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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郑永年向世界阐述了一个内涵无穷力量的真实中国，同时，又向中国提供内部发展和面对国际新秩序承担更大责任的智慧。
1990年，像那个时候的潮流一样，郑永年出国留学，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他在读博士的后期，转到了比较政治的研究。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对研究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此前在中国，眼睛是向外的，是把别人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
博士毕业后，郑永年去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当时“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有个教授建议他研究一下，于是他便在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机缘巧合，不多久他加入了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
在英国那几年，他获得了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并且透彻地了解了西方实际的政治运作。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可转换性上，他打通了“实际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的通道。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2008年，从英国回新加坡后，郑永年开始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东亚所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日益加大。他的研究，也逐渐向支撑政治运作，为中国崛起提供阐述和一套“心法”上转型。一个中国人在地球上绕了一圈，最终，把他的智慧贡献给这块土地。
学者的担当
在一些人眼中，郑永年并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同时还是一个智囊。郑永年并不介意别人把自己看成什么，但记者认为智囊的角色也许比学者的角色更能发挥作用。
在国际竞争加剧，在一国之内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强的时代，对实际事务的学术研究显然不能仅仅是一堆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的知识，还应有关于“会发生什么”、“如何避免发生”、“如何促动它发生”的研究、预测和把控。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来都具有指导意义。
這也是现在各个层级的“智库”不断出现并发挥作用的背景。
很多人都注意到郑永年最主要的头衔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之外，还有一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IPP正是以“国际视野，中国情怀”来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它的抱负是打造领先世界的中国一流智库。自2012年1月成立后，郑永年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中国研究和政策咨询上独树一帜。
关于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从政治运作，到意识形态领域，到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美国等西方政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郑永年都积极地予以发声，阐释、澄清、分析、预测，并提出各种包括批评在内的建设性意见。他的声音因为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又能适当拉开距离，总能清澄各种混乱，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方案。
郑永年是各种高层论坛的嘉宾，但注重实效的他也有“选择性”，“虚”的论坛去了一次后就再也不会去了，而“实”的论坛，他则乐于去阐述自己的意见。他是做研究的，但从小的农村生活经历使他一直坚信，看到的东西，实在的东西更重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系于真实之上，而只有坚守真实才能看到更多的真实。
中国的改革发展，从可见的政治运作、经济结构的变化，到似乎不可见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现代性”的特点一样，事实上是越来越快的。“研究”本身在思维上具有静态的特点，眼睛似乎更多地盯住“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导致当一些研究成果出来时，社会已经变了。但郑永年的研究都具有前瞻性，他是把研究和中国发展的把握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一个人。历史的维度，国际比较的信度，现实的维度，还有对政治、社会规律的洞察，使他总是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柏拉图曾经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总是拥有无知者缺乏的镇定。而是为学术本身而担当，还是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担当，决定了一个学者的研究路径。
“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郑永年说。
同样，为中国发展贡献智慧，为公共利益而担当，也是中国人的责任。
郑永年向世界阐述了一个内涵无穷力量的真实中国，同时，又向中国提供内部发展和面对国际新秩序承担更大责任的智慧。
1990年，像那个时候的潮流一样，郑永年出国留学，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他在读博士的后期，转到了比较政治的研究。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对研究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此前在中国，眼睛是向外的，是把别人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
博士毕业后，郑永年去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当时“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有个教授建议他研究一下，于是他便在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机缘巧合，不多久他加入了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
在英国那几年，他获得了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并且透彻地了解了西方实际的政治运作。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可转换性上，他打通了“实际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的通道。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2008年，从英国回新加坡后，郑永年开始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东亚所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日益加大。他的研究，也逐渐向支撑政治运作，为中国崛起提供阐述和一套“心法”上转型。一个中国人在地球上绕了一圈，最终，把他的智慧贡献给这块土地。
学者的担当
在一些人眼中，郑永年并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同时还是一个智囊。郑永年并不介意别人把自己看成什么，但记者认为智囊的角色也许比学者的角色更能发挥作用。
在国际竞争加剧，在一国之内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强的时代，对实际事务的学术研究显然不能仅仅是一堆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的知识，还应有关于“会发生什么”、“如何避免发生”、“如何促动它发生”的研究、预测和把控。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来都具有指导意义。
這也是现在各个层级的“智库”不断出现并发挥作用的背景。
很多人都注意到郑永年最主要的头衔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之外，还有一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IPP正是以“国际视野，中国情怀”来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它的抱负是打造领先世界的中国一流智库。自2012年1月成立后，郑永年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中国研究和政策咨询上独树一帜。
关于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从政治运作，到意识形态领域，到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美国等西方政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郑永年都积极地予以发声，阐释、澄清、分析、预测，并提出各种包括批评在内的建设性意见。他的声音因为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又能适当拉开距离，总能清澄各种混乱，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方案。
郑永年是各种高层论坛的嘉宾，但注重实效的他也有“选择性”，“虚”的论坛去了一次后就再也不会去了，而“实”的论坛，他则乐于去阐述自己的意见。他是做研究的，但从小的农村生活经历使他一直坚信，看到的东西，实在的东西更重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系于真实之上，而只有坚守真实才能看到更多的真实。
中国的改革发展，从可见的政治运作、经济结构的变化，到似乎不可见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现代性”的特点一样，事实上是越来越快的。“研究”本身在思维上具有静态的特点，眼睛似乎更多地盯住“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导致当一些研究成果出来时，社会已经变了。但郑永年的研究都具有前瞻性，他是把研究和中国发展的把握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一个人。历史的维度，国际比较的信度，现实的维度，还有对政治、社会规律的洞察，使他总是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柏拉图曾经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总是拥有无知者缺乏的镇定。而是为学术本身而担当，还是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担当，决定了一个学者的研究路径。
“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郑永年说。
同样，为中国发展贡献智慧，为公共利益而担当，也是中国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