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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一个湿冷的雨天过了第105个“三八”妇女节，人们依然与一百多年以前一样，讨论着女性的“平等”与“自由”。电视里节日的欢声笑语喧哗，马路上促销的各色彩旗飘扬。穿过这些热闹的喧哗，记者把目光投向女子监狱。高墙背后的女人们，她们的生活愿景，也许很难用那些火热宏大的词汇来描述。
在情感上她们和高墙外的人并没有太大差别
年后的上海还阴冷着，走进围墙三五个女人一组时不时走过空地，你来我往的讨论声让气氛热闹了许多。如果不是她们身着统一的藏蓝色囚服和身后的电网高墙，来者可能无法将此处监狱联想在一起，而更像座工厂或学校。
这里是女子监狱，里外四道铁门关押着数百名女性服刑人员，如今她们在这里以时间和自由为代价赎回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然而剥离这些，在情感上她们和高墙外的人并没有太大差别：牵挂父母、思念子女、担忧捉摸不定的未来。
由警官从监舍带入谈话室，见到记者，许英并未有太多戒备，微微一笑后在桌旁坐下。齐耳短发五官清晰，素面朝天的脸上看得出从前精心修饰过的纹眉与眼线，样子干练而大方。
“明年儿子就高三，其他还好就是担心他的学业，急得不行”，和任何一个担心孩子学业的母亲没有什么区别，许英（化名）谈到儿子的时候，语速会稍显急速一些。
因为合同诈骗触犯法律，彼时刚到不惑之年的许英被判6年刑期，到今年已经服刑5年。许英说自己很早就已经出国闯荡，从事建筑装潢、玻璃幕墙、速冻食品等不少行业，因为能干，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我算是坏人中的好人吧”许英自嘲，“以前任性惯了，觉得做一次没什么关系，后面拿钱补上也行。”生意做得游刃有余以后，抱着侥幸心理，在公司合同上做了隐瞒，被公司出纳告发最终入狱。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聊到家人时许英沉默了许久，“妈妈年纪太大了，难受”。许英的母亲在近40多岁时有了这个独生女儿，很是珍爱。许英入狱后，母女俩僵持着互不联系。
主管警官了解到许英和母亲的关系僵滞，时不时就找许英聊聊家里的情况。
许多女性罪犯在入狱后会有很大的自责情绪
“在这里关押的女犯往往是因为无知或一念之间对法律的漠视而触碰了红线。许多女性罪犯在入狱后会有很大的自责情绪，包括对家人的忧虑，家人会不会包容自己是她们很大的顾虑。缓和犯人与家属间的关系，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犯人积极改造”，许英的主管警官姚慧（化名）警官说。
“年前家人还给监狱写来了感谢信，可能也是觉得我变得宽容体谅人了。现在儿子是妈妈带着，一是担心妈妈身体，二是怕妈妈像当年宠我一样宠外孙，过度溺爱容易让儿子和当年的我一样任性犯错”，越是临近刑满，许英越是有些心急，想着尽快能出去履行自己做母亲的责任。
许英通过写信给儿子，以督促其学习的要求，监狱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许英对孩子的顾念之情，在女子监狱普遍存在。服刑人员子女是个特殊群体，由于父母一方、甚至父母双方在押，成为无人监护的“孤儿”，不仅不能像普通孤儿一般易于获得社会关爱和救助，反而会因父母的罪行而遭到歧视。“女子监狱大部分犯人都是母亲，孩子的教育是否到位、生活有没有保障，是她们最担心地方。有的还存在制度上的问题，比如户口随母亲的孩子，母亲入狱后，是否会面临读书难的问题;有的家境本身贫穷，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姚慧警官称，上海女子监狱一直在尝试结合社会力量，与帮教志愿者一起，协助女性服刑人员处理好家庭关系、安置子女教育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承担了多重角色，作为女性来说，你会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在监狱也是一样，如果可以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激发不同类别女犯对家庭角色特有的核心价值的追求与回归，那这会是最好的改造动力”，姚慧警官说。
