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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两次向IMF贷款,都早已清偿,而现在对IMF则是为数不多的债权国之一,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更承诺对IMF发行债券的全球筹资行为给予最大支持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2010年lO月23日在韩国庆州闭幕。各国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P)的份额改革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商定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而中国所占份额将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
IMF总裁卡恩说,这一协议具有“历史性意义”,并表示这是关于该组织治理方面的最大一次改革。许多分析家都认为,IMF的改革问题将在首尔峰会取得进展,却未料到提前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E尘埃落定。
份额改革完成之后,中国IMF持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4%升至6.19%,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仅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如此结果,其必然性是什么?
为什么要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缴的股本为该成员的份额。这一份额将决定各成员获得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多少,贷款的额度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IMF确定成员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其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波动性及外汇储备水平等因素,从而反映所谓的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
基金组织每隔5年进行一次投票权份额总检查,以对份额调整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并没有对基金组织份额作出符合实际的增减或调整,其结果是基金组织份额分配格局与世界经济版图格局的差异日益扩大。
IMF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份额,近几年来资金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发挥职能的主要瓶颈。而与之相对的是,难以预测和评估的国际私人资本的规模和流速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引发和加剧随时可能形成毁坏性力量,很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私人资本的极端涌入和抽逃。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陷入职能危机以来,IMF的改革已经着力进行,近几年更是不断在汇率监督、贷款框架等政策制定上推陈出新。但作为历史的产物,IMF长久以来无法摆脱在很多场合下扮演某些发达国家推行货币霸权的“财政部”的角色。在IMF的框架下,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IMF的份额制和加权投票权制更是无法体现公平性,没有充分体现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的经济地位,从而使IMF的职能角色无法理性发挥。这一点,一份IMF独立评估机构进行的自我审视性的文件中也谈到:“所有的IMF的改革,包括对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的改革,最关键的是改革份额制和加权投票权制,这直接关系IMF的未来。”
中国为何积极推进IMF改革
中国于1945年12月27日加入基金组织,是35个初始成员国之一。因历史原因于1980年4月恢复与基金组织的关系。从2001年开始,在基金组织的实际份额中,中国占到2.98%,与加拿大并列第八位。在2006年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年会上,IMF特别增加中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的份额和投票权,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上升至3.72%,位居第六,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现在。
经过这次调整,基金组织内部份额和投票权分配格局有所改善,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等国家经济影响力上升的承认,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总量位居前列的国家——经济实力仍然远远没有被转化为在IMF中对等的发言权。美国的份额仍然有17.09%,投票权占到16.77%,意味着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
而且,在没有改变自己把持基金组织重大事务的基本格局的同时,美国决策层还在图谋给中国等份额提高的国家增加额外的义务。
2009年7月20日,作为阶段性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举措,IMF对外公布了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分配草案,其中美国新增特别提款权426亿美元,中国新增90亿美元。此举旨在通过补充IMF中186个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向全球经济体系提供流动性。根据其公布的草案,特别提款权根据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现有份额按比例分配,份额大致基于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规模。
其中,中国将新分得近60亿份SDR,相当于90亿美元,居“金砖四国”之首,但仍落后于美、日、德、法等国。而且,由于此次分配仍按各国现有的SDR份额比例派发,并没有改变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基金份额,更没有改变投票权,这相对于中国目前对世界的经济总量贡献来说还是很不公平的。
具体举措
鉴于此,中国开始并以相应的举措予以推进IMF份额制改革。首先,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积极开展货币互换。
欧洲大陆的货币统一,欧元的启动和欧元区的扩大,改变了美国和欧洲的力量对比。这一区域货币合作的形式对其他区域货币合作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学者指出,如果东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在基金组织框架下遭到过分漠视,它们势必不会有积极性配合基金组织主导的行动,而且东亚国家恰恰有这样的实力不求助于基金组织,而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发展区域内“最后贷款人”机制。
