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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相处和交往中，恩师对我这名来自异邦的关门弟子有太深的教诲，太厚的关切，太多的同情，太高的期许。其实我唯一梦想的，就是能像他那样在自己国家的优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本国的严肃报刊上发表评论。
时值2011年元月的最后一周，我刚从日本参加东京地区多所大学2011年联席研讨会返回香港。清早6点钟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我的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凯尔的电子邮件，他近来忙到难得一年发我3条电邮，标题便是“Daniel Bell(丹尼尔·贝尔)”。我立时萌生不祥之感，果不其然：
“请接受我的安慰，老朋友，你的导师去世了。过去这些年里每次我见到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时候，他都欣悦有加。他是一位真正的智力伟人。
凯尔周四，2011年1月27日，下午7点21分”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2010年初夏，有记者来香港做访谈，问我：“您现在跟老师贝尔还有联系么?”我几分抑郁不欢地答道：“老爷子现在基本住在养老院里。我前一阵去Camhridge(波士顿近郊的我认定是全美国最伟大的小城，因为那儿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两所)一个礼拜，每天给他家打电话，只能跟录音机讲话。找遍了我能打上电话的他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本人。我想可能以现在的健康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长跑，我的老师大概已经跑到395米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差不多跑到300米了，很快的。人生就是一圈长跑。”
恩师一圈91年长跑完了，汗水成池，著述成峰，威名成串，全球著名大学至少有17所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89年5月在庆祝他70岁生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专文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最后一位古典式知识分子”。他对来访的年轻学生说：“我从意志上来讲是乐观主义者，我从心灵上来讲是悲观主义者。”他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全靠超常的毅力和智力，也托福于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上了大学，日后成为先是哥伦比亚大学接着是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的院士及副院长，并任过几届美国总统的国内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顾问委员会成员。
从1984年10月我应邀赴哈佛做关于中国知识界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报告起，到次年8月正式成为他的学生，到1992年6月拿到博士学位，到2002年春收到他最后一封老式信函，到2003年春最后一次与他通电话，20年的相处和交往中，恩师对我这名来自异邦的关门弟子有太深的教诲，太厚的关切，太多的同情，太高的期许。其实我唯一梦想的，就是能像他那样在自己国家的优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本国的严肃报刊上发表评论。先生1965年和老同学欧文·克里斯托一道创办的季刊《公共利益》，日后成为全美国对国内政策影响最大的刊物。
1990年先生首次造访苏联，他的前辈们是从俄国与东欧交界处移民来美国的。我问他的观感如何，他说：“我们代表团是苏联政府的贵宾，到哪儿住的都是当地最高级的贵宾馆。一切物质供应都应有尽有，连餐具都是上个世纪精致的工艺品。可在苏联10多天去了好几个地方，却见不到服务员微笑。临别前在苏联官方宴会上我问服务员：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对客人微笑?服务员反而问我：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服务员老是对顾客微笑?干吗那么多笑容?我礼貌地回答：这种区别不是文化性质的，是制度性质的。”我也告诉贝尔一件实事：1970年代末有位台湾的报纸总编辑绕道几个国家来大陆探亲，在北京的大百货公司里看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其中显要的一条是“不许随便打骂顾客!”总编辑纳闷老半天：咱中国传统不是把顾客尊称为“衣食父母”吗?怎么能随便打骂养活着你的人呢?
贝尔从来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他说他只是在1960年代后期访问过香港，隔着铁丝网边界线用望远镜朝北边的广东省地盘扫描了几分钟。老先生9年前就患有日渐严重的糖尿病，在电话中告诉我不得不坐轮椅了，周围老同事说他“大脑里有太多的知识学问，对他虚弱的双腿来讲是太过沉重的负担”。
在他身体状况能够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这个穷学生没有能力也无机会安排他来访。待到我有机会甚至有能力安排他来华访问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允许他长途跋涉了。
我这个学生永远的心头之痛。
时值2011年元月的最后一周，我刚从日本参加东京地区多所大学2011年联席研讨会返回香港。清早6点钟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我的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凯尔的电子邮件，他近来忙到难得一年发我3条电邮，标题便是“Daniel Bell(丹尼尔·贝尔)”。我立时萌生不祥之感，果不其然：
“请接受我的安慰，老朋友，你的导师去世了。过去这些年里每次我见到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时候，他都欣悦有加。他是一位真正的智力伟人。
凯尔周四，2011年1月27日，下午7点21分”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2010年初夏，有记者来香港做访谈，问我：“您现在跟老师贝尔还有联系么?”我几分抑郁不欢地答道：“老爷子现在基本住在养老院里。我前一阵去Camhridge(波士顿近郊的我认定是全美国最伟大的小城，因为那儿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两所)一个礼拜，每天给他家打电话，只能跟录音机讲话。找遍了我能打上电话的他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本人。我想可能以现在的健康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长跑，我的老师大概已经跑到395米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差不多跑到300米了，很快的。人生就是一圈长跑。”
恩师一圈91年长跑完了，汗水成池，著述成峰，威名成串，全球著名大学至少有17所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89年5月在庆祝他70岁生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专文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最后一位古典式知识分子”。他对来访的年轻学生说：“我从意志上来讲是乐观主义者，我从心灵上来讲是悲观主义者。”他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全靠超常的毅力和智力，也托福于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上了大学，日后成为先是哥伦比亚大学接着是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的院士及副院长，并任过几届美国总统的国内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顾问委员会成员。
从1984年10月我应邀赴哈佛做关于中国知识界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报告起，到次年8月正式成为他的学生，到1992年6月拿到博士学位，到2002年春收到他最后一封老式信函，到2003年春最后一次与他通电话，20年的相处和交往中，恩师对我这名来自异邦的关门弟子有太深的教诲，太厚的关切，太多的同情，太高的期许。其实我唯一梦想的，就是能像他那样在自己国家的优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本国的严肃报刊上发表评论。先生1965年和老同学欧文·克里斯托一道创办的季刊《公共利益》，日后成为全美国对国内政策影响最大的刊物。
1990年先生首次造访苏联，他的前辈们是从俄国与东欧交界处移民来美国的。我问他的观感如何，他说：“我们代表团是苏联政府的贵宾，到哪儿住的都是当地最高级的贵宾馆。一切物质供应都应有尽有，连餐具都是上个世纪精致的工艺品。可在苏联10多天去了好几个地方，却见不到服务员微笑。临别前在苏联官方宴会上我问服务员：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对客人微笑?服务员反而问我：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服务员老是对顾客微笑?干吗那么多笑容?我礼貌地回答：这种区别不是文化性质的，是制度性质的。”我也告诉贝尔一件实事：1970年代末有位台湾的报纸总编辑绕道几个国家来大陆探亲，在北京的大百货公司里看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其中显要的一条是“不许随便打骂顾客!”总编辑纳闷老半天：咱中国传统不是把顾客尊称为“衣食父母”吗?怎么能随便打骂养活着你的人呢?
贝尔从来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他说他只是在1960年代后期访问过香港，隔着铁丝网边界线用望远镜朝北边的广东省地盘扫描了几分钟。老先生9年前就患有日渐严重的糖尿病，在电话中告诉我不得不坐轮椅了，周围老同事说他“大脑里有太多的知识学问，对他虚弱的双腿来讲是太过沉重的负担”。
在他身体状况能够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这个穷学生没有能力也无机会安排他来访。待到我有机会甚至有能力安排他来华访问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允许他长途跋涉了。
我这个学生永远的心头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