细节表现丰富，增添了许多装饰意味，其中也更为隐含着社会等级制度对民众造成的影响。 在人物着装的表达上，多数画面对头饰细节的描绘较为明显。作为区分民族与等级的重要装饰，头饰在画面中也呈现出了独特的装饰细节。整体的特征表现上是前文所提及的，在各类散乐场景中出现频次最高的高山幞头。这一极具汉族意味的头饰出现在了辽代壁画中等级较低的人物着装上，传递着这一时期的政治信息。《唐会要》中记载：“折上巾，军旅所服，即今幞头是也。”[7]这种款式的帽型通过时间的推移在中原不断发展为一种服制符号。而在辽代墓葬散乐图中的高山幞头的展脚形态通常并非常规的汉式幞头，在部分画面中，乐师的展脚形态极为夸张，以体现其特殊的装饰性，或也有可能是为特殊强调这一民族政治符号而有意设计该种帽型。
在散乐场景中人物排布越是较为宽松的画面，高山幞头的展脚形态越丰富且越长。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例，一号墓前室东壁散乐图场景规模最大，人物丰富配器齐全，画面中的人物除舞者外，均佩戴为卷脚高山幞头，密集排布的人物穿插排列，无法使幞头展开较大，容易对人物面部或乐器细节产生遮挡，绘制者以方正的“高山“突出了这一帽型特色。同样帽型的乐师也出现在五号墓前室东壁上，虽然相较一号墓东壁散乐图人物数量较少，但人物排列方式与其相同，均为前后穿插排布，占位较为集中。与此类型相反的则为前文所提到的M4墓前室东壁散乐图，画面较长，且人物绘制较小，数量也不及一号墓散乐图，但人物排布位置较为宽松，这一构图使得绘制者对人物的高山幞头进行了更深刻的强调，画面中乐师头饰部分均有较长或较夸张的展脚，其中除左数第一个非乐师人物外，所有乐师展脚尾部弯曲的形态并非史料中记载的宋式高山幞头展脚。在散乐画面中，绘制者更希望强调这一特殊细节。
除此类型之外，还有具备精致的装饰意味幞头，如六号墓前室西壁散乐图中乐师幞头上所着的花卉，也是中原地区的一种特殊喜好。契丹民族所居的北部地区花卉种类较少，游牧为生的民族多以金银玉石为装饰，起初不喜着不易于保存的花卉，而花卉种类繁多的中原地区的宋人却具备簪花的风俗，宋代朝廷的簪花礼仪是制度的一部分，皇帝为臣下赐花簪花具备着政治上的特殊功能，《钱塘遗事》所记载的“五荣”中就有“御宴赐花， 这是对于宋朝官员的一种荣耀与恩典[8]。而并非是来源于北方游牧服饰特色的装饰习俗。在六、七、十号墓壁画散乐图中这种民族政治符号被明显的运用在了等级低下的乐师身上。包括高山幞头展脚也根据簪花被丰富为特殊形态的花翅，”高山“部分也出现了形状改动。这种夸张的造型方式是表象上是舞台服饰中夸张装饰的一种体现，但也可能蕴含着辽代统治阶级对宋的贬义隐喻。
除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头饰装饰外，画面所表现的乐舞服装款式细节更为耐人寻味。乐师着装逐渐从契丹早期侍从穿着，转向融合着汉族元素的袍服穿着。具有强烈民族属性的圆领长袍，也从最开始的后开禊长袍，转向更能体现汉族着装结构的侧开禊长袍。如前文所述的宣化下八里M4墓室中乐师们的穿着区别，开禊方向在辽代的袍服中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差异，因契丹民族的生活环境与游牧狩猎需求，为避风与骑射方便，契丹中长款袍服多为后开禊[9]。如张安达不花夫妇墓归来图人物的着装。而中原汉族并没有此类因生活环境影响的着装需求，受思想观念与文化影响，身着可包裹身体的及地长交领袍，为方便长袍行动与剪裁便利，服装多为侧开禊，这种方式被沿用到了圆领袍服中，侧开禊也成为了汉族的着装符号，辽代契丹与汉民族的融合被再次展现在这些细节内。在辽代“散乐图”场景中，侧开禊圆领袍服着装占大多数，在细节上引起笔者关注的则在于画面中对开禊位置的特殊表现上。这种表现是不同于该时期正常服装的装饰差异，在图像中被反应于线条的穿插结构与褶裥堆积方式上，看似细微的差异为乐舞服饰增添了辽代普通侍从服装不具备的结构特征。
首先以河北宣化下八里五号辽墓张世古墓为例，前室东壁散乐图中乐师身着的袍服侧开禊夹角角度极大，并且在侧开禊位置内露有短袍，外袍开禊位置褶皱线较为密集，由一点向下散射。在而同时期身份低微的侍者，身着同款式的侧开禊袍服却不具备此特征，后室西壁生活服侍图中持盘与持拂尘者的袍服同样属于侧开禊款式长袍，开禊角度并不明显，并且侧缝线位置周围并无明显褶皱线。这一细节被更明显的表现在了宣化六号、七号、十号辽墓中，六号墓前室西壁散乐图上以笙乐师为例，侧开禊角度更加明显，褶皱线散射密集，且袍服前片下摆变窄，明显为聚集堆积，内部的短袍结构被绘制的更为明显，下摆位置呈现波浪形堆积褶皱，这种特殊的结构细节在七号墓与十号墓中更为夸大，外袍侧开禊被内袍堆积的面料撑开，外袍与内袍褶皱线条堆积十分明显，更特别的是，这两幅散乐图中的乐师圆领外袍下摆，被绘制成为下垂分三叉尖角的对称形状，在袍服的剪裁结构上，是不具备这种下摆剪裁方式的。根据前文所观察到的画面信息，该形状出现很可能是对下摆堆积面料的简化绘制，减少竖向的堆积线条，以对称的手法表现下摆褶皱结构，为达到装饰性的目的。
按照服装结构的角度而言，能使侧开禊位置角度扩大从而使面料产生堆积的方式，或许与内部短袍有关，而短袍两侧高中心低的波浪褶皱显示着该款式很有可能是一种放摆宽袍。这样的款式也出现在了关山辽萧和墓南壁出行图中，其中的十四名汉族官员徒步而行。[10]与散乐图不同的是，官员着麻鞋，而非具有契丹特色的长靴，同样的着装且在行进过程中，侧开禊也并没有被表现的过于夸张。在散乐图的绘画表现中对该结构细节的夸张表达，也是对辽代社会审美倾向的一种独特表现手段，或许体现着散乐服装的表现性与舞台装饰性特征，也或许在更深层次具备着辽朝契丹族对宋朝汉族统治与贬低的隐晦政治等级含义。
三、结语
辽代壁画所描绘的散乐场景，是辽代墓葬中较为特殊部分，图像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与服装穿着反映着辽代的社会背景、政治信息、文化内涵等方面，散乐人物的服装在画面的表现中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细节变化，这些细节信息也隐藏着深层的文化价值，绘画的表现手法也深层的体现了辽代的审美倾向。以对下层侍从阶级的服装观察视角，为扩充该时期民族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异与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更为的丰富的研究观点，通过分析散乐人物的身份等级与着装信息，推测统治关系被更深的隐藏在了被外化展示的乐舞情景中，以辽代墓室壁画为切入点，综合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图像信息，对辽代壁画图中的服装细节性特征进行分析。随着当代学者对辽代墓室壁画的不断探索，图像中辽代服饰所隐藏的文化信息将在未来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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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孙墨一（1998-），女，蒙族，内蒙古呼和浩特，硕士，内蒙古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