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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时间：2012年7月前
候选人及政纲（埃及大选，先选政党再由政党推选总统）：
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原教旨派的中间路线，低调温和，主张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
沙拉菲教派（努尔党）：比兄弟会更保守，主张教法治国
选战传真：
埃及选民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选举表现踊跃、积极，第一轮立法选举的投票率高达62%，第二阶段更达到惊人的67%。
自去年3月中旬至11月中旬，埃及政治过渡进程之所以进两步、退一步，和埃及群众基础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兄弟会态度不明朗有很大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兄弟会总体上保持低调和温和姿态，将侧重点放在打消埃及公众和选民对兄弟会上台的疑虑上，在政治博弈的前台则显得小心翼翼。
去年11月22日，在“广场派”联合自由派掀起“二次革命”的关键时刻，兄弟会应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之邀，参加了协商对话，并随即公开表明了“支持如期选举”、“支持正常过渡”的立场，兄弟会立场的明朗化，让原本声势尚可的“广场斗争”在几天内便被实际上边缘化，两轮立法选举投票期间，更出现了投票站大排长龙，而解放广场人迹寥寥的场面。
在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解散、军方仅通过保留指定席位拥有新两院象征性发言权的背景下，只有原教旨派别拥有覆盖全国城乡的基层群众组织和动员能力，在已进行的选举中，兄弟会派出大量人手，挨家挨户动员选民投票，还不厌其烦地为选民讲解投票规则，参加投票站义工服务，这对于普选还是“新生事物”，许多人连政党和候选人都认不全（立法选举候选人超过4000人，政党多达35个，大多数是刚成立的）的埃及，其能量不言自明。
对于自由派而言，目前的局势可谓十分难熬：参选固然是选不过，抵制选举也同样应者寥寥，几个代表性人物，巴拉迪异想天开的“毛遂自荐”已成南柯一梦，穆萨屡受挫折后已转趋低调，而被《时代》周刊誉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自由派电信业巨子萨维里斯，却在埃及被讥讽为“没什么影响力”。在选举问题上他们错估了形势，基层组织和群众影响力的匮乏，又让他们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不得不每每把走上政治中心舞台的希望，寄托在过渡政府提前解散，自己被各派推出“临时维持”上，且不说概率渺茫，即便真有这一天，也注定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至于总是抱怨“上街的是我们，上台的是别人”的“四月六日运动”等“广场派”，恐怕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的埃及，总是“上街”已越来越吃不消了。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统计，穆巴拉克倒台前后，埃及15~29岁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女性31.7%），而“革命”后的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数据不降反升，达到20.4%。埃及中央统计局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自2月“尼罗河革命”至2011年底，埃及共有逾4500家企业倒闭，经济支柱、占GDP总额一成的旅游业，下滑幅度可能达30%。“广场派”在近1年的时间里，并未能证明自己胜任“上台”，甚至当兄弟会“拆伙”后，他们是否胜任“上街”都是疑问。
从目前已产生的结果看，埃及人似乎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务实主义投票态度，即在被他们认为“较靠得住”的原教旨候选人和“较靠不住”的自由派候选人间选择前者，但当出现两名原教旨候选人对决的决选情况时，他们则会选择较温和、较不那么“怕人”的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而放弃更原教旨一些的努尔党候选人。如在第二轮立法选举的决选中，自由与正义党获得60个决选中的40席胜利，努尔党只赢了13席，在自由与正义党和努尔党的“二选一”中，后者仅赢了9场，胜率不足20%。
这一结果实际上表明，4200万埃及选民所要选择的并非原教旨主义或教法治国，而是安定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熟悉且足以信赖的政党、政治家，以此为标准，让温和的兄弟会上台，是“最不坏的选择”——在目前的局势下，恐怕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选后影响：
可望如期过渡，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北非的动荡情绪会起到镇静剂作用。
候选人及政纲（埃及大选，先选政党再由政党推选总统）：
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原教旨派的中间路线，低调温和，主张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
沙拉菲教派（努尔党）：比兄弟会更保守，主张教法治国
选战传真：
埃及选民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选举表现踊跃、积极，第一轮立法选举的投票率高达62%，第二阶段更达到惊人的67%。
自去年3月中旬至11月中旬，埃及政治过渡进程之所以进两步、退一步，和埃及群众基础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兄弟会态度不明朗有很大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兄弟会总体上保持低调和温和姿态，将侧重点放在打消埃及公众和选民对兄弟会上台的疑虑上，在政治博弈的前台则显得小心翼翼。
去年11月22日，在“广场派”联合自由派掀起“二次革命”的关键时刻，兄弟会应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之邀，参加了协商对话，并随即公开表明了“支持如期选举”、“支持正常过渡”的立场，兄弟会立场的明朗化，让原本声势尚可的“广场斗争”在几天内便被实际上边缘化，两轮立法选举投票期间，更出现了投票站大排长龙，而解放广场人迹寥寥的场面。
在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解散、军方仅通过保留指定席位拥有新两院象征性发言权的背景下，只有原教旨派别拥有覆盖全国城乡的基层群众组织和动员能力，在已进行的选举中，兄弟会派出大量人手，挨家挨户动员选民投票，还不厌其烦地为选民讲解投票规则，参加投票站义工服务，这对于普选还是“新生事物”，许多人连政党和候选人都认不全（立法选举候选人超过4000人，政党多达35个，大多数是刚成立的）的埃及，其能量不言自明。
对于自由派而言，目前的局势可谓十分难熬：参选固然是选不过，抵制选举也同样应者寥寥，几个代表性人物，巴拉迪异想天开的“毛遂自荐”已成南柯一梦，穆萨屡受挫折后已转趋低调，而被《时代》周刊誉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自由派电信业巨子萨维里斯，却在埃及被讥讽为“没什么影响力”。在选举问题上他们错估了形势，基层组织和群众影响力的匮乏，又让他们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不得不每每把走上政治中心舞台的希望，寄托在过渡政府提前解散，自己被各派推出“临时维持”上，且不说概率渺茫，即便真有这一天，也注定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至于总是抱怨“上街的是我们，上台的是别人”的“四月六日运动”等“广场派”，恐怕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的埃及，总是“上街”已越来越吃不消了。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统计，穆巴拉克倒台前后，埃及15~29岁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女性31.7%），而“革命”后的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数据不降反升，达到20.4%。埃及中央统计局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自2月“尼罗河革命”至2011年底，埃及共有逾4500家企业倒闭，经济支柱、占GDP总额一成的旅游业，下滑幅度可能达30%。“广场派”在近1年的时间里，并未能证明自己胜任“上台”，甚至当兄弟会“拆伙”后，他们是否胜任“上街”都是疑问。
从目前已产生的结果看，埃及人似乎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务实主义投票态度，即在被他们认为“较靠得住”的原教旨候选人和“较靠不住”的自由派候选人间选择前者，但当出现两名原教旨候选人对决的决选情况时，他们则会选择较温和、较不那么“怕人”的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而放弃更原教旨一些的努尔党候选人。如在第二轮立法选举的决选中，自由与正义党获得60个决选中的40席胜利，努尔党只赢了13席，在自由与正义党和努尔党的“二选一”中，后者仅赢了9场，胜率不足20%。
这一结果实际上表明，4200万埃及选民所要选择的并非原教旨主义或教法治国，而是安定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熟悉且足以信赖的政党、政治家，以此为标准，让温和的兄弟会上台，是“最不坏的选择”——在目前的局势下，恐怕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选后影响：
可望如期过渡，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北非的动荡情绪会起到镇静剂作用。