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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主动卖给你的，折旧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给一个很低的价格不说，最后还给我打个八折、九折，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呀？”岑慧娇的老公杨秀统说，他至今想不通。
“我把她们身上的各个旮旯，全骂了一遍”，陆树洲说，“没错，每个旮旯，都骂遍了！”
陆树洲骂的是平果县国土局的几个公职人员。这天是7月30日下午，他骂完后，从国土局611办公室直接下楼—不坐电梯。陆树洲认为有官员欺骗他。
和陆树洲想法差不多的不只他一户。全长710公里的云桂高铁，尽管途经平果县只有二十几公里，但改变的却是600多户家庭的命运—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了。因为八成以上的拆迁户，他们所能拿到的补偿总额，都不足以在安置地购买新的宅基地来建房。
这一切，皆始于那条高铁干线。
从迅速崛起到很快消失，驮层屯是其中的代表。
25年前，广西平果县马头镇雷感村驮层屯村民的居住地还是一片荒坡荒地。当时，最早到这里居住的，是一个叫张显明的老师。张是乡下的一名教师，退休时，他希望到县城居住。可1990年，平果县还没有房地产，购地自建，成了唯一的渠道。
张显明托人在驮层屯找到了一块地，买下后建房居住。这里距离县城大约有7公里。“当时，不通水、电，建房需要搅拌水泥的水，都是到比较远的地方，一担担去挑的。”潘爱菊说。
潘是张显明的儿媳妇。她记得，直到1995年，这一带才有3户人来建房居住：一户是一个姓潘的老师，另一户是个叫黄彩珠的人。黄彩珠1995年来这里建房居住，他此前在果化镇粮所上班。
这个村庄可以追溯的历史，不过20来年光景。首批进驻的村民，是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教师、粮所干部。1995年，黄彩珠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块钱。建房的地皮，加上给中间人的介绍费，总共花掉他10400元。
进入2000年以后，来这里买地建房的人，逐渐增多。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有打石头的、发豆芽的、卖菜的、踩三轮的，也有专门来养猪的。他们身上的共同标签是：进城务工人员。
早前，潘爱菊去广东打工4年未归。有次回来，发现连路都找不到了，村子完全变了模样。
这期间，伴随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在平果县发展，驮层屯也有了一个“城市化”的村名—铝城大道左一巷。
2003年4月，平果县所属的百色市，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山、进城、入谷”运动，主要是运用劳务输出和异地安置的办法，引导山民到城镇（城市）、右江河谷一带落户就业。
当时的力度很大。按计划，百色市打算用5～10年的时间，把全市农村50万富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为此，官方通过培训农民工，让他们掌握谋生技能，以更好在城镇就业、创业、落户。
这样背景下，地方政府给了进城人员足够的包容，鼓励他们进城落户。这时，铝城大道左一巷迎来了最为快速发展的时期。截至高铁拆迁前，这一带已有200多户村民。
但进入2011年，村民陆续收到风声：高铁要经过铝城大道左一巷。2013年，风声变成了现实，大批的工作组轮番进村做工作。
云桂铁路建设，平果县路段涉及的拆迁户有600多户，占到云桂铁路拆迁量的52%。重压之下，平果县将拆迁任务，逐一分解到教育局、民政局、商务局等30个单位。
“包片、包段，每个单位包10～20户。”云桂铁路平果县征地拆迁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高铁办）副主任阮家杰告诉《南风窗》记者。
一开始，工作组进村宣传的车辆，每天喇叭里都传出“先安置，后拆迁”的声音。广播后，是实地走访。
平果县拆迁办副主任凌维康来到陈美玲家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阿姐啊，你好嘞，我要是有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我天天杀鸡吃。”陈美玲当时也琢磨着，如果按市场价，她的房子至少应该可以拿到30万元的补偿。
