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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各国皆有。美国就有一批写总统政治丑闻的作品，例如约翰·厄里奇曼(John Ehrlichman)1976年出版的《陪伴》就对好几个总统的政治丑闻进行曝光；另一位作家瓦尔特·斯托瓦尔(Walter Stovall)的《总统告急》，居然将总统写成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极端自私者。英国也有一批专写官场腐败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作家大概是查尔斯·斯诺(Charles Snow)，1940年到1970年间，他以《陌生人和兄弟们》为题，写了11卷分类小说，涉及英国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过，在英美等国家，这类官场小说被归类为“暴露小说”，因为这些作家不仅暴露官场黑幕，还暴露商业、医疗、教育、影视等社会各方面的黑幕，例如美国作家西德尼·谢尔顿(Sidney Sheldon)和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都是著名的暴露小说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大概只有中国有“官场小说”的名称。中国文坛有一个专写官场小说的作家群，他们相当集中地暴露官场的内幕，并形成了一股官场小说的创作潮流。当下中国官场小说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张平的《天网》、《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等等。中国作家为什么独爱写官场呢?是中国作家的视野不够开阔?是中国其他行业部门的内幕不值得暴露?都不是，而是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中，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场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纲”，它的影响辐射到社会的各个行业，纲举目张，写的是官场小说，描述的是整个社会。中国作家独爱写官场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官场确实有话可说，它给作家们提供的创作素材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不仅给作家们提供创作灵感，还给作家们提供思考的空间。中国作家独爱写官场小说的再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官场体制并不完全透明，与普通老百姓有着一定的距离。距离带来了关注度，也带来了神秘感。充满着神秘感的关注度必然带来各种添油加醋的道听途说，其中发生了什么以及怎么发生的，正常的消息途径的空缺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想象空间，读者的需求给了作家们创作的动力。
与英美官场黑幕小说相同的是，中国官场小说也是以官场腐败作为情节元素，以揭秘作为创作线索，以真相大白或者惩恶作为故事的结局。从小说的美学表现上说，它们属于一类。但是中国的官场小说有着自我的特点。英美官场小说主要写贪官怎样利用体制进行贪腐和作恶，中国的官场小说主要写体制中的弊病怎样使人堕落和贪腐。《沧浪之水》中国人为原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人生的理想，可是再怎么能干、再怎么聪明，在现实社会中就是行不通。现实告诉了池大为一个事实，在中國社会中要想实现人生理想，不进入官场根本就行不通。小说的结尾，池大为在父亲的坟前烧掉了父亲留给他的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随风飘去的不一定是灰烬，还有纯真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进入官场就能实现人生理想了吗?不一定，《同画》中朱怀镜年方三十就当上了副县长，可是自己的愿望就是难以实现，现实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场就是一个一个的权力生态圈，你只有进入生态圈中才有实现愿望的空间。一旦进入官场生态圈，就必须根据官场生态圈的游戏规则办事，有些事情明明有违事实，甚至是有违良心，也不得不去做，于是《苍黄》中那些官场“差配”和精神病人诊断也就有了合理的理由。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场小说都对官吏体制中的弊病表示了愤恨和无奈，却很少对政治和社会体制中的弊病进行批判，也很少写体制中的官员们的灵魂如何痛苦和挣扎，中国的官场小说总是在道德上做文章，津津乐道于那些贪官们如何地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肮脏龌龊，表面上如何风风光光，背地里却见不得人。小说不是要通过事件的描述写出问题的思想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是通过事件的描述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个坏人，这件事就是件坏事，并从中告诫读者，这么大的官做这么坏的事情，这个官场不腐败才怪呢。中国的官场小说也并不一味地揭露和批判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不管腐败的官僚有多么少，小说中一定会有一个(或几个)清官，这些清官虽然一直受到打压，但是那种一心系着人民、鞠躬尽瘁的形象总是令人动容。更主要的是这些清官构成了对贪官的制衡的力量，形成了小说的矛盾冲突。同样不管腐败的力量多么强大，小说的最后这些腐败的官员和腐败行为一定会在上级部门的介入下受到惩罚或者得到揭露，污染的土地终将恢复蓝天绿水。这样的小说情节和结尾在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就是中国官场小说特有的“清官意识”和“光明的结尾”。中国官场小说的“清官意识”和“光明的尾巴”常常被人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矫情和作假，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贬低。不仅仅是中国的出版体制需要作家做出这样的情节安排，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中国官场中不管有多么腐败，的确是有一股制衡的力量，这股制衡力量也许不是某一个清官，而是民意和党纪国法，它使得贪官们不敢肆无忌惮；中国贪官不管官位多大，只要一经查实，必将受到惩罚，中央在对待贪腐官员从来不手软，光明的尾巴既是愿望，也是事实。