走出高墙后她们如何养活自己？
在这座监狱高墙之内，关押着各式各样的女性服刑人员，当刑满释放后，如何让她们带着健康的心理走出高墙，或能用一技之长养活自己，是女子监狱的警官们常常思考的重点。“大部分女犯人家境贫寒，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往往靠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来获取利益。如果有立身之本，也许许多事情就不一样了”，陈瑜警官说。余小颜（化名）今年34岁，已经在女子监狱服刑了7年。2008年，她与日籍丈夫携带冰毒入境中国被抓获，夫妻两人均被判15年。
余小颜长得像典型的江南女子，皮肤白皙清爽，娃娃脸的样子让人看不出真实年龄。当记者问起以后想做些什么事时，余小颜才一改见面时拘谨的样子腼腆地说，自己很爱做绒绣。近两年，女子监狱开设了一些特色艺术课程班：有陶泥班、绒绣班、苏绣、竹刻、剪纸、衍纸（运用卷、捏、拼贴组合等完成的一种纸艺）班等。通过特色劳动项目来对女犯进行矫治，女犯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习。
余小颜的案情可以算是诸多女性走私毒品案例的典型代表。女性是一个偏于感性化的群体，感情生活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因而女性犯罪动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处的诱因有直接关系。家庭經济状况紧张，对毒品没有警惕意识，在朋友及丈夫的游说下，余小颜将900克冰毒带入中国。“朋友让我带，我也没好意思拒绝。他们说冰毒不算毒品，我也觉得毒品应该是海洛因、鸦片这样的才算”，余小颜在被拘留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导致严重后果。“脑子都懵了，觉得这辈子完了，父母打击也很大。”
入狱3年后，余小颜才慢慢缓过劲来，开始接受现实。
“从被拘留到最后出狱，会经过几个阶段。最难受的应该是审判到送往看守所，因为案情还未尘埃落定。正式服刑，会有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的适应期，因为从社会人到服刑人员的转变，生活目标、生活常态都完全不同了。而服刑中期，对家庭、婚姻的担忧会比较明显，服刑后期则是对出狱后对是否能融入社会的顾虑占主导”，余小颜的主管警官陈瑜说。
服刑七年，余小颜如今担忧两件事。一是自己未来的出路，二是充满变数的婚姻。“以前没有知识没有工作，才走错了路。以后总要养活自己。我2013年就参加了普晟开放大学的课程，这是社会承认的文凭，以后能有帮助”，余小颜对今后自己的自立能力还有信心。
对于刑满出狱的罪犯，走出高墙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养活自己。部分刑满释放的人员由于不具备回归社会后的求生技能，往往会因为生活所迫再度触犯法律。
“要让公众对刑释服刑人员不怀有歧视心理，最重要的就是让她们能够自己自立。否则在就业无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她们的处境依然糟糕。”陈瑜警官表示，“让服刑人员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是最有效地帮助她们融入社会的方式。监狱为服刑人员开设文化教育班：如果是文盲，会安排她们进扫盲班;对于有文化基础的，可以继续在成人大学深造，余小颜就正在攻读大专学历课程;另外监狱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比如餐厅服务管理、护理技术培训、茶艺、服装设计等。同时，还会开设特色劳动矫治项目，余小颜参加的绒绣课程就属于这一类别。”
因为余小颜与丈夫表现良好，每年能有一次监狱探视的机会。由于余小颜的丈夫是日本国籍，服刑完毕后将直接遣返日本。余小颜担心自己有服刑记录在案，出狱后或许不能再获签证前往日本与丈夫相见。在聊天过程中，余小颜反覆说道，明白心里着急没有用，着急的时候就做绒绣，做着做着心里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相较于男性，女性心理特征最为突出的变现是富于情感。对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一直是女子监狱研究的重点课题，像余小颜与丈夫的关系以及对婚姻变数的担忧，我们总是通过不同途径对她进行教育和疏导”，陈瑜警官说。