工作人员进村宣传时，说的也都是：以地换地，非法变合法。
因为不管是在城郊，还是在平果县偏远的乡村，村民建房一般都不办证。即便这次拆迁涉及的600多户村民中，有证的，也不过100多户，剩下的都是没证的。
这样，工作组的人就特别强调：“没证，就是非法的，你们的宅基地需要去缴纳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这样，原有宅基地合法了。届时，到了新安置地，才可以以合法对应合法，成功置换。这是以地换地的前提。”
这样，村民心里估摸着：拿着房屋建筑的补偿款，到位于龙居社区的安置地就可以直接建房了。
不过，补偿标准很低。比如岑慧娇的房子，混合结构，每平方米只补偿690元，而她附房属于砖木结构，每平方米补偿只有300元。
当下，平果县的房价已是每平方米近3000元。300元一平方米的补偿标准，确实让很多村民难以接受。
这还不够，村民的房子还要被折旧。如岑慧娇的房子，综合成新率是92%，這意味着她砖木结构的房屋，折旧之后，每平方米实际拿到的价格是276元。
“如果我主动卖给你的，折旧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给一个很低的价格不说，最后还给我打个八折、九折，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呀？”岑慧娇的老公杨秀统说，他至今想不通。
阮家杰说，平果县对房屋建筑面积的补偿标准，和是否合法没有关系。即便证件齐全，也是按标准进行。
问题还在于，评估公司派来评估的人，故意将拆迁户的面积缩水。而房屋的水电、水管，甚至是地基，都不列入可补偿的范畴。
在黄彩珠的家里，记者看到，1995年，当时的平果县土地管理局确认他家建房的占地面积是88平方米。但20年后的今天，这一房屋的占地面积却“缩水”为80平方米。
20年前罚款时，按88平方米来处罚。20年后补偿时，却按80平方米来补偿。此外，房屋的补偿款，算账也能“算错了”，补偿金额比实际应付的，少了100多块钱。 超低补偿款，加上被动折旧，村民之所以还是接受了，因为“没有办法”。
但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地价补偿过低，一平方米只有100.47元。而政府安置给村民的宅基地地价，又是太高—最高的，每平方米达1305元。
扣除缴纳每平方米地基30元的罚款后，村民实际拿到的地基补偿款是一平方米70.47元。即便在20年前，这点补偿，也连当初买地的成本价都不够。阮家杰说，“這是因为他们是违法的”。但即便证件齐全，原有地基的补偿价，也远低于新安置地的购买价。
张荣兰的房屋，属国有划拨用地，证件齐全。政府给他的地价补偿是580多元一平方米，但他到新安置地向政府购买的地价是700多块钱（划拨用地）。划拨对应划拨，但张荣兰却为此多掏几万元。
张荣兰说，他不愿意拆迁，因为他之前的房屋位于一家工厂附近，做早餐、小卖部等生意，异常火爆。可拆迁后，他还需要出高价买一个和以前相比，并不太好的位置。曾经以地换地的承诺，变成了低价征收村民的宅基地，高价卖给村民安置地。
7月29日下午，阮家杰也向《南风窗》记者承认，“当初，工作组为了做工作，肯定会说一些让他们（老百姓）心动的话”。
对此，平果县国土局监察股股长易俊也有耳闻。但他说他没有全程参与，所以也不清楚是哪个说的。
对村民反映：房屋已推倒，土地也已供给高铁建设使用，为何还要缴纳每平方米30元的违法用地罚款？
易俊承认：原本，这笔费用应该在建设时就开罚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推迟了。如今，工作的推进几乎是同时进行，所以出现一些房子即便已经拆了、地也已交了，但还要去缴纳违法用地罚款的情况。
类似的罚款是，房屋在去年甚至前年已拆，而今村民要在新的安置地购买宅基地时，也要先缴纳过去因没有办证而违法的建筑罚款，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按57元收取。“这是为了创收而罚款”，黄牡丹说。
村民和平果县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是身处一个平台。
一份在2013年年底签订的《云桂铁路平果段征收房屋建（构筑物）设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自建）》上，记者注意到，里面的表述有“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高铁办在统一规划安置回建的宅基地上，安排一块宅基地给村民，回建后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原主房（宅基地）占地地价和安置地地价待定，安置地号待定（确定后另立补充协议）”。