官场小说是当下中国阅读热点之一，这是被点击率和图书畅销榜所证明的事实，但是评论家们对官场小说的评价一直不高，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读者所喜欢的作品，就进不了很多评论家的“法眼”呢?是读者的审美层次太低，还是评论家的眼光不准?我认为还是评论者的眼光出现了问题，他们没有真正读懂官场小说。
评价一部小说的水平高低关键在于如何设立评价标准。如果从精英文学(这个名称不科学，姑妄称之)的标准评价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的水平确实不高，人性刻画的浅薄、情节模式的老套、场面描写的无聊、情感描写的轻浮等等，这些评价语言都用得上。而且这些评价都有道理，它们有鲁迅小说那么深刻的人性刻画吗?有80年代的那些小说那么犀利的批判色彩吗?这么一比，官场小说简直是无地自容了。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考虑，让官场小说像精英文学那样注重刻画人性，注重批判色彩和人文内涵，它还能称上是“官场小说”吗?它还会有那么多读者吗?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呢?是我们的评论家用错了批评标准，将精英文学的标准用于大众文学的官场小说上。
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准有终极性和适应性的不同。文学作品就是要表现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叙事作品(特别是小说)应该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并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思想情感。这是文学创作与批 评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其创作与批评都应该根据这样的终极目标确定标准。但是不同的文学类型由于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就有不同的美学特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学类型创作和批评的适应性。将高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标准要求大众文学，大众文学就一钱不值，最后只能是消灭大众文学；同样偏要以大众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标准看待高雅文学，高雅文学就不可理喻，最后只能降低高雅文学的格调。所以在坚持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终极性标准的前提下，对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同类型的思维，对不同类型的批评应该有不同的批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的欣赏和批评才‘能落在“点”子上，米用斗量，布用尺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官场小说是大众文化的文学表现。大众文化所关心的是发生在当下、而为大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官场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写了当下的官场。综观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官场小说最繁荣的是两个时期，一个是晚清，一个就是当下。官场的腐败无疑是晚清重大的社会问题，晚清的官场小说描述的就是当时官场如何的腐败。无可讳言，官场腐败确实是当下重大的社会问题，官场小说在当下繁荣理所当然。在当下中国的文坛，拒绝崇高、逃避现实几乎成为了一种风气，官场小说却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审视崇高、直面现实的小说类型。这并不是官场小说家们有什么特别高尚的文学理念，而是大众文化特性使其然也。
官场小说就是模式小说。“腐败+阴谋+美色+内幕”是官场小说惯用的模式。只要一提到官场小说，这些模式和套路就浮现在眼前。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指责这些模式和套路，它们就是官场小说的标志。就像武侠小说有“夺宝”、“复仇”、“争霸”、“情变”、“行侠”五种模式；侦探小说有“设谜”、“破谜”、“说谜”三程式；爱情小说有“言情”、“悲情”、“惨情”三波段一样，其模式就是官场小说那路“拳”的招式。去掉了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这些模式，它们就不成其为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了。同样，去掉了官场小说的那些模式，也就没有了官场小说。我们当然鼓励那些既保持着模式小说“味”，又有着新的突破的小说的创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模式小说情节的生动和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情节模式的组合和变换之中，就像玩魔方组合，最后的结果你早已心知肚明，乐趣就在不断地扭转组合之中。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模式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模式小说作家的高明就在于如何将这个过程设计得让人玩得乐而不疲、疲而不忘，而读者认为的“好看”也就在于是否真的被作家设计的过程所迷住。近年来，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为人们所关注，被认为是官场小说创作新的发展。要论套路，《驻京办主任》还是官场小说的那些套路，但是它有了新的“变法”和“扭法”，那就是“秘书视角”。秘书是官场核心事件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是官员的替身，又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从这个视角出发，作者就既能淋漓尽致地揭秘，又能发几句感慨式的批评，既能写混迹于其中的内幕，又能在文字上保持几分清醒。但是小说中清醒的批判是那么的微弱，不管是死心塌地，还是身不由己，那些秘书们最后卷进了官场的漩涡，这就是秘书的归宿。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和思索官场的规则，这就是《驻京办主任》给官场小说带来的最新的“变法”和“扭法”。