（澎湃新闻网 2015.3.9）
在情感上她们和高墙外的人并没有太大差别
年后的上海还阴冷着，走进围墙三五个女人一组时不时走过空地，你来我往的讨论声让气氛热闹了许多。如果不是她们身着统一的藏蓝色囚服和身后的电网高墙，来者可能无法将此处监狱联想在一起，而更像座工厂或学校。
这里是女子监狱，里外四道铁门关押着数百名女性服刑人员，如今她们在这里以时间和自由为代价赎回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然而剥离这些，在情感上她们和高墙外的人并没有太大差别：牵挂父母、思念子女、担忧捉摸不定的未来。
由警官从监舍带入谈话室，见到记者，许英并未有太多戒备，微微一笑后在桌旁坐下。齐耳短发五官清晰，素面朝天的脸上看得出从前精心修饰过的纹眉与眼线，样子干练而大方。
“明年儿子就高三，其他还好就是担心他的学业，急得不行”，和任何一个担心孩子学业的母亲没有什么区别，许英（化名）谈到儿子的时候，语速会稍显急速一些。
因为合同诈骗触犯法律，彼时刚到不惑之年的许英被判6年刑期，到今年已经服刑5年。许英说自己很早就已经出国闯荡，从事建筑装潢、玻璃幕墙、速冻食品等不少行业，因为能干，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我算是坏人中的好人吧”许英自嘲，“以前任性惯了，觉得做一次没什么关系，后面拿钱补上也行。”生意做得游刃有余以后，抱着侥幸心理，在公司合同上做了隐瞒，被公司出纳告发最终入狱。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聊到家人时许英沉默了许久，“妈妈年纪太大了，难受”。许英的母亲在近40多岁时有了这个独生女儿，很是珍爱。许英入狱后，母女俩僵持着互不联系。
主管警官了解到许英和母亲的关系僵滞，时不时就找许英聊聊家里的情况。
许多女性罪犯在入狱后会有很大的自责情绪
“在这里关押的女犯往往是因为无知或一念之间对法律的漠视而触碰了红线。许多女性罪犯在入狱后会有很大的自责情绪，包括对家人的忧虑，家人会不会包容自己是她们很大的顾虑。缓和犯人与家属间的关系，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犯人积极改造”，许英的主管警官姚慧（化名）警官说。
“年前家人还给监狱写来了感谢信，可能也是觉得我变得宽容体谅人了。现在儿子是妈妈带着，一是担心妈妈身体，二是怕妈妈像当年宠我一样宠外孙，过度溺爱容易让儿子和当年的我一样任性犯错”，越是临近刑满，许英越是有些心急，想着尽快能出去履行自己做母亲的责任。
许英通过写信给儿子，以督促其学习的要求，监狱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许英对孩子的顾念之情，在女子监狱普遍存在。服刑人员子女是个特殊群体，由于父母一方、甚至父母双方在押，成为无人监护的“孤儿”，不仅不能像普通孤儿一般易于获得社会关爱和救助，反而会因父母的罪行而遭到歧视。“女子监狱大部分犯人都是母亲，孩子的教育是否到位、生活有没有保障，是她们最担心地方。有的还存在制度上的问题，比如户口随母亲的孩子，母亲入狱后，是否会面临读书难的问题;有的家境本身贫穷，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姚慧警官称，上海女子监狱一直在尝试结合社会力量，与帮教志愿者一起，协助女性服刑人员处理好家庭关系、安置子女教育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承担了多重角色，作为女性来说，你会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在监狱也是一样，如果可以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激发不同类别女犯对家庭角色特有的核心价值的追求与回归，那这会是最好的改造动力”，姚慧警官说。
走出高墙后她们如何养活自己？