中国在推行区域金融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另一系列举措是积极开展货币互换。2008年12月12日,中国的中央银行和韩国中央银行签署协议,同意建立初定期为三年的两国货币互换安排。这一事件也可看作亚洲区域应对金融危机进行货币合作的首次尝试。
随着人民银行与有关央行/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的付诸实施,新兴市场央行操作的自主性及灵活性将大为增强。这标志着新兴市场央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与手段都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在维护区域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推动与有关方之间的贸易投资增长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举措引起了IMF相应的回应。2009年11月17日,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卡恩在总结中国之行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在维持经济复苏中能够发挥的领导作用。承认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周年,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实在并非偶然,这是由多个国家一起进行前所未有的政策协调的成果,并在其中感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
同时,中国还承诺对IMF发行债券给予支持。回顾中国与IMF近30年的合作经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理论丰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基金组织每年都成功与中国就经济发展和政策问题举行磋商。
中国曾两次向IMF贷款,都早已清偿,而现在对IMF则是为数不多的债权国之一,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更承诺对。IMF发行债券的全球筹资行为给予最大支持。
在2009年7月1日召开的会议中IMF通过决议,将授权发行1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SDR)定价的IMF债券,从而为IMF首次发债筹资铺平道路。IMF在其官网贴出的有关发债的声明中,除了特别提到中国、巴西和俄罗斯,还暗示其他发达国家没有作出认购的表态。
此外,中国还积极提出份额制改革的构想——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
在此次全球危机中,尽管美国、欧盟主要国家、日本都希望中国以贷款的方式向IMF增资,比如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将“新借款安排”资金从现阶段500亿美元增加至5000亿美元,中国当局坚持以投资500亿美元基金组织发行票据的方式先行试水,最终着眼于通过扩大份额取得对IMF建构与发展的表决权,甚或实现自己的主张:要求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可以看到,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推进已促使IMF作出抉择。正如IMF总裁卡恩此番在G20财长会后表示,IMF一直致力于改革,不过由于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有关IMF份额分配改革缓慢,因此这次各国之间取得的共识是“历史性的”。而中国的积极推进显然功不可没。
(作者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欧盟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2010年lO月23日在韩国庆州闭幕。各国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P)的份额改革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商定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而中国所占份额将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
IMF总裁卡恩说,这一协议具有“历史性意义”,并表示这是关于该组织治理方面的最大一次改革。许多分析家都认为,IMF的改革问题将在首尔峰会取得进展,却未料到提前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E尘埃落定。
份额改革完成之后,中国IMF持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4%升至6.19%,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仅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如此结果,其必然性是什么?
为什么要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缴的股本为该成员的份额。这一份额将决定各成员获得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多少,贷款的额度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IMF确定成员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其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波动性及外汇储备水平等因素,从而反映所谓的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
基金组织每隔5年进行一次投票权份额总检查,以对份额调整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并没有对基金组织份额作出符合实际的增减或调整,其结果是基金组织份额分配格局与世界经济版图格局的差异日益扩大。
IMF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份额,近几年来资金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发挥职能的主要瓶颈。而与之相对的是,难以预测和评估的国际私人资本的规模和流速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引发和加剧随时可能形成毁坏性力量,很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私人资本的极端涌入和抽逃。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陷入职能危机以来,IMF的改革已经着力进行,近几年更是不断在汇率监督、贷款框架等政策制定上推陈出新。但作为历史的产物,IMF长久以来无法摆脱在很多场合下扮演某些发达国家推行货币霸权的“财政部”的角色。在IMF的框架下,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IMF的份额制和加权投票权制更是无法体现公平性,没有充分体现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的经济地位,从而使IMF的职能角色无法理性发挥。这一点,一份IMF独立评估机构进行的自我审视性的文件中也谈到:“所有的IMF的改革,包括对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的改革,最关键的是改革份额制和加权投票权制,这直接关系IMF的未来。”