官场小说表现的是一种“草根心态”。这种“草根心态”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社会心态。官场小说都是从老百姓的视角看官场。既然中国当下的官场有那么多问题，老百姓当然就关心它，可是中国的官场体制透明度不够，大众媒体上的粉饰的话太多，官场小说却告诉读者官场的内幕以及官员是什么样的人。读者知道这是作家笔下的官场和作家描绘的官员，并不一定符合真实的现状，但是通过阅读可以满足对官场和官员的好奇心；读者也知道其中很多的情节并不合理，破绽是那么多，但是却能够表现出巨大的容忍和宽容，就因为小说的草根视角与他们的观感相一致。大众文化要求作家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上看问题，官场小说做到了这一点。二是自然心态。官场小说除了满足于读者的好奇心之外，还刺激着读者的潜意识。那些内幕、美色、阴谋刺激的是读者的窥私欲和情欲，它们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搅拌在一起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老套，却没有疲态，因为这些潜意识是人的自然心态，不但具有普遍性，而且永远处于更新的状态。
官场小说的创作需要规范，但应该明白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流行。当下的中国的官场小说充塞于各个书店的书柜，而大多数作品粗制滥造，很多评论家忧心忡忡，认为这是浮躁的阅读现象。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忧虑，这是模式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模式小说的生命力所在。稍微梳理一下各种类型的模式小说的发展起伏就会发现，模式小说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先导引领、群众运动和英雄辈出，并循环往复。所谓“先导引领”是指某类小说类型变革；所谓“群众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跟风”阶段；所谓“英雄辈出”是指在“跟风”中出现了具有个性的流派。例如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是由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先导，接著是各色人等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股武侠小说创作狂潮，这是群众运动的阶段，然后在群众运动中产生了李寿民为代表的“剑仙派”、王度庐为代表的“侠情派”、白羽为代表的“人生派”、朱贞木为代表的“历史派”。用这样的发展态势看当下中国的模式小说，很多类型的小说正处于“群众运动”阶段，例如以黄易的《寻秦记》为先导，一股玄幻、穿越小说创作的“群众运动”正在进行中；以美国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达·芬奇密码》为先导，悬疑小说也正在中国掀起了创作旋风。中国的官场小说也处于“群众运动”阶段。处于“群众运动”阶段的模式小说创作，其形态是粗放型的，泥沙俱下，但是这些粗放型的小说创作却充满激情，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其中蕴藏着强有力的生命的跳动点。我们很难说在中国就不会出现官场小说大师。模式小说的优秀与否不在于创作形态是否精致、是否“高品位”，而在于它是否被大众所认可、所追捧、所模仿。模式小说的魅力在于流行，作品流行多了、时间长了，作家就成为了大师。粗放的流行本来就是模式小说发展的自然阶段，有生命力的部分会沉淀出模式小说的精品，没有生命力的部分会自然淘汰，相信市场，市场的扬弃要比那些自以为是的褒贬有用得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
与英美官场黑幕小说相同的是，中国官场小说也是以官场腐败作为情节元素，以揭秘作为创作线索，以真相大白或者惩恶作为故事的结局。从小说的美学表现上说，它们属于一类。但是中国的官场小说有着自我的特点。英美官场小说主要写贪官怎样利用体制进行贪腐和作恶，中国的官场小说主要写体制中的弊病怎样使人堕落和贪腐。《沧浪之水》中国人为原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人生的理想，可是再怎么能干、再怎么聪明，在现实社会中就是行不通。现实告诉了池大为一个事实，在中國社会中要想实现人生理想，不进入官场根本就行不通。小说的结尾，池大为在父亲的坟前烧掉了父亲留给他的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随风飘去的不一定是灰烬，还有纯真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进入官场就能实现人生理想了吗?不一定，《同画》中朱怀镜年方三十就当上了副县长，可是自己的愿望就是难以实现，现实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场就是一个一个的权力生态圈，你只有进入生态圈中才有实现愿望的空间。一旦进入官场生态圈，就必须根据官场生态圈的游戏规则办事，有些事情明明有违事实，甚至是有违良心，也不得不去做，于是《苍黄》中那些官场“差配”和精神病人诊断也就有了合理的理由。