高铁办是平果县政府下设的一个临时机构，工作人员从各单位和部门抽调过来。他们在和村民签订协议时，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没有尽量明晰。等村民签订协议、政府拆了房后，他们才告诉村民：你们老的宅基地地价是一平方米100元左右，而政府安置地地价是1300元左右。
“补偿款到手还没暖，又全部转给他们了”黄彩珠说，他今年80岁了，没见过这么干的。
“如果当初工作组把话说清楚了，村民肯定就不肯拆房子了”，阮家杰说，“但高铁是重点工程，不管怎样，都要全部拿下”。
但问题是：“拿下”之后，如何善后？
对此，平果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韩惺告诉《南风窗》记者，所有关于安置以及缴纳相关费用等，都是依法依规进行的。
7月29日上午，在高铁办，很多前来讨要过渡费的村民遭到了阮家杰的拒绝。
过渡费，本是高铁方对支持高铁建设的村民，在还没来得及获得安置的情况下，让村民出去找房子租住，高铁方给村民支付租金。2014年的过渡费，当时因拆房需要，已支付了—每平方米4元。
房子拆了以后，自2015年起至7月底，村民就没能领到过渡费。因为高铁办要求他们：要领过渡费，必须接受政府给他们每平方米100.47元的老宅基地补偿款，并把钱领走。这种捆绑的模式，遭到村民拒绝。“扣除每平方米罚款30元后，一个平方米实际补偿70元，而他们卖给我们的是一平方1300多元”黄牡丹说，地价相差18.5倍。
7月30日，阮家杰答应将过渡费支付给村民，不再捆绑。
陆树洲花了10多万元，交了新宅基地的地价后，平果县国土局给他出具了一张“仅供内部使用”的收据，收费名称是“建设用地费用”，收据上的会计、出纳、经手人，均没有工作人员的签名，只有县国土局的公章。
交完这笔费用后，工作人员让陆树洲填写一张《自愿交款书》。陆树洲对这很不满，“协议说好先建房，再完善手续，现在不交钱就不给建房，我这哪里是自愿交款的？”
交款后，有朋友提醒陆树洲索要发票时，他手里扬着一张粉红色的收据，瞪大眼睛说：“这不是发票吗？！我去找她们！”冒着大雨，陆树洲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赶到了县国土局，将负责办理的女工作人员，骂了一顿。在其他村民面前，此刻的他，就像刚打了胜仗归来的小孩，脸上洋溢着“终于雄起一回”的快感。
听罢，村民也笑了。
“我把她们身上的各个旮旯，全骂了一遍”，陆树洲说，“没错，每个旮旯，都骂遍了！”
陆树洲骂的是平果县国土局的几个公职人员。这天是7月30日下午，他骂完后，从国土局611办公室直接下楼—不坐电梯。陆树洲认为有官员欺骗他。
和陆树洲想法差不多的不只他一户。全长710公里的云桂高铁，尽管途经平果县只有二十几公里，但改变的却是600多户家庭的命运—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了。因为八成以上的拆迁户，他们所能拿到的补偿总额，都不足以在安置地购买新的宅基地来建房。
这一切，皆始于那条高铁干线。
城郊长出村落
从迅速崛起到很快消失，驮层屯是其中的代表。
25年前，广西平果县马头镇雷感村驮层屯村民的居住地还是一片荒坡荒地。当时，最早到这里居住的，是一个叫张显明的老师。张是乡下的一名教师，退休时，他希望到县城居住。可1990年，平果县还没有房地产，购地自建，成了唯一的渠道。
张显明托人在驮层屯找到了一块地，买下后建房居住。这里距离县城大约有7公里。“当时，不通水、电，建房需要搅拌水泥的水，都是到比较远的地方，一担担去挑的。”潘爱菊说。
潘是张显明的儿媳妇。她记得，直到1995年，这一带才有3户人来建房居住：一户是一个姓潘的老师，另一户是个叫黄彩珠的人。黄彩珠1995年来这里建房居住，他此前在果化镇粮所上班。
这个村庄可以追溯的历史，不过20来年光景。首批进驻的村民，是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教师、粮所干部。1995年，黄彩珠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块钱。建房的地皮，加上给中间人的介绍费，总共花掉他10400元。
进入2000年以后，来这里买地建房的人，逐渐增多。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有打石头的、发豆芽的、卖菜的、踩三轮的，也有专门来养猪的。他们身上的共同标签是：进城务工人员。
早前，潘爱菊去广东打工4年未归。有次回来，发现连路都找不到了，村子完全变了模样。
