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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于全球主义者而言是令人沮丧的一年，曾经看似互联互通的世界被割裂成一个个孤岛。音乐家与演出主办方的处境尤其艰难。由于新冠疫情全球蔓延，音乐会演出不断被取消、推迟。
被认为是“音乐之都”的维也纳自然首当其冲，一些举世闻名的音乐盛事自然受影响。每年5月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夜音乐会被推迟至9月，即使组织方排除万难保证演出开场，防疫措施也使得演出效果大打折扣。202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虽然如期举行，但大幅减少演出场次，并且削减观众人数，令门票收入大受打击。
音乐对于奥地利而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奥地利把自己与德国区分开来的重要文化遗产。
经过历史的浮沉，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地利帝国，再到奥匈帝国，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共和国政体和纳粹占领，尔后又是冷战期间战战兢兢的中立地位，奥地利可以说是动荡期尤其20世纪欧洲的输家。然而，我们相信在动荡中形成的维也纳音乐传统将会传承下去，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
被打破的“仪式感”
中国音乐爱好者大部分知道“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每年的元旦央视直播，总是吸引到不少从未接触过古典音乐的观众。这个从1938年就开始的音乐传统，成为了世界著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品牌演出。
跟保守的奥地利一样，维也纳爱乐乐团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墨守成规。几十年的新年音乐会，有众多延续至今的传统。
然而疫情暴发，令很多传统被打破。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费罗绍尔表示，202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将“闭门”演出，乐团必须适应没有鼓掌观众的音乐会。
传统而言，需要全场观众合着节拍鼓掌的压轴曲目《拉德茨基进行曲》，该怎样处理？要知道，没有掌声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不是真正的新年音乐会结束仪式。
几十年的新年音乐会，有众多延续至今的传统。
即将第六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在采访中表示，他与乐团讨论过，或许会将《拉德茨基进行曲》从节目单中删除，以《蓝色多瑙河》结尾。但《拉德茨基进行曲》在观众鼓掌中传递的新年喜悦气氛无可取代。对此，穆蒂也坦言，这会是“感伤的结尾”。
然而，象征歌舞升平的新年音乐会，其历史充满感伤和不堪。
生于乱世的新年音乐会
自1838年开始，维也纳一直有新年举行音乐会的传统，只是曲目并未纳入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当代意义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始于1939年，却有着不光彩的“黑历史”。
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约一年半后，指挥家克莱门斯·克劳斯在纳粹德国驻维也纳总督巴尔杜·冯·席腊赫的支持下，排演了首场以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为曲目的音乐会，称为“特别音乐会”。
音乐会在1939年12月31日举行，旨在为纳粹党的“冬季救济基金”筹款，同时也借助施特劳斯圆舞曲的娱乐氛围，鼓舞前线士气。
用历史学家奥利弗·雷斯柯尔布的话讲，这是“通过娱乐进行的宣传”。然而，维也纳爱乐如今的官方历史叙事中，经常将当代新年音乐会的起源描述为乐团成员以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作品进行的抵抗行为，借此向侵占國土的德国人宣示独特的奥地利文化。
但这样的诠释，在事实证据面前不堪一击。纳粹德国于1938年占领奥地利后，维也纳爱乐乐团有1/3的音乐家加入了纳粹党;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虽然对小施特劳斯的音乐致以崇高敬意，但并非将他视为特定的奥地利人，而将他塑造为典型的德意志作曲家，用作构建德国在占领奥地利后新的国家身份认同。纳粹当局自然不会将音乐会看作所谓的颠覆性“抵抗活动”。
奥地利的自我身份迷思
对于小约翰·施特劳斯民族归属的争论，延伸至对其作品《皇帝圆舞曲》的争论，甚至成为奥地利和德国的文化之争。这部作品于1889年首演后，有评论人士将作品开头模仿军队踏步的乐鼓声引子，与普鲁士文化中的军国主义联系起来。加上小约翰·施特劳斯最初在柏林进行《皇帝圆舞曲》的首演，因而该曲目被认为是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表达敬意。
但也有评论人士指出，这部作品是在弗兰茨·约瑟夫继位40周年之际写成，加上1889年版作品封面印制了象征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冠而非德意志帝国的皇冠，时人自然认为它是献给奥匈帝国皇帝的。
