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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广受好评的电影《十二公民》里有一个情节，身份为出租车司机的“陪审员”与另一个身为地产商的“陪审员”矛盾相左，于是发牢骚地说，这是工农大众的天下，没有资本家说话的份儿。后者勃然大怒，起身指着前者的鼻子质问，你说谁是资本家？
这个电影属于改编的作品，其受称赞之处就包括本土化做得比较成功。但这个情节太不“本土化”了，现如今资本家还会被当作骂人的话吗？出租车司机的确有可能那么说话，但一定是在反讽官方话语和现实的距离。
“资本家”接下来的自我辩护倒是很接地气的，大意是说，没有人不让你致富，你致不了富是你没本事，不要看别人有钱就不爽，也不要看到从豪车上下来的女学生就说人家傍大款，这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
为什么有人穷，为什么有人富，以上这个说法是很流行的，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有说服力的。说服力来自其内在的合理性的一面，人与人的能力有差异，在竞争中必然最终体现为结果的差异。但以上说法的不合理之处也是明显的，因为能力的差异与结果的差异不成比例，能力差异被某种机制过度放大了。
这种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资本论》中提供的一个案例：19世纪英国有一个皮尔先生，他把价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运到澳大利亚，还富有远见地带去了300个人，可是一到目的地，人就四散了，他连一个替他铺床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生产关系就是放大人与人的能力差异的机制。假设我们能够把《十二公民》里的出租车司机和地产商放在一个公有制企业里工作，结果可能是一个一直当工人，一个当上车间主任，他们之间也有差距，但不会像如今的差距那么大。再假设，把那位自诩为有本事的地产商放在皮尔先生的位置上，他就会明白他的本事其实没那么大。
在某种意义上说，规定生产关系就是政治的全部内容。改革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再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允许资本出现、存在和增殖。资本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家是掌握资本的人，他们之所以显得比别人高大，不过是因为他们站在了他人的肩膀上。
但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那样的地步，即在生产关系领域彻底完成资本主义改造，让资本成为主导一切的逻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殊之处，换句话说，中国国家仍然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它自主地设定所要追求的目标，把资本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它还不是资本的工具。
现实中地方政府的“亲商行为”，乃至对资本卑躬屈膝的举动大量存在，但这不足以改变上述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考量需要资本的配合；其次，大资本可以和高级政府机构，比如省一级政府，达成合作关系，那么到了县市一级，资本自然就具有相对于官员的优势；再次，官员因为腐败而被资本绑架；等等。
有了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也是地产商的“首富”王健林处理政商关系的准则：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王健林的概括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的：以规定生产关系为内容的政治是国家（State）垄断的场域，政府（Government）是国家的一部分，是政治（路线）的执行者，“亲近政府”意味着尽可能地利用既有的规则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远离政治”则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党和国家的自主性，不去企图主导政治的生成。
中央就官员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三令五申，提倡君子之交，禁止官员和商人勾肩搭背。这样的要求是就商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的，是现实的行为准则；至于商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则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表述，把资本纳入到国家意志的范畴内。国家的重大决策也会听取商界的意见，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地握在党和国家手中。
王健林这样的商人是清醒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现阶段商业行为的边界有到位的认识。为此，王健林得到了中纪委机关报的首肯。
说王健林清醒，不是说其他的商人不清醒。但有些人对现状并不满足，希望“把改革引向深入”，在他们的界定中，改革深入是和彻底完成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改造同义的。这是危险的。捍卫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个前提下处理政商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成功的前提条件。
这个电影属于改编的作品，其受称赞之处就包括本土化做得比较成功。但这个情节太不“本土化”了，现如今资本家还会被当作骂人的话吗？出租车司机的确有可能那么说话，但一定是在反讽官方话语和现实的距离。
“资本家”接下来的自我辩护倒是很接地气的，大意是说，没有人不让你致富，你致不了富是你没本事，不要看别人有钱就不爽，也不要看到从豪车上下来的女学生就说人家傍大款，这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
为什么有人穷，为什么有人富，以上这个说法是很流行的，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有说服力的。说服力来自其内在的合理性的一面，人与人的能力有差异，在竞争中必然最终体现为结果的差异。但以上说法的不合理之处也是明显的，因为能力的差异与结果的差异不成比例，能力差异被某种机制过度放大了。
这种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资本论》中提供的一个案例：19世纪英国有一个皮尔先生，他把价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运到澳大利亚，还富有远见地带去了300个人，可是一到目的地，人就四散了，他连一个替他铺床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生产关系就是放大人与人的能力差异的机制。假设我们能够把《十二公民》里的出租车司机和地产商放在一个公有制企业里工作，结果可能是一个一直当工人，一个当上车间主任，他们之间也有差距，但不会像如今的差距那么大。再假设，把那位自诩为有本事的地产商放在皮尔先生的位置上，他就会明白他的本事其实没那么大。
在某种意义上说，规定生产关系就是政治的全部内容。改革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再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允许资本出现、存在和增殖。资本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家是掌握资本的人，他们之所以显得比别人高大，不过是因为他们站在了他人的肩膀上。
但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那样的地步，即在生产关系领域彻底完成资本主义改造，让资本成为主导一切的逻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殊之处，换句话说，中国国家仍然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它自主地设定所要追求的目标，把资本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它还不是资本的工具。
现实中地方政府的“亲商行为”，乃至对资本卑躬屈膝的举动大量存在，但这不足以改变上述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考量需要资本的配合；其次，大资本可以和高级政府机构，比如省一级政府，达成合作关系，那么到了县市一级，资本自然就具有相对于官员的优势；再次，官员因为腐败而被资本绑架；等等。
有了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也是地产商的“首富”王健林处理政商关系的准则：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王健林的概括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的：以规定生产关系为内容的政治是国家（State）垄断的场域，政府（Government）是国家的一部分，是政治（路线）的执行者，“亲近政府”意味着尽可能地利用既有的规则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远离政治”则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党和国家的自主性，不去企图主导政治的生成。
中央就官员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三令五申，提倡君子之交，禁止官员和商人勾肩搭背。这样的要求是就商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的，是现实的行为准则；至于商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则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表述，把资本纳入到国家意志的范畴内。国家的重大决策也会听取商界的意见，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地握在党和国家手中。
王健林这样的商人是清醒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现阶段商业行为的边界有到位的认识。为此，王健林得到了中纪委机关报的首肯。
说王健林清醒，不是说其他的商人不清醒。但有些人对现状并不满足，希望“把改革引向深入”，在他们的界定中，改革深入是和彻底完成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改造同义的。这是危险的。捍卫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个前提下处理政商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成功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