在这座监狱高墙之内，关押着各式各样的女性服刑人员，当刑满释放后，如何让她们带着健康的心理走出高墙，或能用一技之长养活自己，是女子监狱的警官们常常思考的重点。“大部分女犯人家境贫寒，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往往靠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来获取利益。如果有立身之本，也许许多事情就不一样了”，陈瑜警官说。余小颜（化名）今年34岁，已经在女子监狱服刑了7年。2008年，她与日籍丈夫携带冰毒入境中国被抓获，夫妻两人均被判15年。
余小颜长得像典型的江南女子，皮肤白皙清爽，娃娃脸的样子让人看不出真实年龄。当记者问起以后想做些什么事时，余小颜才一改见面时拘谨的样子腼腆地说，自己很爱做绒绣。近两年，女子监狱开设了一些特色艺术课程班：有陶泥班、绒绣班、苏绣、竹刻、剪纸、衍纸（运用卷、捏、拼贴组合等完成的一种纸艺）班等。通过特色劳动项目来对女犯进行矫治，女犯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习。
余小颜的案情可以算是诸多女性走私毒品案例的典型代表。女性是一个偏于感性化的群体，感情生活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因而女性犯罪动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处的诱因有直接关系。家庭經济状况紧张，对毒品没有警惕意识，在朋友及丈夫的游说下，余小颜将900克冰毒带入中国。“朋友让我带，我也没好意思拒绝。他们说冰毒不算毒品，我也觉得毒品应该是海洛因、鸦片这样的才算”，余小颜在被拘留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导致严重后果。“脑子都懵了，觉得这辈子完了，父母打击也很大。”
入狱3年后，余小颜才慢慢缓过劲来，开始接受现实。
“从被拘留到最后出狱，会经过几个阶段。最难受的应该是审判到送往看守所，因为案情还未尘埃落定。正式服刑，会有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的适应期，因为从社会人到服刑人员的转变，生活目标、生活常态都完全不同了。而服刑中期，对家庭、婚姻的担忧会比较明显，服刑后期则是对出狱后对是否能融入社会的顾虑占主导”，余小颜的主管警官陈瑜说。
服刑七年，余小颜如今担忧两件事。一是自己未来的出路，二是充满变数的婚姻。“以前没有知识没有工作，才走错了路。以后总要养活自己。我2013年就参加了普晟开放大学的课程，这是社会承认的文凭，以后能有帮助”，余小颜对今后自己的自立能力还有信心。
对于刑满出狱的罪犯，走出高墙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养活自己。部分刑满释放的人员由于不具备回归社会后的求生技能，往往会因为生活所迫再度触犯法律。
“要让公众对刑释服刑人员不怀有歧视心理，最重要的就是让她们能够自己自立。否则在就业无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她们的处境依然糟糕。”陈瑜警官表示，“让服刑人员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是最有效地帮助她们融入社会的方式。监狱为服刑人员开设文化教育班：如果是文盲，会安排她们进扫盲班;对于有文化基础的，可以继续在成人大学深造，余小颜就正在攻读大专学历课程;另外监狱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比如餐厅服务管理、护理技术培训、茶艺、服装设计等。同时，还会开设特色劳动矫治项目，余小颜参加的绒绣课程就属于这一类别。”
因为余小颜与丈夫表现良好，每年能有一次监狱探视的机会。由于余小颜的丈夫是日本国籍，服刑完毕后将直接遣返日本。余小颜担心自己有服刑记录在案，出狱后或许不能再获签证前往日本与丈夫相见。在聊天过程中，余小颜反覆说道，明白心里着急没有用，着急的时候就做绒绣，做着做着心里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相较于男性，女性心理特征最为突出的变现是富于情感。对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一直是女子监狱研究的重点课题，像余小颜与丈夫的关系以及对婚姻变数的担忧，我们总是通过不同途径对她进行教育和疏导”，陈瑜警官说。
（澎湃新闻网 201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