二战后，奥地利人坚定表示，自己在本质上是与德国人不同的民族;当年纳粹德国占领吞并奥地利，违背人民最根本的信念与价值。虽然从语言的角度，无法将两个德语民族有效区分开，但从音乐的角度可对两者的民族特性进行分类。德国人通常被刻画为深沉严肃，贝多芬、瓦格纳等音乐家的严肃音乐更能代表德国人的民族性;与之相反，奥地利人注重享乐与感官体验，奥地利自认盛产高质量的音乐供人消遣娱乐。最能体现奥地利文化特征—舒适（德语词Gemütlichkeit）的音乐形式，就是圆舞曲。 也难怪，德国的指挥人才辈出，但直到2019年，维也纳才放心让一位德国指挥家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
维也纳从不缺“感伤”
“感伤”一词对2020年而言非常应景，然而维也纳从来不缺感伤。人们在怀念新冠疫情暴发以前的世界，就像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传达的那种隐隐的感伤怀旧。
在回忆录中，茨威格除了怀念一战以前维也纳的黄金和平年代，还哀叹维也纳的音乐艺术氛围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失去了老一辈的传统守护者—皇室与贵族。他写道：“尽管在18世纪，玛丽亚·特蕾莎让女儿们跟着格鲁克学音乐，约瑟夫二世作为音乐行家与莫扎特讨论歌剧，利奥波德三世自己就会作曲，但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与斐迪南对艺术方面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而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80多岁除了军事名册以外，没读过一本书，甚至对音乐表现出公然的厌恶。”
二战后，奥地利人坚定表示，自己在本质上是与德国人不同的民族。
文人们比较两个时代时，容易陷入“捧一踩一”的惯性思维，这点可以理解。但茨威格显然有失偏颇，即使在弗兰茨·约瑟夫的时代，音乐艺术在维也纳生活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仍然蓬勃发展。
今天位于维也纳环城大道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身是“维也纳宫廷歌剧院”，1861年由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亲自选址并拨款修建;1869年歌剧院以莫扎特的《唐璜》隆重开幕，皇帝还与伊丽莎白皇后出席首演;就连新年音乐会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常驻演出场所—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也是在皇帝划拨的地块上建造;更别提施特劳斯家族经久不衰的音乐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时代的兴盛;尤其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在19世纪后半叶受到皇室贵族与民间大众的热爱，成为维也纳的代名词，甚至奥地利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小约翰·施特勞斯本人，与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有过多次合作。1873年4月，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亲自指挥《维也纳气质》圆舞曲首演。1877年12月，施特劳斯执棒维也纳爱乐在歌剧院首演的、融入了父亲和自己多首作品的集锦作品。1894年10月，维也纳爱乐参与纪念施特劳斯从事音乐行业50周年的音乐会，施特劳斯在电报中写道：“为了乐团的精湛演出以及为我带来无限喜悦的善意，我向著名爱乐乐团的伟大音乐家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是在1899年5月，施特劳斯去世前在歌剧院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指挥自己创作的轻歌剧《蝙蝠》序曲。
对昔日帝国念念不忘
小约翰·施特劳斯成长于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执政奥地利帝国的新时代。年轻的皇帝继位后，对维也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拆掉内城城墙和防御工事，沿着内城修建了环城大道，沿街两侧大建剧院、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教堂等。歌舞升平、享乐生活成为所谓“新维也纳”的精髓。
小施特劳斯的音乐，就是维也纳作为帝国首都美色、美景的真实写照。他创作的圆舞曲，奥地利人一看名称就能勾起对19世纪维也纳的帝都回忆：《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维也纳女人》《维也纳精神》等。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有种魔力，让人对旧的维也纳念念不忘。当然在今天，这种“魔力”也透射出对逝去帝国的感伤。正如传记作家卡尔·科巴尔特在1925年的施特劳斯传记中描述的：“甚至在今天，无论身在这个广阔世界的任何地方，奥地利人和维也纳人一听到施特劳斯精彩喜悦的美妙旋律，就会勾起深深的乡愁，脑海里浮现出这个多瑙河畔可爱城市的美丽画面—史蒂芬教堂、卡伦山、美泉宫的剪影，花团锦簇的安静花园和群山围绕着的美丽蓝色多瑙河。”
时至今日，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不仅仅传递着维也纳人对享乐生活的向往、沉迷、陶醉情绪，更象征着全人类对舒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在异常艰难的2020年结束时，全世界人民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轻松氛围。正如指挥家穆蒂在采访中所说：“最重要的是，全世界都能看到这场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