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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美国国内目标压倒国际压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失败。合作失败之后是竞争的剧烈反扑,最终激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经济复苏的梦想彻底成为泡影。正如有的经济史家所言,1929-1 933年危机之后的复苏从来都没有出现,危机只是被拖入并泯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而已
G20峰会11月11日至1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但召开前夕的不和谐因素异常突出,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宣布将在2011年第=季度前购进6000亿美元的国债以提振经济。实际上在首轮定量宽松政策中,美联储已经推出了包括1.25万亿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2500亿机构债、3000亿长期国债以及总额1万亿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资产收购计划。
美国强势的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意味着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韩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将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缺乏政策协调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这种压力,这些国家势必干预汇市以免本币大幅升值而伤及国内实体经济和就业。各国为了避免自身遭受更大损失而竞相采取以邻为壑、饮鸩止渴的贸易和货币政策,最终所有国家都陷入不利的局面,也会陷入此轮国际博弈中可能出现的“囚徒困境”。
鉴古知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国际合作之“囚徒困境”的后果,对于准确认识今天的形势并提出对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同样是美国打响经济战第一枪。
1930年5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根据这项法令,约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提高关税,关税总水平由33%提高到400%。此举随即引起33个国家的抗议和7个国家的报复行动。英国更宣布英联邦成员之间实行“帝国特惠制”,以贸易保护对抗贸易保护。货币方面的战争同样激烈,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并与其殖民地及其他一些国家组成“英镑集团”,随后日本宣布放弃金本位使日元汇价下跌65%一以廉价商品冲击别国的贸易壁垒。1933年美国与一些美洲国家成立“美元集团”与“英镑集团”对抗,法国也与一些欧洲国家成立了“黄金集团”参与角逐。
出于对经济战不断升级的忧虑,当时的世界各国也有通过合作实现贸易秩序和经济复苏的尝试。1933年6月12日,6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当时美国的诉求是普遍降低关税。由于美国在危机中率先实行了高关税保护,普遍降税不但不会损害其国内就业和商品出口,反倒有利于对外倾销商品。显然这一倡议难以得到其他多数国家的认可。
而欧洲各国的主要关切是美元的稳定。然而美元贬值是罗斯福新政刺激商品出口的重要内容。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坚决抵制任何旨在稳定货币的国际协议,保留采取行动的绝对自由。最终,美国国内目标压倒国际压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失败。合作失败之后是竞争的剧烈反扑,最终激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经济复苏的梦想彻底成为泡影。正如有的经济史家所言,1929-1933年危机之后的复苏从来都没有出现,危机只是被拖入并泯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而已。
虽然目前的世界局势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局势之险恶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国间相互依赖也极大地削弱了世界经济秩序完全崩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在国际合作中“我行我素”、“国内目标绝对优先”、不愿“拔一毫以利天下”的行为逻辑并无丝毫改变。国际会议之前率先独断专行以扩大讨价还价空间之举措,80年来亦如出一辙。因此,G20首尔峰会要达成实质性的有约束力的成果,面临的困难并不低于当年的伦敦会议。
对中国而言,尤其需要防备多边国际政策协调中被美国引向“众矢之的”的位置。曾任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日德·伯格斯藤在首尔峰会之前2个月给美国国会的证词中倡言,首尔峰会将进一步讨论作为全球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币值调整实施的问题,美国应当寻求建立一个多边联盟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以及包括“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都在其欲拉拢之列。以史为鉴,这种“集团对抗”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对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非常危险。
长远来看,贸易战、货币战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损人利己”的策略最终只会导向“害人害己”的结果。以全球经济平衡为目标的结构性调整,不可避免地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无论是产品与服务流动、资本流动还是储蓄与消费,不平衡都牵涉了盈余方与赤字方两大集团,因此,需要各国精诚合作,采取“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实现世界经济平稳和可持续复苏的目标。
G20峰会11月11日至1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但召开前夕的不和谐因素异常突出,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宣布将在2011年第=季度前购进6000亿美元的国债以提振经济。实际上在首轮定量宽松政策中,美联储已经推出了包括1.25万亿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2500亿机构债、3000亿长期国债以及总额1万亿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资产收购计划。
美国强势的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意味着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韩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将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缺乏政策协调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这种压力,这些国家势必干预汇市以免本币大幅升值而伤及国内实体经济和就业。各国为了避免自身遭受更大损失而竞相采取以邻为壑、饮鸩止渴的贸易和货币政策,最终所有国家都陷入不利的局面,也会陷入此轮国际博弈中可能出现的“囚徒困境”。
鉴古知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国际合作之“囚徒困境”的后果,对于准确认识今天的形势并提出对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同样是美国打响经济战第一枪。
1930年5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根据这项法令,约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提高关税,关税总水平由33%提高到400%。此举随即引起33个国家的抗议和7个国家的报复行动。英国更宣布英联邦成员之间实行“帝国特惠制”,以贸易保护对抗贸易保护。货币方面的战争同样激烈,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并与其殖民地及其他一些国家组成“英镑集团”,随后日本宣布放弃金本位使日元汇价下跌65%一以廉价商品冲击别国的贸易壁垒。1933年美国与一些美洲国家成立“美元集团”与“英镑集团”对抗,法国也与一些欧洲国家成立了“黄金集团”参与角逐。
出于对经济战不断升级的忧虑,当时的世界各国也有通过合作实现贸易秩序和经济复苏的尝试。1933年6月12日,6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当时美国的诉求是普遍降低关税。由于美国在危机中率先实行了高关税保护,普遍降税不但不会损害其国内就业和商品出口,反倒有利于对外倾销商品。显然这一倡议难以得到其他多数国家的认可。
而欧洲各国的主要关切是美元的稳定。然而美元贬值是罗斯福新政刺激商品出口的重要内容。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坚决抵制任何旨在稳定货币的国际协议,保留采取行动的绝对自由。最终,美国国内目标压倒国际压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失败。合作失败之后是竞争的剧烈反扑,最终激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经济复苏的梦想彻底成为泡影。正如有的经济史家所言,1929-1933年危机之后的复苏从来都没有出现,危机只是被拖入并泯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而已。
虽然目前的世界局势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局势之险恶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国间相互依赖也极大地削弱了世界经济秩序完全崩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在国际合作中“我行我素”、“国内目标绝对优先”、不愿“拔一毫以利天下”的行为逻辑并无丝毫改变。国际会议之前率先独断专行以扩大讨价还价空间之举措,80年来亦如出一辙。因此,G20首尔峰会要达成实质性的有约束力的成果,面临的困难并不低于当年的伦敦会议。
对中国而言,尤其需要防备多边国际政策协调中被美国引向“众矢之的”的位置。曾任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日德·伯格斯藤在首尔峰会之前2个月给美国国会的证词中倡言,首尔峰会将进一步讨论作为全球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币值调整实施的问题,美国应当寻求建立一个多边联盟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以及包括“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都在其欲拉拢之列。以史为鉴,这种“集团对抗”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对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非常危险。
长远来看,贸易战、货币战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损人利己”的策略最终只会导向“害人害己”的结果。以全球经济平衡为目标的结构性调整,不可避免地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无论是产品与服务流动、资本流动还是储蓄与消费,不平衡都牵涉了盈余方与赤字方两大集团,因此,需要各国精诚合作,采取“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实现世界经济平稳和可持续复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