这期间，伴随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在平果县发展，驮层屯也有了一个“城市化”的村名—铝城大道左一巷。
2003年4月，平果县所属的百色市，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山、进城、入谷”运动，主要是运用劳务输出和异地安置的办法，引导山民到城镇（城市）、右江河谷一带落户就业。
当时的力度很大。按计划，百色市打算用5～10年的时间，把全市农村50万富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为此，官方通过培训农民工，让他们掌握谋生技能，以更好在城镇就业、创业、落户。
这样背景下，地方政府给了进城人员足够的包容，鼓励他们进城落户。这时，铝城大道左一巷迎来了最为快速发展的时期。截至高铁拆迁前，这一带已有200多户村民。
拆迁补偿猫腻
但进入2011年，村民陆续收到风声：高铁要经过铝城大道左一巷。2013年，风声变成了现实，大批的工作组轮番进村做工作。
云桂铁路建设，平果县路段涉及的拆迁户有600多户，占到云桂铁路拆迁量的52%。重压之下，平果县将拆迁任务，逐一分解到教育局、民政局、商务局等30个单位。
“包片、包段，每个单位包10～20户。”云桂铁路平果县征地拆迁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高铁办）副主任阮家杰告诉《南风窗》记者。
一开始，工作组进村宣传的车辆，每天喇叭里都传出“先安置，后拆迁”的声音。广播后，是实地走访。
平果县拆迁办副主任凌维康来到陈美玲家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阿姐啊，你好嘞，我要是有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我天天杀鸡吃。”陈美玲当时也琢磨着，如果按市场价，她的房子至少应该可以拿到30万元的补偿。
工作人员进村宣传时，说的也都是：以地换地，非法变合法。
因为不管是在城郊，还是在平果县偏远的乡村，村民建房一般都不办证。即便这次拆迁涉及的600多户村民中，有证的，也不过100多户，剩下的都是没证的。
这样，工作组的人就特别强调：“没证，就是非法的，你们的宅基地需要去缴纳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这样，原有宅基地合法了。届时，到了新安置地，才可以以合法对应合法，成功置换。这是以地换地的前提。”
这样，村民心里估摸着：拿着房屋建筑的补偿款，到位于龙居社区的安置地就可以直接建房了。
不过，补偿标准很低。比如岑慧娇的房子，混合结构，每平方米只补偿690元，而她附房属于砖木结构，每平方米补偿只有300元。
当下，平果县的房价已是每平方米近3000元。300元一平方米的补偿标准，确实让很多村民难以接受。
这还不够，村民的房子还要被折旧。如岑慧娇的房子，综合成新率是92%，這意味着她砖木结构的房屋，折旧之后，每平方米实际拿到的价格是276元。
“如果我主动卖给你的，折旧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给一个很低的价格不说，最后还给我打个八折、九折，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呀？”岑慧娇的老公杨秀统说，他至今想不通。
阮家杰说，平果县对房屋建筑面积的补偿标准，和是否合法没有关系。即便证件齐全，也是按标准进行。
问题还在于，评估公司派来评估的人，故意将拆迁户的面积缩水。而房屋的水电、水管，甚至是地基，都不列入可补偿的范畴。
在黄彩珠的家里，记者看到，1995年，当时的平果县土地管理局确认他家建房的占地面积是88平方米。但20年后的今天，这一房屋的占地面积却“缩水”为80平方米。
20年前罚款时，按88平方米来处罚。20年后补偿时，却按80平方米来补偿。此外，房屋的补偿款，算账也能“算错了”，补偿金额比实际应付的，少了100多块钱。 超低补偿款，加上被动折旧，村民之所以还是接受了，因为“没有办法”。
“白菜价”与“黄金价”
但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地价补偿过低，一平方米只有100.47元。而政府安置给村民的宅基地地价，又是太高—最高的，每平方米达1305元。
扣除缴纳每平方米地基30元的罚款后，村民实际拿到的地基补偿款是一平方米70.47元。即便在20年前，这点补偿，也连当初买地的成本价都不够。阮家杰说，“這是因为他们是违法的”。但即便证件齐全，原有地基的补偿价，也远低于新安置地的购买价。