中国为何积极推进IMF改革
中国于1945年12月27日加入基金组织,是35个初始成员国之一。因历史原因于1980年4月恢复与基金组织的关系。从2001年开始,在基金组织的实际份额中,中国占到2.98%,与加拿大并列第八位。在2006年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年会上,IMF特别增加中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的份额和投票权,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上升至3.72%,位居第六,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现在。
经过这次调整,基金组织内部份额和投票权分配格局有所改善,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等国家经济影响力上升的承认,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总量位居前列的国家——经济实力仍然远远没有被转化为在IMF中对等的发言权。美国的份额仍然有17.09%,投票权占到16.77%,意味着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
而且,在没有改变自己把持基金组织重大事务的基本格局的同时,美国决策层还在图谋给中国等份额提高的国家增加额外的义务。
2009年7月20日,作为阶段性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举措,IMF对外公布了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分配草案,其中美国新增特别提款权426亿美元,中国新增90亿美元。此举旨在通过补充IMF中186个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向全球经济体系提供流动性。根据其公布的草案,特别提款权根据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现有份额按比例分配,份额大致基于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规模。
其中,中国将新分得近60亿份SDR,相当于90亿美元,居“金砖四国”之首,但仍落后于美、日、德、法等国。而且,由于此次分配仍按各国现有的SDR份额比例派发,并没有改变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基金份额,更没有改变投票权,这相对于中国目前对世界的经济总量贡献来说还是很不公平的。
具体举措
鉴于此,中国开始并以相应的举措予以推进IMF份额制改革。首先,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积极开展货币互换。
欧洲大陆的货币统一,欧元的启动和欧元区的扩大,改变了美国和欧洲的力量对比。这一区域货币合作的形式对其他区域货币合作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学者指出,如果东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在基金组织框架下遭到过分漠视,它们势必不会有积极性配合基金组织主导的行动,而且东亚国家恰恰有这样的实力不求助于基金组织,而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发展区域内“最后贷款人”机制。
中国在推行区域金融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另一系列举措是积极开展货币互换。2008年12月12日,中国的中央银行和韩国中央银行签署协议,同意建立初定期为三年的两国货币互换安排。这一事件也可看作亚洲区域应对金融危机进行货币合作的首次尝试。
随着人民银行与有关央行/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的付诸实施,新兴市场央行操作的自主性及灵活性将大为增强。这标志着新兴市场央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与手段都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在维护区域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推动与有关方之间的贸易投资增长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举措引起了IMF相应的回应。2009年11月17日,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卡恩在总结中国之行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在维持经济复苏中能够发挥的领导作用。承认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周年,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实在并非偶然,这是由多个国家一起进行前所未有的政策协调的成果,并在其中感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
同时,中国还承诺对IMF发行债券给予支持。回顾中国与IMF近30年的合作经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理论丰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基金组织每年都成功与中国就经济发展和政策问题举行磋商。
中国曾两次向IMF贷款,都早已清偿,而现在对IMF则是为数不多的债权国之一,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更承诺对。IMF发行债券的全球筹资行为给予最大支持。
在2009年7月1日召开的会议中IMF通过决议,将授权发行1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SDR)定价的IMF债券,从而为IMF首次发债筹资铺平道路。IMF在其官网贴出的有关发债的声明中,除了特别提到中国、巴西和俄罗斯,还暗示其他发达国家没有作出认购的表态。
此外,中国还积极提出份额制改革的构想——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
在此次全球危机中,尽管美国、欧盟主要国家、日本都希望中国以贷款的方式向IMF增资,比如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将“新借款安排”资金从现阶段500亿美元增加至5000亿美元,中国当局坚持以投资500亿美元基金组织发行票据的方式先行试水,最终着眼于通过扩大份额取得对IMF建构与发展的表决权,甚或实现自己的主张:要求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可以看到,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推进已促使IMF作出抉择。正如IMF总裁卡恩此番在G20财长会后表示,IMF一直致力于改革,不过由于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有关IMF份额分配改革缓慢,因此这次各国之间取得的共识是“历史性的”。而中国的积极推进显然功不可没。
(作者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欧盟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