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场小说都对官吏体制中的弊病表示了愤恨和无奈，却很少对政治和社会体制中的弊病进行批判，也很少写体制中的官员们的灵魂如何痛苦和挣扎，中国的官场小说总是在道德上做文章，津津乐道于那些贪官们如何地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肮脏龌龊，表面上如何风风光光，背地里却见不得人。小说不是要通过事件的描述写出问题的思想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是通过事件的描述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个坏人，这件事就是件坏事，并从中告诫读者，这么大的官做这么坏的事情，这个官场不腐败才怪呢。中国的官场小说也并不一味地揭露和批判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不管腐败的官僚有多么少，小说中一定会有一个(或几个)清官，这些清官虽然一直受到打压，但是那种一心系着人民、鞠躬尽瘁的形象总是令人动容。更主要的是这些清官构成了对贪官的制衡的力量，形成了小说的矛盾冲突。同样不管腐败的力量多么强大，小说的最后这些腐败的官员和腐败行为一定会在上级部门的介入下受到惩罚或者得到揭露，污染的土地终将恢复蓝天绿水。这样的小说情节和结尾在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就是中国官场小说特有的“清官意识”和“光明的结尾”。中国官场小说的“清官意识”和“光明的尾巴”常常被人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矫情和作假，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贬低。不仅仅是中国的出版体制需要作家做出这样的情节安排，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中国官场中不管有多么腐败，的确是有一股制衡的力量，这股制衡力量也许不是某一个清官，而是民意和党纪国法，它使得贪官们不敢肆无忌惮；中国贪官不管官位多大，只要一经查实，必将受到惩罚，中央在对待贪腐官员从来不手软，光明的尾巴既是愿望，也是事实。
官场小说是当下中国阅读热点之一，这是被点击率和图书畅销榜所证明的事实，但是评论家们对官场小说的评价一直不高，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读者所喜欢的作品，就进不了很多评论家的“法眼”呢?是读者的审美层次太低，还是评论家的眼光不准?我认为还是评论者的眼光出现了问题，他们没有真正读懂官场小说。
评价一部小说的水平高低关键在于如何设立评价标准。如果从精英文学(这个名称不科学，姑妄称之)的标准评价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的水平确实不高，人性刻画的浅薄、情节模式的老套、场面描写的无聊、情感描写的轻浮等等，这些评价语言都用得上。而且这些评价都有道理，它们有鲁迅小说那么深刻的人性刻画吗?有80年代的那些小说那么犀利的批判色彩吗?这么一比，官场小说简直是无地自容了。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考虑，让官场小说像精英文学那样注重刻画人性，注重批判色彩和人文内涵，它还能称上是“官场小说”吗?它还会有那么多读者吗?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呢?是我们的评论家用错了批评标准，将精英文学的标准用于大众文学的官场小说上。
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准有终极性和适应性的不同。文学作品就是要表现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叙事作品(特别是小说)应该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并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思想情感。这是文学创作与批 评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其创作与批评都应该根据这样的终极目标确定标准。但是不同的文学类型由于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就有不同的美学特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学类型创作和批评的适应性。将高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标准要求大众文学，大众文学就一钱不值，最后只能是消灭大众文学；同样偏要以大众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标准看待高雅文学，高雅文学就不可理喻，最后只能降低高雅文学的格调。所以在坚持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终极性标准的前提下，对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同类型的思维，对不同类型的批评应该有不同的批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的欣赏和批评才‘能落在“点”子上，米用斗量，布用尺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官场小说是大众文化的文学表现。大众文化所关心的是发生在当下、而为大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官场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写了当下的官场。综观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官场小说最繁荣的是两个时期，一个是晚清，一个就是当下。官场的腐败无疑是晚清重大的社会问题，晚清的官场小说描述的就是当时官场如何的腐败。无可讳言，官场腐败确实是当下重大的社会问题，官场小说在当下繁荣理所当然。在当下中国的文坛，拒绝崇高、逃避现实几乎成为了一种风气，官场小说却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审视崇高、直面现实的小说类型。这并不是官场小说家们有什么特别高尚的文学理念，而是大众文化特性使其然也。