张荣兰的房屋，属国有划拨用地，证件齐全。政府给他的地价补偿是580多元一平方米，但他到新安置地向政府购买的地价是700多块钱（划拨用地）。划拨对应划拨，但张荣兰却为此多掏几万元。
张荣兰说，他不愿意拆迁，因为他之前的房屋位于一家工厂附近，做早餐、小卖部等生意，异常火爆。可拆迁后，他还需要出高价买一个和以前相比，并不太好的位置。曾经以地换地的承诺，变成了低价征收村民的宅基地，高价卖给村民安置地。
7月29日下午，阮家杰也向《南风窗》记者承认，“当初，工作组为了做工作，肯定会说一些让他们（老百姓）心动的话”。
对此，平果县国土局监察股股长易俊也有耳闻。但他说他没有全程参与，所以也不清楚是哪个说的。
对村民反映：房屋已推倒，土地也已供给高铁建设使用，为何还要缴纳每平方米30元的违法用地罚款？
易俊承认：原本，这笔费用应该在建设时就开罚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推迟了。如今，工作的推进几乎是同时进行，所以出现一些房子即便已经拆了、地也已交了，但还要去缴纳违法用地罚款的情况。
类似的罚款是，房屋在去年甚至前年已拆，而今村民要在新的安置地购买宅基地时，也要先缴纳过去因没有办证而违法的建筑罚款，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按57元收取。“这是为了创收而罚款”，黄牡丹说。
“拿下”之后，如何善后
村民和平果县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是身处一个平台。
一份在2013年年底签订的《云桂铁路平果段征收房屋建（构筑物）设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自建）》上，记者注意到，里面的表述有“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高铁办在统一规划安置回建的宅基地上，安排一块宅基地给村民，回建后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原主房（宅基地）占地地价和安置地地价待定，安置地号待定（确定后另立补充协议）”。
高铁办是平果县政府下设的一个临时机构，工作人员从各单位和部门抽调过来。他们在和村民签订协议时，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没有尽量明晰。等村民签订协议、政府拆了房后，他们才告诉村民：你们老的宅基地地价是一平方米100元左右，而政府安置地地价是1300元左右。
“补偿款到手还没暖，又全部转给他们了”黄彩珠说，他今年80岁了，没见过这么干的。
“如果当初工作组把话说清楚了，村民肯定就不肯拆房子了”，阮家杰说，“但高铁是重点工程，不管怎样，都要全部拿下”。
但问题是：“拿下”之后，如何善后？
对此，平果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韩惺告诉《南风窗》记者，所有关于安置以及缴纳相关费用等，都是依法依规进行的。
7月29日上午，在高铁办，很多前来讨要过渡费的村民遭到了阮家杰的拒绝。
过渡费，本是高铁方对支持高铁建设的村民，在还没来得及获得安置的情况下，让村民出去找房子租住，高铁方给村民支付租金。2014年的过渡费，当时因拆房需要，已支付了—每平方米4元。
房子拆了以后，自2015年起至7月底，村民就没能领到过渡费。因为高铁办要求他们：要领过渡费，必须接受政府给他们每平方米100.47元的老宅基地补偿款，并把钱领走。这种捆绑的模式，遭到村民拒绝。“扣除每平方米罚款30元后，一个平方米实际补偿70元，而他们卖给我们的是一平方1300多元”黄牡丹说，地价相差18.5倍。
7月30日，阮家杰答应将过渡费支付给村民，不再捆绑。
陆树洲花了10多万元，交了新宅基地的地价后，平果县国土局给他出具了一张“仅供内部使用”的收据，收费名称是“建设用地费用”，收据上的会计、出纳、经手人，均没有工作人员的签名，只有县国土局的公章。
交完这笔费用后，工作人员让陆树洲填写一张《自愿交款书》。陆树洲对这很不满，“协议说好先建房，再完善手续，现在不交钱就不给建房，我这哪里是自愿交款的？”
交款后，有朋友提醒陆树洲索要发票时，他手里扬着一张粉红色的收据，瞪大眼睛说：“这不是发票吗？！我去找她们！”冒着大雨，陆树洲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赶到了县国土局，将负责办理的女工作人员，骂了一顿。在其他村民面前，此刻的他，就像刚打了胜仗归来的小孩，脸上洋溢着“终于雄起一回”的快感。
听罢，村民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