官场小说就是模式小说。“腐败+阴谋+美色+内幕”是官场小说惯用的模式。只要一提到官场小说，这些模式和套路就浮现在眼前。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指责这些模式和套路，它们就是官场小说的标志。就像武侠小说有“夺宝”、“复仇”、“争霸”、“情变”、“行侠”五种模式；侦探小说有“设谜”、“破谜”、“说谜”三程式；爱情小说有“言情”、“悲情”、“惨情”三波段一样，其模式就是官场小说那路“拳”的招式。去掉了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这些模式，它们就不成其为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了。同样，去掉了官场小说的那些模式，也就没有了官场小说。我们当然鼓励那些既保持着模式小说“味”，又有着新的突破的小说的创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模式小说情节的生动和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情节模式的组合和变换之中，就像玩魔方组合，最后的结果你早已心知肚明，乐趣就在不断地扭转组合之中。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模式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模式小说作家的高明就在于如何将这个过程设计得让人玩得乐而不疲、疲而不忘，而读者认为的“好看”也就在于是否真的被作家设计的过程所迷住。近年来，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为人们所关注，被认为是官场小说创作新的发展。要论套路，《驻京办主任》还是官场小说的那些套路，但是它有了新的“变法”和“扭法”，那就是“秘书视角”。秘书是官场核心事件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是官员的替身，又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从这个视角出发，作者就既能淋漓尽致地揭秘，又能发几句感慨式的批评，既能写混迹于其中的内幕，又能在文字上保持几分清醒。但是小说中清醒的批判是那么的微弱，不管是死心塌地，还是身不由己，那些秘书们最后卷进了官场的漩涡，这就是秘书的归宿。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和思索官场的规则，这就是《驻京办主任》给官场小说带来的最新的“变法”和“扭法”。
官场小说表现的是一种“草根心态”。这种“草根心态”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社会心态。官场小说都是从老百姓的视角看官场。既然中国当下的官场有那么多问题，老百姓当然就关心它，可是中国的官场体制透明度不够，大众媒体上的粉饰的话太多，官场小说却告诉读者官场的内幕以及官员是什么样的人。读者知道这是作家笔下的官场和作家描绘的官员，并不一定符合真实的现状，但是通过阅读可以满足对官场和官员的好奇心；读者也知道其中很多的情节并不合理，破绽是那么多，但是却能够表现出巨大的容忍和宽容，就因为小说的草根视角与他们的观感相一致。大众文化要求作家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上看问题，官场小说做到了这一点。二是自然心态。官场小说除了满足于读者的好奇心之外，还刺激着读者的潜意识。那些内幕、美色、阴谋刺激的是读者的窥私欲和情欲，它们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搅拌在一起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老套，却没有疲态，因为这些潜意识是人的自然心态，不但具有普遍性，而且永远处于更新的状态。
官场小说的创作需要规范，但应该明白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流行。当下的中国的官场小说充塞于各个书店的书柜，而大多数作品粗制滥造，很多评论家忧心忡忡，认为这是浮躁的阅读现象。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忧虑，这是模式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模式小说的生命力所在。稍微梳理一下各种类型的模式小说的发展起伏就会发现，模式小说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先导引领、群众运动和英雄辈出，并循环往复。所谓“先导引领”是指某类小说类型变革；所谓“群众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跟风”阶段；所谓“英雄辈出”是指在“跟风”中出现了具有个性的流派。例如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是由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先导，接著是各色人等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股武侠小说创作狂潮，这是群众运动的阶段，然后在群众运动中产生了李寿民为代表的“剑仙派”、王度庐为代表的“侠情派”、白羽为代表的“人生派”、朱贞木为代表的“历史派”。用这样的发展态势看当下中国的模式小说，很多类型的小说正处于“群众运动”阶段，例如以黄易的《寻秦记》为先导，一股玄幻、穿越小说创作的“群众运动”正在进行中；以美国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达·芬奇密码》为先导，悬疑小说也正在中国掀起了创作旋风。中国的官场小说也处于“群众运动”阶段。处于“群众运动”阶段的模式小说创作，其形态是粗放型的，泥沙俱下，但是这些粗放型的小说创作却充满激情，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其中蕴藏着强有力的生命的跳动点。我们很难说在中国就不会出现官场小说大师。模式小说的优秀与否不在于创作形态是否精致、是否“高品位”，而在于它是否被大众所认可、所追捧、所模仿。模式小说的魅力在于流行，作品流行多了、时间长了，作家就成为了大师。粗放的流行本来就是模式小说发展的自然阶段，有生命力的部分会沉淀出模式小说的精品，没有生命力的部分会自然淘汰，相信市场，市场的扬弃要比那些自以为是的褒贬有用得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